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馨馨             

    長途電話里母親跟我說，鄔伯伯去世了。是零六年十二月的事。

    果然是這樣。

    三年多前，我從伯伯家告別出來。他親自出來送我。軍隊干休所大院裡整潔乾淨，路旁楊柳輕拂、泡桐唏挲作響，我左牽右拽地帶着孩子們走着，伯伯的話傳到耳邊：“欣欣，不要再生了啊。”

    伯伯又說了什麼，我嘴裡應着，似聽非聽，心裡有些悵悵的。伯伯這是心疼我帶孩子辛苦。

    我的到來，伯伯是真高興。“我這個人是人來瘋。”他這樣說，興奮地溢於言表。 他不嫌孩子們吵。七歲的寶寶，中文不會說幾句，要跟伯伯下象棋。棋桌上，寶寶煞有介事，伯伯高聲笑着。兩個五歲的雙胞胎女兒，總是動這動那，一會兒也坐不住。伯伯的太太，李阿姨的身體不好，腿也有毛病，忙得一個勁地給她們拿吃的。想起十多年前死去了的父親，我真希望自己有伯伯這樣一個父親，孩子們有這樣的一個爺爺。我們在戶外散步時，伯伯叫住一個手裡拿相機的年輕軍人，讓他為我們照幾張相，年輕人好奇，問我是伯伯的什麼人。“她是一個象我親女兒一樣人。”伯伯說。

    可我這樣一個人，福份不夠。其實幾十年中，與伯伯見面並沒有很多次，可他使我有如此親近，尊敬和依戀的感情。對我來說，他是比其他的長輩都特別的人。如果當年我和他的兒子結了婚，我就是他名正言順的家人，而現在，我只是個晚輩，一個已故朋友的女兒。一個遠住海外，斷了來往的人。我平淡地和伯伯道了別，忘了為他請的午餐道謝，拉着孩子們轉身走了。       奇怪地，我告訴自己不要回頭。伯伯可能在後面看着我，這又不是最後一次見。一面心裡又想，山隔水遠的，難道這是最後一次？

    我六歲那年文革開始，兩、三年下來，運動不僅不減弱停止，反而越來越厲害，涉及的人越來越多。父親被揪出來，經歷了批鬥，住牛棚，母親在單位也是被揪斗，還被關在監獄裡了一段時間。在我們住父親單位宿舍大院，批鬥父親的大會在那兒就開過兩次，家也抄了兩次。打倒我父親的標語，寫得家門口，大街上到處都是。我成天擔心同學看到，學校里知道。擔心父親因為受不起壓力自殺? 裁吹模�厂梨�?br>經有人自殺了。我家三口人，生活在孤立無助，令人窒息的環境裡。(當然，我也不把一切都怪罪文革。凡事有因果，也不是所有的無辜的人都會成為運動的對象。)

    一個春節，家裡來了客人，伯伯穿着軍裝。他帶着一個大眼睛、慈眉善目的阿姨，一個大我四、五歲的高個子男孩，還有一個與我年齡相似的女孩，全家來看望我們。這對我們，真如久旱的甘霖、雪中之炭火，父親興奮激動得不知如何。而後多年，他還多次帶着驕傲和感激提到伯伯一家的來訪。他說，當時的處境，沒有人願意和他接近，而伯伯竟帶着一家人來看他。

    伯伯和父親的來往，可以反映出伯伯交往廣闊，平易近人。

    父親出身北京郊區貧民家庭，四五年參加解放軍，算是抗日幹部。因為他生前對當年的事講得很少，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參加過戰役。(但知道他曾經因為玩槍走火，把一個戰友的腿打傷，當時嚇得昏了過去的事。進軍西藏是去過的。有照片為證)。他參加過部隊的文工團，練過唱歌。因為沒有什麼音樂天分，又改學攝影，跟着從蘇聯回來的蘇伯伯(當年廣州起義領導人蘇兆征烈士之子，周總理的乾兒子)當助手，後來成了一個很好的攝影師。他們的部隊應該是屬於北京軍區的，他和幾個戰友年都是當年北影廠長汪洋的部下。他們後來歸到地方，他工作的新聞電影廠屬於文化部。他主要的工作是拍攝國家領導人的外事接見，出國訪問，黨政會議，還有一些黨政、國家領導人生活資料片等。文革開始時，父親還因為拍攝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在擁擠混亂的場合，腿部被主席和總理的車一前一後挾傷。不久，他就被揪出來，成了反革命分子，假黨員等。一次在批鬥會上，頭部被一個造反派踢傷，造成腦震盪，經常頭痛。

    伯伯的歷史和處境其實與父親很不同。伯伯的回憶錄里有很完整的介紹。他是山西忻州人，從小父母雙亡，因為不堪忍受收養他的堂伯父的虐待，三七年底，不滿十一歲的他獨自逃出家，流浪中，輾轉參加了晉西八路軍領導的軍隊，和日軍打過仗，負過三次傷。四五年，從前線被調到延安，從事中央保衛部門的工作。從周恩來院外的哨兵，毛主席警衛班的戰士，到建國後成為金日成、赫魯曉夫的訪問時的衛士長。從文革初進駐釣魚臺，負責包括陳伯達，“中央文革小組”等保衛工作。後來在所負責的釣魚臺國賓館裡接待過基辛格、尼克松。因工作關係，跟江青打了? 嗄?br>交道，受過不少刁難，又險些捲入政治鬥爭旋渦。後來還親自參與抓捕“四人幫”的行動。他還是周恩來逝世前最後想見的人。他見證了許多政治鬥爭，最後又為政治所累，受過委屈，又提前退出工作崗位。伯伯的命運，起伏跌宕，非比尋常，他的作為，充實豐富，可圈可點。

    在我最初認識伯伯的時候，應該是他在釣魚臺工作的時候。父親曾為中央領導外事活動攝影，和伯伯在工作場合認識，伯伯等於是父親的領導。他當時的身份，與父親是有很大距離的。當時文革殘酷鬥爭，是不會觸及到他們這樣的人的。他們的政治鬥爭和生存危機，與父親的不是一個層次。

    當時我是不太懂這些的。我只是真心地喜歡這家人。特別是伯伯。他中等身高，一身整潔的軍裝，濃眉，笑眼，高鼻，鼓臉，給人一種溫厚的感覺。說起話來聲若洪鐘，一口濃重的山西口音，把我的名字“馨馨”叫成“星星”。其他長輩，往往無視我這樣年齡的孩子，而他總是親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跟我講話。他的慈祥，在那個冷竣的年月，更是讓人感到溫暖。我小他們的女兒一歲，他們要我們交朋友，還邀請我去他們家玩，晚上就住在那裡。

    他們家在釣魚臺的幹部宿舍樓裡面。在那時，那麼好條件的樓房不多，房間寬敞明亮，廚房浴室俱全，全天都有熱水供應。我可以好好洗熱水澡。伯伯的女兒，性情安靜，十分隨和。那個哥哥，長得高大挺拔，眉眼英俊，不大跟我們講話。我們兩個女孩兒纏着他玩時，才答應跟我們打牌，但他總是贏，贏了時就說“洗牌、洗牌，勞動、勞動。”我們還是很開心。後來不久，他就當了兵，穿了軍裝的他，更英俊了，讓我很羨慕，也覺得他高不可攀。

    他們的生活很簡樸，飲食也很簡單。阿姨是山東人，但炒菜時按照伯伯的口味放醋，剛吃時有些酸，但後來也覺得很好，青菜變得很鮮脆。

    逢年過節時，我也會去伯伯家玩。一次，我跟去參加一個軍隊辦的春節聯歡晚會會。我們坐在一個大禮堂里，到處是軍人和家屬，演出開始前，領導同志入場，我隨着大家鼓着掌，看見幾個領導模樣的人走入會場，前面是汪東興，我是知道的，他後面就是伯伯。我當時不知道伯伯是什麼級別的。爸爸說他是八三四一警衛團副團長，我想他應該是個團級幹部。後來爸爸說抓“四人幫”，伯伯他們是有份的，我還認為是誇大。後來才意識道，中央警衛團團長與? 話嘁庖逕系耐懦げ灰謊��?br>    “四人幫”倒後，我上了大學。伯伯的位置也變了。他從中央被調到安徽省軍區當副司令員。他們家也搬出了釣魚臺宿舍。他這時來我家，與朋友們見面，講話時仍是笑聲朗朗，但談起調動時有些低落，表現出有些失意。我不解，到大軍區當司令，不是更好。爸爸說，這些和我解釋不清。我才意識到，國家改朝換代了，這就是一朝君子一朝臣。也許是那時，伯伯開始喜歡釣魚。他給我們看了一把釣魚竿，深紅的木干，一節節的可以接在一起。他說這是甩竿。我想，有一天我有了錢，一定給伯伯買一付好釣魚竿。

    伯伯家的那個哥哥，從部隊退伍回來，參加了工作。他變得似乎更高大，而且體格健壯。我們見過幾次面，他還借書給我看。他不象我印象中那麼驕傲，但我們之間似乎也沒有什麼可談的話題，後來連見面的理由也想不出來了。年少時曾嚮往，將來嫁給一個象他那樣的英俊的解放軍。而這個幻想，也如同其它許多美麗的夢一樣，蒼白地消失了。

    我八十年代末出國去了澳大利亞。十多年後，我的生活改變了，我的國家更是改變得讓人有隔世之感了。再見到伯伯，和伯伯交談，我知道會有分歧，但又難以抑制想談點什麼。文革的產生，毛澤東的評價，當然是最敏感的問題。不想和這個一直在中央的內部工作的人發生直接衝突。我裝做偶然地談到李志綏。伯伯說，李志綏這個人他在幹校時打過交道。他是一個沒有骨頭的人。開個批評會就把他嚇得要命，一副忪相。這樣的人寫的東西，可信度不會高。伯伯又說，你想想，毛主席那時有多大年紀了。五十年代就有六十多歲了。他的身邊又有很多的工作人員，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又說，那麼文化革命呢？他沒有責任嗎？(我想起了一次次的運動，反右、鎮反時我還沒有出生，但後來的事我記憶猶新，反修防修，造反有理，揪出“走資派”，打倒“一小撮”，剷除“封、資、修”，清理階級隊伍，到後來又“批林批孔”，“儒法鬥爭”，“批右傾翻案”等等，一批批人被整，被抓。做學生的我們，也會跟着搞，整老師，整自己。) 伯伯說，文革是錯了。但開始時的確是為了反修防修。“你讀過‘九評’嗎？當時面臨着多大蘇聯的影響和壓力。如果不搞，就要修了！”伯伯又說，後來運動發展到了失去控制的地步，是誰都始料未及的。阿姨在旁邊，這時忙給我遞眼色，輕聲說：“你伯伯有血壓高，他不能激動。”這樣，關於政治的談話，就這樣結束。我轉過話題，問伯伯有沒有寫回憶錄。伯伯說有，馬上就找出一本，回憶錄的標題是：[[紅色警衛_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鄔吉成回憶錄]]。伯伯在扉頁上寫上“韓澎小女存閱留念_鄔吉成二零零四年十月”。我又問，是不是所有的事都寫進去了？伯伯笑了，說，當然不是。

    不能和伯伯談很多了，但我相信同伯伯絕對不是那種完全談不來的那種。我其實是感觸很多的。在我們之間，有歷史造成的一個代溝。但善意、良知、通達的個性，可以輕易地搭起一道道的橋梁。後來讀伯伯的回憶錄，更看到了，伯伯不但有過人的記憶力，清晰的思路，他看待事情還很獨立豁達，既忠於組織和軍人的職守，又有歷史客觀的高度。書裡寫的事既有趣，又有紀實的價值，我受益良多。

    戰亂多難的時代，造就了伯伯和父親他們一代人，他們為了理想而生活，而工作，而受苦，而受不平的對待，而他們中的多數人，仍舊懷着一樣的理想，和同樣的思想方法。而我們這一代，受的是理想教育，經歷過無休止的政治運動，我們卻放棄了父輩的理想，認識到人的尊嚴和權力，自我的價值，是更可寶貴的，是更要為之奮鬥，為之追求的。我們成為自私的，實際，反叛的一代。兩代人之間，無可避免地，有全然不同的見解，有難以相融的觀念。老的一輩看我們，會認為我們是沒有理想，不懂歷史的。我們看他們，認為他們頭腦僵化，是時代的犧牲品。

    為了理想，他們奮鬥過，犧牲過。而結果是，後代們把他們從精神上，成果上都否定了。是非曲直，功過得失，道義良知，難道歷史的真實是一代的主流總是被後一代的主流否定嗎？也許正是。每一代都有其不同的歷史使命，和與之相應的道德價值觀。每個人也有其獨有的命運和世界觀。就我自己，一個只為自己活着，更離開了自己國家的人，但對長輩們報有尊敬和很深的感情。離開了中國，給了我們從全新的角度看世界的機會，然而，也使我們對世界產生更多的困惑。角度越多，困惑也就越多。不記得誰說的，歷史不是蒼白的。再有，歷史也不是一條線，不是一個平面。歷史是多層面，多空間的。象大海，象山峰，都不確切。它給我們每個人的人生和內心都刻上不同的痕跡，印上不同的烙印。

    我發感慨似地對伯伯說：“這些年，世界的變化真是快。”

    伯伯也同樣地感慨道：“是啊，“長江後浪推前浪”嘛。”

    伯伯的爽快、積極的態度讓我感到安慰。他看到了，逝去的，現在的，還有未來的，不就象長江的流水，一浪推過一浪嗎？

    看來伯伯心境開朗，晚年過得很幸福。參觀伯伯的家，一切都很好。寬大的房間，廚房、衛生間設備也很好。平時伯伯、阿姨還有一個小保姆在。伯伯的女兒有時也回來住。學校放假時，伯伯的孫子也來住。伯伯對我說：以後你回國，也過來這裡住，這裡房間多，方便。

    伯伯給我看了一些照片，他的兒子，媳婦，女兒，看上去都很好，孫子已經長成一個高大的小伙子。他還有很多同朋友一起照的相片，其中也有不少是年輕人。看來伯伯還是喜歡結交朋友。他給我看他的書房，他寫的字。別看伯伯是軍人出身，多年不斷的學習，使他的文化素質很高，他的毛筆字寫得很漂亮。我欣喜地向他要到幾幅字，說要掛在我家裡。伯伯叫我去琉璃廠去一家店去裱，說向他們提到伯伯的名字就會給優惠。(我把它們帶來了澳大利亞，等我家房子裝修好了，我會掛上去的。)

    我建議伯伯出國看看，如果能來澳大利亞看我們多好。伯伯說，以前的工作性質，不能允許他出國。也許等到若干年以後，他就可以得到出國的簽證。

    若干年還沒有到，伯伯就去世了。他沒有再給我一個去看望他的機會。我零七年十月回國時，因為安排緊，沒有跟伯伯家聯繫，所以連伯伯去世的消息也知道得這麼晚。媽媽說，伯伯的病開始時是肺炎，醫院沒有及時用藥，給耽誤了。這讓人心裡更加難過。伯伯應該沒有過八十歲壽辰。

    我想對伯伯說：天上又多了一個我愛的人看着我，我會好好地生活的。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零八年三月於澳洲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