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与奥威尔》（Churchill and Orwell: the Fight for Freedom）是美国作家托马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生于1955年）2018年出版的一本书。 把两个历史人物平行叙述，比较他们思想、行为、人生际遇等方面的异同，是一个有趣的角度。之前我读过的对两个自由主义思想家阿伦特和柏林进行比较的书（书评见此），也属于这一类。 丘吉尔的大名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分不开的。大部分国人都听说过。丘吉尔参与领导了二战，战胜了德、意、日“轴心国”。其功绩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会提到。 听说奥威尔的名字，对我却是成年之后的事了。当时认识了一个苏格兰人，借给我一本《动物庄园》英文版。 我读了之后，极为惊讶！这本1946年出版的政治寓言小说，竟然对于共产极权制度的理解如此透彻！不仅是苏联政治现实的写照，也是中国1949到1976年近三十年政治现实的写照。奥威尔的先见之明让我肃然起敬。 后来又读了他的《1984》，出版于1948年，同样的恐怖！“恐怖”之处在于对苏联、中国社会的深刻揭露，对于极权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之走向：被剥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人们之无助、彷徨、反抗的艺术呈现，给我极深刻的印象。 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极大，奠定了我日后走向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虽然那时候我只是反对极权主义、要求思想与言论自由而已。 《丘吉尔与奥威尔》一书的副标题：the Fight for Freedom （“为自由而战”）点出了两位历史人物的一大共同点：捍卫自由。 丘吉尔领导英国军民顶住了纳粹德国对英国本土的轰炸，后成功争取到美国的支持，最终与美国、苏联一道领导了对极权主义的轴心国集团的军事胜利。丘吉尔的领导作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取胜的一个关键。丘吉尔政治生涯的主要成就就是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反极权主义。具体而言，就是在军事和政治上反抗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军国主义日本的军事侵略和征服。丘吉尔也对苏联的共产极权制度怀有深深的戒惧。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作家，丘吉尔对于言论、思想自由的重要性也有清醒的认识。 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1984》是在文学、语言和思想层面上反极权主义。通过他的写作，奥威尔深刻揭露了左翼的极权主义，即共产主义制度如何从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构想出发，却演变成一个恐怖的人间地狱，对普通人实施最严酷的压迫与控制，对敢于独立思考的人实施最无情的镇压与迫害。这个人间地狱最要命的地方是打着自由的旗帜，实行奴役的事实（“自由就是奴役！”）。说是人人平等，实质上是新的等级制度（“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平等一些。”）。在奥威尔的艺术空间里，极权主义制度最恐怖的地方是言论和思想控制。他们研究出各种手段，比如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新话”（newspeak），甚至有电子设备深入普通人的卧室收集信息、监控动向。 我相信：任何在共产主义国家生活过的、或者对这些国家的二十世纪的历史有点知识的人读了奥威尔的这两部书都会频频点头的。 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尘埃落定，从世纪初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权（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1949年的中共军事夺权成功，到世纪末苏联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自由民主制度、中国的六四大屠杀与之后的大力发展经济，…… 我们看到：严酷的左翼极权主义制度（所谓“共产主义制度”）从出生到崩溃、灭亡的全过程。 与此相平行的是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军国主义日本的兴亡历史，这一段历史与二战的历史交织，右翼极权主义制度的丑恶嘴脸也让人印象深刻。 丘吉尔与奥威尔，都是对右翼与左翼极权主义有第一手经验的历史人物。丘吉尔是政治上的右翼，英国保守党的政治人物。奥威尔是政治上自觉的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者，曾经也同情与支持过苏共的。 然而这两人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从个人对自由的热爱，特别是与他们自己关系密切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出发，对于纳粹德国的右翼极权主义与苏联的左翼极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拒斥与反抗。 另一发面，同属于不列颠民族的两人，身处当年英国面临被纳粹德国侵略，国家面临亡国、民族面临被奴役的历史处境，从民族与国家的角度出发，也都走向了为自由而战的立场。 丘吉尔领导二战主要是反抗右翼的极权主义——纳粹德国。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与《1984》针对的却是左翼的极权主义——苏联。 而在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东方各国中，特别是被日军侵占了八年的中国，却既没有产生丘吉尔那样的政治人物，也没有奥威尔这样的作家。 在漫长的专制制度治下苟且偷生、从未产生过民主、自由理念的东方各民族对于（专制主义的极端化之）极权主义，不论是来自左翼的，还是来自右翼的，似乎天生欠缺反抗精神。这或者就是阿伦特所谓民众的“威权主义的倾向”？ 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试图复辟帝制失败。后来走向的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威权主义政府。中共则分裂国家，在苏联支持下公然建立非法的苏维埃政权，也是一党专政的政府。两党都向苏共学习，实在是难兄难弟。 而可怜的是中国民众，从秦朝以来的两千多年中，祖祖辈辈都做惯了“顺民”、“沉默的大多数”，到了二十世纪初却陷入了或是国民党或是共产党，但都是一党专政、一丘之貉的专制制度的选择。 事实上，历史不容中国民众做出任何选择。 中共在苏联的强援之下，充分利用了抗日战争的特殊机遇发展壮大，在抗战胜利后又立即抢夺胜利果实。种种因素导致了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大溃败。合法的国民政府被非法的中共政权赶去了台湾。中共于是在中国大陆建立起了完全照搬苏联的共产极权制度。 中国民众当年真是每况愈下，才从国民党的威权主义泥潭跳出来，又掉入了中共的极权主义深渊。 这一段中共政权百般篡改的中国历史现在看来真是充满了历史的无奈。 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有过自己的自由主义人物。胡适就是其代表。可惜，温和的自由主义在所谓民族危亡的历史时期找不到用武之地。 唯一可以欣慰的是，胡适及其门生子弟为自由主义保存了火种，多年以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终于开放报禁党禁，向自由民主制度成功转型。台湾人民终于有了政治上选择的权利，有了宪法保障的民主、自由的权利。 极权主义历来对自由主义充满戒惧。胡适1949年就离开了中国，而毛贼东及其爪牙在1958年还要大搞思想运动来批判他。 一个铁腕统治中国多年的政权居然对一个远离中国多年的知识人如此害怕！极权主义中共政权的色厉内荏可见一斑。 二十世纪的历史见证了：许多极权主义政权，特别是以苏联为首的一众共产极权制度的崩溃。与此同时，自由民主制度日益成为世界政治的主流。 如果从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或“十月革命”算起，极权主义的历史已经一百多年了。我们看到：苏联解体、东欧共产极权制度崩溃之后，和中国一样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的俄国在政治上倒退回威权主义制度（少数东欧国家也出现了这一蜕变）。中国、朝鲜等共产极权制度借助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正在挑战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 自由主义vs.极权主义，依然是今日世界的主要问题。温和的自由主义在上个世纪对极端的极权主义，不论是右翼的纳粹主义，还是左翼的苏联共产极权，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今天的世界，自由主义社会能否产生新的丘吉尔与奥威尔？自由主义能否再次战胜极权主义？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或许将决定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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