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酒为中国名酒，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产于中国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建厂于公元一七零四年···我要是这么继续写下去，这篇文章是没有人会耐着兴致看完的。实际上茅台是我国的政治酒，是中国共产党的党酒。

将来把茅台酒写进《中共党章》，千万别忘了，这种党酒政治酒概念的提出是个笔名叫“我的小酒庄”的人，他在美国New Haven开酒庄。马克思坐在小咖啡馆里写出《资本论》，把二十世纪搅了个山转水转，他也想学着，坐在小酒庄里写点什么，没有再闹革命的意思，只不过是想让大家喝着纯酒，再回过头来看看二十世纪。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正好赶上一九六二年人为天灾前后，就知道有茅台酒。那几年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候，说缺吃少穿那只能说是在文革时期，那段时期可以说有的地方人要饿死。北京是首都，中国的门户，再穷再破，首都也得装装门面，那时一个大商店能把货摆满就算物质丰富了。像茅台酒中华烟除了友谊商店在首都各商店是见不到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有茅台酒中华烟，都也明白，是计划商品，主要供给领导干部享用，可能这也是大家都想当领导的主要原因，因为生活待遇不同。

父亲当年排在最末几级高干，也算在领导干部享用这些奢侈品之列。当时家里有个供应卡，上面写着每月鸡蛋两斤，中华烟或牡丹烟两条，酒两瓶，过年过节那个月是供应茅台或五粮液。那时鸡蛋每斤九角钱，中华烟每条五元九角，牡丹烟每条五元二角，记得是红牡丹，蓝牡丹只见过一次，茅台酒每瓶四元，五粮液每瓶三元。

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没有又造成营养不良，这两种情况我都赶上过，真是人生百味儿。六二年刚到公主坟空军大院，母亲在大院靠墙根儿的地方，搭了个鸡窝，同别人家的挨着，养了几只鸡，那时粮食每人定量，每家也就是三五只鸡。每天下午，我放学回来，都要到鸡窝看看有没有蛋，有时看到母鸡在窝里卧着，干脆就站在外面等，等鸡下出来后，捧着热乎乎的鸡蛋，急急忙忙跑回去，让母亲给煮着吃，不过，那时还没有光顾别人家鸡窝的胆量。鸡窝后墙是一个大院，经常看到院子里有警卫战士，后来听说里面住着的是李富春。我发现院内墙根下有几棵树，结着像橘子一样的果子，后来学课文《晏子使楚》才知道，这种树长在南方结橘子，如果长在北京，结出的果实就叫“枳”了，不能吃。如今，美国的鸡蛋已经变成了化学蛋，便宜得不能再便宜了，一美元能买到十二个，但为了健康，多活几年，已经好久没有吃过了。

那几年，我一个月要到公主坟商场后面的干部供应点去一趟，把鸡蛋酒烟给买回来。父亲一直喜欢喝酒，好像那时喝得不太多，所以两瓶好酒一个月也够了。父亲不抽烟，定量供应的时候也练过，后来实在不习惯，也就放弃了。文革时，我学抽烟，父亲说，每天抽烟的钱相当于一天的伙食费，这句话教育得很好，后来我一直抽伸手牌。烟买回后，经常见到领导干部过来把烟取走，对门住的魏锦国常过来，此人解放战争时是二野的情报处长。

六十年代，四块钱相当于一个北京贫困市民半个月的生活费，那时八块钱可以非常紧张地在北京过个日子。老干部喝酒也只是在周末和过节，或老上级，老部下来的时候，平时也是不敢问津的。听父亲说，也有老干部天天喝茅台的，不过那是更高的级别了，是总后勤部副部长张令彬或张宗逊，他们授衔的时候都是中上将，每顿饭三杯。茅台酒中华烟一直计划供应，成了身份的象征。

这里有一段史海沉勾的往事，不写出来就永远埋没了。空军政治部刘琦文革后到通校任付政委，有一年我蹭他的软卧一块回北京，那时正是盛夏，大家都穿着的确良半透明衬衣，他的上衣口袋装着一盒中华烟，他自己抽的烟放在裤子口袋里是金丝猴，我想蹭一根中华，他给我的却是他自己抽的金丝猴。当时的老百姓都知道，口袋里放中华烟的都不是一般人。

我当兵去了安徽蚌埠，一天进了军人服务社，我发现柜台上摆着中华烟，就毫不犹豫买了一包，价钱五角九分，我同时注意到售货员收钱时带有惊讶表情。在后来一次全师军人大会上，师长马建中讲话时说，有的干部子弟不严格要求自己，买中华烟抽，那烟师领导都抽不起，放在服务社卖掉。我知道是在讲我的，那时一个新兵见中华烟就买，就像现在领导干部逛歌厅一样，引人注意。师里可能也计划分到一些茅台酒，当时是怎么分配的，不清楚了。

文革时期，江浙地区一直是鱼香米香，供应丰富，看不出动乱痕迹。一九七三年我在杭州笕桥机场，是个军民两用机场，候机楼的小卖部经常放着些名烟名酒，不过只能看不能买。也就是那一年，茅台酒的价格突然从四元上涨到八元，原因是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用茅台宴请尼克松，尼克松连干数杯，外国记者写成报道后，茅台酒从此名声大扬。

尼克松到上海访问时，中国方面由张春桥负责接待宴请，用的还是茅台酒，张解释说这是红军喜欢喝的酒。其实，茅台酒最早出现在西方记者的书中，是斯诺的《西行漫记》或译成《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书中写道，中央红军长征路过贵州茅台镇，战士把脚伸到酿酒池里去洗。此书在国内译成中文后，很多人读后对这一段很反感，意思是红军战士怎么这么没教养，老百姓喝不上的酒，他们用来洗脚，不能接受。其实这事在我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当年红军疲于奔命，脚上肯定打满水泡，有的可能还已经化脓，在当时没有仍何医疗条件的情况下，用茅台酒消毒，也许能救这些战士一命。

还是在杭州笕桥机场，一天我无意走到军人服务社，看到柜台上摆满了茅台酒，我问是不是随便买，服务员说是。我毫不犹豫回去取了四十元，一下买了五瓶，那时四十元是我半年的工资。我对酒长期不感兴趣，酒是为父亲买的，因为我从小就知道父亲爱喝酒。还有五粮液卖，标价是三元五角，我只顾抢购茅台了。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低价买进机会，事后我分析，可能当时国家认为，茅台酒一次涨价百分之百，能把国人吓住，不会出现抢购现象。

那五瓶茅台后来派上大用场。庆祝我调动工作提干喝了一瓶，那天是在楼外楼喝的，旁边有个吃饭的顾客问我是从哪搞来的茅台，他说团以上干部才能喝得到，我没喝几口就醉了，那一瓶几乎让战友潘斯哲全喝了。父亲自己喝了三瓶，最后一瓶一直留到九三年春节，那是我们全家文革后第一次在北京过春节，是在我给父亲买的一套两居室里，父亲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后几年。最后那个空酒瓶子被一个收破烂的老头花十块钱收走了，我估计是拿去装假酒卖给送礼的人。

以后茅台酒不断涨价，再加上假酒出现，从此我见名酒就怕，生怕花大价钱买了瓶假酒，就是陪同外宾时也只喝点啤酒。有一段时间，我在空一所教英语，当时的学员不少是有培养前途的机关干部。一天，工程部副部长董金的女儿提出带我们去她的一位加拿大的朋友家作客，因为是业务关系主人招待我们的是茅台酒，我不太放心，问他是从哪买的，他再三声明是从友谊商店买的。我大口喝了几杯，不一会儿就感觉不舒服，然后到洗手间全吐了。

林彪事件以后，中南海里不断传出野史，说九一三那天毛泽东周恩来得知林彪座机坠毁的消息后曾开茅台酒庆贺。我觉得毛泽东当时是两种心态，想到国家最高权力，把林彪拿下，是胜利了，但又想到林彪是一起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战友，而且有着半壁江山之功，前几年已拿下彭德怀，现在又把林彪拿掉，给国人以朱元璋拿下徐达常遇春如出一辙的感觉，如何才能洗清自己，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我的大学是在安大上的，我呆的那个年级如今是既出名人又出朋友。我有个同学叫沈学梅，她是安徽生，安徽长，后来就在我家当年在空军大院养鸡的那个地方再往南走一点干起了房地产大买卖。今年她给我捎来一瓶三百年古窖丰谷酒王，再三说这瓶酒的酒质比茅台五粮液不知要好多少倍，老潘，你自己好好品吧。

长期在海外的华人有个习惯，一旦家乡捎来名烟名酒，总要把最好的朋友叫来共同品尝，以去乡愁。我把大伟老包叫来，先一人发一包中华烟，然后再开酒。那天大伟显得有些受宠若惊，老包说话都不利索了，其实最激动的还是我，端着酒杯，想起了沈学梅，想起了安大同学，想起了在安徽的岁岁月月，想起了与茅台酒有关的那逝水年华···。

09/14/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