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未必都在燃燒

  人類進入文明，特別是建立法律制度以後，對父母和子女都做了明確的法律說明，大家也都約定俗成地遵守。子女在十八歲以前，多稱為未成年子女，父母對這些子女起着不可推卸的法律監護作用。如今大家都從風雨如磐的文革中走過，絕大都數人包括老幹部都把一肚子怨氣撒在文革身上，有的乾脆撒在林彪身上。其實冷靜地坐下來想一想，在當時的極端環境下，能不能努力把子女保護得更好一點。

  我喜歡研究當年老幹部的子女，也愛從他們的過去和現狀反思文革。我發現大到中央級，地方中央級，空軍將領級，小到我的左右鄰居，當年對自己未成年子女保護都存在不少問題，作為父母沒有做成最好的父母，不少還帶來終生的遺憾。空軍大院的一位網友說，潘涌，要不是當年他老爸老媽罩着，可以想象他會變成什麼樣。是這樣，我萬分感謝文革時父母對我的保護，這裡只談一件小事。

  在空軍大院，父親只是一位情報部的副部長，在那如火如荼的那代，除了自己說話做事儘量溫和外，父親特別是母親在保護子女問題上總是比常人眼光更遠一點。一九六八年，我被空軍大院作為壞孩子典型，開鬥爭會被斗得灰頭土臉。母親一見到我，一反其他家長大罵自己孩子的做法，反而說，這幾個孩子就你表現得最有氣質。空軍決定送我們去陝西黃河灘農場勞動鍛煉，母親說，農場可以去，但戶口不能遷。

  在農場，我同農村戰士每天一起生產勞動，身上長滿了了虱子，在那裡我學會了種花生，花生又叫落花生，花落果就生。農場領導對我不錯，多次勸說，最好把戶口遷來，這樣農場可以解決糧食供應關係，除了不交伙食費外，還可以像戰士一樣每月發些零用錢。我寫信給母親，說把戶口遷來，就不用家裡再寄生活費了。

  不久，母親回信，態度仍然很堅決，戶口不能遷，一旦遷出北京，想回來就很難了，家裡每月給你寄生活費和糧票，這點不用擔心。那一年，母親每月給我寄十五元伙食費和三十斤糧票，換句話說，我在農場勞動一年，一分錢沒掙着，家裡還多養活一年。當時我家生活並不寬裕，四個妹妹還小，母親沒有正式工作，母親這種常人沒有的戰略眼光使我後來沒有因國家政策一變二變三變為戶口回京而煩惱。相反，我的一個鄰居，女兒同我一起長大，為了河北某個小城一個招待所服務員一點點小利不惜把戶口遷出北京，後來國家政策大變，想回北京都回不來。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最高指示，絕大多數的城市青年特別是北京的“老三屆”再次熱血沸騰，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頓時成了一句非常時髦的口號。第一批熱血青年絕大多數是自願的，在那種情況下，有的時候父母想攔都攔不住。我在農場，每天看報紙，聽廣播，耳聞目睹了當時的盛況。

  如今，正好四十年過去了，多數社會學者對這個運動持負面看法，只見到一位社會學家大篇幅讚揚，他說他家鄉當年的那個小山村，因為來了知青，帶來了知識，帶來了城市文化，甚至帶來了普通話，最後，家鄉帶來了巨大變化。現在看來，如果當時安排知識青年像派農村工作隊一樣，有計劃地實施，這對城市和鄉村文化確實是個很好的交流，但問題出在最高指示的後半句“插隊安家落戶”上。歲月要往前走，國家也要發展，知識青年也要戀愛結婚成家，男孩子還好辦，早一點晚一點沒有太大的關係，女孩子就大不一樣了，實際上父母們最擔心的是他們的女孩子。由於當時制定政策的人忽視了這一重大問題，沒有建立相應的對女知青保護政策，最後造成了重大的社會問題。

  我命好，在農場勞動一年後，空軍領導認為表現不錯，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安排我當了兵，不過我仍然非常關注知青的消息，因為童年的朋友中有一小部分去了農村和建設兵團，他們的命運會是怎樣？一九七五年，我在浙江聽中央文件傳達，不斷傳來女知青被當地幹部強姦輪姦的消息，有相當多的農村幹部藉口招工回城上學，對女青年軟硬兼施，最後達到結婚目地，問題最多的是發生在邊疆建設兵團。

  現在的年青人多數不知道，當年我國的邊疆建設兵團的老班底多為國民黨起義部隊，而且內地軍隊作風不好有歷史問題的幹部多往那裡安排，可以想象那裡幹部的素質，女知青到了那裡不少人等於進了虎口。我們部隊場站有位場務連付連長，哪都好，就是喜歡在當地找女人，在當時環境下屬膽大的，後來送到東北農場，又與當地女知青發生關係，最後按開除軍籍處理。從那時起，我一聽到“女知青”三個字，腦子就發麻，因為我有四個妹妹，我怕她們會遇到相同命運。還好，當時的黨中央大開殺戒，處決了這批人獸幹部，大概有幾十人。從那以後女知青的命運開始好轉，但是，那段歲月還是給不少人留下了抹不去的憂傷。

  我研究比較人口學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女性每到一地易於同當地的男性結合，就像如今到美國的中國人，女性同美國農民結婚的比例要遠遠高於中國男性一樣，當年，女知青同當地農民結婚的比例要遠遠高於男知青。這一點，可以從生理意志家庭分工引起大家的思考。後來，國家政策變化，絕大多數女知青把同農民生的孩子帶回城裡，上上城市戶口並把他們扶養成人。這些孩子永遠是無辜幸福可愛的，他們會感謝那段歲月，那段歲月誕生了許多新生命。但也有六親不認的，這件事發生在空軍大院，發生在一位翻身的空軍將領身上。

  這位將領林彪事件後翻身走紅，子女的命運隨即也跟着變化。某天，空軍大院東門崗來了一位老者，帶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二人進了門衛處，口稱要找孩子的母親。門衛問：孩子的母親是誰？答：張xx。門衛又問：張xx是誰？老者乾脆說：孩子他老爺是你們的司令員xxx!門衛嚇壞了。帶班的警衛參謀急忙向空政保衛部反映。一會兒，辦公樓里下來兩個人，仔細向老者詢問。原來這位將軍落難期間，女兒去了農村插隊，與當地人結婚生下這個孩子。這位將領復出後，女兒扔下孩子，獨自回京···。空政保衛部的人不敢怠慢，即刻回辦公室請示。一會兒，這位將領的秘書來到門衛處，拿出三千元和兩張火車票，告訴老者：在京玩幾天，然後回家吧。此事就這樣解決了。

  我寫飽經滄桑的空軍大院，可以說是句句歷史真言，滿紙空軍血淚。這裡我這樣兜出這位翻身將領幾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絕不是在揭這位將軍的家短，而是在比較將軍的人性。這位將軍對找上門來的自己的外孫子都如此冷淡無情，可以想象，對自己對立面幹部的子女會是怎樣了。三千元在當時不是個小數，這件事發生在中國有“萬元戶”說法之前，雖然來的那個老者可能會非常滿意，但畢竟那個外孫子身上流着自己的血脈，人若無情誰找娘，小蝌蚪還萬里尋母呢。

  一九七七年六月，我在西安空軍工程學院進修，借着黨史教育的機會去了延安，雖然主要目的是訪問革命聖地，但我最想了解的是北京知青在那裡生活工作情況。在那裡，我找到空軍大院孩子劉小里的舅舅，他當時在延安外事辦工作。他說正好，他的妻子就是北京知青。我在延安賓館見到了他的妻子，在那裡當服務員，這位妻子說，作為知青，能找到這份正式工作相當滿足，與他同期來的很多還在生產隊干農活呢。記得她對我說，家住的是窯洞，在半山坡上。小里的舅舅對我很好，把自己的相機借給了我，讓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鏡頭。

  如今，進入了網絡漫遊時代，我在網上既遇故知，又覓新友。我遇到一位大姐，共和國的同齡人，她用一種奇特的寫法來敘述當年上山下鄉那段蹉跎歲月，文章的開頭和結尾，配上了當年知青喜歡唱的一首蘇聯歌曲。開始，我含着淚水在聽，一遍又一遍地聽。後來我得知，這位大姐的父母早年留學美國，自己又出生在美國，新中國成立的時候，父母抱着襁褓里的她坐船回到祖國，來到北京，這時我開始含着淚水在讀了：

時刻掛在我們心上，

是一個平凡的願望。

願親愛的家鄉美好，

願祖國呀萬年長。

聽風雪在喧嚷，

看流星在飛翔。

我的心向我呼喚，

去動盪的遠方。

。。。

這首歌叫《歌唱動盪的青春》， 是當年插隊的時候知青點的男生經常唱的歌。至今，他們那深沉而悲愴的歌聲仍經常在我耳邊迴響，把我帶回那蹉跎的歲月。

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們到內蒙呼倫貝爾的阿榮旗插隊的第五年。 我是鄰隊的知青。我們兩個生產隊在同一個村子，一個叫珍珠屯的村子。我們東隊的知青，女生只剩下我一個人。西隊常住的女生也是一個人，她就讓我住過去搭伴。我一個人在東隊住的時候經常被惡夢驚醒: 我走在村子裡那漆黑漆黑的小路上，突然被一個大漢撲倒在地···，搬到西隊以後好多了。

我仍在東隊幹活。在夏天鏟地（鋤草）的季節，早上五點下地，中午回來吃飯，下午干到太陽落山才回家。這是個磨人的活兒，在那一眼望不到盡頭的田壠上重複着同一個動作。第一年我們幹勁很足，手掌磨破了鑽心地疼仍咬着牙堅持。後來，手上磨出了老繭，那股勁頭也一起給磨掉了。隊裡很照顧我，讓我和小半拉子（未成年的勞力）、小姑娘們干，倒是不累，就是磨人。

那裡，結了婚的婦女是不下地幹活的，在家做飯餵豬抱孩子。我們東隊有兩個女生嫁給了村裡的農民。我很難過，不僅是為她們難過，也為自己難過，我曾天真地相信我們到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剛來的時候我們熱情可高了，可是現在人走屋空，除了結婚的，其他的女生一個參了軍，還有的去了幹校，男生也走了兩個，都是因為和本村的人結婚而離開的。剩下的男生年紀都比較小，其中有一個男孩來的時候才十五歲，插隊前是我們家附近有名的頑主，他爸爸管不了就送他來了這裡。這小子其實人挺好的，雖然在這裡偷雞摸狗的事沒少干，可是他畢竟是個孩子，還不懂事。還有一個男生，從北京帶來好多自學叢書的教科書，悶着頭讀書，不怎麼和我們女生說話（改革後他當了教授）。頭幾年我覺得他是個書呆子，可是後來，我自己也讀起書來了。

讀書是外婆起的頭，我外婆曾到美國留過學，會說流利的英文。七零年冬天我去看外婆，她教我掌握了國際音標，學會靠字典讀出單詞的發音。我外婆看到我無所事事的樣子很着急，可是，最讓她傷心的是我舅舅的死，我舅舅被打成反革命自殺了。這件事我們一直瞞着外婆，可是她知道，在我們面前假裝不知道，但我發現她總是在背後偷偷地哭。

那個冬天我很快地把外婆給我的一本初中一年級的英文課本學完了（我在中學學的是俄語，文革開始時上高一）。在北京探親的時候，我父親的大學要搬出北京，我在大學宿舍的垃圾堆里居然揀到了一本英文的教科書，沒有封皮，記得裡面的課文有莫泊桑的《項鍊》。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我都是自學這本書上的英文，我發現讀書給了自己莫大的快樂，給了自己一種希望。

回到阿榮旗，發現不僅是我，越來越多的知青開始讀書了。搬到西隊以後，我讀書有了伴，西隊的知青點有不少書，都是大家湊的，互相傳着看，不僅有教科書，還有《戰爭與和平》一類名著。我把外婆給我的英文課本帶去了，西隊的女生有一本解析幾何，我們就換着讀。晚上，我們點上煤油燈，在昏暗的燈光下各自捧着自己的書，一邊讀一邊聽着男生屋裡傳來的這動人心弦的歌聲 ：

。。。

哪怕災殃接着災殃，

也不能叫我們頹唐。

讓我們來結成朋友，

讓我們永遠有力量。

聽風雪在喧嚷，

看流星在飛翔。

我的心向我呼喚，

去動盪的遠方。

。。。

這首歌一直激勵着我。

  我個人猜測，大姐文革前應該就讀北大附中，分析她的身世，文革初的境況不會太好，最小的帽子也會扣上“政治上不可靠，因為是從美國回來的”,所以她沒有提到自己是否想過當兵入黨提干。利用現代網絡搜索技術，也可以很快得到大姐的真實姓名，因為當年從美國回來的知識分子名單都在周總理那裡。了解這些對我來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一個完美的女人，也就是說，女人的一生最後讓這位大姐演繹得至善至美。

  大姐後來結了婚，有了兒子，七八年國門大開後，她帶着兒子和先生到美國讀大學本科。也就在那段時間，先生不幸早逝，自己成了單身母親。大姐還是繼續往前趕路，直到拿到哈佛博士學位，當上了教授，同時把兒子也培養成才，如今早已成了哈佛博士。

  讀到這裡，讓我們含着激動的淚水一起唱大姐喜歡的歌，盪起生命的雙槳，讓生命像大姐一樣火熱，讓激情像大姐一樣燃燒，最後像大姐一樣完美。

                                  03/14/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