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家都是過客《五十五》心靈的輪椅
2010年的聖誕和接着的新年夜過得有點不尋常。先是聖誕夜，我的美國友人嬌妮和她的親家母送給我兩條圍巾作為聖誕禮物，親家母的圍巾是用毛線編織的，美式規格，長長的，要是掛在脖子上兩頭都快接地了。嬌妮的那條是中國產的黑絲巾，也是長長的，開始我還不知道是幹什麼用的，嬌妮觀察我的表情，做了個示範，打了個美式結掛在我的脖子上，我立刻有了不安全的感覺。接着在新年夜互聯網傳來當代最著名的頂尖作家史鐵生患腦溢血去世的消息，從那一刻起，我眼中的淚水就沒有止住過，淚水一直伴隨着我迎來2011年，這一年美國人稱為“愛的年”。
我從來沒有戴圍巾的記憶，也許小時候北京冬天時戴過，那時的圍巾也非常短，後來一直過着軍旅生活，還沒有見過士兵冬天戴圍巾的。聖誕節後的兩個休息日我一直戴着嬌妮的那條黑色的圍巾出門，過去脖子暴露在新英格蘭的冬天裡常覺得冷颼颼的，現在有了圍巾立馬感覺好多了，真想每天戴着。我按照《青春之歌》中林道靜的標準戴法，將圍巾先在脖子上圍一個圈，一頭落在前，另一頭甩到背後，又發現兩頭甩得太長，乾脆在脖子上圍兩個圈，把兩頭都甩到後面。那種不安全的感覺就是這時產生的，試想，如果一個人偷偷地包抄到我的身後，突然死死地拽住圍巾的兩個頭，我極有可能被活活勒死，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此時此刻我又靈機一動，那麼嬌妮演示的美式戴法是怎麼回事呢？嬌妮先將長圍巾對摺，套住脖子，然後同時將圍巾的兩頭從對摺處穿出吊在脖子前面，這時後面不再有機會，如果前面有人拽住圍巾也有充分的時間還手。美式戴法有獨特的優點，可我還是有後怕，走在路上不再敢戴，在店裡也不敢戴，長期放在家裡太浪費還是賣掉吧。結果相當不錯，都是先說送後說賣，一條從喬治那裡收了十元，另一條從一位墨西哥熟客收了五元。
不知有人仔細想過沒有，生命隨機來到世間，最後必定會有一個結果，早晚都會到來誰也無論如何都不會錯過的結果，那麼中間這個過程可長可短時長時短，這時最要緊的是安全平安，那個結果一定會來的晚一點。不知有人又仔細想過沒有，當一個生命幼小的時候，安全平安的責任主要在父母，生命成年後主要責任是自己。小酒莊裡很多時候我在自己思考自己，我這一生是怎麼平平安安過來的，也時常與同齡人做一些比較，比較機會，比較智慧，比較子女教育，比較身體。這幾天在我感覺史鐵生的時候，疑問最多的是他的兩條腿是怎麼變成殘疾的，尤其是在二十歲走向成年的時候。
一個健康成長的孩子完全來自父母的精心照料，好像貧窮還是富有占有的比重不大。文革時空軍大院的氣象部部長是十級大校初光，他的大兒子初伯令正好與史鐵生同歲，都是一九五一年出生的。星火從小與我玩得很好，喜歡暴露他家的生活秘密，他在我面前總愛自豪地說，他家每人生活費是每月四十元，我一算我家夠不上還差十幾元，那個歲月三元錢就可在東來順享受一頓最美的羊肉火鍋。我知道，史鐵生父母的工資加起來是“百好幾十”，孩子只有兩個，換算比較，史鐵生童年生活相當空軍大院十級大校的家庭生活，是相當優越的童年。當年父母照料子女，一怕麻痹大意，二怕大驚小怪，後者發生在條件優越的家庭很多。我的知心網友蔡小心的父親是五五將軍，他的哥哥姐姐都在幼年時死於醫療事故，對於這樣一個級別的子女，當地醫生是不敢治的，要治打最好的針吃最好的藥，蔡小心自己命大還活着，只是被治成聾人，後來妹妹十五歲時又死於車禍。
在中國戰火紛飛時候和新中國建立初期，我的父母常年累月從事偵聽工作，他們特別重視坐的位置，那個時代一坐就是幾天幾十天。我懂事長大以後，父母一再告誡我水泥地上不能坐，潮濕的草地也不能坐，我母親手縫過許多個棉坐墊，那是供我和妹妹在外面玩看露天電影用的，生怕幼小的我們在外面亂坐，受寒潮侵蝕，落下腰腿神經痛病根。我見過一些歲數大些在艱苦環境中生活過的老人，走不快蹲不下，一問都是那個歲月留下的毛病。後來我養成習慣了，不論是在農場勞動還是在機場荒郊野外，從不亂坐，我至今沒有任何腰腿毛病反而變得特別敏感。我看過一張史鐵生在地壇看小孩子玩耍的照片，那群孩子和大人是在水泥台階上亂坐的。我個人推測，史鐵生的腰腿神經炎不是先天帶來的，而是嬰幼時期落下的根兒，這種想怨又怨不出口的母子關係後來刀絞般地反映在他的文學作品裡。史鐵生寫過母親，但沒有一篇是專門寫的，因為他不願意面對；許多作品裡史鐵生提到母親，因為母親形象難以讓他忘卻。
史鐵生一九六九年一月到延川縣插隊的時候，我已經在不遠的黃河灘農場勞動一個多月了。也就是在那前後幾天，空司管理局來了一位看着我長大的老管理員，說要把我們中的楊廣學送到延川縣插隊，幾小時後，楊廣學跟着那位管理員走了，以後再也沒有消息，原來延安延川不是一個地方。我第一次離開父母在外地長期生活，那個時代真是激情歲月，收音機隔三差五傳來“英雄”消息，刺激着年輕人為了上報紙受表揚，手榴彈敢撲掩護戰友，洪水來了敢往裡跳，再做一次王傑金訓華。母親再三來信，水火面前不當“二杆子”，不爭英雄好漢。一九七七年我在西安空工，看到院外一座民房着火，幾百個學員往上沖，我被一個北京老三屆學員班長叫住，小潘，咱們慢慢跑，裝着往前衝。這個老三屆是我見過的唯一在陸海空三軍都當過兵的人，後來他早早地進到總參機關。我的安大同學趙速梅的哥哥那時是昆明空軍飛行學員，一次救火中摔成了植物人。我反覆感覺，史鐵生也是一個熱血青年，在洪水冰雹苦難面前毫不畏懼，有史實為證，插隊八個月後史鐵生腿老不好回京治病，母親開出了“病退留城”的證明，史鐵生脾氣大發，當着母親的面把那張證明撕得粉碎。
我年輕時生長的環境除了個別人家外幾乎都是推門就見大自然，陝北山區的夏天如果遇到濕冷的襲擊寒氣會順着人體往骨縫裡鑽，我見過山里放羊的老漢夏天都穿着皮褲襖，當時還覺得很新鮮。最近，朋友們聊起了臉和屁股的哲學，說我們人體上那對光滑的屁股不用美容永遠沒有皺紋斑點，可能不會有人想過，我們人類那對光滑的屁股沒有機會見陽光見世面，也許一點點光一點點寒氣就能把它穿透進入人體的核心，很多人坐骨神經痛伴隨一生，是不是忘了常給自己的屁股做些美容按摩。初到陝北的那幾個月，讓史鐵生傷到了骨，他在延川縣醫院裡對醫生大發雷霆，好好給他治，治不好小心菜刀砍過去。我估計很多醫生後來都為史鐵生治過腿，針灸按摩煙熏熱敷消炎止痛，可能沒有人想到過用吃辣椒提高內熱的方法把寒氣炎症給頂出來。陝北人吃辣椒是有名的，那個歲月作為防身保身，每天食量應該是毛澤東的食量，如果治病應該是他的三到五倍。有人會說很多人吃辣椒沒有保身反而“壞身”，什麼病都來了，我分析是吃了油潑辣子，身體並沒有吸收多少，辣椒借着油勁兒很快又排出體外，形成“兩頭辣”的感覺。
我心裡再明晰不過了，史鐵生在活着的時候同我這號人不會有一句共同語言，因為兩類人成長生活環境差別實在太大。文革時，他胡同，我大院，什剎海冰場交鋒過；後來，他插隊 ，我先農場後當兵，又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再後來，他坐上了輪椅在地壇看人家長跑；我是板凳隊員 參加蚌埠足球賽。史鐵生同母親激烈爭吵過，實在想在陝北干一番事業，他母親怕他，以後儘量躲着他；我同母親也爭吵過，實在想買當時最貴的手錶勞力士九百零八，我母親怕我，後來取錢給我買了一塊四百六十六的歐美加，那塊表走得准極了，戴着它我同潘斯哲走進了上海紅房子，安大同學姚慶昌見過那塊表，問我晚上睡覺放在哪裡，說可要放好，合肥夏天小偷多喜歡從窗外用竹竿勾衣裳，一天夜裡我聽到動靜，發現放手錶的褲子已經掛在窗戶上，再晚一點兒就沒了。 幾乎在同一時段，史鐵生進了街道小廠畫彩蛋業餘自學英語，我穿着軍衣帶着工資進了安大專業學習；八十年代他的小說獲文學獎，人們開始不讀小說了都忙着掙錢，八八年我發明的計算機英語教學系統獲北京國際發明銀獎，從此風光好幾年，同王永民楊振華坐在一起。史鐵生說他一天也沒有驕傲過，這話千真萬確，我不這樣寫，再過幾十年就沒有人能讀懂史鐵生，生前有那麼多文學大獎，死後會有數不清的文學光環，怎麼一說起話來還是苦哈哈的，這麼多光環抵不上一輛輪椅嗎，當年那麼多熱血青年失去生命也就是為了一句領導表揚，上一次電台報紙。
史鐵生是我過去聽說現在感受過苦難最多的同時代人，不經過文革歲月的大覺大悟是無法體會的。史鐵生最苦難的時候走不出地壇，當時的北京女青年看到輪椅遠遠地搖過來會早早地躲閃開，胡同口的頑皮孩子看到輪椅過來會躲在後面扔石頭，史鐵生無處撒氣，只能把氣撒在母親身上。我怕史鐵生，是怕沾上他的苦難，怕從此以後再也不敢笑出聲，再也不敢侃大山，再也不敢驕傲地活着。我又是多麼的幸運啊，有史鐵生“墊背”，讓我再也感受不到苦難，人生有點風吹草動顛簸甚至振盪，那又算得了什麼。正因為有了史鐵生，我們中間不知有多少人不再感覺冬天寒冷，夏天炎熱，春天忙着播種，秋天一定等待收割。
大約十五年前，我逃難般地到了美國紐黑文後來開了小酒莊，當時的形象不知比輪椅上的史鐵生好看多少倍，還不是像史鐵生出不了地壇一樣走不出小酒莊。有一個美國人，他僅僅是耶魯大學一個普通職工，有一座房子，不知有多少次，他開車經過我的小酒莊一定要搖下車窗吐口痰，我路過他的房子他一定要跺腳大叫一聲。這幾年他老了，頭髮開始掉光了，一天被我堵在一家食品店裡，大吼一聲，欠的錢該還了，那一叫真管用，好幾個月沒同他碰面了。
史鐵生太苦了，一生都沒有擺脫過苦難，最後苦難中生出的那一點點希望又留在了人世間。他走了，讓我們好好地活着，活着，就要充滿盼望，一直面對希望。史鐵生去世後的第三天，2011年一月二日是我的生命旅程中最偉大值得紀念的日子，困擾我十二年的腸胃病老根突然神奇般地被拔掉了。也許這幾天我研究了史鐵生的腿，也許我思考了陝北人吃辣椒的方法，改良了一種不含油腥辣椒麻味酸湯，喝下後產生了奇效，這一切都在驗證思考回味之中。
01/10/2011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