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自討苦吃”的勞動者的自白  ——我移民加拿大的經歷與感悟

作者：沈漓   

“你的英語聽、說、寫只能得‘well’（良好），不是如你所填的‘fluent’（流利）。你的申請也可能被拒，因為你的工作是編輯，以你現在的英語水平很可能會找不到工作。如果拒簽，我們會在給你的正式信函中說明理由。”移民官瑪格麗特對我作結論似地說。我當時急了，立即提醒她我的總分夠了，又一再解釋甚至還質問道：“我要去的地方是溫哥華，那裡有好幾個中文電視台和電台，還有不少中文報紙，你怎麼知道我就一定找不到工作呢？”她語塞，無法回答。她問我寫信聯繫過沒有，我說還沒有。移民官以斬釘截鐵的口氣說：“面試結束了！”

這是1999年在倫敦的加拿大使館移民部里，我作為技術移民的申請人在接受面試的一個片段。移民官老太太的傲慢態度，使我心裡很生氣難受。我想肯定沒戲啦，不由得暗暗罵道：“都說加拿大是文化沙漠，叫我去我還不去呢！”

話雖如此說，但還是過了一段忐忑不安的日子。過了一個半月，忽然收到瑪格麗特的信，竟然通知我說移民加拿大的事情暫獲批准，下一步要看我是否拿出實際行動和加拿大方面聯繫找工作，須將我的求職信和對方的復函在90天之內寄給她審閱，再作定奪云云。我試着把求職信用電子郵件發給溫哥華各中文媒體，告訴它們我不過是要一個回信，成不成都好向移民官交待，證明我確實聯繫過了。但是去信都石沉大海，惟有《明報》編輯部的Susuna Ng回我一信，說他們只聘用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公民，並祝我移民申辦順利。我很高興地把這封唯一的回信轉給移民官，指出這是典型的“悖論（PARADOX）”，不是移民就找不到工作；而沒有工作你們又不讓移民。誰能解決這個自相矛盾的難題呢？經過諸多努力和親友的擔保，最後我終於全家移民到加拿大。我雖然直到現在也沒有和Susuna見過一面，也沒和她聯繫過，但是我對她一直心懷感激，她在半夜時分給一個遠在天邊急需幫助而又素不相識的人，寫了一封也許是可以決定他命運的信！

實在是有些冒險，我在英國的一位老鄉“拍案驚奇”說：“還沒聽說過有像你這樣學文科的，又這大把年紀了，也移民到加拿大的！”

坦白地說，我是為了寫作而移居海外的。一個人，可以沒有財富，但不能沒有誠實。沒有財富你可以創造，然而關於誠實，你很難創造出來。我認為寫作是一定要立足於思想自由這個基礎之上的，否則就是做無用功，現在宣揚得再好也沒有用。近年來經常看到關於海外文學與國內文學的爭論，我個人以為這些爭論沒什麼意義。文學的競賽是馬拉松似的，而不是短跑，是要看後勁的。歷史是唯一權威的裁判。

我是老三屆的，雖然文革中上山下鄉也受了苦，但畢竟時間不長。以後學過化工，但不喜歡，後來靠自學考上了文學專業碩士生。畢業後分到某事業單位，不必坐班，甚至每月只在發工資的日子到單位去一趟。人長期飄浮在生活的表面，沉不下去，我的天性和愛好都是搞創作而不是搞研究，所以只能寫一些無病呻吟或是無法表達生活內涵的東西。因為體制問題，長期閒着，就是一把寶劍也會生鏽，何況人呢？就這樣過了八年幸福而苦惱的日子，一個聲音對我說：“該換個活法了！”我乾脆選擇出來，這樣可以遊歷世界，極大地增加人生體驗和閱歷，寫出發自內心的東西，它們應該是你自己真正感到刻骨銘心、有文學價值而且具有較長生命力的東西。

來加拿大不久，我曾在溫哥華的移民服務中心“找工作俱樂部”學習了一個月。記得中心當時的負責人英格女士在致歡迎辭時，充滿激情地對我們說：“你們懷着各種夢想從世界各地來到了加拿大。今後無論如何，請你們都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因為加拿大需要你們！”

2000年四月我們全家登陸溫哥華，一轉眼來加拿大已整整八年了。

在來加拿大的前四年，可以說自己還是一個“看風景的人”——浪漫隨意，一廂情願。因為在對待工作的認識上心態沒有擺正，一直都沒有認真打工，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總以為生活積累夠了，可以埋頭寫一本驚世大作，一夜成名。在碰了釘子以後，終於在嚴酷的現實面前醒悟過來。自己一直寫不出能打動人心的好作品，為什麼？就是因為自己不是那種聰慧絕頂僅憑自我感悟就能寫得很好的人；自己還沒有真正沉到生活的底層，缺乏深刻的體驗，還沒有成為生活的“主人”，抱着一種“客人”的心態，當然寫不出好東西來。從此以後，一定要“反客為主”才行。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國內提出過這樣的口號：“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真是一個很好的口號，體現了平等互利博愛和諧的人際關係。我想，我到餐館吃飯，有侍者為我服務；去銀行辦事，有工作人員為我服務；去商場購物，有營業員為我服務，我自己為什麼就不能為他人服務呢？在戰略上，要有“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眼高”；在戰術上，要有踏踏實實打工過日子的“手低”，長期堅持，韌性戰鬥。另外我也知道海外是沒有漢語文學大的出版市場的。從此以後我改變了心態，不管幹什麼，都兢兢業業把工作做好。對於家庭，要做一個負責任的男子漢。讓生命融入社會，讓作品融入生命。更何況不僅是我的經濟狀況而且我的身體狀況也不允許我當一個“職業作家”。我只要坐着寫幾天，腳就會腫。只能走“半工半讀”的路子。我必須和絕大多數海外作家一樣，做一個業餘的寫作者。從那以後，我就成了一個全職的勞動者了。

我想自己的目標既然是中文寫作，所以有意“疏遠”英語，覺得無論幹什麼工作都無所謂。我先後在麵包廠當過流水線工人、在麥當勞做過大夜班清潔工；送過比薩餅、賣過冰淇淋、在希臘餐館幹過兩年多幫廚；現在靠着早年在棉紡織印染廠當過鉗工的一點經驗，在一家西人科技公司當安裝工人。這家公司產品比較先進，主要出口到美國。在和來自世界各地和加拿大本土的人交往相處的過程中，了解了很多人和事，極大地拓展了人生閱歷，寫的東西也漸漸成熟起來。八年裡我寫了四本書稿，出版了其中有關英國歷史和文化的一本散文集《從倫敦塔到多佛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其他三本分別是描寫溫哥華華人移民生活的長篇小說《紅河夢》、寫在英國打工經歷中遇到的各種人物《英國人物筆記》以及詩集《楓樹下的夜歌》，正在聯繫出版之中。另有中篇小說《關於一個精子的回憶與思考》入選《2005年最佳華文小說•網絡小說選》（深圳大學/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主編王干）以及其他一些散文詩歌小說陸續發表在《世界日報》、《僑報》、《明報》、《大華商報》等海外報刊上。

德國現代舞大師皮娜•鮑什說過：“我跳舞，因為我悲傷。”我也可以這麼說：“我寫作，因為我痛苦。”沒有痛苦的人，成不了大作家。深沉的作品不光是流動着的文字形態，更應該是生命痛苦的宣泄與喘息，正如一條無名河流，突如其來，或靜靜或波濤滾滾直抵你的內心。而青春氣息濃烈的作品則像是一場美輪美奐的冰上舞蹈，靈魂的舞蹈。作品的思想情感猶如男性舞者，他堅強有力；作品的藝術文字猶如女性舞者，她嫵媚飄逸。男舞伴托舉着女舞伴，在飛速移動中完成一個又一個動作，英氣逼人，令人目不暇接，兩者的配合天衣無縫靈性十足青春飛揚。

溫哥華花草爛漫，林木幽深，實在太美麗了。太美的地方，往往缺乏天蒼蒼野茫茫的壯闊與深邃，消磨掉了人們的創造衝動和澎湃的激情，以至於缺乏黃鐘大呂之聲和宏偉深厚之作。幸好溫哥華還面對青春湛藍的大海，背靠白髮蒼蒼的落基山脈。我以為這能夠幫助我獲得自信，使我的思考有了一種深厚情懷和結結實實的着落的可能性。

一個勞動者，不僅用他的誠實勞動來說話，也要用他的語言表明他的人生態度。如莊子。一方面莊子是個靠打草鞋為生的卑微的人，他也說大音稀聲大辯無言，但另一方面他仍然給我們這個俗不可耐的世界留下了不朽的《莊子》。

沉默不一定都是金。如果你有深刻的思考，那是金。如果腦子裡一片空白，那是虛空；如果你思考的東西雖美麗卻浮淺，那是鍍金。

用體力勞動來養活自己，用腦力勞動使生命延續，與世界上其他生命相遇相知，這是真正的“返樸歸真”。到加拿大來，寫作使我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勞動者；而成為勞動者才能使我真正安心寫作。這是一種很明確的辯證關係，這也就是為什麼海外作家幾乎都是業餘作者的緣故。

而寫作過程是寂寞沉悶的，猶如孤獨的農夫在田野里耕耘播種施肥。他還要關心每一粒種子的萌芽、生長，關心天氣、自然環境以及病蟲害等等。從莊稼初生的柔弱根部開始，他可以看到秋收的風景。好文章的寫作也一樣。一粒種子在你心裡落下，你不斷地為它創造生長的條件，直到它在你心中萌動發芽。新芽使你的內心感到發脹，到了非寫不可的時候，就讓它破土而岀，形成文字，有聲有色，有血有肉，它的故事和人物將在人間流傳。

我已經知足了。現在我們家買了一套公寓房子，這幢嶄新漂亮的高樓里設施齊全，有桑拿、水療、泳池和健身房等等，是我理想的“創作基地”。女兒已從加拿大一流商學院畢業，現就職於某著名大公司。她能完成大學學業，多虧有了加拿大聯邦政府和BC省政府的學生貸款。女兒很爭氣，以自己的優良成績和表現獲得不少無需償還的獎學金和生活補貼。

我經常回憶我的父親。他在47歲的鼎盛壯年因“文革”而失去工作，從此被剝奪了勞動權利，直至鬱鬱而終。當他最想工作的時候，曾仰天長嘆，說寧願去掃大街勞動，也不願在家裡閒着！但是他連“掃大街”的工作願望也不曾得到滿足。現在我們“老三屆”的人也大多下崗了，而我在加拿大還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可以自由自在地用我的母語中文寫作，比起父親和我的同時代人來，我應該說是非常幸運的了。在這裡我想說一句心裡話，感謝白求恩的故鄉——加拿大！

我們大家不過是偶然生活在了一個偶然到來的時間和空間裡。生命來之不易，消失卻很迅速。如果我以溫哥華為長眠之地，將來我的墓碑上能寫上這麼幾個字就好：我來過，我活過，我寫過。

2008年4月10日      於溫哥華雲水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