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立青
我的留学生活是在1994年冬天，从英国的C大学开始的。C大学座落在英国的西北部，离世界著名的大都市MEN城200多公里的一座人口只有5万的小城旁边，但C大学不在城里，而是在离市中心4、5公里的乡间，一座独立的大学城。1994年的中国经济还不发达，那时的留学生普遍都很穷。我是自费博士生，虽然太太有一份博士后的收入，但为了补贴家用同时也为了换换脑筋，我每个周六和周日晚上都去城里的中餐馆打工。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97年的夏天，我们全家离开英国移民加拿大。光阴如箭，一晃时间过去了十年，每当回忆起那段打工的人生经历不禁感叹万千，其中的苦辣酸甜难以忘怀。
我打工的第一家餐馆叫金凤酒楼。介绍我到这家餐馆的是国内一所大学来的访问学者、Z，小伙子年青、样子高高大大，很帅气。我开始上工的时候是Z在国外的最后的一个星期。这家餐馆的老板是位女士名叫辛西雅，三十多岁香港长大，能讲一点广东普通话。因为刚开始作跑堂很多事情需要学习。Z在这家餐馆做的时间不短，看得出女老板和她的丈夫很欣赏他，人前人后不停地告诫我要向他学习如何工作如何与顾客打交道。我发现Z做人和说话都很艺术，对老板来说他的话非常中听。我很羡慕Z，但我不可能做得象Z那样，一来那不符合我自己做人的习惯，二来我的英语也没那么好。很快老板辛西雅发现我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即使Z已经不在餐馆了，但对他的赞美之词仍不时地在我耳边响起，以此来暗示对我的失望和不满。辛西雅精灵剔透八面玲珑，见人面带微笑，是那种典型的没有多少中国文化蕴底而又颇具聪明的生意女人。
只有同辛西雅打交到，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见人下菜碟儿”--无论是对顾客还是店员。在她心理人是被分为富人和穷人的，她自己自然是属于富人了, 而我们那样的‘穷人’也是被分为三六九等的。有工资收入的自然是留学生的贵族了，访问学者、公派留学生也是气宇轩然和底气十足了。而像我这样随着太太出国的自费留学生显然是最为‘卑微’的。在她眼里我是一个又穷又酸连话都不会说的百无一用的书生，于是更加被她所轻视。言谈话语举手投足无不透着高贵与自上而下。周末打工是为了换个环境，即使退一步说为了赚钱而要看别人的脸色过生活实在是没有必要。于是我很快就换到另外一家中餐馆做同样的事情，这家餐馆叫黄龙酒楼。在金凤酒楼的经历很快就过去了，在后来的留学生活中尽管我换了几家打工的餐馆但我再没有踏进金凤半步。其实在当时来说，即使在留学生自己的队伍当中这种人分五类势分九等的微妙和气氛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其实想通了不过是人间万象，自然景观而已。
在我真正的留学生活开始之前有过一段短暂的探亲经历，原因是我太太先于我到这所大学读Ph.D，那时我曾经在黄龙酒楼打工。因为语言的原因做不了跑堂只能在后面洗碗，那情形真象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启明。所以当我再次回到这家餐馆做跑堂时也算是‘二进宫’。黄龙的老板是个中年男人，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嘴角边一颗明显的黑痣。通常面无表情少言寡语。上工的时候刁着烟卷一脸严肃，偶尔冲你嘿嘿一笑极象港台电影中道上的老大。
开始的时候老板和老板娘对我极好，不仅关心问候还送礼物给我儿子，有一次老板娘还亲自开着她的奔驰车接我们全家到她的豪宅作客，清我们喝茶，品尝点心还有老板娘亲自作的广东肉棕。前后两位老板之间的这种明显的反差使我感到诚惶诚恐，心里不安。他们这么有钱的老板，我一个留学生除了能在他餐馆打打工实在不知道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难道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许人家历来如此，善待雇员谨此而已。正因如此，我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对老板、老板娘尊重有加但从未主动地与老板有任何亲近之举。这样彼此相安地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但后来的情形变化和事与愿违是我无论如何也始料不及的。
由于中餐业的竞争，黄龙的生意不如从前火爆了。不久中科院的两个访问学者也到这家餐馆打工，因为他们刚到国外，老板将他们的报酬压的很低。本来我是周六周日两天工，有时老板只让我周六来，因为周日相对不忙顾老板只用新手。开始我并不介意，商人唯利是图完全可以理解。但后来有几次下午3、4点打电话通知我不要来上工，而工作开始的时间是5点。显然老板的这种做法是不合情理和过分的。终于有一次电话打给我太太，但我根本没理它，照样去上工。老板娘见了我有点惊讶，于是我告诉她：“对不起，你打电话时我已经进城了。下次再有这样的情况请及早通知我”。正在此时，也是我探亲时打过工的另一家餐馆的老板、老乔，找到我。他的餐馆是在离此城十几公里的海边，经过装修重新开业。他希望我再到他的餐馆做帮橱，还要我帮他找两个跑堂，报酬比市价要高。我把情况对中科院的两个访问学者讲了，结果一拍即合。他们同样对老板刻意压低工资耿耿于怀，再者我那时刚有一辆破车，于是在我的鼓动下，我们三人联手抄了老板的尤鱼。这一举动在短时间内使餐馆的生意陷入混乱，这件事过后不久老板死于心脏病。当时有传言说老板的死与餐馆生意不好有某种关系。
两年以后，和我在英国同校读书的另一位留学生也来到了加拿大，他的家庭和黄龙老板有一些特殊的关系。使我意想不到是我们见面时他说的第一句话不是任何的问候，而是：“你是否已经原谅了黄龙的老板，他到死也没忘记你”，我一惊、然后不解地对朋友说：“我一届书生，何德何能值得别人希望我能原谅。我从未恨过老板何来原谅二字”。我讲的是心理话，对我来说打工不过是生活的权宜之计和点缀。虽然如此，但朋友的一番话还是在我心中留下了长久挥之不去的阴影。
老乔，生于广东，年青时在旧军队吃粮当兵后辗转香港，五十年代初期怀揣5个英镑只身闯荡英国，在餐饮业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老乔的为人即有江湖豪爽、义气的一面，也有为人狡诈和无赖的特点，是一个‘老江湖’。
在个人生活上老乔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PLAYBOY，一生离婚数次。年届古稀娶了一个不到30岁的广东农村姑娘，尚爱，并生下一女儿。在这家餐馆尚爱是老板娘同时也是“打工者”。70高龄的老乔不但娶了个年青的老婆还外赚了一个大厨，虽然这位大厨的手艺实在不敢恭维。因为我在这儿是做帮厨，所以同尚爱很孰。我俩常常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儿，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她会抱怨英国的生活，因为她每天都要从中午干活干到午夜，几乎天天如此。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她从未抱怨，她全部的人生态度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认可。它体现在她的那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坦然，一门心思为家为女儿、为自家男人的本份，农村妇女吃苦耐劳、勤劳致富的奋斗精神。她的目标非常明确：挣钱、挣多的钱。为农村的母亲和家人盖房子置地。而且她的目的全都达到了。
尚爱的脾气有点怪。记得有一次店里的生意不忙，大家都在店堂聊天儿，尚爱很不高兴，但她又不敢直接发作，她就写了一张纸条挂在外面。遗憾的是尚爱的中文水平实在有限，于是一句让人莫明其妙哭笑不得的话出现在大家面前“上班时间聊天者不是人”。这件事后来成为我们这些人永远都忘不了的一个笑话。
每年圣诞节的中午，老乔都会把我们这些在店里打工的和部分曾在店里打工的留学生请到他的餐馆，那时他会亲自下厨做满满一桌的佳肴，期间照例会兴高采烈不厌其烦地讲述他的‘罗曼婚姻史’和‘奋斗史’，让大家哈哈一笑。总而言之在老乔那里打工还是愉快和有趣的。在我留学的最后一年里，因为餐馆生意和路远的原因我离开了老乔的餐馆。回到城里一家名叫龙运的中餐馆，那也是我打工生涯中最后一个地方。
龙运的老板是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因为年龄和子女不愿接手餐馆的原因，老板在广东的胞妹带着她的儿子、阿松来到英国代替老板来经营这家餐馆。老板的胞妹在后面做大厨，阿松是餐馆的总管。阿松热情开朗、心地善良，一表人才，普通话也讲得好。自她们娘儿俩接手餐馆后生意日渐兴旺。虽然龙运在C城是铺面最小的一家中餐馆，但生意却是最忙的，尤其是在周末。应该说在龙运那段时间是我打工生涯中最愉快和舒畅的，一是跑堂做久了业务已经熟练了，二是阿松人很随和。所以在龙运做工不像雇员给老板干活，更像朋友间的帮忙。由于年龄相仿脾气相投我和阿松不久成了朋友。我们常常一起品酒聊天儿，讨论如何改进菜的品味并不时地推出一些不同于其他餐馆英广式中餐的菜品，其中的几款还大受欢迎。我记得有一个菜叫棒棒鸡。把鸡肉切成段儿炸酥炸脆，用几种不同的调味酱烹制，以青椒作辅料加入白芝麻点缀，色泽红亮、甜酸口。这道菜不仅符合西方人的口味，中国人也喜欢。棒棒鸡后来成为龙运的招牌菜和保留菜。
1999年我在加拿大工作了两年之后，为了完成我的论文答辩，我又回到C大学住了三个星期。当我去看阿松的时候，他说，“周末休息的时候再来打工吧，我们聊聊”，我说：“没问题，但工钱就免了罢”。下了工之后，他带我去夜总会喝酒、跳舞一直到早晨三点多，那天我就住在阿松家。时至今日将近十年，我再也没有见过阿松，但那段打工的日子确实很愉快。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这些事儿已是陈年旧账了。感谢生活使我的人生经历变得丰富多彩，它使我体味了人间冷暖、见识了市井百态，这即是人生的阅历同时也是人生的财富。
二〇〇八年三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