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辩论》是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学者尤瓦尔·莱文（Yuval Levin，生于1977年）的一本书。该书全名：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 （《大辩论：埃德蒙·伯克、托马斯·潘恩与左和右的诞生》，出版于2014年）。 是左还是右？关心政治的朋友们，你们一定想过这个问题吧。 较之世界上大部分别的国家的人来说，中国人对于政治上的左右标签应该是较为敏感的。 曾经在中国，有好多年，特别是文革十年，人人都必须是左翼的（中国多说”左派“），因为”左”代表正确、真理、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而“右”在中国语境里是错误的、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曾经，中国的大多数知识人都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而遭到中共的迫害。曾经，中国人都害怕”右派“的标签。 政治光谱上的左和右在西方被认为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简单地说：1789年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国民议会中，吉伦特派坐在右边，雅各宾派坐在左边。最早的右派是吉伦特党人，最早的左派是雅各宾党人。 此后，欧美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很多时候就被简化成左与右的关系。 一贯标榜自己是左派的中共在中国的教科书里篡改历史，在叙述法国大革命时对雅各宾党人的残暴屠杀进行淡化处理，同时把他们的政治理想美化处理。造成的一般印象是：左派的理想是美好的，然而实际操作出了问题，导致大革命的失败。（他们还用同一个套路来给中国民众洗脑，比如，毛贼东搞文革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实际操作除了问题，等等。） 曾经，少年的我对于雅各宾党人颇有好感，幼稚地认为自己是根红苗正的左派，虽然当年的我无论对于雅各宾党人还是政治上“左派”的知识都极为有限。 离开中国后，我才对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开始了unlearn（“反洗脑”）中共的教育。 如今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许多人用“左”、“右”的标签来贴自己和他人，比如，许多华人用“白左”嘲笑白人自由主义者，等等。总觉得有乱贴标签之嫌。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是一个政治上、思想上两极分化严重的世界。人们似乎没有耐心去思考：政治上的左和右究竟是什么意思。大多数人只是用贴标签代替争论。 美国的例子：川普的极右势力把几乎所有其他人贴上左的标签，甚至极左。川普的伎俩之一就是：通过煽动美国民众对极左的恐惧来赢得支持。 2016年的时候，川普成功地入主白宫。可见美国许多民众对左翼，特别是极左的恐惧依然影响了他们的判断。 然而，究竟什么是左？什么是右？许多人只是人云亦云而不去思考，更不去探究，尤其是人数不少的华川粉们。 《大辩论》把我们带回了革命的年代——十八世纪末的“大西洋革命”，其中最主要的事件是：一先一后的美国革命（包括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他也是那个年代少数批判而非支持法国大革命的人。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国父之一，大西洋革命，特别是美国革命的重要思想家和活动家。他是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与积极参与者。 这两位十八世纪思想界的巨擘，围绕着法国大革命曾经发生过针锋相对的笔战。他们思想的交锋迄今还影响着欧美的政治，特别是美国政治的左与右。 从中国来到北美之后，我注意到北美政治的左与右，与中国政治不同乃至相反。中国的左是中共为代表的，依然代表革命、真理；而右是以被中共打成“右派”的中国知识人为代表的，代表自由民主理想。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左与右是对立的、斗争的关系。 在北美，左与右没有什么一个比另一个更革命、更正确的“本质区别”，而是不相上下，平等或对等的政治力量。双方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你死我活、非黑即白的斗争。而是更为复杂的：不同意见的交换与争论，有时互相拆台，有时协作互助。 一开始，从左倾严重的中国出来的我觉得自己是“左派“，因为依然觉得共产主义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尽管苏联、东欧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都失败了。我还为他们开脱，想：也许是他们都没有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去实践，或者在实践中犯了很多错误所致。 后来我到北美高校读书，发现：马克思主义对北美社会科学界的影响相当强大。虽然北美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有很大不同：中国的马克思是中共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北美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批判理论的一种来使用的，强调的是批判本身，应该是中共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 那时候，我还读了不少乔治·奥威尔。作为一名老左派，奥威尔后期对极权主义，特别是苏联极权主义的批判发人深省。我的左有了修正，我的政治倾向从上学前的极左，转变为进步的（温和的）左派，大约相当于奥威尔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 毕业后走上社会了。慢慢地，我走出了象牙塔，对于苏联、中国等国家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与实践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体验，特别是亲自参与了加拿大的民主实践，等等。我的左有了进一步的修正。我想：民主社会主义固然好，然而自由主义也要得，甚至保守主义也要得，只要不走极端。 之前读陈冠中的《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书评见此）时，发现陈自认为是“中道自由主义者”。当时深以为然。除了“自由主义”之外，另一个关键是“中道”。 曾经，中国有一些大思想家一直怀有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希望保住中华文化的要义。当年的梁启超、辜鸿铭、陈寅恪、胡兰成，以及所谓的“新儒家”学派那些知识人，怀抱此种理想一辈子，写了许多文字阐述这一看法。然而终其一生，这些先贤们都没见到什么“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历史似乎完全忘记了在遥远的亚洲大陆东部，那一群自称“华夏”的民众。 大约有人会以为，我的“中道”是儒家哲学，错了。我说的“中道”和儒家的并不完全一致，也许只是西方意义上的“中道” （Golden Mean )，我要表达的不过是温和的、宽容的意思。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就有对不走极端的阐述。当然，儒家的“中道”似乎也包含了某种“温和”的意思。“自由主义”思想却是中国数千年文明不曾产生过的思想，是西方文明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孔子如果复活，是否好意思再说”吾从周“（我学习周朝）呢？ 回到今天欧美的政治生活：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温和的自由主义、温和的保守主义……在我看来，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中道，即温和的、宽容的、持中的。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走极端。没有什么激进的意识形态或党派上下其手、操弄选民。 这样的制度以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英国、美国最为典型。虽然在过去十年，英美民粹主义的大潮威胁到了两国长期以来较为温和的自由民主制度。 我们看到：2016年川普上台前后，极右思潮在美国赢得了许多支持，川普的威权主义、种族主义风行美国。川粉诞生了。华川粉也诞生了。而被贴上“黄左”或“川黑”的华人自由主义者也诞生了。 北美思想界对于川普利用美国的民粹主义极右势力上位极为警觉：因为民粹主义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大敌之一。川普对于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威胁是致命的。 当然，华川粉不会同意。因为他们被中共和毛主义洗脑，本身就具有”威权主义人格“和民粹主义倾向（毛主义包含许多民粹主义毒素）。他们虽然生活在北美，但是大多数英文水平有限，对于民主一知半解，缺乏对相对复杂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理解，碰到一个”接地气“的川普就像当年红卫兵见到毛主席那样，感动得立刻跪下了。于是许多人立刻搭上了极右的川普号快车，把美国政治推向两极分化的危险的边缘。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政坛也有类似的民粹主义的动向，但是总体而言温和的自由主义依然占上风。 政治上左右标签的盛行符合大多数民众对复杂事物的畏惧与懒惰心态。事实上，大多数民众缺乏思考能力、对复杂事物如民主制度抱有畏难心理。这也是造成独裁制度、威权制度能够在民主社会里卷土重来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川普的“接地气”其实就是用简单化的民粹主义、威权主义来吸引美国的中下层民众。 读《大辩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位思想家的辩论是君子之争，是一篇文章一篇文章来辩论的，是就各自理念的不同、看法的不同来争辩，摆出自己的看法，批驳对方的看法。我感觉不到人身攻击或类似“大字报”那种批判论调。这样的大辩论看起来实在令人愉悦，并且人们可以从中获得教益。 大辩论发生在十八世纪末，距今两百多年了。然而，在今天的欧美，我们能否有这样文质彬彬的、思想交锋的大辩论吗？代表美国政坛的左和右的总统候选人不久就要登台辩论了。基于川普的一贯表演，我们只能看看贺锦丽的表现了。 我个人倾向于左翼，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比较向往。自由主义是我坚守的原则，建立于平等原则上的民主制度是我认同的政治组织形式。我大约算是“中道自由主义”吧，简单化点，就是“中左”吧。 历史名人中，丘吉尔是英国保守主义政要；奥威尔是英国左翼作家。他们在面对极权主义（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大敌之际，都自觉地维护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自由主义原则。在我看来：丘吉尔是中右，奥威尔是中左。 虽然是中左，但我也对于中右人士怀有敬意与好感。我读的关于欧美政治的书籍中，中右的学人、作家不在少数。《大辩论》的作者莱文、法兰西斯·福山、安妮·阿普尔鲍姆，都属于中右。 川普是极右，美国的共和党现在极右色彩浓厚。民主党一直是中左，离极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很远（虽然川普及川粉天天给他们贴“极左”的标签）。 极右也罢，极左也罢，从历史上看从来都曾经给民众带来大灾难。纳粹德国、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毛主义的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也好不到哪儿去。川普和极右的墨索里尼有点接近，已经有人给他贴“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了。如果他再上台，美国会怎样？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会怎样？估计前景堪忧。 2024年11月，我们来看一看：极右的民粹威权主义的川普与温和的自由主义的贺锦丽哪一个能够胜出？美国民主实验成败之一个关键时刻就要到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