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來了，大家都喝糊辣湯

  行進中失去方向，稱為處在十字路口，國家是這樣，個人也是這樣。一九七五年我在浙江衢縣，二十二歲，在王海的幫助下提干成了排級技師。國家那麼混亂困難的時期，老一輩該幫的忙已經幫了，剩下的路要自己走了。不過，那個小小的年紀，只會想到個人如何選擇方向發展，是不會體會到整個國家已處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王海的棋術很高，可以說我調動一事除他本人清楚外，具體辦事的人也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就連中隊長李淘書也不知道。二十九師空空導彈中隊成立後，需要到北京空後軍械部領專用器材，不過這樣的美差一般幹部是輪不上的，都是中隊長親自去。也就是這樣一個說不上機會的機會，後來讓我有了充足的時間，通讀了馬列主要著作和《資本論》的主要章節。

  空後軍械部一直由楊助理分管空彈器材，是位老機關幹部，文革時同我父親在北京市儀表局軍管支左。中隊長李淘書到機關後問楊助理，說中隊裡有位叫潘涌的，北京人，家在空軍大院，是位副部長的兒子。楊助理想了想說，他父親是潘斯福，情報部的，我們很熟，這就打電話。我父親聽說是兒子單位的中隊長來了，放下電話不到三十分鐘就趕到空後，空軍大院在西郊，空後在城裡。這裡我可以感覺到父親心情，多麼希望兒子快快成長。

  當時與北京的通訊主要是靠信件，我得知李淘書要去北京，已經寫了一封快信，希望父母能夠聯繫上李淘書，這是聯絡感情的好機會。看來我的那封信有時間差，他們已經通過楊助理牽上線了。李淘書回來以後對我說已經見到我父親了，父親在北京招待他不錯，還安排了遊玩頤和園。當然我的成長是他們交談的主要內容，父親對李淘書說，這個孩子從小很愛學習，臨走時，又托李淘書專門帶來八本《馬列選集》，並說這些書是我當戰士時讀過的。李淘書說，書很重，整整裝了一提包，費勁才背回來。

  一九七零年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向全黨發起學馬列原著運動，以防上當受騙，開始要求全黨幹部讀馬列《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等六本書，後來擴大學習範圍，有關部門將《馬列全集》中重點文章選編成八本《馬列選集》，軍隊師以上幹部每人配發一套。幹部們都在上班時間組織學習，一些人已經感到中央有新的政治風向了。現在分析，毛澤東號召全黨不再讀自己的書，因為林彪原來號召過，而只讀馬列著作，這是給全黨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當時明白這個信號的高級幹部可以說一個沒有，就是現在也找不到一個能夠解釋清楚這個信號的史學研究者。

  很多空軍大院長大的孩子不懂得如何調節同基層幹部的關係，實際上這些基層幹部對你將來的發展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那個時代，這一點我也是經過多年在基層摸爬滾打才明白其中奧妙的。李淘書看到我愛學習，又從父親那裡得知我讀過不少馬列著作，安排我負責戰士的理論輔導工作。導彈中隊沒有太多的戰備值班任務，很多工作是公差勤務，我可以藉口脫離這些雜事，在宿舍里安心備課學習。

  那段時間，我基本上一個星期要講一課，講課的時候，全體幹部戰士都坐在下面聽，有的還做筆記。我講過商品經濟，講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講過資本來到世間，從一開始就帶着血和骯髒的東西，講過剩餘價值，講過九評蘇共中央同我們的分歧，記憶中還講過孔子，不過那時主要是批判學而優則仕。指導員是四川貧苦農民的後代，他特別嫉妒外國電影穿西服吃麵包的鏡頭，那時部隊經常放映阿爾巴尼亞電影，每次講課一定要我加上人一旦生活富裕了就要變修的內容，都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當時的政治環境還不能這麼想。還好，他看不懂我手上那塊高級歐米加手錶，否則，一旦忌妒心高跳，我則成了批修正主義的靶子。

  宣講馬列成了我的童子功，在那個看不清方向的時代誰也搞不清楚這些東西到底有用還是沒有用，還是讓我站得稍微高一點。個人初步感覺，當時中國經濟很不平衡，幾乎沒有商品流通，一地富有，一地貧窮，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衢縣一直是魚米之鄉，盛產橘子柚子和絲綢，這些東西文革前我在北京經常見到，價格也不貴，可是到了一九七五年北京幾乎斷檔。我通過關係，認識了北京至福州四十五次直快火車乘警李木爾，他每十天跑一趟車，我托他往北京家裡捎橘子，那時衢縣橘子很便宜，一斤三毛錢，他托我等他返回福州的時候，幫他採購衢縣的活鵝和鴨蛋，四十五次車來迴路過衢縣的時候都是晚上十二點，我當時的駐地離火車站不遠，騎車幾分鐘就到。我試了幾次，鴨蛋的買賣還可以做，活鵝的買賣不能再做了，因為我從集市上買回活鵝，藏在床底下一直叫個不停。這是我最早對商品流通的體會，中國後來改革開放，第一批致富的人絕大多數都是靠倒騰甲乙地商品交換買賣。最近，我反覆在看《血色浪漫》電視劇，王海歐該寫的都寫了，可能她萬萬沒有想到那個年代軍隊還有做買賣的。

  一九七五年的中國可以說是混亂的中國，人民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惰性，整個國家機器大有停止運行之勢。形成這種惰性的原因有很多種，主要是全國人民跟着毛主席黨中央活蹦亂跳了十年帶來的是吃喝拉撒睡沒有提高反而下降。這種惰性對一個國家生存危害極大，這裡無法展開，僅舉兩例。

  一是鐵路職工消極怠工，人為地造成列車不能正點發車，最嚴重的地區是徐州中樞站。有時候客車還好一點，即使晚點也能開出，貨車則是成列成列積壓，後來遇到鄧小平的重手整治，開沒開殺戒現在沒有確切資料。二是國家體制出現倒掛，既國營企業干不過集體企業，集體企業干不過個人。

  在一個朋友的帶領下，我曾去過浙江建設兵團在杭州的一個所屬工廠，兵團算軍隊體制，廠房十分巨大，機器很多，但見不到工人，正要離開的時候，我聽到了叮叮噹噹的聲音，過去一看，是一個青年工人在修理自己的燒水壺。後來我們去了職工集體宿舍，也是幾乎沒有人，可能都跑回家去了，到月底發工資的時候再回來。倒是見到一個青年躺在被窩裡看書，我一看是手抄本《少女的心》，隨後提出能不能借給我看看，那個青年一看是杭州來的正規軍，很大方，借給了我，以後這個手抄本在杭州機場傳開。那是我到浙江以後第一次參觀工廠，看到那個場景，頓時心涼了半截。

  衢縣除了衢縣化工廠是國家大型企業外，其餘都是小型作坊型集體企業，箱包製革飯館等，工人們上班都很積極，生產很多好產品，我按出廠價買過一個皮箱用過多年，這類企業國家不管自負盈虧。我的宿舍窗外正對一家農戶，家中有一個婦女不知是女主人還是女兒每天衢縣話嘰嘰喳喳，給我一個感覺衢縣農民不睡覺。她每天天不亮就到地里摘菜，然後挑到集市上賣，我們吃早飯的時候回來，接着下地幹活，我們吃過晚飯後，看到她坐在家門口洗洗涮涮，一直到我們熄燈睡覺。

  軍隊在七五年前後也是十分渙散，同我當兵初期大不一樣，後來的兵幾乎是當兵幾年，打牌幾年，我還好不打牌，只學習。我半夜做起了活鵝鴨蛋小買賣居然從來沒有被發現過，這只是當時軍隊的一個特例，沒有普遍性。我後來聽說過一個笑話不知是真是假，相傳許世友調到廣州當司令後，喜歡扎武裝帶別手槍不事先通知下部隊視察，一天他到一個連隊快中午了，看到戰士還躺在床上睡覺，一出大火：還不快起來，小心老子斃了你們。

  不知七五年的中國殘局能否同今日美國相比，即使相似大家也會覺得這種比法很不現實，我個人覺得在人民的惰性方面確實有可比性，必定我經歷了這兩個時代，我始終認為就人性來說是一樣的。國家出現殘局要有人出來收拾，那時的人民要求不高，只要事件不再繼續惡化，生活稍稍出現一點起色就行。我至今沒有想明白，這樣顯而易見的一步棋，毛澤東自己不走，四人幫也不走，讓鄧小平拔了頭籌。鄧小平“三整頓”的核心是整治人民中出現的這種惰性，真的兩三個月就見效。

  雖然中國是一頭負有重軛幾乎走不動的牛，大多數人還是笑了，至少看到火車正點了。中國老習慣，槍打出頭鳥，鄧小平鋒芒太露，毛澤東坐不住了，立刻發出指示：他還是那個白貓黑貓老毛病，“鼠貓論”就是那時傳遍全國，可能也傳到國外。上個星期我寫文章談美國大選，同一個早年是股票經紀人現在是健康保險經紀人交談，剛提到白貓黑貓，他馬上說出了下文。

  我對馬列著作是學歸學，講歸講，不好奇，也沒有理解，因為中國畢竟同西方不一樣，而且文革十年的現實又讓我灰心喪氣，但馬克思在小咖啡館裡寫《資本論》一事一直記得很清楚，總想着將來會有一天看看西方的咖啡館是什麼樣。我一直在想，馬克思家裡有房子，也經常去公共圖書館收集資料，為什麼還要每天跑到咖啡館去寫《資本論》呢。

  到了美國開小酒荘才找到答案，原來馬克思是在那裡了解社會，與人交談或者聽人交談，而在圖書館只能看書，是沒有交流的。現在看，在沒有收音機電視機之前，除報紙外，外國咖啡館像北京的茶館廣州的茶樓一樣是重要信息的集散地，也是對事件看法品論的集散地，那些地方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各個階層人物是每天必去的，玩政治的了解政治新聞，做買賣的了解行情價格。馬克思把《資本論》寫得那麼長，有血有肉，對資本主義制度解剖十分嫻熟，一般的理論學者達不到這個水平。費孝通走的路十分相似，他的《江村經濟》以小見大年紀青青的就聞名全球。

  有人可能會問國內過去的煙酒店外國的酒吧能不能也達到交流信息的目地，我個人長期投資觀察體會感覺不行，頭幾句話還行，兩杯三杯後就喝高了，後來的話全是酒話。如果馬克思去的不是大城市咖啡館，而是在酒吧里寫作，大家設想一下，這本《資本論》會變成什麼樣子。最近，我認識了一個華爾街做金融的新朋友，過去在國內是高考狀元，現在講話舉止都顯示出靈氣，真是無獨有偶，他們之間交流有個小網網名叫《咖啡》，做手們也要力求頭腦清醒，把行情做反麻煩可就大了。

  現在記不起來馬克思是否預見過資本主義會出現經濟危機，有一點說得十分肯定，資本主義一定要滅亡，肯定得就像聖經中說耶穌一定會再回來一樣。那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到底是個什麼樣，機會雖說百年一遇，還是讓我碰上了，這時我又感謝父母給我生命，感謝動盪的中國給我機會，像馬克思蹲咖啡館一樣，在小酒荘里體驗經濟危機了。

  開始我對美國經濟危機理解有誤，把經濟危機看成了中國的六十年代的自然災害，吃不上飯活人餓死，看成了一九七五年的國民經濟停滯不前，人們的缺吃少穿。後來看到小酒荘左右店鋪關門停業還真有點驚慌，逢人就問，現在家庭經濟狀況如何？一位專辦破產案件的律師對我說他現在很忙，一個星期接了四個破產案子，我又問一個案子收費多少？他說不等，最少也要收兩千五，要不然辦不好。我心想一個星期掙一萬，律師掙大錢，這些申請破產的還真願意給。

  我也愛走出小酒荘到紐約法拉盛唐人街觀察動向。前幾年紐約華人劇增，唐人街給人寸土寸金的感覺，許多原來美式規格大商店改造成小型餐飲攤點，一個七八平方米的小點要收四千多美金，還是供不應求，由於各地風味都有，吃完又不需小費，是工友首選，也是我的首選。如今，黃金地段攤位已出現空擋，原因是各地餐館用工量減少，聰明的老闆開始低薪求工，不少人不甘心如此待遇，紛紛開始買機票回國了。

  我只有一個肚子，吃了這種就無法吃那種，我愛吃西安的涼皮，賣涼皮的原來好像是個西安畫家，說話挺藝術的，這次我決定先轉轉再說。長樂的魚丸攤走過沒有吃，又經過一個麵攤，翻來覆去撐面拽面拉麵牛肉麵，最後回到門口還是一個麵攤，看着櫥櫃裡的小包子，河南老闆說這是剛煎好的的水煎包，一塊錢三個，我打算先來三個，以後留着肚子吃火鍋。水煎包味道還真不錯，麵皮兒精亮，美國發麵一直是技術難點，很多大陸人試驗多年都不得要領。我決定再吃三個加一碗小米粥，老闆說今天沒有米粥，只有糊辣湯，兩塊錢一碗。

  糊辣湯，一聽到這三個字立刻感覺渾身火辣辣的，過去早有耳聞，一直把它當成河南安徽一帶流浪災民過冬禦寒飲食。冬天來了，一旦美國經濟繼續惡化，失業和無家可歸流浪漢人數增多，把糊辣湯推薦給美國的粥棚（soup kitchen），比廣東的雜碎湯好。糊辣湯端上來了，老闆說調味已放好，自己再加點辣就行。新東西一定要先看看再吃，還不是一般的麵湯加辣椒粉，裡面成份十分複雜，有肉片肉丁豆芽菜黃花菜黃豆花生米蛋花豆腐片，這些東西都不沉底，浮在湯中間。我就着水煎包呼嚕吃了起來，吃法像日本人吃蕎麥麵，本想再來一碗，必儘是一把歲數了。

  晚上約好去看老包叔侄兒，河南開封人，多年的老朋友，老包的酒一直由我供應，老包對我照顧很好，隔三差五給我包點開封五香粉餃子。老包聽說我今天在唐人街喝到了河南的糊辣湯，立刻酒醒了：糊辣湯製作工藝很複雜，早上三四點鐘就要起來熬羊骨湯，然後洗麵筋，然後用面水對羊骨湯，最後放各種佐料·····，聽到這，我忙說打住打住。我說現在打工行情有變，都是低薪招人，美國老闆不是傻子，要不自己撈足了宣布倒閉，要不借着危機裁人減薪降低成本，從現在起，上班不要再喝酒了，自己也要口袋裡放點錢，有一天真被老闆開了，在紐約等工也能有錢喝碗糊辣湯，吃個水煎包什麼的。

                                                                        11/14/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