因為張桂梅對全職主婦的偏激言行，我重讀了魯迅，也重讀了王小波。

王小波說，“一個人不尊重女權，就不能叫做一個知識分子”。

女權 ，女權主義，或女性主義，在中國是個不常見的詞彙。據說，中國存在某些女權主義者。如果有，定然是少數。我不曾見過。聽說王小波的妻子李銀河女士研究女權主義理論。然而我不曾讀過她的書，不知道她是不是女權主義者。在互聯網空間，似乎有些自稱女權主義的團體，我沒有研究，也不知道她們屬於哪一種女權主義。

但是王小波先生就不同了，他有一篇短文，題目是《我是哪一種女權主義者》。

王小波在文中提到自由女權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和激進女權主義三種，在比較調侃一番之後，他認為自己是自由女權主義者。

中國以外，國際上的女權主義曾經有過所謂“三大門派”的說法，也就是王小波在其文章中提到的那三大派，略述如下：

自由女權主義，或稱主流女權主義，是基於自由主義理念的女權主義流派。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緊密相關，因而自由女權主義不可避免地帶有個人主義色彩。自由女權主義的問題在於缺乏大視野，忽略或無視制度性、結構性的性別歧視問題，而把女性解放的重任放在了個體女子的肩上，其流弊在於可能導致“苛責受害者”的邏輯推論。自由女權主義也要求一些非結構性的調整，如政策層面的、法律層面的改良。自由女權主義的本質是在接受現存次序的基礎上的一種漸進的改良。

我們可以看到的自由女權主義改良，比如，專門設立的保護婦女權利的法案、政策，有意安排的領導層男女比例，等等。

魯迅筆下的娜拉是弱者，在他看來，出走後的娜拉要麼墮落成娼妓，要麼回歸家庭，除非她手裡有錢。從婦女解放的角度，娜拉一個人有錢也不過是一位女性獲得某些方面的解放罷了。魯迅的女權是接近於個人主義與自由女權主義的。

張桂梅的“女子要工作”不過是魯迅“要有錢”的另一版本罷了。同樣認為回歸家庭無助於婦女解放，於是做職業女性似乎就是唯一的道路了。

王小波作為自由主義者，他本人大約是尊重女性的，但是因為經歷過中國的政治動盪，他在文中運用自由主義來批判中國所謂的“社會主義的”婦女解放思想。

由於中國式“社會主義”的馬賽克性質，所謂的中國式婦女解放思路有些與國際上自由主義的女權主義是重合甚至一致的。比如，從政策、法律層面保護婦女權益，在領導圈分配給女性一定的比例，等等。這一點為王小波先生所不察，於是他在該文中一定程度上混淆了這兩種女權主義。

就本質而言，自由女權主義是保守的，因為它着眼於局部的、或個人的改變，放棄了對社會結構性、制度性的挑戰。

在西方國家，主要表現為視婦女為弱勢群體，為婦女爭取權益的個人的、局部的抗爭和努力，而並不尋求對整個社會制度，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批判。在中國，就是像張桂梅女士那樣，企圖通過教育等提供機會的方法，為某些女性爭取到更多機會，從而慢慢改變女性的總體社會地位。

從根本上說，魯迅也好，王小波也罷，以及張桂梅女士，都是保守的女權主義者，只是希望個體女性能夠“有錢”、自強、或“有工作”從而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

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與激進女權主義的思路與自由女權主義有很大不同，是建立在結構主義思潮的基礎上。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認為：女權主義的抗爭要看到社會的結構性問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把女權的問題歸因於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因此，要解放女性，最根本的就是要改造或推翻資本主義制度。

激進女權主義依然是結構主義範疇的女權主義思潮，認為：必須根本改變社會的男權性質。因此，也許推翻或改變資本主義制度還不夠，還要系統性清除社會結構中的男權性質。比如，有一派“分離主義女權主義”，主張女性要與男性分離才好，甚至反對異性戀，或者就是王小波該文中提到的女性優越論之所本。

然而在結構主義思潮之後，女權主義又發展出後結構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派別。後結構主義認為現代主義是壓迫女性的根本性結構，因此，婦女解放必須批判和改造現代社會，必須在權力關係中反對和解構男權，同時建構女權主義的替代關係。

比如， 最近西方國家對於“家務勞動”的重新估價問題，似乎就是在清算男權在家庭關係中的位置。而從福柯的理論出發，權力關係無所不在，也就無處不可以反抗。因此，全職主婦未必不可以為婦女解放做貢獻。職業女性也完全可能成為維持現存男權次序的“螺絲釘”。

因此，在2020年的今天，我們可以說：張桂梅是淺薄的，因為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自由主義的女權主義方案視為婦女解放的唯一道路。而魯迅、王小波也都有自己的歷史局限性。

更重要的是，張桂梅歧視全職主婦的言行是錯誤的。因為全職主婦並不可恥，可恥的是歧視全職主婦的男權偏見。職業女性並不比全職主婦高明，如果職業女性歧視全職主婦從而維持男權對女性與家務勞動的歧視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