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了，大家都喝糊辣汤

  行进中失去方向，称为处在十字路口，国家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一九七五年我在浙江衢县，二十二岁，在王海的帮助下提干成了排级技师。国家那么混乱困难的时期，老一辈该帮的忙已经帮了，剩下的路要自己走了。不过，那个小小的年纪，只会想到个人如何选择方向发展，是不会体会到整个国家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王海的棋术很高，可以说我调动一事除他本人清楚外，具体办事的人也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就连中队长李淘书也不知道。二十九师空空导弹中队成立后，需要到北京空后军械部领专用器材，不过这样的美差一般干部是轮不上的，都是中队长亲自去。也就是这样一个说不上机会的机会，后来让我有了充足的时间，通读了马列主要著作和《资本论》的主要章节。

  空后军械部一直由杨助理分管空弹器材，是位老机关干部，文革时同我父亲在北京市仪表局军管支左。中队长李淘书到机关后问杨助理，说中队里有位叫潘涌的，北京人，家在空军大院，是位副部长的儿子。杨助理想了想说，他父亲是潘斯福，情报部的，我们很熟，这就打电话。我父亲听说是儿子单位的中队长来了，放下电话不到三十分钟就赶到空后，空军大院在西郊，空后在城里。这里我可以感觉到父亲心情，多么希望儿子快快成长。

  当时与北京的通讯主要是靠信件，我得知李淘书要去北京，已经写了一封快信，希望父母能够联系上李淘书，这是联络感情的好机会。看来我的那封信有时间差，他们已经通过杨助理牵上线了。李淘书回来以后对我说已经见到我父亲了，父亲在北京招待他不错，还安排了游玩颐和园。当然我的成长是他们交谈的主要内容，父亲对李淘书说，这个孩子从小很爱学习，临走时，又托李淘书专门带来八本《马列选集》，并说这些书是我当战士时读过的。李淘书说，书很重，整整装了一提包，费劲才背回来。

  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向全党发起学马列原著运动，以防上当受骗，开始要求全党干部读马列《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六本书，后来扩大学习范围，有关部门将《马列全集》中重点文章选编成八本《马列选集》，军队师以上干部每人配发一套。干部们都在上班时间组织学习，一些人已经感到中央有新的政治风向了。现在分析，毛泽东号召全党不再读自己的书，因为林彪原来号召过，而只读马列著作，这是给全党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当时明白这个信号的高级干部可以说一个没有，就是现在也找不到一个能够解释清楚这个信号的史学研究者。

  很多空军大院长大的孩子不懂得如何调节同基层干部的关系，实际上这些基层干部对你将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那个时代，这一点我也是经过多年在基层摸爬滚打才明白其中奥妙的。李淘书看到我爱学习，又从父亲那里得知我读过不少马列著作，安排我负责战士的理论辅导工作。导弹中队没有太多的战备值班任务，很多工作是公差勤务，我可以借口脱离这些杂事，在宿舍里安心备课学习。

  那段时间，我基本上一个星期要讲一课，讲课的时候，全体干部战士都坐在下面听，有的还做笔记。我讲过商品经济，讲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讲过资本来到世间，从一开始就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讲过剩余价值，讲过九评苏共中央同我们的分歧，记忆中还讲过孔子，不过那时主要是批判学而优则仕。指导员是四川贫苦农民的后代，他特别嫉妒外国电影穿西服吃面包的镜头，那时部队经常放映阿尔巴尼亚电影，每次讲课一定要我加上人一旦生活富裕了就要变修的内容，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时的政治环境还不能这么想。还好，他看不懂我手上那块高级欧米加手表，否则，一旦忌妒心高跳，我则成了批修正主义的靶子。

  宣讲马列成了我的童子功，在那个看不清方向的时代谁也搞不清楚这些东西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还是让我站得稍微高一点。个人初步感觉，当时中国经济很不平衡，几乎没有商品流通，一地富有，一地贫穷，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衢县一直是鱼米之乡，盛产橘子柚子和丝绸，这些东西文革前我在北京经常见到，价格也不贵，可是到了一九七五年北京几乎断档。我通过关系，认识了北京至福州四十五次直快火车乘警李木尔，他每十天跑一趟车，我托他往北京家里捎橘子，那时衢县橘子很便宜，一斤三毛钱，他托我等他返回福州的时候，帮他采购衢县的活鹅和鸭蛋，四十五次车来回路过衢县的时候都是晚上十二点，我当时的驻地离火车站不远，骑车几分钟就到。我试了几次，鸭蛋的买卖还可以做，活鹅的买卖不能再做了，因为我从集市上买回活鹅，藏在床底下一直叫个不停。这是我最早对商品流通的体会，中国后来改革开放，第一批致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靠倒腾甲乙地商品交换买卖。最近，我反复在看《血色浪漫》电视剧，王海欧该写的都写了，可能她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年代军队还有做买卖的。

  一九七五年的中国可以说是混乱的中国，人民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惰性，整个国家机器大有停止运行之势。形成这种惰性的原因有很多种，主要是全国人民跟着毛主席党中央活蹦乱跳了十年带来的是吃喝拉撒睡没有提高反而下降。这种惰性对一个国家生存危害极大，这里无法展开，仅举两例。

  一是铁路职工消极怠工，人为地造成列车不能正点发车，最严重的地区是徐州中枢站。有时候客车还好一点，即使晚点也能开出，货车则是成列成列积压，后来遇到邓小平的重手整治，开没开杀戒现在没有确切资料。二是国家体制出现倒挂，既国营企业干不过集体企业，集体企业干不过个人。

  在一个朋友的带领下，我曾去过浙江建设兵团在杭州的一个所属工厂，兵团算军队体制，厂房十分巨大，机器很多，但见不到工人，正要离开的时候，我听到了叮叮当当的声音，过去一看，是一个青年工人在修理自己的烧水壶。后来我们去了职工集体宿舍，也是几乎没有人，可能都跑回家去了，到月底发工资的时候再回来。倒是见到一个青年躺在被窝里看书，我一看是手抄本《少女的心》，随后提出能不能借给我看看，那个青年一看是杭州来的正规军，很大方，借给了我，以后这个手抄本在杭州机场传开。那是我到浙江以后第一次参观工厂，看到那个场景，顿时心凉了半截。

  衢县除了衢县化工厂是国家大型企业外，其余都是小型作坊型集体企业，箱包制革饭馆等，工人们上班都很积极，生产很多好产品，我按出厂价买过一个皮箱用过多年，这类企业国家不管自负盈亏。我的宿舍窗外正对一家农户，家中有一个妇女不知是女主人还是女儿每天衢县话叽叽喳喳，给我一个感觉衢县农民不睡觉。她每天天不亮就到地里摘菜，然后挑到集市上卖，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回来，接着下地干活，我们吃过晚饭后，看到她坐在家门口洗洗涮涮，一直到我们熄灯睡觉。

  军队在七五年前后也是十分涣散，同我当兵初期大不一样，后来的兵几乎是当兵几年，打牌几年，我还好不打牌，只学习。我半夜做起了活鹅鸭蛋小买卖居然从来没有被发现过，这只是当时军队的一个特例，没有普遍性。我后来听说过一个笑话不知是真是假，相传许世友调到广州当司令后，喜欢扎武装带别手枪不事先通知下部队视察，一天他到一个连队快中午了，看到战士还躺在床上睡觉，一出大火：还不快起来，小心老子毙了你们。

  不知七五年的中国残局能否同今日美国相比，即使相似大家也会觉得这种比法很不现实，我个人觉得在人民的惰性方面确实有可比性，必定我经历了这两个时代，我始终认为就人性来说是一样的。国家出现残局要有人出来收拾，那时的人民要求不高，只要事件不再继续恶化，生活稍稍出现一点起色就行。我至今没有想明白，这样显而易见的一步棋，毛泽东自己不走，四人帮也不走，让邓小平拔了头筹。邓小平“三整顿”的核心是整治人民中出现的这种惰性，真的两三个月就见效。

  虽然中国是一头负有重轭几乎走不动的牛，大多数人还是笑了，至少看到火车正点了。中国老习惯，枪打出头鸟，邓小平锋芒太露，毛泽东坐不住了，立刻发出指示：他还是那个白猫黑猫老毛病，“鼠猫论”就是那时传遍全国，可能也传到国外。上个星期我写文章谈美国大选，同一个早年是股票经纪人现在是健康保险经纪人交谈，刚提到白猫黑猫，他马上说出了下文。

  我对马列著作是学归学，讲归讲，不好奇，也没有理解，因为中国毕竟同西方不一样，而且文革十年的现实又让我灰心丧气，但马克思在小咖啡馆里写《资本论》一事一直记得很清楚，总想着将来会有一天看看西方的咖啡馆是什么样。我一直在想，马克思家里有房子，也经常去公共图书馆收集资料，为什么还要每天跑到咖啡馆去写《资本论》呢。

  到了美国开小酒荘才找到答案，原来马克思是在那里了解社会，与人交谈或者听人交谈，而在图书馆只能看书，是没有交流的。现在看，在没有收音机电视机之前，除报纸外，外国咖啡馆像北京的茶馆广州的茶楼一样是重要信息的集散地，也是对事件看法品论的集散地，那些地方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各个阶层人物是每天必去的，玩政治的了解政治新闻，做买卖的了解行情价格。马克思把《资本论》写得那么长，有血有肉，对资本主义制度解剖十分娴熟，一般的理论学者达不到这个水平。费孝通走的路十分相似，他的《江村经济》以小见大年纪青青的就闻名全球。

  有人可能会问国内过去的烟酒店外国的酒吧能不能也达到交流信息的目地，我个人长期投资观察体会感觉不行，头几句话还行，两杯三杯后就喝高了，后来的话全是酒话。如果马克思去的不是大城市咖啡馆，而是在酒吧里写作，大家设想一下，这本《资本论》会变成什么样子。最近，我认识了一个华尔街做金融的新朋友，过去在国内是高考状元，现在讲话举止都显示出灵气，真是无独有偶，他们之间交流有个小网网名叫《咖啡》，做手们也要力求头脑清醒，把行情做反麻烦可就大了。

  现在记不起来马克思是否预见过资本主义会出现经济危机，有一点说得十分肯定，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肯定得就像圣经中说耶稣一定会再回来一样。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底是个什么样，机会虽说百年一遇，还是让我碰上了，这时我又感谢父母给我生命，感谢动荡的中国给我机会，像马克思蹲咖啡馆一样，在小酒荘里体验经济危机了。

  开始我对美国经济危机理解有误，把经济危机看成了中国的六十年代的自然灾害，吃不上饭活人饿死，看成了一九七五年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们的缺吃少穿。后来看到小酒荘左右店铺关门停业还真有点惊慌，逢人就问，现在家庭经济状况如何？一位专办破产案件的律师对我说他现在很忙，一个星期接了四个破产案子，我又问一个案子收费多少？他说不等，最少也要收两千五，要不然办不好。我心想一个星期挣一万，律师挣大钱，这些申请破产的还真愿意给。

  我也爱走出小酒荘到纽约法拉盛唐人街观察动向。前几年纽约华人剧增，唐人街给人寸土寸金的感觉，许多原来美式规格大商店改造成小型餐饮摊点，一个七八平方米的小点要收四千多美金，还是供不应求，由于各地风味都有，吃完又不需小费，是工友首选，也是我的首选。如今，黄金地段摊位已出现空挡，原因是各地餐馆用工量减少，聪明的老板开始低薪求工，不少人不甘心如此待遇，纷纷开始买机票回国了。

  我只有一个肚子，吃了这种就无法吃那种，我爱吃西安的凉皮，卖凉皮的原来好像是个西安画家，说话挺艺术的，这次我决定先转转再说。长乐的鱼丸摊走过没有吃，又经过一个面摊，翻来覆去撑面拽面拉面牛肉面，最后回到门口还是一个面摊，看着橱柜里的小包子，河南老板说这是刚煎好的的水煎包，一块钱三个，我打算先来三个，以后留着肚子吃火锅。水煎包味道还真不错，面皮儿精亮，美国发面一直是技术难点，很多大陆人试验多年都不得要领。我决定再吃三个加一碗小米粥，老板说今天没有米粥，只有糊辣汤，两块钱一碗。

  糊辣汤，一听到这三个字立刻感觉浑身火辣辣的，过去早有耳闻，一直把它当成河南安徽一带流浪灾民过冬御寒饮食。冬天来了，一旦美国经济继续恶化，失业和无家可归流浪汉人数增多，把糊辣汤推荐给美国的粥棚（soup kitchen），比广东的杂碎汤好。糊辣汤端上来了，老板说调味已放好，自己再加点辣就行。新东西一定要先看看再吃，还不是一般的面汤加辣椒粉，里面成份十分复杂，有肉片肉丁豆芽菜黄花菜黄豆花生米蛋花豆腐片，这些东西都不沉底，浮在汤中间。我就着水煎包呼噜吃了起来，吃法像日本人吃荞麦面，本想再来一碗，必尽是一把岁数了。

  晚上约好去看老包叔侄儿，河南开封人，多年的老朋友，老包的酒一直由我供应，老包对我照顾很好，隔三差五给我包点开封五香粉饺子。老包听说我今天在唐人街喝到了河南的糊辣汤，立刻酒醒了：糊辣汤制作工艺很复杂，早上三四点钟就要起来熬羊骨汤，然后洗面筋，然后用面水对羊骨汤，最后放各种佐料·····，听到这，我忙说打住打住。我说现在打工行情有变，都是低薪招人，美国老板不是傻子，要不自己捞足了宣布倒闭，要不借着危机裁人减薪降低成本，从现在起，上班不要再喝酒了，自己也要口袋里放点钱，有一天真被老板开了，在纽约等工也能有钱喝碗糊辣汤，吃个水煎包什么的。

                                                                        11/14/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