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本极为有趣的书：Hannah Arendt and Isaiah Berlin (《汉娜 · 阿伦特与以赛亚 · 柏林》，以下使用中译名)。 汉娜 · 阿伦特与以赛亚 · 柏林是二十世纪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们各自的理论建树是有目共睹的。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由于中共的意识形态与言论审查，对这两位思想家的翻译与介绍都颇为有限。我去国之前只是在某些书中读到阿伦特与柏林的名字，最多有些简单的注释罢了。 有机会阅读他们是到出国几年后，当我对于自由主义的思想有了更多的兴趣之后。我开始读柏林的“自由四论”，当时对于这位犹太学者关于“消极自由”的论述深以为然。后来又接触到阿伦特的“恶之平庸”（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依然探索中），但对于她反极权主义的政治立场与社会活动印象深刻。 阿伦特与柏林的影响在2022年的今天，在极权主义与共产主义遗毒依然肆虐全球的今天尤其有警醒与借鉴的意义。 共产主义大家都知道，然而什么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呢? 简单地说，就是政权对其治下的民众有全面的（total)的控制，这种控制不仅停留在公共的社会的层面，而且深入到私人的，甚至深入到思想与灵魂的层面。 综合两位学者的看法，不考虑他们的分歧的话，二十世纪初出现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列宁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可说是极权主义的早期形态，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是极权主义的中期或成熟形态。而在中国肆虐近三十年的毛主义、依然横行于今日朝鲜的“金主义”，是极权主义的晚期形态。 极权主义制度在２０世纪迅速崛起、成熟，然后迅速衰亡。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国、纳粹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崛起。纳粹主义在德国、斯大林主义在苏联，毛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为极权主义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二战后几十年的冷战中，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两个阵营的对抗被凸显出来。这是阿伦特与柏林，以及一众思想家研究极权主义的重要背景。 然而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苏联与华约组织的解体，随着中国的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际上一度以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衰亡了。以至于美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兰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命题，即认为：人类社会在政治制度上的演化终结于自由民主制。 然而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的发展却有些出人意料：威权主义在俄国、东欧等国家强势反扑。中国走得更远，从之前的寡头政治变成“定于一尊”（独裁），从之前的威权主义倒退回毛时代的极权主义。 过去几年来，在中国的香港、上海、北京等地发生的武肺病毒抗疫闹剧，在新疆的针对回族同胞的集中营，在香港对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在台湾海峡对曾经说“血浓于水”的对岸同胞的武力威胁，中共极权制度的反人类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 阿伦特曾经准确地指出：极权主义社会是一种“集中营社会”。从1949年之后中国的各类政治运动，当年的“五七干校”、“学习班”、“牛棚”，中共搞了多少“集中营”？！而现在在中国上海等地，多少人被送进“方舱”、“隔离点”、或者封锁在家，这又是多少集中营呢？！ 很明显，毛主义文革那样的极端恐怖政策在２１世纪借尸还魂。时代背景不同了，独裁者换了，红卫兵被白卫兵替换了，然而中共的一党专政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仍然一以贯之。 如果我们相信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那么，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等反民主反自由的政治逆流终将被历史淘汰。 福山也许太乐观了。认为民主自由制度会终结其它社会制度的看法也许过于乐观了。 柏林早就批判过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历史规律”或“历史的必然性”。在他看来，历史未必是从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的那样。历史的发展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或必然的趋势，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的终结于共产主义。从这个角度上看，历史也未必会如福山认为的终结于民主自由制度。 虽然在２０２２年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了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然而有一些国家在短暂试行民主制度之后出现了倒退回非民主的制度，比如威权主义制度，典型的如俄国，还有部分东欧国家，等等。 而在中国，极权主义的毛时代之后出现的威权主义寡头政治也仅仅持续了三十多年。中国没有从威权主义走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的社会，相反，过去十年，中国反而倒退回更封闭、更极权的社会：在政治上一面从寡头政治倒退回一人独裁，一面从威权主义倒退回极权主义，在经济上“国进民退”、内循环、供销社，严格管控，出现各种计划经济回潮的迹象；过去几年的武肺疫情大爆发以及中共坚持的防疫政策，几乎把半个中国搞成了集中营。 不论是从中国国内，还是在全球范围来看，民主自由制度与反民主反自由制度之间的竞争与角力看来还没有终结，包括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在内的一些意识形态依然在对抗着民主自由制度与理念带来的强大压力。 回到阿伦特，回到柏林，重新审视他们对极权主义的理论建设，批判，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意义重大。《汉娜 · 阿伦特与以赛亚 · 柏林》一书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反对和批判极权主义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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