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未必都在燃烧

  人类进入文明，特别是建立法律制度以后，对父母和子女都做了明确的法律说明，大家也都约定俗成地遵守。子女在十八岁以前，多称为未成年子女，父母对这些子女起着不可推卸的法律监护作用。如今大家都从风雨如磐的文革中走过，绝大都数人包括老干部都把一肚子怨气撒在文革身上，有的干脆撒在林彪身上。其实冷静地坐下来想一想，在当时的极端环境下，能不能努力把子女保护得更好一点。

  我喜欢研究当年老干部的子女，也爱从他们的过去和现状反思文革。我发现大到中央级，地方中央级，空军将领级，小到我的左右邻居，当年对自己未成年子女保护都存在不少问题，作为父母没有做成最好的父母，不少还带来终生的遗憾。空军大院的一位网友说，潘涌，要不是当年他老爸老妈罩着，可以想象他会变成什么样。是这样，我万分感谢文革时父母对我的保护，这里只谈一件小事。

  在空军大院，父亲只是一位情报部的副部长，在那如火如荼的那代，除了自己说话做事尽量温和外，父亲特别是母亲在保护子女问题上总是比常人眼光更远一点。一九六八年，我被空军大院作为坏孩子典型，开斗争会被斗得灰头土脸。母亲一见到我，一反其他家长大骂自己孩子的做法，反而说，这几个孩子就你表现得最有气质。空军决定送我们去陕西黄河滩农场劳动锻炼，母亲说，农场可以去，但户口不能迁。

  在农场，我同农村战士每天一起生产劳动，身上长满了了虱子，在那里我学会了种花生，花生又叫落花生，花落果就生。农场领导对我不错，多次劝说，最好把户口迁来，这样农场可以解决粮食供应关系，除了不交伙食费外，还可以像战士一样每月发些零用钱。我写信给母亲，说把户口迁来，就不用家里再寄生活费了。

  不久，母亲回信，态度仍然很坚决，户口不能迁，一旦迁出北京，想回来就很难了，家里每月给你寄生活费和粮票，这点不用担心。那一年，母亲每月给我寄十五元伙食费和三十斤粮票，换句话说，我在农场劳动一年，一分钱没挣着，家里还多养活一年。当时我家生活并不宽裕，四个妹妹还小，母亲没有正式工作，母亲这种常人没有的战略眼光使我后来没有因国家政策一变二变三变为户口回京而烦恼。相反，我的一个邻居，女儿同我一起长大，为了河北某个小城一个招待所服务员一点点小利不惜把户口迁出北京，后来国家政策大变，想回北京都回不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绝大多数的城市青年特别是北京的“老三届”再次热血沸腾，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顿时成了一句非常时髦的口号。第一批热血青年绝大多数是自愿的，在那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父母想拦都拦不住。我在农场，每天看报纸，听广播，耳闻目睹了当时的盛况。

  如今，正好四十年过去了，多数社会学者对这个运动持负面看法，只见到一位社会学家大篇幅赞扬，他说他家乡当年的那个小山村，因为来了知青，带来了知识，带来了城市文化，甚至带来了普通话，最后，家乡带来了巨大变化。现在看来，如果当时安排知识青年像派农村工作队一样，有计划地实施，这对城市和乡村文化确实是个很好的交流，但问题出在最高指示的后半句“插队安家落户”上。岁月要往前走，国家也要发展，知识青年也要恋爱结婚成家，男孩子还好办，早一点晚一点没有太大的关系，女孩子就大不一样了，实际上父母们最担心的是他们的女孩子。由于当时制定政策的人忽视了这一重大问题，没有建立相应的对女知青保护政策，最后造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

  我命好，在农场劳动一年后，空军领导认为表现不错，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安排我当了兵，不过我仍然非常关注知青的消息，因为童年的朋友中有一小部分去了农村和建设兵团，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一九七五年，我在浙江听中央文件传达，不断传来女知青被当地干部强奸轮奸的消息，有相当多的农村干部借口招工回城上学，对女青年软硬兼施，最后达到结婚目地，问题最多的是发生在边疆建设兵团。

  现在的年青人多数不知道，当年我国的边疆建设兵团的老班底多为国民党起义部队，而且内地军队作风不好有历史问题的干部多往那里安排，可以想象那里干部的素质，女知青到了那里不少人等于进了虎口。我们部队场站有位场务连付连长，哪都好，就是喜欢在当地找女人，在当时环境下属胆大的，后来送到东北农场，又与当地女知青发生关系，最后按开除军籍处理。从那时起，我一听到“女知青”三个字，脑子就发麻，因为我有四个妹妹，我怕她们会遇到相同命运。还好，当时的党中央大开杀戒，处决了这批人兽干部，大概有几十人。从那以后女知青的命运开始好转，但是，那段岁月还是给不少人留下了抹不去的忧伤。

  我研究比较人口学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女性每到一地易于同当地的男性结合，就像如今到美国的中国人，女性同美国农民结婚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中国男性一样，当年，女知青同当地农民结婚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男知青。这一点，可以从生理意志家庭分工引起大家的思考。后来，国家政策变化，绝大多数女知青把同农民生的孩子带回城里，上上城市户口并把他们扶养成人。这些孩子永远是无辜幸福可爱的，他们会感谢那段岁月，那段岁月诞生了许多新生命。但也有六亲不认的，这件事发生在空军大院，发生在一位翻身的空军将领身上。

  这位将领林彪事件后翻身走红，子女的命运随即也跟着变化。某天，空军大院东门岗来了一位老者，带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二人进了门卫处，口称要找孩子的母亲。门卫问：孩子的母亲是谁？答：张xx。门卫又问：张xx是谁？老者干脆说：孩子他老爷是你们的司令员xxx!门卫吓坏了。带班的警卫参谋急忙向空政保卫部反映。一会儿，办公楼里下来两个人，仔细向老者询问。原来这位将军落难期间，女儿去了农村插队，与当地人结婚生下这个孩子。这位将领复出后，女儿扔下孩子，独自回京···。空政保卫部的人不敢怠慢，即刻回办公室请示。一会儿，这位将领的秘书来到门卫处，拿出三千元和两张火车票，告诉老者：在京玩几天，然后回家吧。此事就这样解决了。

  我写饱经沧桑的空军大院，可以说是句句历史真言，满纸空军血泪。这里我这样兜出这位翻身将领几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绝不是在揭这位将军的家短，而是在比较将军的人性。这位将军对找上门来的自己的外孙子都如此冷淡无情，可以想象，对自己对立面干部的子女会是怎样了。三千元在当时不是个小数，这件事发生在中国有“万元户”说法之前，虽然来的那个老者可能会非常满意，但毕竟那个外孙子身上流着自己的血脉，人若无情谁找娘，小蝌蚪还万里寻母呢。

  一九七七年六月，我在西安空军工程学院进修，借着党史教育的机会去了延安，虽然主要目的是访问革命圣地，但我最想了解的是北京知青在那里生活工作情况。在那里，我找到空军大院孩子刘小里的舅舅，他当时在延安外事办工作。他说正好，他的妻子就是北京知青。我在延安宾馆见到了他的妻子，在那里当服务员，这位妻子说，作为知青，能找到这份正式工作相当满足，与他同期来的很多还在生产队干农活呢。记得她对我说，家住的是窑洞，在半山坡上。小里的舅舅对我很好，把自己的相机借给了我，让我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

  如今，进入了网络漫游时代，我在网上既遇故知，又觅新友。我遇到一位大姐，共和国的同龄人，她用一种奇特的写法来叙述当年上山下乡那段蹉跎岁月，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配上了当年知青喜欢唱的一首苏联歌曲。开始，我含着泪水在听，一遍又一遍地听。后来我得知，这位大姐的父母早年留学美国，自己又出生在美国，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父母抱着襁褓里的她坐船回到祖国，来到北京，这时我开始含着泪水在读了：

时刻挂在我们心上，

是一个平凡的愿望。

愿亲爱的家乡美好，

愿祖国呀万年长。

听风雪在喧嚷，

看流星在飞翔。

我的心向我呼唤，

去动荡的远方。

。。。

这首歌叫《歌唱动荡的青春》， 是当年插队的时候知青点的男生经常唱的歌。至今，他们那深沉而悲怆的歌声仍经常在我耳边回响，把我带回那蹉跎的岁月。

那是一九七三年，我们到内蒙呼伦贝尔的阿荣旗插队的第五年。 我是邻队的知青。我们两个生产队在同一个村子，一个叫珍珠屯的村子。我们东队的知青，女生只剩下我一个人。西队常住的女生也是一个人，她就让我住过去搭伴。我一个人在东队住的时候经常被恶梦惊醒: 我走在村子里那漆黑漆黑的小路上，突然被一个大汉扑倒在地···，搬到西队以后好多了。

我仍在东队干活。在夏天铲地（锄草）的季节，早上五点下地，中午回来吃饭，下午干到太阳落山才回家。这是个磨人的活儿，在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田垅上重复着同一个动作。第一年我们干劲很足，手掌磨破了钻心地疼仍咬着牙坚持。后来，手上磨出了老茧，那股劲头也一起给磨掉了。队里很照顾我，让我和小半拉子（未成年的劳力）、小姑娘们干，倒是不累，就是磨人。

那里，结了婚的妇女是不下地干活的，在家做饭喂猪抱孩子。我们东队有两个女生嫁给了村里的农民。我很难过，不仅是为她们难过，也为自己难过，我曾天真地相信我们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刚来的时候我们热情可高了，可是现在人走屋空，除了结婚的，其他的女生一个参了军，还有的去了干校，男生也走了两个，都是因为和本村的人结婚而离开的。剩下的男生年纪都比较小，其中有一个男孩来的时候才十五岁，插队前是我们家附近有名的顽主，他爸爸管不了就送他来了这里。这小子其实人挺好的，虽然在这里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干，可是他毕竟是个孩子，还不懂事。还有一个男生，从北京带来好多自学丛书的教科书，闷着头读书，不怎么和我们女生说话（改革后他当了教授）。头几年我觉得他是个书呆子，可是后来，我自己也读起书来了。

读书是外婆起的头，我外婆曾到美国留过学，会说流利的英文。七零年冬天我去看外婆，她教我掌握了国际音标，学会靠字典读出单词的发音。我外婆看到我无所事事的样子很着急，可是，最让她伤心的是我舅舅的死，我舅舅被打成反革命自杀了。这件事我们一直瞒着外婆，可是她知道，在我们面前假装不知道，但我发现她总是在背后偷偷地哭。

那个冬天我很快地把外婆给我的一本初中一年级的英文课本学完了（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文革开始时上高一）。在北京探亲的时候，我父亲的大学要搬出北京，我在大学宿舍的垃圾堆里居然拣到了一本英文的教科书，没有封皮，记得里面的课文有莫泊桑的《项链》。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是自学这本书上的英文，我发现读书给了自己莫大的快乐，给了自己一种希望。

回到阿荣旗，发现不仅是我，越来越多的知青开始读书了。搬到西队以后，我读书有了伴，西队的知青点有不少书，都是大家凑的，互相传着看，不仅有教科书，还有《战争与和平》一类名著。我把外婆给我的英文课本带去了，西队的女生有一本解析几何，我们就换着读。晚上，我们点上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各自捧着自己的书，一边读一边听着男生屋里传来的这动人心弦的歌声 ：

。。。

哪怕灾殃接着灾殃，

也不能叫我们颓唐。

让我们来结成朋友，

让我们永远有力量。

听风雪在喧嚷，

看流星在飞翔。

我的心向我呼唤，

去动荡的远方。

。。。

这首歌一直激励着我。

  我个人猜测，大姐文革前应该就读北大附中，分析她的身世，文革初的境况不会太好，最小的帽子也会扣上“政治上不可靠，因为是从美国回来的”,所以她没有提到自己是否想过当兵入党提干。利用现代网络搜索技术，也可以很快得到大姐的真实姓名，因为当年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名单都在周总理那里。了解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一个完美的女人，也就是说，女人的一生最后让这位大姐演绎得至善至美。

  大姐后来结了婚，有了儿子，七八年国门大开后，她带着儿子和先生到美国读大学本科。也就在那段时间，先生不幸早逝，自己成了单身母亲。大姐还是继续往前赶路，直到拿到哈佛博士学位，当上了教授，同时把儿子也培养成才，如今早已成了哈佛博士。

  读到这里，让我们含着激动的泪水一起唱大姐喜欢的歌，荡起生命的双桨，让生命像大姐一样火热，让激情像大姐一样燃烧，最后像大姐一样完美。

                                  03/14/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