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評傳》是武俠小說家金庸先生的一篇文字，作於1975年。我之讀到此文，是因為最近淘到一套《碧血劍》。

《碧血劍》是金庸先生1956年發表的武俠小說（《碧血劍》後記中，他自述是其第二部小說），也是我多年前接觸金庸武俠小說最早的一部。

我當年讀的金庸小說，除了《碧血劍》，還記得名字的有：《雪山飛狐》、《飛狐外傳》、《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書劍恩仇錄》，等等。總之，雖然沒有把他的十五部武俠小說一網打盡，但也讀了大半。

當年還讀過古龍、梁羽生等的武俠小說，然而最喜歡的還是金庸作品。

除了武俠，還讀過言情小說等通俗文字。大約年輕人對於通俗文藝總是比較敏感而好奇吧。

大學畢業之後就基本不讀通俗文字了。原因大約是閱讀興趣的轉移。雖然後來也看過一些武俠連續劇，不少就是據金庸小說改編的，然而往往遺憾滿滿，少有看完全劇的。

直到最近，在加拿大的舊書市場上看到這套《碧血劍》，居然是香港明河社於1989年出版的。突然童心大發，買了回來。放下手邊其它正在讀的中英文書籍，一頭扎進金庸筆下明末清初的武俠世界。

必須承認，金庸的小說還是很能吸引人的，其情節之引人入勝讓人慾罷不能，文字也流暢可讀。然而這套《碧血劍》全書864頁，小說在736頁就結束了，剩下的128頁，除了一頁後記，居然是一篇《袁崇煥評傳》。

《碧血劍》說的是明朝抗清名將袁崇煥屈死之後，其子袁承志長大後要為父報仇，打算殺明朝皇帝崇禎、殺清國皇帝皇太極的計劃。該書對於袁崇煥的抗清歷史略有交代，然而語焉不詳。雖然如此，小說還是巧妙穿插了一些歷史事實，使得小說的故事有了依託，虛實得宜。

然而《袁崇煥評傳》就不同了，實在是根據史料整理了袁崇煥抗清的歷史，看到該文占了這套《碧血劍》的近百分之十五的篇幅，可知道1975年時金庸已經對歷史很感興趣，且有許多閱讀、分析和評論。無怪乎他晚年還到劍橋研究中國歷史。

袁崇煥出生於廣東，中進士後先在福建當個知縣，後來被調到兵部當文職，再後來主動請纓去了山海關前線，之後數年因軍功直線升官升職。崇禎二年，清軍大舉圍攻北京，袁崇煥與崇禎在打法上有不同意見。崇禎在兵臨城下之際，將袁崇煥抓起來。八九個月後，清軍撤退了，袁崇煥被羅織罪名千刀萬剮而死。

《袁崇煥評傳》中金庸很用了一些功夫，仔細梳理了袁崇煥的故事，對於明末自萬曆以來的政治黑暗、皇帝昏庸，朝臣和宦官腐敗無能，而袁崇煥及少數幾個奉命抗清且知兵的將領雖然獻計獻策，殫精竭慮，卻被皇帝、朝臣拖後腿，最終都是功敗垂成。

在《碧血劍》之後記中，金庸說自己《袁崇煥評傳》一文的“主要創見”是認為崇禎殺袁崇煥的根本原因不是由於中了反間計，而是在於“兩個人性格的衝突”。然而細讀《袁崇煥評傳》我看不到金庸的這一論點。或者說，即便有所提及，我感覺也不是主要的問題。

主要的問題還是“制度”！《袁崇煥評傳》中金庸說：明朝文官指揮軍隊的制度是問題，因為除了袁崇煥等少數文官之外，大部分文官不懂軍事。金庸還說：權力集中於皇帝的制度也是問題。金庸還說：袁崇煥的悲劇不會發生在一個“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國家中”。

事實上，正如金庸在該文中指出的，明朝其實還是除了不少能幹的將軍或軍事家的，萬曆年之後就有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數人，然而他們幾人的命運都是一樣：或者被殺，或者被罷免。有良將而不用，責任在當權者；而權力集中於皇帝，所以皇帝責任最大。

皇權專制制度之下，有能力的朝臣和將軍運氣好的時候可以做一番事業，運氣不好的時候就是罷官砍頭甚至夷族。而最倒霉的是底層民眾，如魯迅所說，從來就在“坐穩奴隸的時代”與“坐不穩奴隸的時代”之間顛沛流離，所以只有天天盼着聖主明君。然而秦朝以來的國史證明了：從來就沒有什麼聖主明君。

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或皇權專制制度）本身是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王朝更替死循環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國人口眾多，能人志士從來就不缺，然而被皇權專制制度制約，能夠被權力任用的能人志士就極為有限，於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是：

一個王朝建立之初，往往出現幾個達不到“聖主明君”標準但不算昏聵的皇帝，任用了一批有能力的文臣武將，讓底層民眾休養生息，進入了“坐穩奴隸的時代”。於是一個王朝興起了。然而，過了幾代，要麼皇帝越來越昏聵，要麼新皇帝越來越無能，有能力的文臣武將被邊緣化，無能力而善於投機取巧的官員被重用。政治腐敗之後專制政權對底層民眾剝削與壓迫日益加重，最終“坐不穩奴隸的時代”來到了，於是一個王朝崩潰了。

在這一王朝更替的歷史循環中，明朝不能例外。崇禎皇帝不能例外（雖然他認為自己不是“亡國之君”，覺得明朝不會亡在自己手裡）。袁崇煥也不能例外（他和明朝及前朝的那些名臣、良將的命運軌跡很像，所以他早就預見（感）到自己被讒被殺的結局）。

金庸寫道：袁崇煥死後兩百多年，當清朝也腐敗不堪之際，孫中山出現了，決心要跳出歷史的循環（或怪圈），認為：民主自由的共和國才可以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這意味着要打破皇權專制制度，着眼於政治制度的變革。

袁崇煥含冤受屈而慘死於崇禎皇帝之手，這是一個悲劇。然而這一悲劇只是兩千多年皇權專制制度一系列悲劇的一例。袁崇煥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與其說袁崇煥是被崇禎皇帝殺死的，不如說他是被皇權專制制度害死的。

我們看到：明朝之後的清朝、1949年之後的中共紅朝，其中又有多少袁崇煥的悲劇？而中國民眾依然在“坐穩奴隸的時代”與“坐不穩奴隸的時代”之間輪替，依然期盼着聖主明君而不可得。

因為作為王朝輪替根源的專制制度沒有改變，甚至變本加厲：清朝還是傳統的皇權專制制度，中共紅朝則是現代的共產極權制度。西方政治哲學家以賽亞·柏林認為：蘇聯的共產極權制度是俄國傳統專制制度的極端形式。這一論斷也適用於緊緊追隨蘇聯的中國。

而孫中山當年倡導的民主自由的共和國在台灣島終於開花結果，終結了專制制度在台灣的死循環，也終止了袁崇煥式的悲劇。台灣民眾（其中許多是從中國遷移過去的）再也不用期盼什麼聖主明君了。他們自己也逐漸從“臣民”轉化成了“公民”，從“奴隸”變成了“主人”。

台灣的政治發展與歷史經驗表明：制度的改變是社會進步的關鍵。

《碧血劍》一書的結局是：袁承志帶領一幫人離開中土、遠赴海外一島嶼要驅逐“紅毛海盜”做化外之民。那似乎是在暗指台灣島。

金庸的這一筆很有預見性，雖然其中深意他寫的時候是否明白是我們今天無法臆測的。

金庸自己在香港回歸前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積極參政。1989年中共製造了六四大屠殺之後，金庸退出了政界。金庸實現了袁崇煥“身退”的理想，只是他當時覺得自己“功成”與否呢？他是否想過：袁崇煥想“功成身退”而不可得，他卻可以“身退”之間的不同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