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流亡者》全名：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是加拿大華裔學者何曉清（Rowena Xiaoqing He, 出生於1972年）2014年出版的一本書。

2023年10月，原本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何曉清被香港（中共）當局拒絕其延期逗留的簽證申請，同時被香港中文大學“即時解僱”。我才第一次聽說了這位學者。

六四35周年，何曉清女士的某次電視專訪播出。我才對她八九一代（或天安門一代）的身份，她到北美後對六四事件歷史研究的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才第一次知道了她關於六四的專著《天安門流亡者》。

如果港共當局不拒絕何女士的簽證，香港中文大學不”即時解僱“何女士，那麼我大約不會知道何曉清這個名字。如果我不知道何曉清之名，就不會去看她的專訪，也就不會知道《天安門流亡者》這本書。從這個角度看，港共當局的做法、香港中文大學的做法簡直就是《天安門流亡者》最好的廣告。

《天安門流亡者》是對於八九一代，即1989年中國學運的參與者們中那些被迫流亡海外的人士的一個敘事性研究。其角度和研究方法都比較新鮮。該書主要由王丹、沈彤、Yi Danxuan, 和作者本人四位參與了1989年中國的學生運動社會運動而最終離開中國到了海外成了流亡者的個人專訪與故事，以及相關的小組討論組成。

八九一代是中國當代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代。六四屠殺是中國當代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任何關於中國當代的歷史，不書寫八九學運民運、不書寫中共的六四屠殺，一定是殘缺與片面的。

八九一代的盛名是中共成就的。恰恰是中共政府動用國防軍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的軍事鎮壓，恰恰是把中共政權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六四屠殺成就了八九一代的盛名。

中共政權的行為模式三十多年不變，1989年對待和平示威的學生、民眾是那麼簡單粗暴；2023年對待何曉清的簽證延期申請也是那麼簡單粗暴。這些年流行的中共戰狼外交，不過是把簡單粗暴的對待中國百姓的手法用來對待外國與外國人罷了。

中共作為專制政權在自由民主制度成為主流的世界裡感覺格格不入，於是就在國際上拉幫結派、搞小團體，拉攏威權的俄國、極權的朝鮮和伊朗，等等，抱團取暖，形成了二十一世紀的邪惡軸心國組織。

而在中國國內，六四屠殺之後，中共大搞“愛國主義教育”，且投入大量資金搞“維穩”，互聯網時代又搞起了網絡防火牆剝奪了絕大多歲中國民眾的知情權。

一方面，六四屠殺象徵着中共政權暴力的本質，誘發了普通民眾心理上的恐懼感。另一方面是各種洗腦教育和信息，政府對自由言論的嚴格管制，對異議者、維權人士、要求改革者、家庭教會、少數民族活動人士、香港民眾要求自由民主的活動，等等的種種迫害，加上網絡防火牆剝奪了大多數人的知情權。中共政權實質上剝奪了中國民眾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並對他們不斷地進行洗腦。

三十多年維穩與洗腦的結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失憶人民共和國”。今天，大多數中國民眾甚至不知道六四屠殺、八九學運這麼重要的歷史事件。而知道的人中很多隻記得中共的宣傳要點：穩定壓倒一切。

於是天安門一代（八九一代），1989年中國社會的主流或多數派成了今天中國乃至世界華人社群的少數派。八九一代的流亡者們則成了中國乃至世界的邊緣人群。

作為海外華人，與北美華人社群的接觸給我留下了許多不良的印象。見識過兩類華人社團：一類由大多不會講中文的“香蕉人”控制。雖然不會講中文，卻也內鬥不斷、無心服務社會，盡搞些花里胡哨的，成了小圈子的把戲。另一類主要由大陸移民組成的社團，中文講得溜，內部各種爭權奪利，把文革的派系鬥爭發揚光大到了北美。服務華人？笑話。

我和所謂的“海外民運人士“沒有交集，然而社交媒體上的信息給我的印象是：他們也是內鬥不斷、難以團結一致，對海外華人社群、乃至所在國政治的影響相當有限。

我不知道那些華人社團里有多少八九一代。我只知道海外民運人士中有部分是八九一代。

雖然如此，八九一代人數應該不少。狹義來說，1989年參加了中國學運社運的學生、民眾是何曉清所謂“天安門一代”，或王丹所謂”八九一代“。然而，從廣義上看，由於六四屠殺而獲得美國綠卡的八萬中國留學生們，1989年在中國參與過學運社運的許多中國民眾，甚至相當一部分1989年之後選擇到海外留學、定居的中國人都可以算入這個概念。

1989年中國的學運社運以及中共的六四屠殺是中國當代歷史的分水嶺。六四屠殺事件的真相是許多人反洗腦的靈藥。當然，在知道了真相之後各個人怎麼做卻是另一個問題了。

而對於天安門流亡者群體而言，六四二三十年之後是堅持參與華人的民主抗爭運動，還是離開政治運動過普通人的生活就成了他們必須面對的選擇。王丹、沈彤、Yi Danxuan、乃至作者何曉清都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海外的華語移民人士中在知道六四真相之後，選擇無視歷史、躲避真相，甚至選擇性忘記六四屠殺，或者支持中國政府與軍隊實施六四屠殺，成為五毛、自乾五、甚至戰狼的那些人，也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選擇無所謂對錯，然而選擇關乎價值取向。價值取向離不開價值判斷，是有高低貴賤的。追求金錢、名利與追求詩與遠方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無法同日而語。

我常想：一個人未必要參與六四紀念活動，也未必要在社交媒體上關注、轉發與六四有關的紀念文字，然而你至少可以了解點六四屠殺與八九民運的歷史，記住那段歷史，記住中共政權的暴力本質，記住中國民眾爭取自由民主的呼聲與努力，記住為自由民主而犧牲的中國學生與民眾。

真的，這件事你完全可以一個人做，不需要第二個人知道：了解點六四屠殺的歷史，記住那些真相。

我相信：一個人僅僅這麼做就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中國民眾乃至全球和平有貢獻了。

而要了解六四屠殺、八九民運的歷史，讀相關的書籍是最好的方法。

《天安門流亡者》就是一本可以提供給我們關於八九民運、六四屠殺的歷史真相的書。由於每個人都是活生生的個體，與六四屠殺與八九民運都有許多聯繫；而每個人出國的途徑又各不相同，人生的際遇也千差萬別，於是該書讀起來比較容易，不像普通歷史著作那樣沉悶。

而類似個人小傳這樣的寫法，多少讓人想起司馬遷《史記》的紀傳體。當然，司馬遷的《史記》沒有歷史人物自述的可能，也沒有小組討論的方法。

讀《天安門流亡者》，我的根本問題是：什麼樣的政府（國家）逼自己民眾中的佼佼者流亡到異國？

中國流亡者群體之存在本身，就是中共政權專制本質的體現，雖然中共自我標榜“民主”甚至“自由”來欺騙世人。

如果從歷史上看，百多年前，辛亥革命的“元兇首惡“——孫中山，就被清朝政府在海外抓捕過，差點就被綁架歸國了。幸虧孫中山有美國護照，又有外國使館的保護才得以倖免。再比如，著名的鄒容是在外國租界裡寫作和出版《革命軍》的。一部中國近代史，又有多少革命者被清政府迫害，被迫到海外逃亡？

聯繫中國兩千年專制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專制政府都是一個德行，容不得對政府的批評，消滅或驅逐批評政府的人士似乎是他們一以貫之的應對法：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是這樣，腐敗無能的中共政權也是這樣。

被一些人視為“國家的敵人”（實質上只是“政府（權）的敵人”）的政治流亡者們，相比於被肉體消滅的政治殉道者如劉曉波，六四屠殺中不幸犧牲的民眾、學生，也許稍稍幸運了一點。然而其痛苦，特別是精神上的折磨與苦痛也許倒更不幸。

《天安門流亡者》讓我們可以走近他們，走進天安門流亡者們的精神世界。這是大部分關於六四屠殺的歷史書籍都做不到的。

中國人七八十年來被中共長期反覆洗腦，用“集體”來抹殺個人（和古代社會用“家族“抹殺個人異曲同工）。多少海外的華人華僑思考問題往往是：只見森林，不見樹木。《天安門流亡者》凸顯了個體，四個天安門流亡者，四種不同的道路、思考、取向、作為、風格。每一個都很重要。

人生苦短，芸芸眾生大多追名逐利，一輩子蠅營狗苟、無知無覺。所以八九一代的大多數人也免不了俗。然而幸虧還有少數人。

王丹、沈彤、Yi Danxuan、何曉清，這些天安門流亡者中的少數人仍然堅持着自由民主的理想，堅持着為中國公眾的利益而努力的海外民主運動。儘管他們的人生軌跡不同，對海外華人民主運動的參與度不同，然而他們三十多年如一日地堅持着自由民主的理想，堅持着為自己母國的民眾的公共利益而進行各種社會運動本身就是值得欽佩的。

我讀歷史的感覺是：歷史的發展從來都不是所有人（或大多數人）覺醒了，朝一個共同的方向努力而造成的。歷史的發展從來都是少數人先行動起來，慢慢的有更多的人參與到這些社會運動中來，而漸漸地形成氣候，促成變革或革命的。

天安門流亡者的存在，從這一角度上，是保存了中國民主運動的火種。只要火種還在，有一天，自由民主的火焰一定能夠在中國大地上燃燒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