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禾益

十年过去了，一个没有实现的诺言始终在心里萦绕，成为了终生憾事。

九八年的暑假终于来到了，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必修课都已经基本上学完，资格考试也已经通过，以后可以专心做科研了。由于是半路出家，而且又上了些年纪，在学习上实在比不过那些科班出身的青年人。在美国读博士是没有寒暑假的，与平时的区别也仅仅在于可以不用上课而已。而且，导师也不会放过这一黄金时光，做科研的压力此时也会骤然增大。有时也不免怀念在国内上大学时放假的情形，暑假游泳，寒假滑冰，那简直是神仙的日子。到了美国以后，各种物质条件的确是大有改善。例如，游泳馆和溜冰场距离本系的大楼只有一百多米左右，可是三年来从来没有光顾过一次。其实，这既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心境的问题。

和很多朋友一样，本人刚到美国时真是一无所有，虽然身上带了八百美元，可是还欠朋友一张机票钱。学校的助学金虽然不算太少，可是三口人一分也就捉襟见肘了。但是，经济上的拮据似乎还不能解释当时的心态。例如，在九一年海湾战争期间，我正在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工作。有一天，一位同事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根据日内瓦公约，伊拉克战俘每天都可以领到几美元的零花钱。当时我们就算了以下，结果发现我们的工资还没有伊拉克战俘挣的钱多。尽管工资那么低，可是那时的心情却比现在轻松愉快得多。到了美国以后，生活的最大动力只有一条：恐惧。

过了眼下这一关，生活看来可以有所转机了，可是一个越洋电话又把我带进了另一个深渊。母亲得了胰腺癌，现在已经病危，家里人希望我回去见最后一面。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赶紧跟导师请了两个星期假，和朋友借了一千美元，订了一张机票。办完这些事以后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可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安心工作，所以就只好提前回家了。儿子见到我时觉得十分诧异，大惑不解地问：“爸爸，天还没黑，您怎么就回来了？”当我踏上了返乡之途以后，夫人跟儿子开了一个玩笑：“爸爸走了，不管咱们俩了”。儿子当时就急了：“爸爸把钱包带走了吗？”

由于家里人都在医院里忙，有两个同学到机场来接我。见面时他们也是十分诧异，禁不住问：“美国生活条件那么好，你怎么反倒比出国前瘦了？”当时我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言难尽。到了医院，看到母亲已经十分虚弱，连说话都十分困难。原来，母亲已经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了，母亲有轻微的糖尿病，在医院里输入葡萄糖以后出现了酸中毒，结果造成了偏瘫。最近病情开始恶化，主治医师已经让家里人准备后事了，他们才通知我。母亲费了很大的劲，问我什么时候能够毕业。我算了一下学分，由于学校采用学季制(quarter)，到了来年春天就可以完成所需的学分。可是，读博士跟读本科完全不同，完成学分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至于毕业日期，那就要看导师什么时候开恩了。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将要硕士毕业的时候，一边申请读博士一边找工作，结果被MIT录取，同时也拿到了Intel的聘书。他当时十分为难，后来打听到MIT的那个导师有一个学生花了十一年才博士毕业，就到Intel去工作了。可是，为了让母亲放心，我就胸有成竹地说：“明年三月”。母亲听了以后，露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接着就安静地睡着了。

在国内的医院里，亲属要陪床护理。我由于有时差反应，正好值夜班。长夜慢慢，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我静静地坐在她身边，脑子里却思绪万千。母亲从来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新中国成立以后母亲已经二十岁了，当时上了一期政府办的识字班。虽然认字不多，却写得一笔好字。相比之下，我的书法实在是让人惭愧。在五十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母亲干过很多重体力活。有一次，母亲和几个同事一起为建筑工地装运沙子，当时出了事故，她们几个人被坍塌的沙子埋在了下面。幸亏当时人多，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们扒了出来，若晚几分钟就没命了。其实，母亲与死神擦肩而过也不止一回了。有一年冬天母亲去井台挑水，脚下一滑，眼看就要掉进井里了，幸亏旁边的乡亲们拉了一把。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一直是一个十分健壮的人，可是到了晚年怎么会恶疾缠身呢？

到了早晨，哥哥来接我的班，我就询问此事。他和父母住在一起，应该了解得比较清楚。哥哥说，母亲是一个在家里闲不住的人，她把孙女带大以后就总觉得无所适事。母亲有一些游牧民族的血统，喜欢到处走动，在家里呆时间长了就难受。在我侄女没有出生之前，她心烦的时候就打张月票，带上点干粮一个人到京郊各地去游览。我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孩子，喜欢过谨小慎微和循规蹈矩的生活，他对母亲这种“不安分”的举动经常耿耿于怀。当年，母亲在“五七连”工作时，单位有一次组织她们坐飞机去天津游览。父母为这事大吵了一架，最后母亲还是去玩了一趟。回来以后，兴高采烈地跟我们描述坐飞机的体验。不过，好象觉得有点不过瘾，说那飞机才飞起来就降落了。由于“五七连”不属于全民所有制，母亲退休以后既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公费医疗，所以母亲的活动范围也就局限在北京附近。大学毕业以后，我到南方去读研究生，这才为母亲“远征”找到了借口。这事父亲肯定会反对，大概家里又出现过一场战争。母亲对江南向往已久，可是从来没有机会去。从南方回来以后母亲心情特别高兴，可是花了那么多钱又有些过意不去，结果就拼命干家务活，反而累出了一场病来。我出国后，母亲也动了到美国探亲的想法。当她在机场为我夫人和孩子送行时，一再叮嘱要把路上的经过详细记录下来。一年前我还打肿脸充胖子，邀请母亲来探亲。可是，母亲看我们的日子过得实在太苦，不愿意再给我们增加负担，就打消这个念头。

到了与姐姐交接班的时候，我也向她问起同样的问题。姐姐没好气地说：“这还不是让你哥和你嫂子给气的!”母亲家的人脾气都很大，尽管仗义疏财，但却受不了委屈。姐姐曾经说起过她上小学时的一段经历。由于她是家里老大，上面没有哥哥，结果在学校里就有些调皮的孩子欺负她。母亲知道以后，既没有告诉老师也没有找家长，等到第二天放学时在路上拦住了姐姐那班的学生。她让姐姐指出来当天谁欺负了她，母亲挥起巴掌就把那个孩子痛打了一顿，结果班里再也没有同学敢欺负姐姐了。哥哥在学校有时也被欺负，可是文革开始以后上上下下打成了一片，学生们打得头破血流是家常便饭，每过一年半载就会听说哪个学校又一个学生被打死了。母亲也不敢让哥哥去加入这场混战，可是心里有时又忿忿不平：“你也两肩膀扛一个脑袋，他也两肩膀扛一个脑袋，你怕他干什么？你真要是把谁打坏了，我花钱给他看病还不行吗？”父亲听了这些离经叛道的话，和母亲又大吵了一番。我儿子在美国上了学前班以后，母亲也特别关心她的孙子是否在学校受欺负，因为她觉得这孩子太“怵窝子”(胆小)。我告诉她，在美国人们内讲爱心，外有法制，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上以强凌弱的事情很少发生。母亲听了也是半信半疑，连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都打成了一锅粥，这蛮夷之邦怎么就。。。

姐姐的话也不是空穴来风，出国前母亲也跟我提起过：“我辛辛苦苦地给他们带孩子，等他们发了年终奖，也不给我买点东西。”嫂子是一个十分朴实的人，既不会做秀，也不会花言巧语，连爸妈都叫不出口。哥哥和嫂子这几届人也真是命苦，有人编了一首打油诗来形容：“生下来挨饿，上学时停课；毕业后下乡，回城没工作；结婚时没房，孩子生一个”。不过，那一时代也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人才，通过自己的顽强努力最终也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可是，我哥哥有点好吃懒做，结果变成了那种没本事有脾气的人。母亲以前十分担心哥哥是否能娶到媳妇，所以一看到小夫妻吵架，母亲总是站在嫂子一边，尽力撮合，生怕他们离婚。母亲是个很敏感而又喜欢清静的人，所以她喜欢一个人到处走。可是由于哥哥和嫂子在单位里分不到房子，所以只好五口人挤在一个三十平方米左右的两居室里。生活在这样一个拥挤的环境中，母亲的心情大概会十分矛盾和压抑。正如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在美国人际关系简单得多，包括家庭成员之间。有一次和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开车旅行，一路上她说了不少丈夫家的轶闻趣事。她与先生刚结婚时，婆婆经常到她们家去。有一次，婆婆对饭菜有些微词，她的先生就毫不客气地说：“既然你对这里不满意，从今往后就不要再迈进这个门槛了”。婆婆不能再进家门了，可是又心疼儿子，所以就经常做一些他爱吃的东西放在门口。这位女士的公公是当地的一大富豪，她先生当年读法学院时想跟老爸借点学费。结果却被他哥哥阻止了：“你还是去借政府的贷款吧，咱爸要的利息更高”。美国人一家出去吃饭，结果会各人付各人的帐。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风俗习惯，并不能说人情冷漠。后来，这位朋友的侄女想读医学院，可是因为学习成绩差了一些而遭到拒绝。老爷子听说后，给那个医学院捐了一大笔钱，结果他的孙女就被顺利录取了。

有一天，我的一个姨来医院探望。看到母亲已经到了无力回天的地步，就建议我们干脆出院回家吧，否则会落得人财两空。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只有两条，一个是贫困，另一个就是生病，贫病往往是形影不离的。我们家的三个孩子小时候身体都不太好，母亲常说：“这要是在旧社会，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我的一个舅舅和一个姨就是在少年时病死的，另一个舅舅则是死于脐带感染。在北方农村，冬天要烧火炕来取暖，我和那个舅舅的体质有些类似，一睡热炕就发烧。母亲对共产党最深的感情就是医疗系统，我一发烧就是扁桃腺感染，打几针青梅素消了炎，病就好了。可是我那个舅舅却没那么幸运，因为这么一个小病就失去了年幼的生命。母亲说，那个舅舅的去世对她的父母打击很大，姥姥当时变得神志恍惚起来，几天后回娘家时骑驴都坐反了。姥爷从此也一蹶不振，在旧社会没了儿子就等于没了未来。结果，家里的田地都被逐渐变卖光了，解放以后成为了光荣的贫农。我爷爷的命运正好相反，一家人勤勤恳恳地劳做，节衣缩食地过日子，买了不少耕地，结果差一点就成了反动的富农。现在看起来，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这一招实在太高，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解决了军队的财政问题。

有一次我病的时间比较长，打了好几天青霉素也不退烧。父亲只好带我进城去儿童医院看病，结果阴错阳差地挂了个中医门诊，带回几包中药。回到家里，母亲极为不满，埋怨父亲没有开点强力消炎药回来。可是，药既然开来了，总得服用吧。把药煎好以后，看起来黑得象墨汁一样，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尝了一点苦得利害。母亲看我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就讲起了她妹妹的故事。我那个姨性格特别强悍，发了烧也不肯喝这难闻的中药，姥姥用筷子撬她的嘴也无济于事。几天以后，她病得实在太利害了，就对姥姥说：“妈妈，我喝药吧，我把碗都舔干净，这病就会好了吧。”姥姥无奈地叹了口气：“孩子，晚了!”我听了以后吓得赶紧把药喝了，谁知两剂药下去病就好了，既快又省钱。妈妈虽然对儿童医院的中医刮目相看，可是对附近的中医大夫还是不放心，我们得了病还是去看西医。

到了周末，有好几波亲戚来医院探望，母亲有时勉强睁开眼看看大家，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其实，母亲是一个十分好面子的人，生怕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在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有一次回娘家，可是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一件好衣服。其中最好的一件也有一块小补丁，母亲只好穿它了。到了娘家，母亲怕父母看出来，就一直用手捂住那块补丁。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得癌症可能跟这个性格有关系。人生在世，难免会和周围的人有一些摩擦，如果对这些事过于敏感，内心就会矛盾重重。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肿瘤发病起因与气的郁结有关，而心结又是气结的根源。由此看来，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心情舒畅就是健康的首要因素。

看到母亲在病痛的折磨中一天天地走向生命的终点，突然想起了一个结束痛苦的方法：安乐死。母亲由于身体一向十分健康，所以对病痛的承受能力很差。有一次，母亲发了低烧，体温比正常值高了半度，结果就觉得浑身不舒服，躺在床上叫苦连天。相比之下，母亲倒是对我十分“佩服”：“发了那么高的烧你怎么自己都不知道，还在外面疯跑？”母亲尽管怕病，但是却不怕死。有一次在公共浴室里洗澡，由于温度高和湿度大，母亲在里面晕倒了。苏醒以后，觉得挺有意思，回家以后跟我们说：“人死了大概就跟这个差不多，其实挺舒服的”。其实，在亲人将要离开时，周围的人往往心里更痛苦。每天守在母亲身边，内心的煎熬与羞愧有时甚至会使人产生轻生的念头。在三个孩子中，母亲对我的期望最高。可是，如今自己既没钱也无力，真是感觉无地自容。

一个星期以后，就在我们都失去了信心的时候，母亲的病却奇迹般地好转起来。胰腺癌是最凶的一种癌症，病人往往在很短时间内就会去世。而且，一般的晚期癌症都伴随着剧烈的疼痛，可是母亲却从来没有疼过。所以，我们当时都怀疑是不是误诊了。最近听说苹果公司总裁赵布斯也得过胰腺癌，他开始采用饮食疗法拖了好几个月以后才同意做手术，结果现在还是照样生龙活虎地工作。看来谈癌色变大可不必，只要精神上乐观向上，死神也会退让三分。

由于返程的机票已经预订好了，所以，在母亲病情好转以后我得赶紧去使馆办签证。三年前刚出国的时候，对美国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似乎奴隶就要获得解放一样。可是，到了美国才发现自己就象一个刚刚进城来的农民工，最重要的问题是生存，而自己唯一的本钱就是劳力(包括脑力)。也许当年红卫兵上山下乡时跟我们出国有类似的经历，当面对生存危机时，一切崇高的理想都会化为乌有。在美国看到那么多学理科的优秀人才苦熬多年拿到了博士以后还找不到工作，而另一些专业考个证书以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工作，这才感受到市场的威力。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很多人都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专业，改学就业前景好的方向。如今，在度过了生存这一关以后，不少朋友又觉得生活过得索然无味，整天象蚂蚁一样忙忙碌碌地工作和生活，似乎迷失了生命的意义。

三年来北京的很多地方都日新月异地变化，可是秀水东街这个地方却没怎么变，依旧是那么杂乱无章，维持秩序的还是旁边摆地摊的。使馆人员把申请表一放出来，人们就一哄而上，抢个精光。这情景似乎印证了蒋介石的一句话：“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纪律”；蒋公所发的这番感慨大概起因于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看到两国在民风上的差异。此言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不无道理，若把“纪律”改成“法制”，那么它似乎也有现实意义。如果说签证过程一点变化也没有，也是言过其实，一项改革就是到中信银行去交签证费。无论如何，我是接连跑了三天才走进了大使馆。到了里面发现人们变得有序多了，一排排地整齐地站在那里，但是，人们的交谈声乱成一片。由于噪音太大，干扰了签证官的面谈，所以扩音器里好几次传来让大家安静的通告。可是，人们依旧我行我素，噪音的分贝数丝毫没有减弱。突然，门开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郎出现在大家跟前，她用鄙夷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些贱民，大声地嚷：“Keep quite!”。还好，总算还没说：“Shut up!”我在美国呆的时间也不算太短了，从来没见过美国人这么傲慢无礼地对别人说话。大概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当时就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到这里来了。

十天以后，我的身体也快撑不住了，开始出现腹泻。我了解一点中医，知道这是由于过度疲劳所引起的脾虚症状。可是，想一想哥哥姐姐，他们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母亲，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中国如今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建国初期的人口膨胀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青壮年的比例很大，而老幼的比例很小。再过上二十年，等我们这一代人退休以后，就会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如果中国这种靠子女来照顾老人的风俗不加改变，到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古人云：“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在这个危机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应该有所准备，否则就会陷入“渴而掘井，斗而铸锥”的困境。

告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在病房里默默地收拾自己随身带的东西，母亲的目光就一直锁在我的身上。我不敢正视她，因为眼泪已经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滴下。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拼命想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可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永别”这个词一般都用在人们去世的时候，可是，我和母亲心里都很清楚，我们也要永别了。在过去我们家乡那一带有一个传统，当一个人到了一定岁数，就会到各家亲戚那里去拜访一遍。这个过程叫做“绝道”，也就是最后一次探亲访友。小时候听说有位亲戚要来“绝道”，可是见面时看到的却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只不过是上了一点年纪。当时，我就十分不解地问母亲，她说这个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如今，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所以也只好提前告别了。

当飞机从首都机场起飞时，我的心中一片茫然。人生那么艰难和困苦，其意义究竟何在呢？夜晚时我们仰望星空，在浩瀚的宇宙空间中我们整个地球连沧海一粟都根本谈不上。然而，即使是那么渺小的地球也已经存在了四十六亿年，相比之下，人生百年比白驹过隙还要短暂万分。其实，空间上的大小和时间上的长短都没有绝对的意义，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被情所困。如果我是一块岩石，就可以任凭风吹雨打，即使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如果我是一棵大树，即使遭到雷电的轰击，人为的砍伐，我也不痛不痒，无动于衷。如果我是一只飞蛾，即使因为愚蠢而飞向了烈焰，我也无牵无挂，视死如归。难道人进化出了这么复杂的神经系统就是为了体验痛苦吗？

回到美国以后，心中充满了压抑与焦虑，很难安下心来做科研。于是，我向导师请求中途毕业，放弃博士学位了。可是，这个请求被导师一口否决，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其实，这也是情理当中的事，这前三年的时间主要用在学课和熟悉科研领域，如今好不容易到了收获的季节，导师怎么会同意我急流勇退呢？我每天就象一个机器人似地过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活，这个绚丽多彩的世界仿佛变成黑白影片。寒假就要到了，母亲的病日见沉重，最近突然失语了。一个念头在心里一闪而过，趁着签证还没过期，是否再回国见上一面？一个突出的障碍就是钱，由于母亲没有公费医疗的待遇，家里已经为支付医药费而四处举债了。此外，在潜意识里我并不真想回国，那生离死别的痛苦实在不堪忍受。

佛教认为人生是苦，具体地说有八种：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识盛。一位哲人说过：“出生时你在哭而别人都在笑，去世时你在笑而别人都在哭”。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多少悲欢离合的戏剧，世世代代人们所流的眼泪如果积聚起来的话都可以汇成汪洋大海。然而，从佛教的观点来看，这一切都是梦幻。庄子看破了人生，结果在夫人去世以后鼓盆而歌。虽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但是那毕竟十分短暂。与之相比，对人折磨最利害的还是无穷无尽的烦恼。古德云：“欲除烦恼先无我，人到无求品自高”。今年年初看到一篇探讨自我的文章[1]，最近Tolle和Oprah正在网上播出关于如何解脱自我的讲座[2]，我们这些心灵痛苦的人可以从中有所受益。

转眼冬去春来，母亲还在顽强地与病魔抗争。这似乎有些出于我的意外，因为她是一个喜欢干脆利落的人。如今偏瘫在床上，而且连话都说不出来，如此窝窝囊囊地活着对她来说简直是苦不堪言。如果没有某种精神的支撑，母亲绝不会坚持这么长时间。到了清明节，我似乎感觉到有些异常。打电话回去仔细追问，哥哥才吐露了实情：母亲已经去世了。我迫不急待地问去世的日期，哥哥说：“三月三十一日”。

[1]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WU-Xinyan/
[2] http://www.oprah.com/obc_classic/webcast/archive/archive_watchnow.j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