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大院拄双拐的孩子

这是个伤心的标题。父母生养孩子，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生出来健康可爱，而且爱他们又爱得发疯。用一句一生教大院孩子老师常说的话来形容，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抱在手里怕丢了”。可是人世间又有那么多让人为难的事，有的孩子两三岁还是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变得不会走路了，耳朵听不见了，有的长大以后碰上人生暴风雨，刹那间失去双腿•••，大院里，大院外，抹不去的记忆中，有那么几个，有的让我感觉到人生的绝望，更多的让我体会到生命的伟大，生命的顽强。

空军大院里有个育鸿小学，文革时期改名育红小学，文革后又改了回来，鸿红虽同音，但意思远了去。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育鸿可是个名校，她是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处处争第一争来的，自己确实也争到了第一，我六六年育鸿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快一年了。

在育鸿的那几年，几百个每天欢声笑语的孩子中，我一直注意着一个拄双拐的男孩子，现在只记得他姓曹，好像比我小一年级。他有一辆手摇三轮车，每天上学时手摇着进入只供教职员工进入的小学北门，停好车后，然后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爬上教学楼，进入自己的教室，他总是低着头，好像怕见人似的。当时我很顽皮，喜欢跟在他的后面，那个年龄实在体会不出一个残疾人面对健康孩子那特有的心理压力。我时常壮胆想凑上去同他说话，或开个玩笑，后来听别的孩子说，他会飞起拐杖打人，吓得我跑远了。

多少年后当我体会到人生艰难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想起了他，想起了他的拐杖，那辆手摇三轮车，他吃力爬楼，没有笑容，满脸冒汗痛苦的表情。见到大院的熟人，我总想问，他现在过得好不好。在九四年空军后代大聚会上，我终于打听到，说他已经自杀了。从他小时候给我的印象看，可以猜得到，他在世界上每活一分钟，都是幸福和痛苦的决斗，那个人生的阶梯，高到没个头，就是正常人也会掉下来的。

过来人都知道，当年的北京西部有句俗话，说到建筑，是空军楼，海军庙，总后的马路瞎胡闹；谈到子女，都说空男海女总后全体。其实，空军大院也是出美女的地方，只不过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而已。我曾经说过，文革前，空军去世了两位将军，他们都有美丽如花的长女，是空军一道景，大院两朵花。我心目中还有一位，少年我春心萌动的时候，连看她一眼都舍不得。

她是我憧憬中第一位女性，可能是住的较近的缘故，我家住二号楼二门，她家住一门，现在只记得姓范。但我清清楚楚记得她父亲是营建大队的总工程师，大院的楼房都是他设计的，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不吃香，授衔的时候是个大尉。范家的孩子比我要大许多，好像也是一个男孩，几个女孩。接近没有机会，上学又碰不到，多年来只有远远望望了。

有一年，我在外地当兵回北京探亲，见到了曾在一门住过的高景松，我们从小玩到大，关系一直很好。他同我叙旧，说小范下乡因个人感情问题，有次追火车被扎断双腿，直说可惜啊，可惜啊，我赶紧追问，是住在四层的那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吗，他说是。这时我也感叹，红颜难有好命啊，我还是想再看看她。

转眼又是十年过去了，我大学毕业后分回北京。母亲让我到政治部小工厂为她办理连续工龄计算手续，嘱咐我，那里熟人很多，该叫阿姨叫阿姨，并说当年住在一门特别漂亮的那个女孩也在那儿，说话要特别注意。母亲知道我做事爱张扬，特别当时又刚刚大学毕业。

我去了，按母亲的要求做的，一进办公室的门，就看见她坐在对面。岁月没有给她留下太多的伤痕，是那么眉清目秀，这回看清了，头发还是卷卷的。那天，我把帽沿压得很低，不想让她认出我，特别是童年的我，带来太多的伤感。我一直低着头注视着她的双腿，她终于起身了，下肢移动得很慢，看得出她装了一对假腿，当时拄没拄拐杖我实在记不清了。

一个又一个十年过去了，转眼间我来美国已经十年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假日下午，我陪同学李广云吃过午饭，看天色还早，不到打道回府的时候，决定一个人到纽约中央公园闲逛一圈。中央公园附近是世界级富人扎堆的地方，最引起我兴趣的是在那里可以轻松捕捉到各类人士洋洋自得的神态。刚走到公园门口，一群街头肖像画家围了上来，大部分是中国人，冲在前面的是一位拉客的小姐，十块钱一头，便宜点八块也行。这意外涌入眼眶的镜头突然钩出一位为我做过画的少女，我真的好想她。

那是在一九七八年，我刚刚考上安徽大学不久，一个周末下午，我正在年级办公室里复习功课，楼道里传出法语班肖小红的妹妹愿意给同学作画，我像纽约那位拉客小姐一样，冲在最前面。不一会儿，她来了，一瘸一拐地来了，带着画板和全套油彩。

是第一次有人为我作画，而且还是作油画，我特意换上了军衣。她好像没太注意我的举动，而是在仔仔细细地观察我，为艺术在观察，眼睛一会大，一会小，看得出是在打比例。我长这么大，还没有正眼看过女人，完全源于那个时代，这次是个天然的好机会。

她美极了，一种用不着任何怜悯的美，她直直地坐着，让我仿佛感觉出她高之一分则嫌高，矮之一分则矮。她似乎要比我明白很多，也知道我要问什么。可能她看见我穿着军衣，说起父亲是南下老干部，她生在上海，两岁多的时候两条腿还是好好的，不久一条腿的肌肉开始萎缩，后来个子长到一米六七，为了不拄拐杖，把一条好腿锯短了三公分。

那天，她画得很慢，先是素描打轮廓，接着上油彩。我坐着坐着一股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实在不敢想，一个美如江花的江南少女遇到这种不可改变的人生打击，内心世界是在想什么，也不知她哭过没有，怨过没有，也不知道她面对这种人生还需要什么，谁还能帮她。我也曾经想到帮她，但不知有没有这个勇气，这意味着要有牺牲。

她一直坐着，只有上身在动，从正面看去，她太美了，一种让男人心动的美，一种让男人愿意付出的美，我想所有正面观察过她的男人都会有这种想法。我没有在寝室里议论过女生，那天是个例外。还是睡上铺的任德让我如梦初醒，老潘，别做梦了，人家要不是腿不好，你连毛也沾不上，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人家也不见得看上你，还是好好学习吧，我们考上大学都不容易。

第二天，她一瘸一拐带着画来了，把我的军衣，红领章，还有我那一头黑发，画得格外入目，这些我最喜欢的如今早已成了昨日黄花。我突然变得腼腆起来，想问她叫什么，或留个地址什么的，又实在不好意思，欲问又止。那天她几乎无话，给人作画，没有任何期待，好像已经习惯了。我望着她一瘸一拐离去的背影，我开始为这位弱女子担忧起来，真想象不出她今后的人生之路会怎么走。

后来的岁月证明该脸红的应该是我。我从上海同学姜教授那里了解到，她的名字叫肖小兰，现在是上海著名妇女版画家，上海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多次在上海举办过大型先锋画展。她曾赴美加等国巡回作画，口袋里装足了美金回来。我最关心的还是她的个人生活，最后她嫁给了谁，其实这种关心早已变成多余。肖小兰在二十七岁时已名花有主，两人恩恩爱爱到如今，刚开始，那位南下老父亲还不同意呢。

最近，我在网上搜到肖小兰的一张近照，还是那样直直地坐着，同我三十年前见到的一样，还是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这时，我真想把小酒庄的破酒瓶子扔出一半，在里面支上一架二手钢琴，乱弹生命狂想曲，调低时，关起门来自己听，调高时，敞开大门，让过路的人听到，这个卖酒的开始玩作曲了。

11/15/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