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立青
我的留學生活是在1994年冬天，從英國的C大學開始的。C大學座落在英國的西北部，離世界著名的大都市MEN城200多公里的一座人口只有5萬的小城旁邊，但C大學不在城裡，而是在離市中心4、5公里的鄉間，一座獨立的大學城。1994年的中國經濟還不發達，那時的留學生普遍都很窮。我是自費博士生，雖然太太有一份博士後的收入，但為了補貼家用同時也為了換換腦筋，我每個周六和周日晚上都去城裡的中餐館打工。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97年的夏天，我們全家離開英國移民加拿大。光陰如箭，一晃時間過去了十年，每當回憶起那段打工的人生經歷不禁感嘆萬千，其中的苦辣酸甜難以忘懷。
我打工的第一家餐館叫金鳳酒樓。介紹我到這家餐館的是國內一所大學來的訪問學者、Z，小伙子年青、樣子高高大大，很帥氣。我開始上工的時候是Z在國外的最後的一個星期。這家餐館的老闆是位女士名叫辛西雅，三十多歲香港長大，能講一點廣東普通話。因為剛開始作跑堂很多事情需要學習。Z在這家餐館做的時間不短，看得出女老闆和她的丈夫很欣賞他，人前人後不停地告誡我要向他學習如何工作如何與顧客打交道。我發現Z做人和說話都很藝術，對老闆來說他的話非常中聽。我很羨慕Z，但我不可能做得象Z那樣，一來那不符合我自己做人的習慣，二來我的英語也沒那麼好。很快老闆辛西雅發現我倆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即使Z已經不在餐館了，但對他的讚美之詞仍不時地在我耳邊響起，以此來暗示對我的失望和不滿。辛西雅精靈剔透八面玲瓏，見人面帶微笑，是那種典型的沒有多少中國文化蘊底而又頗具聰明的生意女人。
只有同辛西雅打交到，你才能真正體會到什麼叫“見人下菜碟兒”--無論是對顧客還是店員。在她心理人是被分為富人和窮人的，她自己自然是屬於富人了, 而我們那樣的‘窮人’也是被分為三六九等的。有工資收入的自然是留學生的貴族了，訪問學者、公派留學生也是氣宇軒然和底氣十足了。而像我這樣隨着太太出國的自費留學生顯然是最為‘卑微’的。在她眼裡我是一個又窮又酸連話都不會說的百無一用的書生，於是更加被她所輕視。言談話語舉手投足無不透着高貴與自上而下。周末打工是為了換個環境，即使退一步說為了賺錢而要看別人的臉色過生活實在是沒有必要。於是我很快就換到另外一家中餐館做同樣的事情，這家餐館叫黃龍酒樓。在金鳳酒樓的經歷很快就過去了，在後來的留學生活中儘管我換了幾家打工的餐館但我再沒有踏進金鳳半步。其實在當時來說，即使在留學生自己的隊伍當中這種人分五類勢分九等的微妙和氣氛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只是程度不同罷了。其實想通了不過是人間萬象，自然景觀而已。
在我真正的留學生活開始之前有過一段短暫的探親經歷，原因是我太太先於我到這所大學讀Ph.D，那時我曾經在黃龍酒樓打工。因為語言的原因做不了跑堂只能在後面洗碗，那情形真象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里的王啟明。所以當我再次回到這家餐館做跑堂時也算是‘二進宮’。黃龍的老闆是個中年男人，個子不高皮膚黝黑，嘴角邊一顆明顯的黑痣。通常面無表情少言寡語。上工的時候刁着煙捲一臉嚴肅，偶爾沖你嘿嘿一笑極象港台電影中道上的老大。
開始的時候老闆和老闆娘對我極好，不僅關心問候還送禮物給我兒子，有一次老闆娘還親自開着她的奔馳車接我們全家到她的豪宅作客，清我們喝茶，品嘗點心還有老闆娘親自作的廣東肉棕。前後兩位老闆之間的這種明顯的反差使我感到誠惶誠恐，心裡不安。他們這麼有錢的老闆，我一個留學生除了能在他餐館打打工實在不知道還能為他們做點什麼。難道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許人家歷來如此，善待雇員謹此而已。正因如此，我在工作上勤勤懇懇，對老闆、老闆娘尊重有加但從未主動地與老闆有任何親近之舉。這樣彼此相安地過了大約一年的時間。但後來的情形變化和事與願違是我無論如何也始料不及的。
由於中餐業的競爭，黃龍的生意不如從前火爆了。不久中科院的兩個訪問學者也到這家餐館打工，因為他們剛到國外，老闆將他們的報酬壓的很低。本來我是周六周日兩天工，有時老闆只讓我周六來，因為周日相對不忙顧老闆只用新手。開始我並不介意，商人唯利是圖完全可以理解。但後來有幾次下午3、4點打電話通知我不要來上工，而工作開始的時間是5點。顯然老闆的這種做法是不合情理和過分的。終於有一次電話打給我太太，但我根本沒理它，照樣去上工。老闆娘見了我有點驚訝，於是我告訴她：“對不起，你打電話時我已經進城了。下次再有這樣的情況請及早通知我”。正在此時，也是我探親時打過工的另一家餐館的老闆、老喬，找到我。他的餐館是在離此城十幾公里的海邊，經過裝修重新開業。他希望我再到他的餐館做幫櫥，還要我幫他找兩個跑堂，報酬比市價要高。我把情況對中科院的兩個訪問學者講了，結果一拍即合。他們同樣對老闆刻意壓低工資耿耿於懷，再者我那時剛有一輛破車，於是在我的鼓動下，我們三人聯手抄了老闆的尤魚。這一舉動在短時間內使餐館的生意陷入混亂，這件事過後不久老闆死於心臟病。當時有傳言說老闆的死與餐館生意不好有某種關係。
兩年以後，和我在英國同校讀書的另一位留學生也來到了加拿大，他的家庭和黃龍老闆有一些特殊的關係。使我意想不到是我們見面時他說的第一句話不是任何的問候，而是：“你是否已經原諒了黃龍的老闆，他到死也沒忘記你”，我一驚、然後不解地對朋友說：“我一屆書生，何德何能值得別人希望我能原諒。我從未恨過老闆何來原諒二字”。我講的是心理話，對我來說打工不過是生活的權宜之計和點綴。雖然如此，但朋友的一番話還是在我心中留下了長久揮之不去的陰影。
老喬，生於廣東，年青時在舊軍隊吃糧當兵後輾轉香港，五十年代初期懷揣5個英鎊隻身闖蕩英國，在餐飲業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老喬的為人即有江湖豪爽、義氣的一面，也有為人狡詐和無賴的特點，是一個‘老江湖’。
在個人生活上老喬是個不折不扣的中國PLAYBOY，一生離婚數次。年屆古稀娶了一個不到30歲的廣東農村姑娘，尚愛，並生下一女兒。在這家餐館尚愛是老闆娘同時也是“打工者”。70高齡的老喬不但娶了個年青的老婆還外賺了一個大廚，雖然這位大廚的手藝實在不敢恭維。因為我在這兒是做幫廚，所以同尚愛很孰。我倆常常一邊幹活一邊聊天兒，開始的時候我以為她會抱怨英國的生活，因為她每天都要從中午幹活干到午夜，幾乎天天如此。但後來我發現我錯了。她從未抱怨，她全部的人生態度可以用兩個字概括：認可。它體現在她的那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坦然，一門心思為家為女兒、為自家男人的本份，農村婦女吃苦耐勞、勤勞致富的奮鬥精神。她的目標非常明確：掙錢、掙多的錢。為農村的母親和家人蓋房子置地。而且她的目的全都達到了。
尚愛的脾氣有點怪。記得有一次店裡的生意不忙，大家都在店堂聊天兒，尚愛很不高興，但她又不敢直接發作，她就寫了一張紙條掛在外面。遺憾的是尚愛的中文水平實在有限，於是一句讓人莫明其妙哭笑不得的話出現在大家面前“上班時間聊天者不是人”。這件事後來成為我們這些人永遠都忘不了的一個笑話。
每年聖誕節的中午，老喬都會把我們這些在店裡打工的和部分曾在店裡打工的留學生請到他的餐館，那時他會親自下廚做滿滿一桌的佳餚，期間照例會興高采烈不厭其煩地講述他的‘羅曼婚姻史’和‘奮鬥史’，讓大家哈哈一笑。總而言之在老喬那裡打工還是愉快和有趣的。在我留學的最後一年里，因為餐館生意和路遠的原因我離開了老喬的餐館。回到城裡一家名叫龍運的中餐館，那也是我打工生涯中最後一個地方。
龍運的老闆是位上了年紀的婦人，因為年齡和子女不願接手餐館的原因，老闆在廣東的胞妹帶着她的兒子、阿松來到英國代替老闆來經營這家餐館。老闆的胞妹在後面做大廚，阿松是餐館的總管。阿松熱情開朗、心地善良，一表人才，普通話也講得好。自她們娘兒倆接手餐館後生意日漸興旺。雖然龍運在C城是鋪面最小的一家中餐館，但生意卻是最忙的，尤其是在周末。應該說在龍運那段時間是我打工生涯中最愉快和舒暢的，一是跑堂做久了業務已經熟練了，二是阿松人很隨和。所以在龍運做工不像雇員給老闆幹活，更像朋友間的幫忙。由於年齡相仿脾氣相投我和阿松不久成了朋友。我們常常一起品酒聊天兒，討論如何改進菜的品味並不時地推出一些不同於其他餐館英廣式中餐的菜品，其中的幾款還大受歡迎。我記得有一個菜叫棒棒雞。把雞肉切成段兒炸酥炸脆，用幾種不同的調味醬烹製，以青椒作輔料加入白芝麻點綴，色澤紅亮、甜酸口。這道菜不僅符合西方人的口味，中國人也喜歡。棒棒雞後來成為龍運的招牌菜和保留菜。
1999年我在加拿大工作了兩年之後，為了完成我的論文答辯，我又回到C大學住了三個星期。當我去看阿松的時候，他說，“周末休息的時候再來打工吧，我們聊聊”，我說：“沒問題，但工錢就免了罷”。下了工之後，他帶我去夜總會喝酒、跳舞一直到早晨三點多，那天我就住在阿松家。時至今日將近十年，我再也沒有見過阿松，但那段打工的日子確實很愉快。
時間過得真快，一晃這些事兒已是陳年舊賬了。感謝生活使我的人生經歷變得豐富多彩，它使我體味了人間冷暖、見識了市井百態，這即是人生的閱歷同時也是人生的財富。
二〇〇八年三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