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科特金是俄国历史最深刻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杰作是斯大林传。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两部:《权力的悖论:1878-1928年》(入围普利策奖),和《等待希特勒:1929-1941年》。第三部将讲述整个二战、斯大林之死,以及塑造了后苏联经验的极权主义遗毒。采用了莫斯科等地长期禁用的档案,科特金的斯大林传远远胜过了艾萨克·多伊彻、罗伯特·康奎斯特、罗伯特·C·塔克以及无数其他人的尝试。 科特金在学术圈享有盛誉。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胡佛研究院和斯坦福大学的高级研究员。他在当代俄国的各个领域有广泛的联系:政界、商界、文化界。既有原则也很务实,他比我知道的任何一个记者和分析家更接地气。很多年前我和他在莫斯科初识,那时候他在研究斯大林时代的工业城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从那以后,我发现他关于普京政权的结构及其在俄国历史中的渊源的意见非常宝贵。 本周早些时候,我和科特金谈论了普京、俄国入侵乌克兰、欧美的回应,以及未来的走向,包括莫斯科宫廷政变的可能性。以下是编辑后的访谈: 问:我们听到过许多议论,过去的如乔治·凯南 (1904-2005)认为, 俄国入侵乌克兰是北约东扩的失策。现在的如强权现实主义的历史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1947- )坚持认为:我们看到的现实有一大部分应归罪于美国。请你分析一下这种论调。
答:对乔治·凯南我极为尊重。约翰·米尔斯海默是一个大学者。然而我不能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这一看法的问题在于认为:假如北约不扩张,俄国不会像今天这样。俄国侵略乌克兰不在意料之外。俄国并未偏离其历史的模式。远在北约存在之前,在19世纪时俄国就和今天一样:有暴君、有镇压、有军国主义、有对外国人与西方的怀疑。这是我们熟知的俄国,它不是昨天才来到世间,也不是九十年代才冒出来的。俄国入侵乌克兰不是对西方举措的回应,而是俄国内在的逻辑驱动的。 我可以推论一下:我认为北约的东扩使得西方处在更加有利的位置来应对俄国的侵略。假如波兰与巴尔干半岛诸国没有加入北约,我们今天会怎样?这些国家会陷入同样的困境,就像乌克兰今天这样。实际上,波兰的北约盟国地位使得北约更为强硬。和其它北约国家不同,波兰曾经多次抗俄。波兰让俄国两次遭受挫折:一次是十九世纪末,接近二十世纪的时候;另一次是苏联解体前的团结工会。乔治·凯南是一个重要的学者与实践者,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俄国专家,但我不认为把今天的情况归罪于西方是合理的。 问:你提到俄国内在的逻辑,这让我想到你六年前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开头写道:“五百年来,俄国外交政策的特点是:野心大能力小。从16世纪的‘恐怖伊凡’开始,几百年来俄国每天扩张领土五十平方英里,最终占据了全球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你接着描述了俄国崛起的三个“瞬间”:第一个是彼得大帝统治期间,然后是亚历山大一世战胜了拿破仑,最后当然是斯大林战胜了希特勒。然后你指出:“除了这些高光时刻之外,俄国几乎总是一个脆弱的霸权国家。”我希望你能够进一步谈谈俄国内在的逻辑如何导致了今天普京的入侵乌克兰。
答:我们有过关于伊拉克的论争。伊拉克是因为萨达姆而变成那样的吗?还是萨达姆因为伊拉克而变成那样的?换句话说,这里面有(暴君的)性格因素,那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还有造成该性格的结构性因素。在我的关于斯大林的书中,一个看法是:是时势造就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造就了他的时代。 俄国有杰出的文明,在艺术、音乐、文学、舞蹈、电影等领域都有。在每一个领域,俄国文明都是深刻的、卓越的。与此同时,俄罗斯民族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有一个“特殊地位”,一种特殊的使命。俄国信的是“东正教”,不是“西正教”。俄国想要成为杰出的大国。俄国的问题一直不是自我或身份感,而是一个事实:其能力与其野心不匹配。俄国一直想要实现那些野心,然而它做不到;因为西方总是更强大。 俄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最强大的国家,除了你刚刚提到了那些个历史时刻之外。为了与西方抗衡,或至少缩小与西方的差距,俄国使用了强迫手段。俄国人使用以政府为中心的重手驱使民众向前进和向上行,在军事和经济上,与西方匹配或竞争。那种手段起过作用,然而只是浮光掠影。俄国有过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它建立了强大的军事;然后它撞墙了。然后是长期的停滞,问题越来越严重。其解决问题的努力让问题更为严重,也让它与西方的鸿沟更难以逾越。西方有技术、经济增长与更强大的军事力量。 俄国历史最糟糕的地方在于俄国政府与独裁者的合一。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强国,没能缩小与西方的差距,没能推动与强迫俄国提升到最高的水平,他们得到的只是个人独裁的强权。他们得到了独裁者,往往都变成暴君。俄罗斯陷在这一困境中许久了,因为他们放不下俄国例外论,放不下称霸的野心,然而他们在现实中又做不到。欧亚强权国家只能比英-美模式的国家弱小。伊朗、俄国和中国,有非常类似的模式,都尽力想要追赶西方,缩小与西方在权力上的差距。 问:普京主义是什么?它不是斯大林主义。它显然与习近平的中国或伊朗当局不同。它的特征是什么?为什么这些特征会导致俄国入侵乌克兰,导致这一极为愚蠢与残暴的行为? 答:战争通常是一种误判,基于不正确的假设,基于你认为会发生或希望会发生的情况。当然,普京的俄国和斯大林的或沙皇的俄国不同。有许多大变化:城市化,更高的教育水准。外部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让人震惊的是:在经历了这么多变化之后,我们依然看到俄国逃不出自己的模式。 独夫掌权,现在是暴君当政了。定于一尊。有人提建议吗?也许。我们对于俄国政府内部的情形并不清楚。他听取意见吗?不知道。他们会告诉他他不想听的信息吗?看来不可能。他觉得自己强过所有人?很可能。他相信自己的宣传,相信自己关于世界的阴谋论看法吗?有可能。以上是推测。少有人可以和普京说上话,不论是俄国内的人还是外国人。 所以我们认为(当然我们不确定):普京没有获得所有的信息。他听到自己想要听到的。无论如何,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厉害都聪明。这是暴政的常见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暴政、包括威权政府,同时是极为强大与脆弱的。暴政照成了自身的衰落。信息的流动更困难;溜须拍马者越来越多;修正机制越来越少;错误的后果越来越严重。 看来普京相信:乌克兰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乌克兰人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而与俄国人是同一民族。他相信乌克兰政府是墙头草。有人让他对自己的军队有信心,也可能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俄国军队已经现代化到可以组织一次闪电式特别行动,在几天内夺取基辅,然后或者扶持一个傀儡政府,或者强迫乌克兰现政府及总统签一些文件。 想想1968年8月的布拉格之春吧。布里茲涅夫让华沙条约组织的坦克开进布拉格去阻止杜布切克发起的共产主义改革运动,阻止“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布里茲涅夫反复对杜布切克叫停:别那么干,你在毁灭共产主义。如果你不停的话,我们会进来制止你。布里茲涅夫进来了,他们把杜布切克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其它领导人抓到了莫斯科。他们没有傀儡政府可扶持。在克里姆林宫,布里茲涅夫问杜布切克:现在怎么办?在开进坦克把他抓回来之后问他怎么办,这听上去很可笑。但就是那么可笑。当然,那是基于误判与误解的事件。于是,他们把杜布切克送回捷克斯洛伐克,他继续当政【直到1969年4月】,在坦克进来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之后。 另一个例子是1979年的阿富汗。苏联并未入侵阿富汗。他们在那里搞了政变,用特种部队进入首都喀布尔,谋杀了阿富汗的领导人,扶持了一个傀儡——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此人原先流亡躲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变很成功,因为苏联特种部队很优秀。不过,他们觉得要为阿富汗提供安全保障,于是把各种兵团送去,结果是出现了起义,以及一场长达十年的、他们最终输掉的战争。 至于乌克兰,我们一开始的假设是:也许会是阿富汗政变的成功版本;结果不是。乌克兰民众很勇敢;他们愿意为了抗俄而牺牲。显然,普京不相信会这样。结果是:“电视总统”泽伦斯基在战前仅有25%的支持率,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如今的支持率是91%。结果证明他有胆识,他非常勇敢。并且,他有一家电视制作公司。在和平时期边管理国家边拥有电视制作公司不是好主意,然而在战时,当你有信息战目标的时候,那简直太棒了。 对普京来说,最大的意外是西方。所有那些扯淡的看法,诸如西方颓废了;西方完蛋了;西方衰落了;这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以及中国已经崛起了,等等;这一切证明是废话。乌克兰人的勇气,乌克兰政府与总统的勇敢与机智,刺激了西方人让他们记得自己是谁。这让普京震惊!这是他的失算。 问:你如何定义“西方”?
答:西方是一系列的制度与价值。西方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俄国是欧洲国家,却不是西方国家。日本是西方国家,但不在欧洲。 “西方”意味着法治、民主、私有财产、开放的市场、对个人的尊重、多元化、观点的多样化,以及一切其它自由权利;我们享有且有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那些自由。我们有时忘记了这些权利是怎么来的。这就是西方的本质。这个西方,通过九十年代欧盟与北约的扩张,(在我看来是恰到好处地)扩张开来,现在复活了,并且挡住了普京的去路;这一点出乎普京与习近平的意料之外。 如果你认为西方会放弃乌克兰,因为它衰落了,它从阿富汗撤军了;假如你认为乌克兰民族不是真的民族;假如你假设泽伦斯基只是一个电视演员、喜剧演员、一个讲俄语出生于乌克兰东部的犹太人;如果你假设以上所有一切,那么也许你会认为在两到四天内占领基辅是可能的。然而这些假设都错了。 问:我们谈谈俄国政权的性质。普京23年前掌权,那时候叶利钦时代已经产生了八九个寡头。普京向他们宣读反暴法案,说:你们可以保有财富,但要远离政治。那些涉足政治的,比如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霍多尔科夫斯基, 被惩罚,关进监狱。其余的带着尽可能多的财富离开俄国。然而我们依然谈论俄国的寡头。俄国政权的本质是什么?忠于该政权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重要人物吗? 答:这是一个军人-警察独裁国家。掌权的就是那些人。此外,它还有一个小圈子管理宏观经济:中央银行、财政部,都很专业。俄国在宏观经济层面很厉害:那些外汇储备、那些“救急”资金。(战前)俄国的通货膨胀率不高,预算相当平衡,政府债务相当低——20%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俄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是世界上最好的。 因此这是一个军人-警察独裁政权,还有一个宏观经济团队管理财政。这些人争着抢先手。为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为了经济发展,你需要和西方保持体面的关系。然而,对占优势的军事安全团队来说,西方是你的敌人,西方一直试图削弱你,西方一直企图通过所谓的“颜色革命”推翻你的政权。 俄国的情况是:它倒向了对军事安全或暴力团体更有利的局面,而普京本人就出身于这一团体。 在普京治下,俄国的寡头们从未染指权力。普京捆住了他们的翅膀。他们为普京服务。如果他们不服务普京,他们会失去金钱。普京重新洗了牌。他大撒币。他允许自己的寡头,和他一起长大的、和他练柔道的、和他一起消夏的、当年在克格勃里、在列宁格勒或圣彼得堡与他共事的人,巧取豪夺。那些人成为寡头,窃取资产过上高档生活。而叶利钦时代的某些寡头要么没收财产、要么出逃、要么被迫出局。普京建立了一个私有财产重新依赖于统治者的政权,人人都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不幸的是,这样一来俄国上上下下的人都开始窃取他人的企业与资产,变成了大家白拿的状态。如果普京及其手下可以这么做,那么,波顿克省的省长也可以这么做。普京政权越来越腐化,越来越低俗,越来越不值得信任,越来越不受欢迎。普京政权内部掏空了。这是独裁制度的演化过程。 问:在我看来,这样的民众这样的当局,只会关心财富、高档消费、权力,他们为何在意乌克兰呢? 答:他们在乎乌克兰与否我们并不清楚。我们谈论的俄国决策圈最多只有大约六个人,而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决定。威权主义政府的致命弱点是:他们什么都干不好。他们喂不饱民众。他们无法保证民众的安全。他们不能给予民众良好的教育。不过,他们只要擅长于一件事就足够了:只要他们可以否定政治上的其它可能性,只要他们可以迫使异议人士流亡或把他们关进监狱,那么他们就可以苟延残喘;不论他们是多么不称职、多么腐败、或多么恐怖。 问:但是,那么腐败的中国政府却宣称带领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脱离了贫困,教育水平也不断升高。中国领导人认为自己有巨大的成就。
答:谁让中国民众脱贫了?是中共当局吗?还是中国民间社会?我们要小心不要让中共像过去那样,窃取数以亿计的中国民众辛勤的劳作、创业的精神、无限的活力。你知道的,在俄国,纳瓦利内被捕......
问:指的是阿列克谢·阿纳托利耶维奇·纳瓦利内,批评普京最猛烈的反对派人士,被俄联邦安全局投毒,现在关在牢里。
答:是的。他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前被监禁。现在看来,纳瓦利内的被捕也许是普京在为俄军侵乌做的准备,就好像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在阿富汗北部被【盖达组织】炸伤的事件发生在纽约双塔倒塌之前那样。 当你否认了政治上的其它可能性,镇压了反对势力,逮捕或流亡他们,然后你作为精英人士就可以繁荣发展了,不过不是通过发展经济,而是通过窃取财富。而在俄国,财富直接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威权政府的要害不是经济增长的问题,其要害是如何补偿精英阶层,如何确保他们的忠诚,特别是保安人员和军队上层的忠诚。如果地里会生钱,以汽油、钻石或其它矿物质的形式,压迫者就可以从被压迫者那里解放出来。压迫者可以说:我们不需要你们,我们不需要你的税金,我们不需要你的选票,我们不依赖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们有石油与天然气、钯和钛。他们可以不需要任何经济增长而可以生活在一群猪猡的上面。 威权国家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契约,就好像民众(对暴君)说:好吧,我们要经济增长和更高的生活水准,我们放弃自由。没有这样的契约。当局不保证经济增长,它也不会说:对了,我们没能遵守承诺;我们之前承诺经济增长来交换你们的自由;所以,我们没有履行契约必须辞职。 问:是什么构成了一个像普京那样的威权政府的“受欢迎程度”呢?
答:他们会讲故事。如你所知,故事总是比秘密警察更厉害。是的,他们也有秘密警察和普通警察。是的,他们很严肃,他们在面对反战者时表现很糟糕,把他们关进了单人牢房。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权,不能开玩笑,然而他们有故事。关于伟大俄国的故事,关于恢复俄国的伟大的故事,关于国内外的敌人试图阻止俄国发展的故事。那些敌人可以是犹太人、索罗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北约。敌人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俄国政府随手就能从架子上取下一些来,像翻书一样找到他们。 我们认为审查制度是控制信息流动,其实它也可以用来积极推广在民众中能激起共鸣的那类故事。要成为强国的梦想,要在世界上执行某个特殊使命的愿望,对外面的人试图阻止或压制他们的疑惧:这些是在俄国有影响力的故事。不是每个人都买账。你知道许多俄国人不理会那一套。然而普京的故事很有影响力,并且他们一有机会就推广这一故事。 问:西方已经想好了,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不和俄国开战,不设禁飞区。经济制裁已经证明比几周前人们预期的更全面更有力量。然而,被制裁的那些人看来将会顶得住。
答:经济制裁是当你不想打“热战”因为对手是核大国时用的武器。轰炸一个中东无核国家是一回事;在核子时代考虑要不要轰炸俄国或中国是另一回事。经济制裁,包括真正强大的制裁,是我们现在动用的武器,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我们也武装乌克兰人到牙齿。并且,在网络空间发生了许多事件,但是我们一无所知,因为言者不知,知者不言。而且,也有许多武装冲突,多亏了乌克兰人的勇气,北约的回应与后勤,以及美国的领导。 我们不知道制裁将会如何起作用。制裁往往对平民伤害最大。当权者不会有大问题因为他们只需要窃取更多的民脂民膏。不幸的是,假如你把某俄国人在伦敦、法兰克福或纽约的银行账号冻结,那么那家伙只要回到钱的源头,回到俄国内再次搜刮即可。普京在海外没有财产可被制裁或没收。他的钱袋子是整个俄国的经济。他不需要额外的银行账号。他当然不会把钱放在西方国家而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 最大最重要的制裁一直是技术转移。要点是在高科技领域饿死俄国。假如,随着时间推移,假如美国商务部可以不让俄国使用美国制造的软件、设备和产品,那将影响到世上几乎每一项重要的技术,并且找到制裁的目标,以及可执行的机制的话,我们可以重创俄国,在那里制造一个技术沙漠。 问:同时,我们看到俄军1999年至2000年在车臣的格罗兹尼的表现,以及他们在叙利亚的阿勒坡的表现。俄军如果做不到精准打击,就会毁灭城市。今天我们看到:俄军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及其它地方已经这么干了。并且,这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答:俄国还有许多武器没用到。但是,有几点要注意:首先,乌克兰在推特上打赢了俄国,但还没有在战场上战胜俄国。本次战争中乌克兰人尚未占上风。俄军在乌克兰南部进展顺利,该地区由于在黑海沿岸及港口而非常有价值。俄军在乌东也取得了进展。假如南部与东部的俄军会师,他们可以形成包围圈,切断乌克兰军的大部队。俄军迄今为止的失败在于没能快速占领基辅,除此之外,还是进展顺利。现在开战才两周多,战争持续的时间要长的多。 还有一些考虑:开战三到四周后,需要一个战略暂停。通常要重整军备、补充弹药与燃料库、维修飞机,还要引入后备部队。战争开始三四周后通常都会有一个预先计划的暂停。 假如基辅可以坚持到那个战略暂停,那么很可能乌克兰可以坚持更久,因为乌军可以在俄军获得补给的时候也获得补给。而最大也最重要的考虑是:俄军无法成功占领乌克兰。他们不具备足够的武装力量。他们不具备足够数量的行政管理人员,也没有乌克兰民众的合作。他们尚未找到一个卖国贼。 想想那么多将持续抵抗的乌克兰人。1940年的时候纳粹德国的军队进入了乌克兰。他们住在各个豪华酒店里,然而几天之后那些酒店被炸飞了: 他们掉在了陷阱里。假如你是一名俄国官员或军官,你在被占领的乌克兰要了一杯茶,你敢喝吗?你敢发动车的引擎吗?在办公室你敢开灯吗?只要几个杀手就可以让占领一国的做法变得棘手。 问:回到莫斯科,我们知道:沙皇保罗一世是被身边的人刺杀的。克鲁晓夫最终被勃列日涅夫推翻和取代。普京治下,是否有宫廷政变的可能性?
答:宫廷政变的可能性总是有的。这里有几个问题:一个是西方竭尽全力在引诱俄国内部的叛徒。我们想要一个高层安全官员或军官飞到赫尔辛基、布鲁塞尔或华沙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我是某某将军,我曾在普京政府任职。我反对这场战争。我反对普京政权。以下是普京政权内部的情形。” 与此同时,普京也竭尽全力防止以上情况的发生,而我们的情报人员在竭力促成这样的策反,不是文化名人,也不是前政府要员,而是俄国内部现在的安全或军事官员。斯大林治下发生过一次:1938年,苏联秘密警察的官员亨里希·萨莫伊洛维奇·柳什科夫带着斯大林的军事与安全计划叛逃到日本。他在东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谴责斯大林。 现在我们关注莫斯科。普京政权的内部斗争是什么情形?要记住:这类政权实行的是“劣胜优汰”的方法。你要提拔某人作编辑,你要雇一个作家,是因为他们的才干;你不会因为他们是天才而害怕。然而在威权主义政权里,他们不是这样。他们用的人都有一个特点,用俄国人的说法,就是不太聪明。他们用这类人恰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不够聪明,不至于搞政变取代自己。普京着意挑选的亲信也许不是太能干。因为这样一来,他在无时无刻的疑神疑鬼中会觉得更安全一些,至少他们不够聪明不会拉他下马。不过这样的做法也削弱了俄国政府的力量。现在一个建筑业的工头成了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他天天和普京讲些关于打算在乌克兰如何干的废话。“劣胜优汰”确实保护了领导,但是也削弱了政权。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不知道莫斯科内部的情形。我们听到了一些消息。这一回我们收集到很多精彩的情报,这让中国人害怕且担心:我们对他们高层的情报渗透是否也达到了俄国的水平?不过那些消息是由那些没有直接与普京通话的人提供的,说他也许疯掉了。当你失算了,当你的假设错得离谱,人们总是认为你疯掉了。普京假装疯掉了,为的是吓唬我们、取得优势。
问:你说的是普京的核威胁吗?
答:我认为,那无疑是普京在做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假设他是放嘴炮。我们不能假设他只是做出疯掉了的样子,因为他有能力;他可以摁下核按钮。
问:斯蒂芬,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子写道,一定要为对手打造一座“金色桥梁”以便他能够撤退。美国与北约是否能为俄国造一座桥好让他结束这一恐怖的、杀人如麻的侵略?
答:你抓到关键了。那是一句名言。我们有几种可能性:一是普京毁了乌克兰。如果我得不到,别人也不能有。就像他之前对格罗兹尼和叙利亚干的那样。那将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性的后果。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 即便乌克兰人的起义成功了。在他们抵抗俄国的过程中,乌克兰会丧失无数生命,会遭到极大的破坏。我们应该避免这种后果。这意味着要促成一个普京参加的对话,比如与他尊重与了解的芬兰总统,或者与他保持联系的以色列总理;最不可能地,是与习近平。某个人能够让他参与某个程序,使他不会提出极端性的要求,从而延缓战局,让地面战争得以进行,让他重新调整自己的计划。 不是说我们不去尝试。芬兰人是世界上最了解俄国的人。以色列也可能是一个好的选项,取决于纳夫塔利·贝内特的技巧如何。至于中国,可能性不大,虽然他们正付出高昂的代价,习近平手下的高层对此心知肚明。中国高层内部已经有许多忧虑,然而习近平掌控全局,且与普京有私人关系。习把宝压在了普京身上。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取决于欧洲是否会开始制裁中国。欧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人在仔细地研究这场战争。他们在看如下要点:1,我们的情报渗透工作。2,暴君犯下的错误。3,当欧美的私有企业把俄国上上下下搞得一团糟的情况下俄国必须付出的代价。即将在秋季破例第三次连任的习近平根本不需要这些信息。现在他都有了。 最后,我们手里的另一张牌:乌克兰在地面的抵抗,我们对他们的补给支援与对俄的制裁。这些都可能改变方程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要动用所有手段,既要给俄国压力,也要保持外交努力。 问:最后,你给拜登政府正面的评价:他们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前通告世界关于进兵的情报,他们制裁俄国,他们面对战争的成熟的回应。他们什么地方做不对的呢?
答:根据拜登政府在阿富汗的作为,和他们办砸了卖给澳洲核潜艇的事情来看,对于这一危机他们的表现比我们预期的好多了。他们从错误中得到了教训。这是美国的特点。我们有纠正的机制。我们能从错误中学习。我们的政治体制会惩罚错误。我们的制度很强健。我们的社会很强大。我们的媒体强大而自由。表现不良的政府可以学习和改良。而在俄国和中国,他们做不到。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优势。 问题的关键不是拜登政府犯了什么错,而是它很难找到方案消解冲突,让俄乌双方从极端的立场上走出来。更多的制裁与取消使得我们一方在不断加码。我们这边有一个“做点什么”的压力,因为乌克兰人每天都在死去而我们站在场外,就军事而言。(虽然,我先前说过,我们为他们提供武器,我们还在网络空间做了很多事。)这一压力让我们走向极端。但不幸的是,你越是把他逼到墙角,普京就越肆无忌惮,他就越可能升级战事。他有很多可以伤害我们的手段还没用上。我们需要从极端主义的螺旋上下来,我们需要好运气,也许是在莫斯科,也许是在赫尔辛基或耶路撒冷,也许是在北京,然而一定是在基辅。 (大卫·雷姆尼克对斯蒂芬·科特金的访谈,原文发表在3月11日的《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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