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呼机的兴衰谈起
传呼机从无到有,寿命往大了说,大概有三十岁,当然研制开发那段时间不算。这个小玩意儿英文的全名应该是“Beep Pager”,传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传统一点的人称它“传呼机”,新潮一点的叫“BP机”,极个别的人称它为“忙人机”,在传呼机普及的时候,在大街上可以经常听到时髦青年在告别时说:有事儿Call我,或者说:有事儿呼我。
中国在闭关锁国贫穷落后的时候,对洋货一直很新鲜,拥有这些洋货也是富人抖富的好机会。据说,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上海码头到了一批美国塑料皮带,那时的上海人可能是第一次见到塑料产品,很光滑,也很柔软,像皮革一样。塑料皮带顿时成了上海阔少的抢手货,那几个月,南京路上满街走的都是不系上衣扣子晃来晃去的阔少,要人们欣赏那条腰间的塑料皮带。
传呼机也是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最早建的传呼机台是126台,国营体制。起始售价是八百元机费,另外每月三十元呼费。刚开始发售的几个月,无人问津。我想主要原因一是这个玩意儿太新鲜,有点儿超前,那时私人家庭电话还不普及,单位多还在使用分机,我呆的那个空一所总共只有三条可以往北京市区打的外线。二是价格太高,当时军队中层干部的收入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元之间,呼费每月要三十元,显然不是个人或一般家庭可以承担得起的。但很快126台的传呼机全部脱销。
这些传呼机都被那些人买走了呢?我个人调查的结果是那些淘到第一桶金的北京个体户,传呼机立马成了财富成功的象征。不过大多数北京人看不上这个,还是觉得在国营单位拿着三五十元工资稳当保险。那时我观察过这些人,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北京人过去习惯先把烟掏出来放在饭桌上,因为抽什么牌子的烟就代表着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有了传呼机后,最先掏出来的是那个白壳的,有两盒香烟那么大的朔料匣子,大大方方地往桌上一放。最得意的时候是吃着吃着传呼机哔哔叫起来,有传呼机的那个人会马上起身出门四处找公用电话,因为那时还没有大哥大,其他人也愿意等着,没有人觉得这样不礼貌。
有文字记载的是一九八零年北京市东城区把001号个体餐饮执照发给了悦宾饭馆,那个饭馆现在一直还在,东城区政府一直想保持那个荣誉,好像计划拆迁时也不想动那个地方。我曾路过几次,但一直没好意思进去,因为吃请吃惯了,要是自己掏钱,好像还不自在。干得早的那批人,不论是蹬板车卖菜卖橘子,还是切羊肉片,还是后来的卖服装,都会很快发达起来,不过我对他们一直敬而远之。现在,我的老朋友中还找不出当年拿白机子的那批人,记忆中接触过一个,稍微谈一谈聊一聊就发现底太“潮儿”。
我有传呼机概念的时候是一九八五年,那年我随空军航空维修代表团出访西德。由于是中国航空专家首次来到西方,各大航空公司都抢着要求接待,我也搞不清楚应该去哪家。法国提出派专机到法国巴黎参观一天,我忙说不行不行,我们的旅行路线在国内时已经安排好了。一位德国的公关经理提出要陪伴我们三天,看得出他想同我们多呆几天加深感情。一天在不来梅的晚宴上,我正好坐在他身边,席间,他的腰间突然有个什么东西嘟嘟叫了起来,他掏出看了看,又放了回去,我忙问,那是个什么玩意儿?他给我解释半天,意思是说,不在办公室也可以找到他,上面显示电话号码,只要回电话就行了。这时我突然感觉这个小玩意儿太有用了,过去给领导当差的时候,常常是领导一句话,我们找人要跑断腿。
从对传呼机开始感到新鲜,到拥有,到最后看到广阔市场又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一九八六年,我出访美国,看到了计算机和数字电路已在各行各业得到广泛的应用。回来以后,一天夜里突发奇想,构思了一套“计算机外语教学系统”,找了几个当时的精英,很快就把这种构想变成了现实,接着鲜花美酒铺天盖地而来。当时中关村已形成一定的市场机制,给新技术市场化带来了很多便利。那时虽每天还在空一所上班,中关村那边已经开始走帐销售了。
很快淘到了第一桶金,而且来的非常容易,这第一笔钱我想来想去决定买传呼机,先要解决通讯问题。当时北京126台传呼机已经脱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关系说可以买到旅游局台的传呼机,单价是两千四百元,花了一万元买了四个,我自己留一个,另外三个给了主要技术人员,我也得让他们尝到开发新产品的甜头。
那时的传呼机只能显示数字,不能显示汉字,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我那台传呼机主要用于业务联系,每天只要一叫,要么是买教学软件,要么是要求技术合作,还有要求换现金的。有一次,空一所开全体干部大会,我忘了关掉,传呼机突然叫了起来,大家都回头看着我,一个坐在身旁的干部说,潘涌的手表会自动报时。那时连空军最优秀的科技人员都没有传呼机的概念。
可能由于我能说会道又见多识广,喜欢提着经理箱四处游说收集信息,不少大公司把我当成了计算机专家,其实,我连计算机怎么启动都不会。四通公司信息最敏感,派出新产品开发部经理四处找我要求技术转让,饭是吃了不少,但我说,现在还是空一所的人,实在不方便。联想公司拨出二十万元成立了奥林匹克公司,也想用这个产品为公司主导产品,但由于管理不善,这二十万很快就吃光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观了北京计算机外部设备三厂,听说其中一个车间正在同新加坡客商合作,生产传呼机,全部出口。我立刻感觉到是一个难得的投资机会,如果能用这里生产的传呼机,再利用军队电话线路方便的有利条件,要是能建立全军第一个传呼机台该多好。正在我构思的时候,新加坡客商的市场经理来空一所找我,要求技术合作。他说建立一个传呼机台只需十条电话线,总投资为二百万人民币。
当时我受外部世界严重干扰,这种干扰也就是邓小平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极想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像四通一样的民办公司,万润南能干,我也应该能干。但想来想去,考虑到自己的能力和实力,还是决定把这一条重要信息提供给所领导。我立刻带着这位外商经理去见科技部部长,再三强调这是一个难找的投资创收机会。那位科技部长是个老大学生,没想到他同我打起了官腔,他说,小潘,你说的那个玩意儿我知道,叫忙人机,医院用来找医生的,其它地方用不上,所里现在决定投资一个鱼塘,一共二十万,到时过节大家有鱼吃就行了。
可能谁也不会想到,五年后,传呼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最后几乎发展到一人一机的程度,我想当年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人都挣得钵满笸满,你想想,投资个几十万,雇上十几个打工妹传呼就行了,每月的月费就是一大笔收入。我后来还是暗暗地做了些调研,但北京市无线电管理局一再重申个人私企不给无线电频道,这个项目在我这儿一直是水中月,镜中花。
都叹人生苦短,很快我也到了写回忆录的年龄,如今在网上踩浪,有好几个网友一直在向我打听一个人,k26s在打听,还有一个姓罗的小网友也在打听这个叔叔。这个人也姓潘,是我的本家,看得出他当年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个人的父亲是中国第一代电子工程专家,他本人自幼聪明好学,不仅有点儿像我见过的神童,而且是神童的神童,虽赶上文革,没有机会上大学,但还是自学成才。当兵的时候,我们情同手足,互相鼓励,十几年一直关系很好,后来因一笔走帐的事,我没有重视,产生了误解,从此失去联系。早期他能解密汉化计算机办公室应用软件,后来发展成研制计算机软硬数字电路高手,自己研制开发了传呼机台。在我走向没落的时候,他突然腾飞,他曾一个县一个县推销安装自己的传呼机台,着着实实火爆了一番。
人有好几怕,生老病死都怕,但人们对这些事真是无奈。其实人最怕的是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过去的荣誉优越的感觉,甚至还有美女香车鲜花美酒都瞬时间灰飞烟灭,还有塑料皮带传呼机价值转眼化为乌有,这是人们的第二个无奈。都说曹雪芹最后穷愁潦倒因而写出了《红楼梦》,我觉得这种流传有误,试想一个人到了每天要饭的地步,怎么还有心思写作,只不过家境不如从前,吃喝温饱应该不愁。纽黑文的一个网友在《万维》上留言,说我周围的人都是下三懒,每天中午耶鲁医学院门前聚满了黑头发,那些黑头发在一起,都有说不出的愉快。这位纽黑文网友说得不错,我吃喝还是不愁,只不过在人们眼中的境况不如从前。我是这样,想想中国大陆当年投资传呼机台的老板们,他们的境况会如何呢。
传呼机市场大概六七年前开始走下坡路,出现亏本,现在已经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手机。我对任何事情都充满着好奇,曾问过一个朋友,那些传呼机公司都干什么去了。那位朋友说,有的变成段子公司了,雇上几个人每天编段子卖,也是个好市场。如今,中国的段子满天飞,据说销售额过亿,可能美国教市场经济的大教授听了还要翻白眼。
我和同学每天网上聚会,上面美才子才女云集,一天,我们在网上编起了段子:
女同学A说:明天是三八,工会发了200元,对每天辛勤劳作在厨房的我是个安慰。刚收到一短信,与大家共享:女人天生最喜欢什么花?玫瑰花?百合花?山茶花?牡丹花?茉莉花?都不是,应该是:有钱花!别的咱不要,只要有钱花,去了商场使劲花。
同学B说:有钱不花是傻瓜,还是抓紧时间把钱花。
同学C说:有钱才花是假花, 没钱也花是真花.。
同学D说:有钱不花是傻瓜, 没钱也花怎么花?
同学C又说:米子把自己当朵花,不能不知信用卡。
同学B又说:假花真花舒心的花, 前人不花后人花。
同学E总结: 假花真花舒心花, 有钱不花是傻瓜,
前人不花后人花. 抓紧时间大把花,
有钱不花是傻瓜, 没钱也花怎么花?
米子真的要想花, 怎能不知信用卡?
有钱才花是假花, 没钱敢花是真花。
我看过以后,心花怒放,胡诌了两句平平热度:有钱会花才是花,没钱纸钱烧着花。后来又发现都是女同学想花钱,又问:为什么男人不花钱,为什么女人想着花?到底男人挣钱给谁花?我不花,你要花,这样的男人不会花,这才是女人要的花。
写完了,心也静了,总算圆了传呼机的梦。
04/24/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