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在廬山會議上作為毛澤東的救兵，大罵彭德懷，出語驚人，直擊要害，踏着彭德懷倒下的軀體登上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的寶座。而在七千人大會上，已經登上寶座的林彪卻不是救兵，而是主動出擊的勤王之帥，他的一番脫離實際、胡亂吹捧的講話對毛澤東確實起到了救駕的作用，也為自己進一步受到毛的信任、幾年後登上接班人寶座奠定了基礎。但是卻嚴重違背了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嚴重挫傷了億萬人民的感情，嚴重歪曲和粉飾了大躍進的錯誤及災難的原因，嚴重助長了毛澤東在極左錯誤的道路上驕橫固執繼續蠻幹的心理，為後來的大禍亂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筆。

七千人大會的基調，是總結大躍進的經驗和教訓。面對揭露出來的一樁樁一件件全局性全國性的錯誤和災難，中央領導紛紛檢討自己的錯誤和應承擔的責任，這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毛澤東的責任。尤其是大躍進中興起的大煉鋼鐵、食堂化、窮過渡、浮誇風等，都是毛澤東一手推動，誰提出不同意見就打擊誰，那一套一套雄辯的講話和指示，可謂家喻戶曉，鐵證如山。現在那一套一套的理論和指示都落了空，都成了錯誤的東西。連一貫偉大正確的毛澤東也自感心裡發虛，臉上無光，連連檢討自己“辦了蠢事”，應負主要責任；承認自己“缺少經驗”“沒有知識”。建國以來首次領導經濟工作便出現重大失誤，毛澤東感到十分沮喪，灰溜溜的。

在這關鍵時刻，林彪的一番講話，使毛澤東像打了一針強心劑，突然激動興奮起來，使他完全有理由原諒自己，開脫自己，完全有理由把責任統統推到別人身上，完全有理由將那些清算自己責任的幾位中央領導視為“右傾”，視為“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從而伺機將他們打到。

林彪有關大躍進的講話比較長，核心內容有三條，全是為毛澤東辯護和減責，全是為毛澤東唱讚歌。

第一條，自然災害難免論。

他說，兩三年來，我們國家在某些方面發生了一些困難，這些困難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這給了我們不可逃避的困難。我們工作上也有一些錯誤，可是這只是工作上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

林彪故意把三年自然災害說得如此嚴重，用“特大的”“連續的”“毀滅性的”三個詞彙，不愧是軍事專家，用詞精警有力，把自然災害的嚴重性提到了無以復加、登峰造極的地步！這樣的自然災害誰能抗拒得了？六億中國人饑寒交迫3年多，3千多萬人成了餓殍，原來都是老天爺造的孽呀！怎能去追究毛主席的責任呢？

幾十年來，人們一提起三年災難，都說是由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造成的。“蘇修逼債”早已站不住腳，“自然災害”便常掛嘴邊。包括我們的中學政治歷史教材，我們的黨史國史文件，我們的傳記文學作品，都說是“三年自然災害”。林彪不一定是“自然災害”的始作俑者，當時不少中央領導也提到了自然災害問題，但是把“自然災害”提到如此高度，用了一連串驚人詞彙，確是林彪獨樹一幟的發明創造。

隨着歷史真相的披露和檔案的解密，人們逐漸發現，1959、1960、1961三年的氣象水文資料顯示，這三年雖不全是風調雨順，但也屬於正常年景。局部的暫時的自然災害時常有，但全國性長期性的自然災害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經常看電視上的天氣預報，發現祖國大地天天有雨，東方不下西方下，北方不下南方下，個別地方遇到50年不遇甚至百年不遇的大旱，但全國絕大多數地方還是正常年景。若說那三年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東西南北中到處都發生了整整三年特大自然災害，鬼也不相信！。劉少奇通過調查，認定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比較接近事實，實際上是“一分天災，九分人禍”甚至是“十分人禍”，才符合事實。如果當時不搞大躍進食堂化，而是實行包產到戶，一家一戶生活，一個人也餓不死，大躍進的災難完全可以避免！

可是，在戰爭年代一貫準確把握敵情的軍事天才林彪元帥，此時卻故意誇大災情，掩蓋事實真相，和劉少奇唱對台戲，其動機不是昭然若揭嗎？

第二條、“交學費”觀點。

這種觀點毛澤東也說過，但沒有林彪說得具體生動。他說：“我們在物質方面，在工農業生產方面，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們在精神上卻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們有失的一面，也有得的一面，這種失的方面的作用，暫時還看不清楚。我們應該相信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學生付學費一樣，學出來以後作用就很大了。一個小孩子，從上小學起，一直到大學畢業，十七八年間，他什麼也沒有生產出來，相反地，盡吃、盡穿，但是他學了以後，就會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沒有付出那一點物質和時間，不讓他學那麼一下，他就不行。”

這種“交學費”理論，乍一聽，有道理，細一想，盡胡扯！在這種理論的遮掩下，任何人的錯誤都可以不予追究而應當予以肯定。當然這種理論有兩層意思。

一是所謂吃一塹長一智，付出代價換來教訓。對於人民群眾來說，這種代價是否太過殘忍了？逼着幾億老百姓胡亂折騰、忍飢挨餓三年，3000多萬人成了餓殍，才發現共產風、浮誇風、食堂化是錯誤的，這個教訓對死去的人還有何意義？

想當初，食堂化幾個月後便亂象叢生，危機四伏，一些地方出現糧荒和餓死人現象，幾億社員怨聲載道，有識之士紛紛提出食堂化的弊端。而我們的領袖不是深入實際，順從民意，而是主觀武斷，開動宣傳機器，大肆鼓吹食堂化的優越性，對反對食堂化者予以嚴酷打擊，給解散食堂的幹部群眾戴上“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分子”等駭人的大帽子，甚至投入監牢，置於死地。領袖和極左大將頑固地死守着這餓死人的“共產主義心臟”——餓死1000萬人，他們堅守着；餓死2000萬人，他們不改正；直到餓死3000多萬人了，中國大地十室九空，餓殍遍野，一些有識之士代表人民冒着風險說了幾句真話，我們的領袖才無奈地同意解散公共食堂。

共產風浮誇風食堂化，這些逆情悖理、禍國殃民的東西，普通農民一眼就能看穿的問題，我們這麼多政治家革命家非要如此折騰三年、而是幾千萬人才能發現。這是什麼樣的“教訓”啊！

幸虧當時餓死的都是最下層的普通農民。按照黨章規定，共產黨員應當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假如這些黨的高級幹部都吃苦在前，可能都要餓死了，或者都得了浮腫病，躺在醫院痛苦地呻吟，林彪元帥還能在這兒大談“交學費”理論嗎？

“交學費”的另一層含義是為了學知識。林彪用“小學生”作比，似乎很生動，其實是詭辯，根本站不住腳。父母讓孩子去上學，學的是有益的知識，這些知識學得越多，人就變得越聰明越能幹，所以父母再苦再難，也要供孩子上學讀書，還要讓孩子盡吃盡穿。而大躍進三年，億萬中國人學的是什麼知識啊！完全是用強迫命令，逼迫人們餓着肚子去干那些違背自然規律和起碼常識的蠢事傻事。除了上面的共產風浮誇風食堂化外，還有什麼大煉鋼鐵、大辦水利、高指標、高徵購、放衛星、反瞞產等等，都是給中國人民帶來沉重災難的胡亂折騰，哪一條是有用的知識？這些知識學得越多，人就變得越瘋狂越愚蠢！

所以，那些所謂交學費“得教訓”“學知識”的理論，完全是昧着良心掩蓋錯誤不看現實自欺欺人的胡說八道！

第三條，毛主席一貫正確論。

上述兩條，能使毛澤東壓力減輕，感到欣慰，但沒有提到“毛澤東”三字，也可以說是為黨中央集體開脫責任。下面就開始直接為毛澤東開脫責任了。

“我感覺到，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走了樣。

“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是比別人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着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得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這種毛主席一貫正確論，放在戰爭年代，譬如井岡山時代，延安時代，較為妥當，因為那時毛澤東確實是講求實事求是，聯繫實際，將中國革命推向勝利。然而這種理論放在大躍進年代，則大謬不然，完全是睜着眼睛說假話，歪曲事實，顛倒黑白，肉麻吹捧！這是毛澤東最受用的一番話，也是對中國社會危害最嚴重的一番話，當然也是林彪最受詬病的一番話。

林彪後來創造的“天才論”“頂峰論”，種種造神的經典名言可謂鋪天蓋地，家喻戶曉，人們對此習以為常，不以為怪。毛澤東對此的態度，先是受用，繼而淡然，最終反感。對中國社會，對毛澤東的負面作用不那麼大，對老百姓的生產生活的影響不那麼多。而林彪在七千人大會的這段講話，在特定環境下，危害就非常嚴重了。

人所共知，在那三年裡，哪裡的領導幹部對毛澤東的大躍進極左政策執行得最堅決，哪裡的紅旗舉得高，衛星放得多，哪裡的生產就會遭到嚴重的破壞，哪裡就會發生大面積餓死人現象。四川、安徽、河南，在那時之所以成為大饑荒最嚴重、餓死人最多的省份，就是因為李井泉、曾希聖、吳芝圃這些極左大將對毛主席的極左政策領會得最透徹，執行得最堅決。河南信陽地區曾經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誕生地，是全國第一個公共食堂的誕生地，毛澤東曾極力讚揚和推廣，信陽地區由此成為全國共產主義實驗區，成了人民日報、《河南日報》反覆高調宣傳的大躍進樣板。然而捧得越高，災難越重，1960年就爆發了慘絕人寰的“信陽事件”，一年多餓死100多萬人，成為大躍進時代餓死人最多的地區。

相反，有些地區的領導幹部，對大躍進運動陽奉陰違，對極左政策執行得不那麼堅決，譬如大煉鋼鐵，他就不搞那麼多小高爐；大辦水利，他就不搞那麼多形象工程，他那裡的社員只是老老實實種地打糧，甚至還冒着風險讓農民種自留地，開小片荒，做小生意，餵雞餵豬，結果有了飯吃，沒有浮腫病，沒有餓死人。據說江蘇一些縣市就是這種搞法，三年困難時期竟一個人也沒有餓死！

據原中央領導紀登奎回憶，1959年廬山會議時，他擔任洛陽地委書記，會議結束回到洛陽，發現會議精神和下面實際不符，故意壓着會議精神不往下面傳達，各縣委書記在洛陽開會，故意拖延着不散會，結果洛陽地區受害較輕，餓死人較少。

當時發生的問題，不是下邊和尚念歪了經，而是最高處的“經”本身就是歪的。林彪的講話完全顛倒了是非！

說毛澤東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戰爭年代可以這樣說，而在大躍進年代則恰恰相反——毛澤東最突出的缺點是脫離實際。何為實際？就是事實真相，就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我們定計劃做事情，符合實際，順應規律，就能取得成功，反之就必然失敗。面對大躍進國民經濟的全面倒退，毛澤東在大躍進，在廬山會議上的大量講話，哪一些是“符合實際”呢？毛在大躍進初就提出15年超過英國，後來說七八年就可以超過，後來又說不需要七八年，兩三年就可以超過英國。現在三年過去了，距英國的距離反而越來越遠了，這就是“八九不離十”嗎？

浮誇風起，衛星滿天飛，畝產幾萬、幾十萬的報道充斥人民日報。這些連3歲小孩都不相信的笑話，我們的領袖居然相信並予以肯定。當億萬農民缺糧斷頓，在大鍋飯旁餓得皮包骨頭的時候，我們的領袖居然高興得為“糧食多了吃不完怎麼辦”而發愁！現在真相早已大白，全國鬧糧荒已經三四年，連首都北京也調不來糧食，中央領導也面臨着飢餓的危險。這能說明毛主席“總是在實際周圍”嗎？

還有害人的食堂化。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面對彭德懷對食堂化的質疑，堅定而自信地說：“食堂是個好東西，無可厚非！好處多得很。符合人類需求的東西，符合世界潮流的東西，一定不會垮掉！”然而到了1961年，公共食堂終於在餓死了幾千萬人之後不得不全部解散！這就是毛澤東“圍繞着實際，不脫離實際”嗎？毛主席對於實際不是“八九不離十”，而是相差十萬八千里！

至於說“一些同志不能很好地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這就說明，林彪心裡也明白，大躍進是左傾錯誤。但其左傾錯誤的根源是什麼？林彪硬把責任推到下面執行者頭上。但是我們還應當再問一句：為什麼有些同志總是向左拉、向左偏？

這是因為，被毛主席思想薰陶多年的各級官員都知道，毛喜歡左，反對右；喜歡急躁冒進，反對穩妥保守。左傾冒進者，毛就給以高度讚揚，提拔重用，給戴上馬列主義紅帽；反對冒進、主張穩妥者，毛就予以嚴厲批評，甚至撤職罷官，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黑帽。

人們熟知的例子是，大躍進前期周恩來陳雲主張反冒進，毛澤東就怒氣沖衝來了個“反反冒進”，斥周陳二人離右派只有50米，二人寫不盡的檢查。鄧子恢、彭德懷反對急躁冒進，對大躍進提了點意見，就被打成右傾反黨分子，二人受不盡的磨難。而極左大將柯慶施、李井泉，在大躍進開始時就對毛澤東的極左政策盲目緊跟，胡亂吹捧，受到毛的極力誇讚，很快被擢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安徽的曾希聖，是極左路線的急先鋒，幾個“大辦”都走在全國的前列，把安徽搞得民生凋敝，餓殍遍野，而毛澤東卻將其視為心腹愛將，讓他一人擔任安徽和山東兩省的省委書記。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曾希聖狂熱極左，胡亂折騰時，幹部群眾意見再大也扳不倒；而當曾希聖痛定思痛，良心發現，1961年一改往日的極左，在安徽推行務實的包產到戶政策，農民生活出現轉機時，毛澤東卻馬上撤了他的職務！

所以，在各級幹部多年形成的印象中，左比右好，越左越好，寧左勿右。左傾錯誤是方法問題，批評起來不痛不癢；右傾錯誤是路線問題，批判起來要你的命！在毛澤東這種思想的引導下，很多幹部抱定一條：管他百姓死活，我必須向左邊偏，絕不向右邊拉！

無數鐵的事實說明，左傾錯誤的根源在毛澤東而不在下邊。一些地方幹部喜歡往左邊偏，往左邊拉，完全是毛澤東支持和導向的結果。林彪把左傾錯誤的責任都推到別人和下面身上，是下面某些同志沒有正確執行毛主席思想，完全是違背客觀事實、故意為毛澤東開脫的胡言亂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