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馨馨
长途电话里母亲跟我说，邬伯伯去世了。是零六年十二月的事。
果然是这样。
三年多前，我从伯伯家告别出来。他亲自出来送我。军队干休所大院里整洁干净，路旁杨柳轻拂、泡桐唏挲作响，我左牵右拽地带着孩子们走着，伯伯的话传到耳边：“欣欣，不要再生了啊。”
伯伯又说了什么，我嘴里应着，似听非听，心里有些怅怅的。伯伯这是心疼我带孩子辛苦。
我的到来，伯伯是真高兴。“我这个人是人来疯。”他这样说，兴奋地溢于言表。 他不嫌孩子们吵。七岁的宝宝，中文不会说几句，要跟伯伯下象棋。棋桌上，宝宝煞有介事，伯伯高声笑着。两个五岁的双胞胎女儿，总是动这动那，一会儿也坐不住。伯伯的太太，李阿姨的身体不好，腿也有毛病，忙得一个劲地给她们拿吃的。想起十多年前死去了的父亲，我真希望自己有伯伯这样一个父亲，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个爷爷。我们在户外散步时，伯伯叫住一个手里拿相机的年轻军人，让他为我们照几张相，年轻人好奇，问我是伯伯的什么人。“她是一个象我亲女儿一样人。”伯伯说。
可我这样一个人，福份不够。其实几十年中，与伯伯见面并没有很多次，可他使我有如此亲近，尊敬和依恋的感情。对我来说，他是比其他的长辈都特别的人。如果当年我和他的儿子结了婚，我就是他名正言顺的家人，而现在，我只是个晚辈，一个已故朋友的女儿。一个远住海外，断了来往的人。我平淡地和伯伯道了别，忘了为他请的午餐道谢，拉着孩子们转身走了。 奇怪地，我告诉自己不要回头。伯伯可能在后面看着我，这又不是最后一次见。一面心里又想，山隔水远的，难道这是最后一次？
我六岁那年文革开始，两、三年下来，运动不仅不减弱停止，反而越来越厉害，涉及的人越来越多。父亲被揪出来，经历了批斗，住牛棚，母亲在单位也是被揪斗，还被关在监狱里了一段时间。在我们住父亲单位宿舍大院，批斗父亲的大会在那儿就开过两次，家也抄了两次。打倒我父亲的标语，写得家门口，大街上到处都是。我成天担心同学看到，学校里知道。担心父亲因为受不起压力自杀? 裁吹模Ю镆?br>经有人自杀了。我家三口人，生活在孤立无助，令人窒息的环境里。(当然，我也不把一切都怪罪文革。凡事有因果，也不是所有的无辜的人都会成为运动的对象。)
一个春节，家里来了客人，伯伯穿着军装。他带着一个大眼睛、慈眉善目的阿姨，一个大我四、五岁的高个子男孩，还有一个与我年龄相似的女孩，全家来看望我们。这对我们，真如久旱的甘霖、雪中之炭火，父亲兴奋激动得不知如何。而后多年，他还多次带着骄傲和感激提到伯伯一家的来访。他说，当时的处境，没有人愿意和他接近，而伯伯竟带着一家人来看他。
伯伯和父亲的来往，可以反映出伯伯交往广阔，平易近人。
父亲出身北京郊区贫民家庭，四五年参加解放军，算是抗日干部。因为他生前对当年的事讲得很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参加过战役。(但知道他曾经因为玩枪走火，把一个战友的腿打伤，当时吓得昏了过去的事。进军西藏是去过的。有照片为证)。他参加过部队的文工团，练过唱歌。因为没有什么音乐天分，又改学摄影，跟着从苏联回来的苏伯伯(当年广州起义领导人苏兆征烈士之子，周总理的干儿子)当助手，后来成了一个很好的摄影师。他们的部队应该是属于北京军区的，他和几个战友年都是当年北影厂长汪洋的部下。他们后来归到地方，他工作的新闻电影厂属于文化部。他主要的工作是拍摄国家领导人的外事接见，出国访问，党政会议，还有一些党政、国家领导人生活资料片等。文革开始时，父亲还因为拍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拥挤混乱的场合，腿部被主席和总理的车一前一后挟伤。不久，他就被揪出来，成了反革命分子，假党员等。一次在批斗会上，头部被一个造反派踢伤，造成脑震荡，经常头痛。
伯伯的历史和处境其实与父亲很不同。伯伯的回忆录里有很完整的介绍。他是山西忻州人，从小父母双亡，因为不堪忍受收养他的堂伯父的虐待，三七年底，不满十一岁的他独自逃出家，流浪中，辗转参加了晋西八路军领导的军队，和日军打过仗，负过三次伤。四五年，从前线被调到延安，从事中央保卫部门的工作。从周恩来院外的哨兵，毛主席警卫班的战士，到建国后成为金日成、赫鲁晓夫的访问时的卫士长。从文革初进驻钓鱼台，负责包括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等保卫工作。后来在所负责的钓鱼台国宾馆里接待过基辛格、尼克松。因工作关系，跟江青打了? 嗄?br>交道，受过不少刁难，又险些卷入政治斗争旋涡。后来还亲自参与抓捕“四人帮”的行动。他还是周恩来逝世前最后想见的人。他见证了许多政治斗争，最后又为政治所累，受过委屈，又提前退出工作岗位。伯伯的命运，起伏跌宕，非比寻常，他的作为，充实丰富，可圈可点。
在我最初认识伯伯的时候，应该是他在钓鱼台工作的时候。父亲曾为中央领导外事活动摄影，和伯伯在工作场合认识，伯伯等于是父亲的领导。他当时的身份，与父亲是有很大距离的。当时文革残酷斗争，是不会触及到他们这样的人的。他们的政治斗争和生存危机，与父亲的不是一个层次。
当时我是不太懂这些的。我只是真心地喜欢这家人。特别是伯伯。他中等身高，一身整洁的军装，浓眉，笑眼，高鼻，鼓脸，给人一种温厚的感觉。说起话来声若洪钟，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把我的名字“馨馨”叫成“星星”。其他长辈，往往无视我这样年龄的孩子，而他总是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跟我讲话。他的慈祥，在那个冷竣的年月，更是让人感到温暖。我小他们的女儿一岁，他们要我们交朋友，还邀请我去他们家玩，晚上就住在那里。
他们家在钓鱼台的干部宿舍楼里面。在那时，那么好条件的楼房不多，房间宽敞明亮，厨房浴室俱全，全天都有热水供应。我可以好好洗热水澡。伯伯的女儿，性情安静，十分随和。那个哥哥，长得高大挺拔，眉眼英俊，不大跟我们讲话。我们两个女孩儿缠着他玩时，才答应跟我们打牌，但他总是赢，赢了时就说“洗牌、洗牌，劳动、劳动。”我们还是很开心。后来不久，他就当了兵，穿了军装的他，更英俊了，让我很羡慕，也觉得他高不可攀。
他们的生活很简朴，饮食也很简单。阿姨是山东人，但炒菜时按照伯伯的口味放醋，刚吃时有些酸，但后来也觉得很好，青菜变得很鲜脆。
逢年过节时，我也会去伯伯家玩。一次，我跟去参加一个军队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会。我们坐在一个大礼堂里，到处是军人和家属，演出开始前，领导同志入场，我随着大家鼓着掌，看见几个领导模样的人走入会场，前面是汪东兴，我是知道的，他后面就是伯伯。我当时不知道伯伯是什么级别的。爸爸说他是八三四一警卫团副团长，我想他应该是个团级干部。后来爸爸说抓“四人帮”，伯伯他们是有份的，我还认为是夸大。后来才意识道，中央警卫团团长与? 话嘁庖迳系耐懦げ灰谎?br> “四人帮”倒后，我上了大学。伯伯的位置也变了。他从中央被调到安徽省军区当副司令员。他们家也搬出了钓鱼台宿舍。他这时来我家，与朋友们见面，讲话时仍是笑声朗朗，但谈起调动时有些低落，表现出有些失意。我不解，到大军区当司令，不是更好。爸爸说，这些和我解释不清。我才意识到，国家改朝换代了，这就是一朝君子一朝臣。也许是那时，伯伯开始喜欢钓鱼。他给我们看了一把钓鱼竿，深红的木干，一节节的可以接在一起。他说这是甩竿。我想，有一天我有了钱，一定给伯伯买一付好钓鱼竿。
伯伯家的那个哥哥，从部队退伍回来，参加了工作。他变得似乎更高大，而且体格健壮。我们见过几次面，他还借书给我看。他不象我印象中那么骄傲，但我们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谈的话题，后来连见面的理由也想不出来了。年少时曾向往，将来嫁给一个象他那样的英俊的解放军。而这个幻想，也如同其它许多美丽的梦一样，苍白地消失了。
我八十年代末出国去了澳大利亚。十多年后，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国家更是改变得让人有隔世之感了。再见到伯伯，和伯伯交谈，我知道会有分歧，但又难以抑制想谈点什么。文革的产生，毛泽东的评价，当然是最敏感的问题。不想和这个一直在中央的内部工作的人发生直接冲突。我装做偶然地谈到李志绥。伯伯说，李志绥这个人他在干校时打过交道。他是一个没有骨头的人。开个批评会就把他吓得要命，一副忪相。这样的人写的东西，可信度不会高。伯伯又说，你想想，毛主席那时有多大年纪了。五十年代就有六十多岁了。他的身边又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又说，那么文化革命呢？他没有责任吗？(我想起了一次次的运动，反右、镇反时我还没有出生，但后来的事我记忆犹新，反修防修，造反有理，揪出“走资派”，打倒“一小撮”，铲除“封、资、修”，清理阶级队伍，到后来又“批林批孔”，“儒法斗争”，“批右倾翻案”等等，一批批人被整，被抓。做学生的我们，也会跟着搞，整老师，整自己。) 伯伯说，文革是错了。但开始时的确是为了反修防修。“你读过‘九评’吗？当时面临着多大苏联的影响和压力。如果不搞，就要修了！”伯伯又说，后来运动发展到了失去控制的地步，是谁都始料未及的。阿姨在旁边，这时忙给我递眼色，轻声说：“你伯伯有血压高，他不能激动。”这样，关于政治的谈话，就这样结束。我转过话题，问伯伯有没有写回忆录。伯伯说有，马上就找出一本，回忆录的标题是：[[红色警卫_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伯伯在扉页上写上“韩澎小女存阅留念_邬吉成二零零四年十月”。我又问，是不是所有的事都写进去了？伯伯笑了，说，当然不是。
不能和伯伯谈很多了，但我相信同伯伯绝对不是那种完全谈不来的那种。我其实是感触很多的。在我们之间，有历史造成的一个代沟。但善意、良知、通达的个性，可以轻易地搭起一道道的桥梁。后来读伯伯的回忆录，更看到了，伯伯不但有过人的记忆力，清晰的思路，他看待事情还很独立豁达，既忠于组织和军人的职守，又有历史客观的高度。书里写的事既有趣，又有纪实的价值，我受益良多。
战乱多难的时代，造就了伯伯和父亲他们一代人，他们为了理想而生活，而工作，而受苦，而受不平的对待，而他们中的多数人，仍旧怀着一样的理想，和同样的思想方法。而我们这一代，受的是理想教育，经历过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我们却放弃了父辈的理想，认识到人的尊严和权力，自我的价值，是更可宝贵的，是更要为之奋斗，为之追求的。我们成为自私的，实际，反叛的一代。两代人之间，无可避免地，有全然不同的见解，有难以相融的观念。老的一辈看我们，会认为我们是没有理想，不懂历史的。我们看他们，认为他们头脑僵化，是时代的牺牲品。
为了理想，他们奋斗过，牺牲过。而结果是，后代们把他们从精神上，成果上都否定了。是非曲直，功过得失，道义良知，难道历史的真实是一代的主流总是被后一代的主流否定吗？也许正是。每一代都有其不同的历史使命，和与之相应的道德价值观。每个人也有其独有的命运和世界观。就我自己，一个只为自己活着，更离开了自己国家的人，但对长辈们报有尊敬和很深的感情。离开了中国，给了我们从全新的角度看世界的机会，然而，也使我们对世界产生更多的困惑。角度越多，困惑也就越多。不记得谁说的，历史不是苍白的。再有，历史也不是一条线，不是一个平面。历史是多层面，多空间的。象大海，象山峰，都不确切。它给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和内心都刻上不同的痕迹，印上不同的烙印。
我发感慨似地对伯伯说：“这些年，世界的变化真是快。”
伯伯也同样地感慨道：“是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伯伯的爽快、积极的态度让我感到安慰。他看到了，逝去的，现在的，还有未来的，不就象长江的流水，一浪推过一浪吗？
看来伯伯心境开朗，晚年过得很幸福。参观伯伯的家，一切都很好。宽大的房间，厨房、卫生间设备也很好。平时伯伯、阿姨还有一个小保姆在。伯伯的女儿有时也回来住。学校放假时，伯伯的孙子也来住。伯伯对我说：以后你回国，也过来这里住，这里房间多，方便。
伯伯给我看了一些照片，他的儿子，媳妇，女儿，看上去都很好，孙子已经长成一个高大的小伙子。他还有很多同朋友一起照的相片，其中也有不少是年轻人。看来伯伯还是喜欢结交朋友。他给我看他的书房，他写的字。别看伯伯是军人出身，多年不断的学习，使他的文化素质很高，他的毛笔字写得很漂亮。我欣喜地向他要到几幅字，说要挂在我家里。伯伯叫我去琉璃厂去一家店去裱，说向他们提到伯伯的名字就会给优惠。(我把它们带来了澳大利亚，等我家房子装修好了，我会挂上去的。)
我建议伯伯出国看看，如果能来澳大利亚看我们多好。伯伯说，以前的工作性质，不能允许他出国。也许等到若干年以后，他就可以得到出国的签证。
若干年还没有到，伯伯就去世了。他没有再给我一个去看望他的机会。我零七年十月回国时，因为安排紧，没有跟伯伯家联系，所以连伯伯去世的消息也知道得这么晚。妈妈说，伯伯的病开始时是肺炎，医院没有及时用药，给耽误了。这让人心里更加难过。伯伯应该没有过八十岁寿辰。
我想对伯伯说：天上又多了一个我爱的人看着我，我会好好地生活的。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零八年三月于澳洲悉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