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对千金三只伤心燕 中国自古以来，君王一定要有儿子，少了还不行，这早已成了千年古训。我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王位要有人继承，儿子多了可以好中选优；二是关键时候用得上，谁都知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老百姓家家户户也要有儿子，一般是养儿防老，再高一点是望子成龙。还有一点，子荣母贵，儿子要能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母亲再贫穷，顿时也高贵起来。那个抠门的山西奶奶看到儿子当上了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用起了炊事员,不是也在家里“秉公执法”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空军大院出现了不少只有两个女儿的家庭，像这样的做法，在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在千年旧观念统治的中国，是相当靠前的。可以想象，生了两个女儿以后，不准备再生了，父母会把全部的爱都投在女儿身上，当年的父亲又那么精干，女儿们长大后肯定也不会错。可是就在她们十二三岁，正含苞待放，需要阳光雨露滋润的时候，碰到了空军二次文革，父亲被降级强制调离北京，从此她们再也不笑了，再也不好意思同空军当年的小伙伴联系。当年的那次“事件”一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心头，后来又看到父亲的凄凉晚景，更是无法解脱。最近她们在网上搜索到我的文章，看到有人还掂记她们，姐妹代表乔文娟殷小霞立马同我联系，都亲切地喊我哥哥，我本来就有四个妹妹，这下忽悠成八个了。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发生，空军二次文革开始。当时我不在大院，听当年是个孩子的空军网友说，那段时间，大院的人都害怕极了，每天都传出抓人的消息。那时党中央文件的要求是各单位要认真清理“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由于已有了“批陈整风”的教训，空军谁当政都得“宁左勿右”才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当时的空军司令马宁，付司令张积慧是不是被人下了绊子，现在还没有材料证实。 现在的年青人可能体会不到党内斗争的复杂，就是现在写党史写空军史的人也感觉不出党内斗争的手段高明，但有一点可以说明，用的都是古法古律。先由马宁时任的空军党委操刀，整治林彪在空军的干将，然后借口整治不利，文革提拔过快，实际上这时意在让马宁让出司令宝座。一九七五年，马宁终于被拿下，张积慧想据理直言，被冠以态度不好，从军队转业。还有一个姓邹的空军副政委，降级去南空当了付政委。那时我在空军基层任职，空军党委都有正式文件向基层传达，当时我就感到奇怪，司令付司令付政委的政治结论，空军党委自己可以做出。张廷发司令员终于最后出场了，新仇旧恨一起算，本来人心慌慌的空军大院，更加雪上加霜了。 张司令员是作战军事出身，对飞行训练不在行也不感兴趣，他关心的就是清理整治。文革初期，空军众将闹翻，开了不少斗争会，他这回清理的重点是文革初期参加过各种斗争会的人，包括参加过他的斗争会的人，因为林彪派系人马在前几年早已被拿下，这次就像过筛子一样。过筛子就得有人帮凶，一些干部又做出二次文革不该做的事。 名单是出来了，怎么处理是个大问题。一般的干部像参谋干事可以安排复员转业，说是工作需要他们也没话说，关键是上了名单的部局级怎么办，大部分还是抗日时期的干部，于是空军党委又想出个奇招，按犯有严重错误，降职使用，当时用的名称很好听，做为干部上下互相交流。按乔文娟给我提供的名单，空司第一批参加上下交流的干部有：管理局付局长张伯学，作战部指挥所付所长徐光辉，管理局邵泉水，作战部王付部长（王亚克之父），外场部部长张凯之，科研部副部长王九臣，航行局付局长乔聚礼···说明一点，这不是当事人提供的，仅供参考。乔文娟提供的只是司令部，其实政治部还有不少。 在空军呆久了的人都很明白，空军干部除了飞行干部外，一般机关干部很难提升，许多干部刚解放时定的级，到离退休时还是那个级别，空军这样做，不提反降，实在是有羞辱这些干部之嫌。何况这些干部空军建军时就来到空军工作，大多为人老实，对党忠心耿耿。现在来看，空军对这些干部做的组织结论也很滑稽，乔文娟的父亲乔聚礼被定为犯有严重错误，主要理由是在空军学院一次大会上带头呼喊了口号。改革开放以后，空军逐步取消了这些错误决定，因为太站不住脚，经不起历史考验，但是还是严重伤害了这些干部的自尊心。 整人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古法古律，意在腾出官位，排斥异己，有的明升暗降，有的则是羞辱，没想到这些古法的影子还能在现代空军看到。有的干部先让他代表空军到某地某单位检查工作，人还没有离开，降级调令就到了，检查工作改为报到。调令可以是和风细雨，但是如果提出个人意见，不想离开北京，那可是急风暴雨了。空军参谋长王定列曾代表空军党委找一位被调干部谈话，说命令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再不去，就派警卫战士押你去。 我原来对政治部的情况了解不多，殷小霞给我来E-mail说，她父亲也是一九七五年被降职到南京空军当了一名付处长的。小霞的父亲殷毅是空政秘书处老处长，可以说是空军的文胆，对空军内幕了解甚多。八十年代空军想调其回京参加空军史的编写，被殷严辞拒绝，如此写史，怎么对得起后人。小霞又说，很可惜，父亲已去世多年，要不然可以提供更多的情况。我原想让乔文娟多回忆一些当时的感觉，文娟再三推辞，说记忆力实在模糊，她说这也是母亲的意见，因为父亲现在躺在100号院一套三十多平米的单元里，除了眼皮上那块肌肉还能动一下外，其它部分早已不能动了。 需要说明的是，空军政治部在处理安排干部上较为仁慈，干部之间多能通情达礼，互相帮忙保护，与司令部形成鲜明对比。据大黑子说，这是王辉球当主任，王平水当干部部部长时留下的遗风。像殷处长那个情况，要是放在司令部，恐怕不会安排到南空机关，也不会要其回来写空军史了。 工作调动到了北京，进了空军大院，谁都不想离开，伟大首都北京是一个方面，空军大院也太吸引人了，因为那里面有一所曾是北京乃至全国最著名的育鸿小学，当年教过我的一些老师改革开放后都成了大学教授。为了下一代孩子，大人再委屈，也不想离开大院。当时最让这些干部头疼的是正在育鸿上学的孩子，走吧，在外地很难找到这样好的小学，不走吧，空军一定要抄掉老窝。 一九七八年空军调我父亲离开北京，我最小的妹妹潘雅也遇到这个情况。许多年后，父亲对我回忆了这段往事，他说，文革乱世，我对你们四个大一点的孩子保护得很好，都平平安安，唯独这个潘雅，当年对她冲击太大，我有点儿对不住她。说也巧，乔文娟的妹妹文莉，殷小霞和潘雅都在一个班。她们都是六二年在大院生，从小一块玩到大，家里又遇到相同的情况，必须马上转学搬走，我想，她们姐妹三人多么像三只伤心的燕子，在不是春天的春天飞走了。 可是历史的真正走向常常与众人预料相反，这三只伤心的小燕后来成了搏击暴风雨的海燕。我常对别人说，我们家真正的骄傲是潘雅，乔文娟说她们家的骄傲是小妹文莉，我想，殷家的骄傲应该是小霞了。 先说潘雅。父母离开北京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住进鼓楼西大街一号一间六平米的小房，八零年在那里读完最后一年高中参加高考，以当人不让的成绩考入北京语言学院。分配时同老师关系没有搞好，干脆什么也不要了，先干导游，后干个体。在米市大街开了个思思餐馆，她在那儿名气太大，很多人到那个小餐馆吃饭，只是为了看她一眼。几年后旁边又冒出个思思餐馆，忘了商标注册，后来又改名大学生酒家。潘雅在八十年代就有百万进帐，我来美的费用还是潘雅赞助的。潘雅后来多届被选为东城区人大代表，《东方时空》节目主持人采访她，问她，你作为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干起了个体户，当时是怎样一个想法。潘雅想了想说，国家把干个体的机会给了认为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我认为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奋不顾身地加入了，我现在每年为国家交的税，足使一个国营厂子养活五十个工人。 再说文莉。文莉后来上了玉渊潭中学，初中考高中时是海淀区状元，就读人大附中，最后考入重点大学北方交大。文莉现在在兵器工业部某单位任处长，本人要求，由于工作关系不便写得太仔细。 最后说到小霞。父母当时把姐姐留在了北京，把她带到南京。小霞说至今还记着当年潘雅在班里上课顽皮的样子，最难的问题老师总是最后叫潘雅，潘雅上台答出后，别的同学再学着做。她还说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班主任吴老师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后来不仅考上了大学，还考上了同济大学研究生，现在在杭州一家公司做通讯工程设计，先生是浙江大学博士指导教授。 燕子是侯鸟，走了总会再飞回来。你瞧，这不一只一只都飞回来了，还捎来了好消息。 8 Sep. 2007 后记：我去年回北京见到小妹妹潘雅，潘雅说当年同她搞不好关系的语言学院老师正好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牺牲记者的一位亲属，潘雅说，怎么历史这么巧呢。05/30/20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