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辯論》是美國保守主義政治學者尤瓦爾·萊文（Yuval Levin，生於1977年）的一本書。該書全名：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 （《大辯論：埃德蒙·伯克、托馬斯·潘恩與左和右的誕生》，出版於2014年）。 是左還是右？關心政治的朋友們，你們一定想過這個問題吧。 較之世界上大部分別的國家的人來說，中國人對於政治上的左右標籤應該是較為敏感的。 曾經在中國，有好多年，特別是文革十年，人人都必須是左翼的（中國多說”左派“），因為”左”代表正確、真理、無產階級的、和革命的。而“右”在中國語境裡是錯誤的、反動的、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曾經，中國的大多數知識人都被貼上了“右派”的標籤而遭到中共的迫害。曾經，中國人都害怕”右派“的標籤。 政治光譜上的左和右在西方被認為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簡單地說：1789年大革命之後的法國國民議會中，吉倫特派坐在右邊，雅各賓派坐在左邊。最早的右派是吉倫特黨人，最早的左派是雅各賓黨人。 此後，歐美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很多時候就被簡化成左與右的關係。 一貫標榜自己是左派的中共在中國的教科書裡篡改歷史，在敘述法國大革命時對雅各賓黨人的殘暴屠殺進行淡化處理，同時把他們的政治理想美化處理。造成的一般印象是：左派的理想是美好的，然而實際操作出了問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他們還用同一個套路來給中國民眾洗腦，比如，毛賊東搞文革的出發點是好的，然而實際操作除了問題，等等。） 曾經，少年的我對於雅各賓黨人頗有好感，幼稚地認為自己是根紅苗正的左派，雖然當年的我無論對於雅各賓黨人還是政治上“左派”的知識都極為有限。 離開中國後，我才對法國大革命、雅各賓黨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開始了unlearn（“反洗腦”）中共的教育。 如今在社交媒體上看到許多人用“左”、“右”的標籤來貼自己和他人，比如，許多華人用“白左”嘲笑白人自由主義者，等等。總覺得有亂貼標籤之嫌。二十一世紀的二十年代是一個政治上、思想上兩極分化嚴重的世界。人們似乎沒有耐心去思考：政治上的左和右究竟是什麼意思。大多數人只是用貼標籤代替爭論。 美國的例子：川普的極右勢力把幾乎所有其他人貼上左的標籤，甚至極左。川普的伎倆之一就是：通過煽動美國民眾對極左的恐懼來贏得支持。 2016年的時候，川普成功地入主白宮。可見美國許多民眾對左翼，特別是極左的恐懼依然影響了他們的判斷。 然而，究竟什麼是左？什麼是右？許多人只是人云亦云而不去思考，更不去探究，尤其是人數不少的華川粉們。 《大辯論》把我們帶回了革命的年代——十八世紀末的“大西洋革命”，其中最主要的事件是：一先一後的美國革命（包括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是大名鼎鼎的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他也是那個年代少數批判而非支持法國大革命的人。 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是大名鼎鼎的美國國父之一，大西洋革命，特別是美國革命的重要思想家和活動家。他是法國大革命的擁護者與積極參與者。 這兩位十八世紀思想界的巨擘，圍繞着法國大革命曾經發生過針鋒相對的筆戰。他們思想的交鋒迄今還影響着歐美的政治，特別是美國政治的左與右。 從中國來到北美之後，我注意到北美政治的左與右，與中國政治不同乃至相反。中國的左是中共為代表的，依然代表革命、真理；而右是以被中共打成“右派”的中國知識人為代表的，代表自由民主理想。在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中，左與右是對立的、鬥爭的關係。 在北美，左與右沒有什麼一個比另一個更革命、更正確的“本質區別”，而是不相上下，平等或對等的政治力量。雙方的關係也不是簡單的你死我活、非黑即白的鬥爭。而是更為複雜的：不同意見的交換與爭論，有時互相拆台，有時協作互助。 一開始，從左傾嚴重的中國出來的我覺得自己是“左派“，因為依然覺得共產主義是一個美好的理想，儘管蘇聯、東歐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共產主義實驗都失敗了。我還為他們開脫，想：也許是他們都沒有按照馬克思的構想去實踐，或者在實踐中犯了很多錯誤所致。 後來我到北美高校讀書，發現：馬克思主義對北美社會科學界的影響相當強大。雖然北美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有很大不同：中國的馬克思是中共政權的官方意識形態，而北美大學裡的馬克思主義是作為批判理論的一種來使用的，強調的是批判本身，應該是中共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 那時候，我還讀了不少喬治·奧威爾。作為一名老左派，奧威爾後期對極權主義，特別是蘇聯極權主義的批判發人深省。我的左有了修正，我的政治傾向從上學前的極左，轉變為進步的（溫和的）左派，大約相當於奧威爾的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 畢業後走上社會了。慢慢地，我走出了象牙塔，對於蘇聯、中國等國家的歷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對於西方國家的政治理念與實踐有了進一步的接觸和體驗，特別是親自參與了加拿大的民主實踐，等等。我的左有了進一步的修正。我想：民主社會主義固然好，然而自由主義也要得，甚至保守主義也要得，只要不走極端。 之前讀陳冠中的《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書評見此）時，發現陳自認為是“中道自由主義者”。當時深以為然。除了“自由主義”之外，另一個關鍵是“中道”。 曾經，中國有一些大思想家一直懷有一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希望保住中華文化的要義。當年的梁啓超、辜鴻銘、陳寅恪、胡蘭成，以及所謂的“新儒家”學派那些知識人，懷抱此種理想一輩子，寫了許多文字闡述這一看法。然而終其一生，這些先賢們都沒見到什麼“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歷史似乎完全忘記了在遙遠的亞洲大陸東部，那一群自稱“華夏”的民眾。 大約有人會以為，我的“中道”是儒家哲學，錯了。我說的“中道”和儒家的並不完全一致，也許只是西方意義上的“中道” （Golden Mean )，我要表達的不過是溫和的、寬容的意思。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哲學就有對不走極端的闡述。當然，儒家的“中道”似乎也包含了某種“溫和”的意思。“自由主義”思想卻是中國數千年文明不曾產生過的思想，是西方文明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孔子如果復活，是否好意思再說”吾從周“（我學習周朝）呢？ 回到今天歐美的政治生活：溫和的民主社會主義、溫和的自由主義、溫和的保守主義……在我看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重要特徵之一是中道，即溫和的、寬容的、持中的。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不走極端。沒有什麼激進的意識形態或黨派上下其手、操弄選民。 這樣的制度以上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英國、美國最為典型。雖然在過去十年，英美民粹主義的大潮威脅到了兩國長期以來較為溫和的自由民主制度。 我們看到：2016年川普上台前後，極右思潮在美國贏得了許多支持，川普的威權主義、種族主義風行美國。川粉誕生了。華川粉也誕生了。而被貼上“黃左”或“川黑”的華人自由主義者也誕生了。 北美思想界對於川普利用美國的民粹主義極右勢力上位極為警覺：因為民粹主義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大敵之一。川普對於美國自由民主制度的威脅是致命的。 當然，華川粉不會同意。因為他們被中共和毛主義洗腦，本身就具有”威權主義人格“和民粹主義傾向（毛主義包含許多民粹主義毒素）。他們雖然生活在北美，但是大多數英文水平有限，對於民主一知半解，缺乏對相對複雜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理解，碰到一個”接地氣“的川普就像當年紅衛兵見到毛主席那樣，感動得立刻跪下了。於是許多人立刻搭上了極右的川普號快車，把美國政治推向兩極分化的危險的邊緣。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政壇也有類似的民粹主義的動向，但是總體而言溫和的自由主義依然占上風。 政治上左右標籤的盛行符合大多數民眾對複雜事物的畏懼與懶惰心態。事實上，大多數民眾缺乏思考能力、對複雜事物如民主制度抱有畏難心理。這也是造成獨裁制度、威權制度能夠在民主社會裡捲土重來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川普的“接地氣”其實就是用簡單化的民粹主義、威權主義來吸引美國的中下層民眾。 讀《大辯論》，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兩位思想家的辯論是君子之爭，是一篇文章一篇文章來辯論的，是就各自理念的不同、看法的不同來爭辯，擺出自己的看法，批駁對方的看法。我感覺不到人身攻擊或類似“大字報”那種批判論調。這樣的大辯論看起來實在令人愉悅，並且人們可以從中獲得教益。 大辯論發生在十八世紀末，距今兩百多年了。然而，在今天的歐美，我們能否有這樣文質彬彬的、思想交鋒的大辯論嗎？代表美國政壇的左和右的總統候選人不久就要登台辯論了。基於川普的一貫表演，我們只能看看賀錦麗的表現了。 我個人傾向於左翼，對於民主社會主義比較嚮往。自由主義是我堅守的原則，建立於平等原則上的民主制度是我認同的政治組織形式。我大約算是“中道自由主義”吧，簡單化點，就是“中左”吧。 歷史名人中，丘吉爾是英國保守主義政要；奧威爾是英國左翼作家。他們在面對極權主義（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大敵之際，都自覺地維護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自由主義原則。在我看來：丘吉爾是中右，奧威爾是中左。 雖然是中左，但我也對於中右人士懷有敬意與好感。我讀的關於歐美政治的書籍中，中右的學人、作家不在少數。《大辯論》的作者萊文、法蘭西斯·福山、安妮·阿普爾鮑姆，都屬於中右。 川普是極右，美國的共和黨現在極右色彩濃厚。民主黨一直是中左，離極左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還很遠（雖然川普及川粉天天給他們貼“極左”的標籤）。 極右也罷，極左也罷，從歷史上看從來都曾經給民眾帶來大災難。納粹德國、斯大林主義的蘇聯、毛主義的中國就是典型的例子。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也好不到哪兒去。川普和極右的墨索里尼有點接近，已經有人給他貼“法西斯主義”的標籤了。如果他再上台，美國會怎樣？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會怎樣？估計前景堪憂。 2024年11月，我們來看一看：極右的民粹威權主義的川普與溫和的自由主義的賀錦麗哪一個能夠勝出？美國民主實驗成敗之一個關鍵時刻就要到來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