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一本極為有趣的書：Hannah Arendt and Isaiah Berlin (《漢娜 · 阿倫特與以賽亞 · 柏林》，以下使用中譯名)。 漢娜 · 阿倫特與以賽亞 · 柏林是二十世紀重要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他們各自的理論建樹是有目共睹的。對於中國的讀者來說，由於中共的意識形態與言論審查，對這兩位思想家的翻譯與介紹都頗為有限。我去國之前只是在某些書中讀到阿倫特與柏林的名字，最多有些簡單的注釋罷了。 有機會閱讀他們是到出國幾年後，當我對於自由主義的思想有了更多的興趣之後。我開始讀柏林的“自由四論”，當時對於這位猶太學者關於“消極自由”的論述深以為然。後來又接觸到阿倫特的“惡之平庸”（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依然探索中），但對於她反極權主義的政治立場與社會活動印象深刻。 阿倫特與柏林的影響在2022年的今天，在極權主義與共產主義遺毒依然肆虐全球的今天尤其有警醒與借鑑的意義。 共產主義大家都知道，然而什麼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呢? 簡單地說，就是政權對其治下的民眾有全面的（total)的控制，這種控制不僅停留在公共的社會的層面，而且深入到私人的，甚至深入到思想與靈魂的層面。 綜合兩位學者的看法，不考慮他們的分歧的話，二十世紀初出現在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列寧主義、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可說是極權主義的早期形態，蘇聯的斯大林主義、德國的納粹主義是極權主義的中期或成熟形態。而在中國肆虐近三十年的毛主義、依然橫行於今日朝鮮的“金主義”，是極權主義的晚期形態。 極權主義制度在２０世紀迅速崛起、成熟，然後迅速衰亡。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俄國、納粹主義在德國的迅速崛起。納粹主義在德國、斯大林主義在蘇聯，毛主義在中國的歷史為極權主義制度的發展提供了鮮活的例證。 二戰後幾十年的冷戰中，極權主義與自由民主兩個陣營的對抗被凸顯出來。這是阿倫特與柏林，以及一眾思想家研究極權主義的重要背景。 然而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以來，隨着蘇聯與華約組織的解體，隨着中國的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國際上一度以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衰亡了。以至於美國的政治理論家法蘭西斯·福山提出了“歷史的終結”的命題，即認為：人類社會在政治制度上的演化終結於自由民主制。 然而二十一世紀前二十年的發展卻有些出人意料：威權主義在俄國、東歐等國家強勢反撲。中國走得更遠，從之前的寡頭政治變成“定於一尊”（獨裁），從之前的威權主義倒退回毛時代的極權主義。 過去幾年來，在中國的香港、上海、北京等地發生的武肺病毒抗疫鬧劇，在新疆的針對回族同胞的集中營，在香港對民主運動的殘酷鎮壓，在台灣海峽對曾經說“血濃於水”的對岸同胞的武力威脅，中共極權制度的反人類特徵已經非常明顯了。 阿倫特曾經準確地指出：極權主義社會是一種“集中營社會”。從1949年之後中國的各類政治運動，當年的“五七幹校”、“學習班”、“牛棚”，中共搞了多少“集中營”？！而現在在中國上海等地，多少人被送進“方艙”、“隔離點”、或者封鎖在家，這又是多少集中營呢？！ 很明顯，毛主義文革那樣的極端恐怖政策在２１世紀借屍還魂。時代背景不同了，獨裁者換了，紅衛兵被白衛兵替換了，然而中共的一黨專政和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仍然一以貫之。 如果我們相信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那麼，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等反民主反自由的政治逆流終將被歷史淘汰。 福山也許太樂觀了。認為民主自由制度會終結其它社會制度的看法也許過於樂觀了。 柏林早就批判過馬克思主義所謂的“歷史規律”或“歷史的必然性”。在他看來，歷史未必是從低級向高級形態發展的，如馬克思主義認為的那樣。歷史的發展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或必然的趨勢，如馬克思主義認為的終結於共產主義。從這個角度上看，歷史也未必會如福山認為的終結於民主自由制度。 雖然在２０２２年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實行了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然而有一些國家在短暫試行民主制度之後出現了倒退回非民主的制度，比如威權主義制度，典型的如俄國，還有部分東歐國家，等等。 而在中國，極權主義的毛時代之後出現的威權主義寡頭政治也僅僅持續了三十多年。中國沒有從威權主義走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的社會，相反，過去十年，中國反而倒退回更封閉、更極權的社會：在政治上一面從寡頭政治倒退回一人獨裁，一面從威權主義倒退回極權主義，在經濟上“國進民退”、內循環、供銷社，嚴格管控，出現各種計劃經濟回潮的跡象；過去幾年的武肺疫情大爆發以及中共堅持的防疫政策，幾乎把半個中國搞成了集中營。 不論是從中國國內，還是在全球範圍來看，民主自由制度與反民主反自由制度之間的競爭與角力看來還沒有終結，包括威權主義與極權主義在內的一些意識形態依然在對抗着民主自由制度與理念帶來的強大壓力。 回到阿倫特，回到柏林，重新審視他們對極權主義的理論建設，批判，對於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意義重大。《漢娜 · 阿倫特與以賽亞 · 柏林》一書對於我們深入理解、反對和批判極權主義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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