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家都是過客《六十五》幸福五顆星

     離我的小酒莊不遠有個小書店，店名起得很怪，叫永不消失或者叫永不結束Never Ending。我暗暗地觀察了小書店很多年，發現從來沒有賣出過一本書，更讓我奇怪的是，白天不開門，晚上倒是有不少人進進出出。我好奇，就像男人喜歡趴女人的窗戶一樣，一看見小書店有燈光，就會走過去眼看耳聽。小書店裡的燈光很暗，臨街的大玻璃窗一直用大紅布罩着。再走近一點，裡面有樂器吉他聲，還有人在唱。

     店主是意大利後裔，與我同歲，是個典型的紐黑文，一生到老只在本地轉悠。他留着牙買加粘連式長發，不知睡覺如何清洗。他永遠穿一身黑衣，說話帶着口臭，還好，我的酒氣蒜氣辣椒氣可以抵擋一陣子。多年來我們只要一說話都在互相體會對方，中文有個恰當的成語叫“沆瀣一氣”。老美國同移民不一樣，一個基本的特點是不管認識不認識喜歡主動向生人打招呼，不像剛來的移民見人低頭而過。每次店主看到我，遠了，擺擺手，近了，聊幾句。店主常常自我解釋，他的主業是木工，業餘開個舊書店，書源全部來自圖書館和個人淘汰的書，互聯網普及以後舊書沒有人理睬了，但書店裡的那個小戲台子仍受紐黑文文人墨客的青睞，有好幾個藝術工作室定期活動。對文人就要說文話，我說我的主業是開酒莊，業餘時間研究中國當代史和中美文化的差異，現在是集中精力把這些研究成果寫出來。店主感興趣了，潘先生，能不能把你寫東西拿到我們工作室演講一下。

     古人說，萬事開頭難。我的人生理解是如何找准切入點，就像我們踢足球一樣，能一腳把球挑起來，有充足的時間自己踢或傳給別人踢。我大學畢業以後幹過許多漂亮工程，參加過黑鷹項目，組織過首篇空軍飛機維修論文到德國演講，參加過飛機疲勞試驗引進工程，開發過計算機英語教學系統，開過小飯店小雜貨店。這些雖然都為人做了嫁衣裳，後半生我回首的時候仍然回味無窮。這些工程參與人數大到幾百人，小到幾個人，最讓我津津樂道的是我都找到了自己的切入點，把球挑了一腳，再說得明白一點，幾百人搶一個球，輪上一腳就不錯了。年輕時為人做些嫁衣裳，千萬不要抱怨和悔恨，這點我把握得不算好也不算差。我年輕的時候追逐的是名和利，近十幾年又加上了錢，這些我都沒有得到。中年之後歷史又給了一個機會，讓我坐在小酒莊裡把這些事寫出來，還不是一樣雲起雲落。到了老年還在做嫁衣裳，那可是自己的事了，很多人都折在這上面。

     到小書店講演可以糊弄一下，沒下次了，要想連續講演下去，次次博彩，是一個非常大的系統工程，我認真思考了以後選擇了後者。做項目除了理解萬事開頭難，還要懂得項目的前三腳要踢得漂亮。像我們踢球，右腳迎面接球，用左腳把球墊一下，讓右腳有充分的時間把球開出去。我來美國前專門去了趟南京向好友金總告別，金總把我介紹給當地朋友。那些老闆好奇地問， 潘先生的特長是什麼，我不加思索地說，搞項目前期，大家理解成了“搞前妻”，一陣哄堂大笑，把螃蟹肉噴得滿地都是。我同金總是在開發計算機英語教學系統時相識的，他眼看着我用最土的模擬技術實現聲音和視頻同步，迅速找到用戶，多年讓他驚訝不已。

     第一腳踢什麼？我選擇了毛岸英，全部素材選自我的力作《林彪問題研究主線》。我用結結巴巴的英語對美國人說，二次大戰以後，不論戰勝國和戰敗國都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自己的家園，可為什麼唯有中國幾十年如此貧窮混亂，是你們美國轟炸機把我黨的接班人毛岸英給炸死了，從此我黨我國找不出合適可信的接班人。一句話，中國的貧窮和文革的混亂同美國有最直接的關係。我一共講了五分鐘，可是提問題有將近三十分鐘，美國人的英語我是半懂不懂，聽眾都是一般民眾，最後給了我長時間的掌聲。從提問中我領略到了美國的包容文化，民主制度下有着完善的繼承制和世襲制。紐黑文有一家最老的漢堡店，每個星期開四天，每天只開三個小時，好像是第六代在經營，我觀察過去那裡的客人，多數吃不上，都是安安靜靜地走開。

從此我跑不掉了，想不講還不行了，書店老闆每月都提前好幾天提醒我，該準備話題了。第二腳，咱們來個絕的，照本宣科，我關了店夾着計算機就去了。 要讀的文章是《聖餐和憶苦飯》，英文是我的安大同學著名同聲傳譯家胡移風博士腦工翻譯的，沒有用Google英語。我對外說了是我自己用英文寫的，我曾給過一位耶魯女教授看過，她說她寫不出這樣的英文。不過我也損失慘重，從此失掉了一個喝葡萄酒的好客戶，女教授再也不來了。那天我仍然結結巴巴，因為不少英文詞我還不認識，讀了還不到一半計算機電池沒電了，重新接電源再讀。這次講演的特點是內容很遙遠，題目很貼近，原來中國許多精神鴉片都是從聖經中提煉過來的。

第三腳隨便踢了，我從小酒莊聊到紐黑文的酒吧漢堡包咖啡，海空任魚躍，天高任鳥飛。轉眼好幾年過去了，我拿到了綠卡，2012年春節回到了已經陌生的北京。見到了老母，老母說她養了一個好兒子；見到了在北京的安大同學，又是一個馬後桃花馬前雪；見到了空軍大院的髮小，空軍各大部部長的長子長女來了不少，歲數比我大一些，看得出他們是在代表先輩感謝我記錄了空軍大院的人和事，學名叫歷史。《聖餐和憶苦飯》中另一個重要人物李強請我吃飯，席間他的老母親專門打來電話，囑咐李強把潘涌招待好，我懂得，我和李強的友情不是一代人而是兩代人。我對那個陌生的北京充滿了擔心和恐懼，因為重慶那邊折騰得太厲害，讓我一時難斷方向，雖然遠隔千山萬水在寫作，還是小心為好。我深知，為了最高權力，人心會變態，殺父殺母殺弟兄殺姐妹殺幕僚。當年空軍把林立果捧上天的時候，李強提醒過我，說話要千萬小心。

剛從北京回來沒幾天，還沒有安頓好，中國重慶那邊大戲開場了。我在後來的一次演講中說，中國的重慶事件是一出世紀大戲，比美國大片還大片，比莎士比亞還莎士比亞，比麥克白還麥克白。重慶大戲讓美國政治家外交家新聞記者傳記作家大顯身手出盡風頭，引無數中國人竟折腰，我估計那幾天全世界的眼睛都沒有干別的，急待着看事件的結局。我破天荒地買起了《時代周刊》《紐約時報》，周刊五美元一本，還不容易買到。真是大牌作家在寫作，生詞生句滿篇飛，希臘詞法國詞莎士比亞詞死英語詞比比皆是。那段時間我每天請胡博士解釋句型詞義，我問胡博士，美國作家常用到“星”字，是不是中國的“希望之星”的意思，比如說“重慶的希望之星”。胡博士說，不是，美國人說的“星”是命運運氣的意思，他等待着好運降臨進入政治局常委。

我對一個八十歲的北京老人說過，我活了六十歲，看到了兩次中國最高權力之爭。我十三歲碰到的那次中國一片混亂，這次重慶事件如不及時收尾，後果不堪設想，怎麼共產黨的後代同帝王的後代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我老了，不管那麼多了，難道一個人除了官運錢運就沒有好運氣了嗎，我思考良久。書店老闆找到我，問我下次講什麼，我突然眼睛一亮，就講幸福五大星。我對書店老闆掰起了手指，實際上我也是現想現賣：第一是健康；第二是把子女培養成才；第三是有一座帶菜園花園的房子；第四是中年之後有不操勞穩定的收入；第五是意外中了六合大彩。

我一講“星”美國人就懂，非常明白是命運的意思。五大星中最重要的健康星也不是想要就有的。美國是全世界對醫學健康保險醫院設施投入最多的國家，水食品空氣也是最乾淨的。美國人五十歲左右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國人一旦活過七十五歲又是全世界最長壽的。我從北京回來後的一年裡，連續看到兩個住在小酒莊附近的五十歲中年人離世，不過他們都非常客氣，走之前先來我這裡道別。唯一開酒莊十六年沒有講過話的是小酒莊對面開殯儀館的女老闆，她喜歡一個人在對面遛狗，去年我發現她躲我的眼神，知道要出大事了。之後沒幾個月她患肝癌的消息滿天飛，又過了幾個月她閉門不出，今年年初死在家裡，她歲數稍大一些，六十七歲。

03/29/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