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顧問在西安空軍通校《下》

打仗，要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目的是不暴露目標，別人死，你活着。還有一種說法是兵不戀戰，見好就收，因為有的時候，你沒有太大的能力一下將對方致死，一旦人家獲得喘息機會，那可是要你的命的時候。世界上有很多事是相通的，有人用到股市，我用到寫文章。每拋出一個改變人們思維的重大主題，開始一定要小心翼翼點點滴滴，只能點射，不可齊發。

現代中國社會裡很多家庭都與軍隊戰爭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美國這邊也是一樣，我在酒莊裡賣酒，到酒莊來的美國老人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服過兵役。早幾年還可以見到參加過二戰西西里登陸的老兵，可現在這些人絕大多數都不在了。前幾天一個七十四歲的美國老人來買酒，他買的是黑人常喝的最便宜的伏特加。我問他您這麼大歲數了還喝這麼便宜的酒，他說是為別人買的，自己一生不沾煙酒。我又問難道你沒當過兵嗎？大家都知道美國兵是駱駝香煙伏特加。他自豪地說，韓戰時當的是海軍，那時也不沾煙酒。我說你真箇別，我的酒莊要是開在你家對面可賠死了。

我家是個傳統的軍人家庭，又是一個特殊的軍人家庭。說它傳統，它像其它許多軍人家庭一樣，大家都從戰火中走過，都經歷過文革亂軍廝打；說它特殊，就是一直平平安安，沒成死棋，現在看來，平安就是福。人平安了，說明還活着，人還活着，說明還有機會。在這既傳統又特殊的環境中，七口人中三人，潘顧問（父親），小妹和我，極具個性，走到哪裡都要留下歷史的印記，所有熟人中多少年後最想打聽的也是這三個人。我愛折騰，在美國開酒莊也不甘寂寞，十年中上了四次電視，三次報紙。潘顧問和小妹則是兩例不同個性，先說說小妹。

《潘顧問在西安空軍通校》上篇發出後在感動着千千萬萬海內外讀者，大家都回首往事，再三沉思，我想，最傷感的要數小妹了，當年的那步潘顧問到西安的惡棋差點把十六歲準備高考的小妹給將死，成為今天的西安街道大媽。當代的中國父母，不上班不掙錢，也要照顧子女高考，如今條件更好了，自己一生不吃不喝，也要把子女送到美國來讀書。現在全美國有上萬個大陸孩子在美國大學讀本科，我想不會全部都是高官巨富的孩子。十六歲是女孩子的花季，當年的小妹只顧自己活蹦亂跳了，還沒有預感到她的人生將會發生重大變化。我這裡不是說小妹不能到西安繼續讀書考大學，而是說，對於未成年孩子，一旦改變她熟悉的成長環境，就容易會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現在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家長都以孩子畢業為一個學習周期，再考慮轉學的事。

我比小妹大九歲，幾個妹妹中接觸最多玩的最多的要數小妹了，特別是性格方面極為相近。記得我當兵後第一次回到北京家裡，小妹幾乎要把我粘住，我問這是怎麼回事，母親說小妹是要你給她買糖，但嘴上不說。母親說，這個小妹哪都好，就是學習成績不好。我和母親的談話可能已被放學回家的小妹聽到，她老遠用剛得了五分的作業本遮住臉，慢慢走近了，然後一聲大笑。母親還說，家裡買了個手風琴讓小妹學，結果是小妹看着同學拉，半年後同學都學會了，小妹還不會。

潘顧問接到調令後一個月，小妹隨父母到了西安空軍通校，接着上了通校附近的延光廠高中。那個年月全國人民都忙着文革鬥批改了，北京都沒有太多的好老師，就別說西安了，我清楚地記得，外地很多高中都沒有英語課，不過那時英語考試只算輔助分。我上安大後的第一個暑假見到小妹，那時潘顧問還住在招待所里，我問小妹西安中學怎樣，小妹說，差極了，老師都說陝西話，英語老師只會一些簡單句子，發音也不標準。父母也開始擔心，這樣下去是考不上大學的，當時還是全國統考，那一片單位的孩子考上大學的不多。小妹問我，哥，你的英語是怎麼學的，我說自學的，現在好了，可以跟着電視學。從那天起，我發現小妹懂事了。

也是那年夏天，我發現家裡有一輛新的飛鴿牌自行車，小妹騎着每天到延光廠上學。一天我騎了出去，到了西大街上，被幾個陝西人圍住，問我是不是來這裡要賣這輛自行車，並說，如果願意賣，願出比發票多二十元的價格買。我立刻感覺是發財的好機會，我讓那幾個人在通校外面等着，回去對小妹說把這輛車賣掉算了，可以掙二十，小妹也同意了。潘顧問知道這事，說這輛車不能賣，是通校後勤部的闞部長在分自行車票的時候，偷偷留下一張，為小妹上學用的。看來小妹同意賣車，她已暗地決心離開西安，後來她確實走了，從此再也沒有回過西安。

讀書能改變人生，在改變人生，時時刻刻都在改變着。年青的朋友們，有一分機會，就有一分希望。可想而知，當年的小妹回到北京，空軍大院已沒有住房，進了鼓樓六平米的小屋，她是怎麼把握高考這重要的機會的。已沒有父母在身邊呵護，在本來安定又變成紊亂的環境下，既要完成高中課程，又要自學英語。高考前半年，也就是八零年，我連續同她英語對話，發現她已經非常入道了。那時她也有感覺，哥，你的英語行嗎，怎麼說起話來老是結結巴巴的，而且翻來覆去老是那幾個詞。

小妹有英語天分，但這天分到底有多高現在無法測算，可惜的是歲月沒有給她太多的機會發展成像安大同學胡移風一樣的語言大師，她北京語言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護校教書。有一年，我在空一所開辦英語班培訓空軍大院機關幹部，想借學術會議的機會到西安看望父母，順便再到空工風光一下，把小妹叫來頂課。我回來後，機關幹部反映小妹教得比我好，英語講得也溜。我說這事你們誰也不能給泄露出去，誰泄露出去了，我就在誰的部長面前說他英語不好，今後別想出國。

小妹也給過我一生唯一的一次帶導遊團機會，是一個美國來的一百多人VIP豪華旅遊團。如果記憶力沒有錯誤的話，美國飛虎隊陳納德的遺孀陳香梅女士也在裡面。那個時代大陸還相當貧窮，陳香梅講話慢聲喋氣的，大家都忍着。最後一天的晚宴上，來了一位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他見我喝啤酒，就說這是哪的翻譯，怎么喝起啤酒來了，我說我們空軍的翻譯都是先喝再翻，要不然詞不達意，英語也講不溜。後來小妹說，那個旅行團讓你們給搞砸了，再也不會來了，走的時候連款都沒付。

後來小妹的路一直有其獨到的特點，避開複雜的人事關係和強烈的社會競爭，別人看不好的時候，你看好，別人一擁而上的時候，你急流勇退。也許是潘顧問到西安那次意外的事件讓她因禍得福，讓她小小年紀貼近了社會。我有看事物發展的眼光，但怎麼學也學不會。大家都知道小妹開飯館獲得巨大成功，現在還有人打聽“大學生酒家”到哪裡去了。大家看不到的是，小妹的成功後面還有一個不聲不響的人物，她的丈夫小魏。

我研究過小魏，拋開門第出身不談，因為大家往前翻一輩都是農民。小魏是個心靈手巧，動手型人物，他像我如今品酒一樣，仔細鑽研各種菜系。在開飯館的時候，我曾陪過他到不同飯館採風，他每見到一個新菜，回來都要試做，覺得合適，再上大學生酒家的菜譜。我同小魏一起來的美國，他覺得美國實在不適合他發展，四十天后就回去了。在美國的那幾十天，我倆一起偷學做日本壽司，白天先看廚師做，晚上回到家裡開練。不過小魏學得沒我快，一天他終於說，大哥，我服了你了。小魏走後，我開始正式上崗，美國人問我從哪來的，我說剛從日本北海道來。

經過人生驚濤駭浪的人，一般地說最後都會平靜地歸入大海。我觀察到西安後的潘顧問，發現他在一點一點地返璞歸真。開始他還聽一些廣播，看看報紙，後來乾脆兩耳不聞天下事了。八零年，潘顧問進了通校機場干休所。干休所所長看着裡面的幹部都這麼年輕，個個一頭黑髮，提出老幹部每天六點起來出操，他計劃把一個高音喇叭架在離潘顧問家不遠的過道上。潘顧問帶領老幹部堅決反對，說我們進干休所就是來休養的，哪是進來聽廣播出操的。

有時候進入大海前，還會掀起一點點漣漪。過去我總覺得國家把改革開放第一個機會給了個體戶，其實一些有眼光的老幹部也在小試牛刀，只不過他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不過他們同在職貪污受賄不一樣，是在用自己的存款老底試一把。八十年代初，養蝸牛盛行，這股風也吹進了干休所，大家都想抓住機會發上一筆財。潘顧問同我不一樣，從來不談自己的過去，全乾休所只有一位幹部知道潘顧問的老底，上門勸說潘顧問出面鼓動一下，這裡面你最權威。我有個妹妹聽了那次潘顧問大會講演，聽後感覺句句到位，全乾休所上下浮躁，每天都有帶着錢找潘顧問要求入股的。那次養蝸牛風實際上是個入套騙局，還好頭是干休所引的，最後干休所把大家虧的錢給補上了。

失敗一次，再來一次。八十年代末期我正在中關村闖蕩的時候，曾收到潘顧問的一封親筆信，信中說，他們幾個老幹部合計投資開一個銅馬廠，生產供旅遊點賣的小銅馬，小銅車，讓我在北京幫他們找銷路。當時我就感覺很不好，離休了，應該在家裡好好呆着，怎麼能和年青人一樣每天想着掙錢。後來事實證明還是賠了，這次賠錢干休所可不管了，從此這事成了潘顧問的一塊心病，據說賠了一萬八千元。

早年退下來的老幹部同現在的年青幹部不一樣，我曾經多年在干休所老幹部中扎堆，沒有聽說過他們私下議論後悔在職時沒有多拿一點。有一年在從西安回北京的火車上，我同一位退伍的空軍部隊司務長聊起來，他說，大哥，我幹了四年司務長，你知道我拿了多少，抓起來早就該判了。我也常聽到一些老幹部後代在議論，擔心政權最後落到這些人手裡，別看不爭不搶，實際上貪污的錢幾代都花不完。後來國家不斷提高老幹部的生活待遇，再加上年紀越來越大，沒有人再想投資的事了。可是潘顧問為那筆投資的事多年讓他不開心，經常喝悶酒。人到老年，看問題的方法，對失敗的承受能力，都在發生着質的變化，許多年青時能承受了的事到了老年反而承受不了。

人生的路往後走是先回到壯年。空十一軍有個招待所早早就開始對外開放，好像價格也不是很貴，經常有台灣成群結隊的旅遊團入住。我看到那些台灣人都是壯年以上的老頭，問潘顧問，那些人是幹什麼的，潘顧問說，都是台灣來的陝西籍老兵。我看到潘顧問經常有意無意要到招待所門口停留一下，可能想起了什麼，又想說什麼。

再往後走是回到青年。據我妹妹回憶，有一天，潘顧問想起了他在延安時的兩個最好的小夥伴。那時他們都才十幾歲，相約到延河去玩，突然遇到延河發大洪水，那兩個小夥伴眼看着被洪水捲走了，潘顧問哭着說，今年正好是他們去世五十周年。我個人感覺，潘顧問後來感覺官場孤單，如果那兩個小夥伴在一定會互相攙扶一把。

最後回到童年。潘顧問每天盼着我，就像我兒時在空軍大院的時候，每天趴在窗台上等爸爸回家吃飯希望看到爸爸肩上多了一個星星一樣，期盼着我成功，不過那時我也不爭氣，正在南苑四小旁開着煙酒店。潘顧問曾到南苑小門臉幫過幾天忙，以後就一病不起。

一九九八年深秋，潘顧問終於平靜地歸入大海，那年他七十五歲。也是在那一年，我買下了我的小酒莊，從此長兄為父了。需要補充一點，潘顧問最後幾年不如老紅軍活得堅強，還是老紅軍命硬。

                                                                            03/05/2009

後記：母親安雪珍回憶的《潘斯福工作簡歷》，我一字也沒有改動：

潘斯福工作簡歷 

       1938年9月入伍，在內蒙古大青山參加八路軍120師李井泉部隊，當時李井泉任支隊長。 

       1939年2月入黨，這兩年打日本，收編地方武裝（日偽軍），因戰績突出，受到首長表揚並給予物質獎勵。 

       1940年1月，隨李井泉到延安，同年4月到軍委二局學習無線電，先後任報務員、台長、組長。 

       1944年？月，因工作成績突出，受到軍委朱德總司令的親筆題詞嘉獎，題詞為“生產工作成績兼優”，並發獎金一萬元。 

       1945年7月，抗日戰爭勝利後，調晉察冀軍區二局任科長。在解放戰爭期間參加了華北戰役，如石家莊戰役、張家口戰役和平津戰役。北京解放後調四野二局任科長，進軍中南武漢、長沙，參加了衡寶戰役、廣西戰役、廣東戰役和海南島戰役。在解放戰爭中立有戰功，被授予“人民功臣”稱號，並記大功獎勵。 

       1949年10月，任總參三部六局副處長、處長。 

       1955年？月，被國防部授予上校軍銜。 

       1960年5月，為發展技術工作調空軍情報部任副部長。 

       1978年3月，調西安空軍通訊學校任顧問。 

       1980年11月，在西安機場干休所離休，正師職，行政11級。 

       1997年？月，回北京空軍南苑干休所。 

       1998年10月，在空軍總醫院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