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地球上有个美国《二十二》静舒

我有个小学女同学叫陈静舒，她的名字是我起的，她有很多故事，但不愿意用真名。我说，我这人不愿写武，那好，怎么能给你起个美丽的名字呢？为国，为民，为党，不行；抗美，援朝，文革，也不行；素珍，素娟，淑华，还是不行。这样吧，取你爸妈一个字。女同学说，爸爸陈舒怀，妈妈邹静蕴，是地下党的名字吧，静静地蕴藏着。我说，那就叫小学同学陈静舒。

九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成了大热点，我也跟着兴奋了几天，因为我父亲潘斯福是典型的“三八式”，也许是年龄上的巧合，我父亲是为着抗日而参加抗日武装既后来的八路军，他的参军动机有别于先前的“打土豪，分田地”。我父亲在内蒙大青山的时候年龄很小，像送信侦查一类危险的工作都派他去做。他因机智勇敢被送到延安抗大学习，是陈云改变了他的命运到军委二局从事电码侦听。我懂事以后问过我爸，爸，你要是继续上抗大，是不是官要比在空军大得多。父亲说，当年在抗大学习的军事干部毕业后派到各个根据地担任要职，不过很多都牺牲了。我说还是搞电码侦听好，要不然就没我了。接着，传来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每个抗日老兵发纪念章和五千元奖金，刚要高兴为老爸鼓掌，又传来只发给活着的老兵，我的心又凉了一半，老爸已经去世多年了。还是要努力保养活着，看看那些活着的抗日一代，只要年龄差不多九十多岁，扔过石头，埋过地雷，做过军鞋烙过煎饼，都算抗日，都发纪念章奖金。

我的那个时代，空军大院绝大多数部级领导干部都是延安及各个北方抗日根据地的标准“三八式”。今天我说明一下，还有不少看着我长大的“学生三八式”。王久晨，空军科研部付部长，给林立果讲授过垂直机原理，原是学戏剧学生，抗日奔延安鲁艺，他还是空军第一任文工团团长，他的名言“我们在领导面前是专家，在专家面前是领导”几乎主导了我的一生。还有东明的母亲，门诊部医生，好像也姓潘，是学演艺的，东明有诗怀念：新四军中一小丫。静舒的家庭很像杨绛的《我们仨》，爸爸陈舒怀抗战前在上海同济大学读预科，七七事变后去了延安，妈妈四十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当时派她打入三青团做工作。静舒说她家很安静，晚上各自在自己屋里看书，去冯亦代黄宗英黄昏恋家庭作客也觉得很自然，一起吃饭聊天。冯老喜欢静舒，一次有客人拿一纪念物让冯老签名，冯一定让静舒也签上，静舒把名字签得小小的，冯老还挺不高兴。说来也让我伤感，空军这些优秀的“学生三八式”都被张廷发领导的“二次文革”轰出空军大院，可能他们到死都没有再看空军大院一眼。

阅兵了，静舒给我发来长篇感想：今天是个难忘的日子。你和同学朋友们的话题会与她有关。我们这群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的儿女，心中更是别有一番滋味。作为他们的后继者，也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今天向我们的父辈致敬，敬礼！五十年前为了纪念抗战胜利二十周年，上海举办了抗战歌曲歌咏比赛。我们学校是大和唱，我担任其中《歌唱二小放牛郎》领唱，获得一等奖。一九七零年，我回北京参加国庆二十一周年游行，接受毛主席检阅。当时我们空军是担任体育大军游泳方队的表演。我们天天在南苑机场拔正步，个个晒得黝黑。我们是徒手，走法比现在受阅方队难，他们握枪，上身不动，我们要摆臂，必须要在一条线上，还要有其它动作。九月二十八日晚周总理验收，借爸爸的光，让我到观礼台上观看了全部游行。当时爸爸是北京市委常委，副秘书长，国庆游行副总指挥。从那以后好几年，我走路不习惯膝盖打弯，那是拔正步落下的毛病。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中很多人随着儿孙们爷爷奶奶的一声声呼唤，把自己当成了老年人。如果想活到一百岁，六十岁只是中年，因为我身体好，总想再做点什么。回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做的事是大部分别人没有做过，我喜欢尝试新事物。几年前我到现在的公司，接受的是一个863计划项目，因为有资金保证，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与反复实践中，建成了我国第一条超高压果品加工生产线，那时我已经六十岁。现在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召开的有关非热加工会议都会让我参加，那些专家一开始以为我是学食品加工的，后来才知道是刚刚进入。在完成整个生产线过程中，我坚持自己的方案，最后验收时非常满意。下一步我看好了一个项目——生物肥料。这几年干农业我知道，由于滥用肥料，农药，对土壤的破坏太严重了。这种生物肥料对改良土壤，促进农作物果树生长有良好的效果。我们都在用。如果好带的话，我很想让你也用一下，一亩地只用一小瓶，等我有机会去美国，问问怎么带法。还有很多想做有趣的事，慢慢一件件来吧。想到这些，我觉得生活很有意义。

阅兵之后就是9.13，加州朋友来电了：年年九一三，今又九一三。身体可好？酒店农场可舒适？平宇遥祝于加州 。9.13对静舒来说是个极特殊的日子，霎那间改变了她的人生走向，我不多写了，还是看她的原汁原味吧：

9.13，是我刚满18周岁后的人生第一课。

44年前的1971年9月13日晚上，我爸爸正赶上值班（当时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支左，每天要有一位领导值班）。在军委办事组工作的一位原空五军的干部，到革委会找我爸爸，他说想看看江腾蛟。他告诉爸爸，空军摔了一架飞机。大家知道，机毁人亡是一等事故，尤其对在飞行部队工作过的人来说，自然是敏感话题。到了江家，他们谈话，我爸爸去了解江的女儿实习情况。临走时，因为都是空军的人，我爸爸说，听说摔了一架飞机，你们知道吗？话音刚落，在场的人大惊失色。我爸爸和军委办事组的人哪知道江腾蛟他们在干什么，在等什么，只是感觉发生了大事。以后，他们把这件事分别报告了自己的领导。没想到，就这一句话，断送了我爸爸的政治生命，等待他的是漫长的审查。

其实，这件事或许是可能避免的。9月13号白天，我爸爸的老战友总政保卫部部长蒋润观在去处理于新野、周宇驰等人事情的路上与爸爸会车，当时他想把空军发生的事告诉爸爸，但是，车就这么错过去了。阴差阳错，偏偏在当晚，让我爸爸碰上了与此事有关的人。以后蒋叔叔得知此事，后悔莫及。

如果9月13号不是爸爸值班，如果军委办事组那人不来找爸爸，如果蒋叔叔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如果……。可是没有，一切都在不该发生的时间、地点发生了。

我当兵以后，都是爸爸给我写信，长时间收不到爸爸的来信，心中自然焦急。9月下旬，妈妈来信了，信中告诫我，一切要听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那年北京国庆节没有游行，只举办了游园活动。我天天看报纸，始终没见爸爸的名字。我断定，爸爸出事了。

10月份，南空向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央54号文件，记得在南空大礼堂，我边听文件边想，认识的人几乎都出了问题，我立刻清醒地认识到，今后只能靠自己了。只靠自己，这四个字从此深深地置于我心中。

副司令刘环参加我所在的小组学习，可能我是个重点吧。11月大军区进驻，我们连来了两个陆军，把我和另一个排长换掉。12月我俩去了蚌埠五七干校。半年后回南京调通信器材修配所工作，没过几个月宣布我转业。妈妈跟我说，现在你无论如何不能回来，因为你爸爸在北京市影响很大。为了明天，为了自己，我开始了4年的拉锯战。这4年，使我完全变了个人。

过去，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用我们连长的话说，跟我讲话是问答式的，问一句答一句，没有多余的话。在转业问题上我被折腾了三四回，终于忍不住了，拍案而起。我给总政、空军党委写信，记得是用竖行的宣纸，工整的小楷写的。开门见山，言简意赅，不超过3页，因为多了没人看。每次信转回来，南空司令部直属党委就要进行复议，他们对19岁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直属党委书记杨副参谋长（从总参三部调来的，每次都是他负责和我谈话）对我说，你这个孩子很好,爱看书学习。可能这是从个人角度对我的认可。因为每次我会针对谈话对象，想好讲什么，怎么讲，要达到什么目的，然后再动笔。以后，我的工作报告一直写得很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并且能解决问题， 可能与这段经历有关。

在南空这个是非窝里，我算幸运的，如果真有心整我，有三件事恐怕跑不掉。

第一件，1970年选女飞行员，都说是毛主席对女兵的关怀，大家都得去。我想，反正当兵体检时肺上有两个钙化点，肯定不行。没想到一查消失了（可见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有多强，得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一遍遍地检查眼睛，一遍遍地抽血验血，结果歪打正着被选上了。把我们几个合格的集中起来写自传，实际上就是交代社会关系。领导说，虽然你家社会关系较复杂（有地主、资本家），但不会受影响。我想这下坏了，女的也就是开运输机，年纪大了啥也干不了，不能去。我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说说。没几天，就以我身体原因为由，回连队了。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

第二件，关于演样板戏。南空直属队准备抽调些人排练《沙家浜》，我是阿庆嫂不二的人选。因为刚当兵正好开九大，我会唱歌，全直属队都知道。记得直政的宣传科长到我们连，在连部让我唱阿庆嫂唱段中的几个高音，我轻松地唱上去了，招得其他中队的男同志都跑过来看。我说，我只会唱歌，不会唱戏，唱戏也是童子功。可那位科长很满意，说形象好唱得好，就这么定了。我很讨厌那人笑的样子。心想，要演戏还用跑你这儿来吗。69年春，黄河（空军文化部部长）找过我爸爸，当时空政话剧团招人，想从北京中学生里挑选演员。我爸爸的下下策是，如果我连工人都当不上，就只能进文工团了（哈，那我真成了宁生的前辈了）。二炮文工团到玉渊潭中学招过唱歌的，学校让我去，我唱了一首歌，但是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检查完身体要当兵了。

人员确定后便集中起来学习，到大军区看样板戏。后来又吊嗓子练功，弄得跟真事儿似的。我除了参加学习，其它时间就在旁边看。我挺撅的，谁也说不动。我想真要到南空各地去演出，人一见面就叫我阿庆嫂那可麻烦了。我给家里打电话说，我是来当兵的，不能干这种事。我爸爸找了南空于应龙副政委，又把我弄回来了，我好高兴。顶替我的是韩小春的妹妹韩小凤，她跟我中学同班，当兵又同班。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她。不演样板戏这件事，谁要是给我上纲上线，我还真得吃不了兜着走。

第三件，是我干得最没脑子的事。传达54号文件后，我还继续工作，每天都去指挥所。与平时一样，除了正常的工作外，我还会做些打扫清理工作。按规定每次通话的登记话单只保留两个月，好像是在12月，应保留10月11月的话单。我把9月份以前的话单烧了。以前都是这么做的。但缺心眼的我就没想到，71年的8、9月份，对南空来说是不同寻常的日子。后来因为什么事情要查那两个月的话单，才发现烧了。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依我家里的情况和我的所为，我是说不清这件事的。幸运的是，无人追查。此事给了我极大的教训，以后遇事我总会多想想，三思而后行。

我的走运，可能来自于我的真诚。心底无私，也就无所畏惧。生活和工作中我没什么杂念，很专心，已成习惯了。

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在我和弟弟面前说过，是因为9.13影响了儿女前程的话语，我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曾经帮助过很多人，正是上山下乡的时候，战友的女儿是北师大中文系的，爸爸把她安排到北京日报当记者；一次我爸爸出门，正好遇见楼上翟红芳姐姐拎着行李出来，爸爸问干什么去，答：下乡，又问：学的什么专业，答：内燃机。我爸爸说，你别走了。后来马上给安排到北京内燃机厂工作。这是爸爸去世后，听红芳说的。诸如此类的事还很多。可爸爸对家里人要求严格，当时有人多次问爸爸，你女儿上大学没有，清华北大随便挑。但他坚持让我在连队锻炼。妈妈在北京市劳动局工作，找她的人也很多，解决了不少人的问题。我转业的时候，南空通知我分在交通部，但妈妈说是中央单位，又怕被分到外地去。她说，我帮你走走后门，到北京市当工人。我老跟妈妈开玩笑说，你把女儿由干部转成工人，那还叫走后门啊。真的要感谢妈妈，如果没有六年的工厂实践，我很难完成有关产业化示范的科研项目。

现在想起9.13，还会有很多快乐的回忆。爸爸解除看管后，他带着我和弟弟逛公园，逛琉璃厂，买书买碑帖，吃遍北京有名的餐馆，晚上我们三个骑着自行车，到北京音乐厅听音乐会，好开心啊。

还有在此期间，姨妈姨夫，表兄弟姐妹们的关心和帮助，一直在温暖着我。你可能想不到，几十年来，我都是在这些美好回忆中入睡的。

关于9.13，还一直没给儿子讲过，他可能不能理解有些事情。等他结婚，有了孩子 ，自然慢慢会说给他听。

直到爸爸去世，他一直没有在组织给他做的结论上签字，他保留自己的意见。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2015. 9. 13

09/15/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