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與奧威爾》（Churchill and Orwell: the Fight for Freedom）是美國作家托馬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生於1955年）2018年出版的一本書。 把兩個歷史人物平行敘述，比較他們思想、行為、人生際遇等方面的異同，是一個有趣的角度。之前我讀過的對兩個自由主義思想家阿倫特和柏林進行比較的書（書評見此），也屬於這一類。 丘吉爾的大名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分不開的。大部分國人都聽說過。丘吉爾參與領導了二戰，戰勝了德、意、日“軸心國”。其功績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上會提到。 聽說奧威爾的名字，對我卻是成年之後的事了。當時認識了一個蘇格蘭人，借給我一本《動物莊園》英文版。 我讀了之後，極為驚訝！這本1946年出版的政治寓言小說，竟然對於共產極權制度的理解如此透徹！不僅是蘇聯政治現實的寫照，也是中國1949到1976年近三十年政治現實的寫照。奧威爾的先見之明讓我肅然起敬。 後來又讀了他的《1984》，出版於1948年，同樣的恐怖！“恐怖”之處在於對蘇聯、中國社會的深刻揭露，對於極權主義制度下的社會之走向：被剝奪了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人們之無助、彷徨、反抗的藝術呈現，給我極深刻的印象。 這兩本書對我的影響極大，奠定了我日後走向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雖然那時候我只是反對極權主義、要求思想與言論自由而已。 《丘吉爾與奧威爾》一書的副標題：the Fight for Freedom （“為自由而戰”）點出了兩位歷史人物的一大共同點：捍衛自由。 丘吉爾領導英國軍民頂住了納粹德國對英國本土的轟炸，後成功爭取到美國的支持，最終與美國、蘇聯一道領導了對極權主義的軸心國集團的軍事勝利。丘吉爾的領導作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取勝的一個關鍵。丘吉爾政治生涯的主要成就就是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反極權主義。具體而言，就是在軍事和政治上反抗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軍國主義日本的軍事侵略和征服。丘吉爾也對蘇聯的共產極權制度懷有深深的戒懼。作為一個政治家和作家，丘吉爾對於言論、思想自由的重要性也有清醒的認識。 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和《1984》是在文學、語言和思想層面上反極權主義。通過他的寫作，奧威爾深刻揭露了左翼的極權主義，即共產主義制度如何從一個美好的烏托邦構想出發，卻演變成一個恐怖的人間地獄，對普通人實施最嚴酷的壓迫與控制，對敢於獨立思考的人實施最無情的鎮壓與迫害。這個人間地獄最要命的地方是打着自由的旗幟，實行奴役的事實（“自由就是奴役！”）。說是人人平等，實質上是新的等級制度（“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更平等一些。”）。在奧威爾的藝術空間裡，極權主義制度最恐怖的地方是言論和思想控制。他們研究出各種手段，比如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新話”（newspeak），甚至有電子設備深入普通人的臥室收集信息、監控動向。 我相信：任何在共產主義國家生活過的、或者對這些國家的二十世紀的歷史有點知識的人讀了奧威爾的這兩部書都會頻頻點頭的。 二十世紀的歷史已經塵埃落定，從世紀初的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奪權（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1949年的中共軍事奪權成功，到世紀末蘇聯的解體、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走向自由民主制度、中國的六四大屠殺與之後的大力發展經濟，…… 我們看到：嚴酷的左翼極權主義制度（所謂“共產主義制度”）從出生到崩潰、滅亡的全過程。 與此相平行的是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軍國主義日本的興亡歷史，這一段歷史與二戰的歷史交織，右翼極權主義制度的醜惡嘴臉也讓人印象深刻。 丘吉爾與奧威爾，都是對右翼與左翼極權主義有第一手經驗的歷史人物。丘吉爾是政治上的右翼，英國保守黨的政治人物。奧威爾是政治上自覺的左翼，民主社會主義者，曾經也同情與支持過蘇共的。 然而這兩人從自己的人生經驗出發，從個人對自由的熱愛，特別是與他們自己關係密切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出發，對於納粹德國的右翼極權主義與蘇聯的左翼極權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拒斥與反抗。 另一發麵，同屬於不列顛民族的兩人，身處當年英國面臨被納粹德國侵略，國家面臨亡國、民族面臨被奴役的歷史處境，從民族與國家的角度出發，也都走向了為自由而戰的立場。 丘吉爾領導二戰主要是反抗右翼的極權主義——納粹德國。奧威爾的《動物莊園》與《1984》針對的卻是左翼的極權主義——蘇聯。 而在被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東方各國中，特別是被日軍侵占了八年的中國，卻既沒有產生丘吉爾那樣的政治人物，也沒有奧威爾這樣的作家。 在漫長的專制制度治下苟且偷生、從未產生過民主、自由理念的東方各民族對於（專制主義的極端化之）極權主義，不論是來自左翼的，還是來自右翼的，似乎天生欠缺反抗精神。這或者就是阿倫特所謂民眾的“威權主義的傾向”？ 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試圖復辟帝制失敗。後來走向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威權主義政府。中共則分裂國家，在蘇聯支持下公然建立非法的蘇維埃政權，也是一黨專政的政府。兩黨都向蘇共學習，實在是難兄難弟。 而可憐的是中國民眾，從秦朝以來的兩千多年中，祖祖輩輩都做慣了“順民”、“沉默的大多數”，到了二十世紀初卻陷入了或是國民黨或是共產黨，但都是一黨專政、一丘之貉的專制制度的選擇。 事實上，歷史不容中國民眾做出任何選擇。 中共在蘇聯的強援之下，充分利用了抗日戰爭的特殊機遇發展壯大，在抗戰勝利後又立即搶奪勝利果實。種種因素導致了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大潰敗。合法的國民政府被非法的中共政權趕去了台灣。中共於是在中國大陸建立起了完全照搬蘇聯的共產極權制度。 中國民眾當年真是每況愈下，才從國民黨的威權主義泥潭跳出來，又掉入了中共的極權主義深淵。 這一段中共政權百般篡改的中國歷史現在看來真是充滿了歷史的無奈。 二十世紀的中國也有過自己的自由主義人物。胡適就是其代表。可惜，溫和的自由主義在所謂民族危亡的歷史時期找不到用武之地。 唯一可以欣慰的是，胡適及其門生子弟為自由主義保存了火種，多年以後，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終於開放報禁黨禁，向自由民主制度成功轉型。台灣人民終於有了政治上選擇的權利，有了憲法保障的民主、自由的權利。 極權主義歷來對自由主義充滿戒懼。胡適1949年就離開了中國，而毛賊東及其爪牙在1958年還要大搞思想運動來批判他。 一個鐵腕統治中國多年的政權居然對一個遠離中國多年的知識人如此害怕！極權主義中共政權的色厲內荏可見一斑。 二十世紀的歷史見證了：許多極權主義政權，特別是以蘇聯為首的一眾共產極權制度的崩潰。與此同時，自由民主制度日益成為世界政治的主流。 如果從1917年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或“十月革命”算起，極權主義的歷史已經一百多年了。我們看到：蘇聯解體、東歐共產極權制度崩潰之後，和中國一樣有着悠久的專制傳統的俄國在政治上倒退回威權主義制度（少數東歐國家也出現了這一蛻變）。中國、朝鮮等共產極權制度藉助全球化的經濟發展，正在挑戰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主義思想。 自由主義vs.極權主義，依然是今日世界的主要問題。溫和的自由主義在上個世紀對極端的極權主義，不論是右翼的納粹主義，還是左翼的蘇聯共產極權，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今天的世界，自由主義社會能否產生新的丘吉爾與奧威爾？自由主義能否再次戰勝極權主義？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或許將決定人類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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