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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網)
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林彪在建國以前,性格一定是向善的,心態一定是守正的。他帶領數萬、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大軍,南征北戰,所向披靡,為建立新中國立下赫赫戰功。如果他不善待部下,不堅守正道,他的部下和士兵會為他衝鋒陷陣,捨生忘死嗎?他會取得那麼高的戰功,會在軍隊中享有那麼高的威望嗎?
可是,建國以來他的性格卻變了,變得冷酷虛偽、善於投機、吹噓拍馬,變成了善於挾嫌打擊報復、整人、斗人、害人的凶神惡煞!受到他迫害的人可以排列一長串:羅榮桓、賀龍、羅瑞卿、譚政、陳毅、彭德懷、許光達、陶勇、傅連暲……,這是為什麼呢?
林彪的性格之所以發生變異,除了自身因素外,主要是毛澤東的極左思想和階級鬥爭理論薰陶的結果,是毛澤東喜歡個人崇拜、善於打壓異己、順昌逆亡的作派刺激催發的結果,是毛澤東個人專斷作風和不當用人機制支持、鼓勵和誘導的結果。
固然,林彪有野心,有私慾,有嫉妒、報復等奸邪之念,但是,如果這些邪惡的東西有健全的強有力的制度的制約,有最高領袖正確思想的引導,就會隱忍不發,甚至會消弭於無形。而如果這些邪惡的東西缺乏制約,最高領袖再用錯誤的思想予以激勵,那麼這些邪惡的東西就會像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到處遊蕩着吃人的魔鬼。
那麼,毛澤東激勵林彪野心滋長的第一步是什麼呢?
抗美援朝這件事不算。那是林彪站在毛澤東的對立面,展示自己的軍事天才。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力主出兵,而當時的多數中央領導反對出兵。在這些反對的聲音中尤以林彪的意見最富於遠見和代表性。
林彪認為,中國打了幾十年仗,新中國百廢待興,人民需要休養生息,最好不要出兵。毛澤東問,美國會不會過鴨綠江?林彪說不會,美國如果想介入中國,早在解放戰爭前夕就該有所動作。而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恢復國力,入朝作戰不是上策。林彪又說,如果美國侵略中國,我帶兵抗擊美國;美國侵華在國際輿論中中國占上風,而我們入朝,面對的是聯合國軍,從世界輿論和中國本身的國力上看,都是不明智的。而且,朝鮮的地形不利於北朝鮮和中國,而有利於南朝鮮和有大批軍艦的美國。林彪有強調說,為拯救一個幾百萬的朝鮮,而打爛一個五億人口的中國,有點划不來,最好不出兵,屯兵於朝鮮北部,看一看形勢發展,能不打就不打。
現在我們審視林彪的這番講話,不得不驚嘆林彪富於戰略意義的遠見卓識。林彪在建國後說了很多錯話壞話假話空話,大都是歌頌和順從毛澤東的,以致成了禍國殃民的罪人。唯獨這一次講話,敢和毛澤東叫板,卻是絕對真實,完全正確,非常有用的講話。假如毛澤東聽信林彪,放手讓林彪主持東北國防大計,人類就可以減少多少犧牲,避免多少麻煩!
可惜,這番能拯救無數人生命、能讓朝鮮人民脫離苦海的建言,卻讓毛澤東感到不快,予以排除,以致又讓他坐了幾年冷板凳。
林彪的這次講話和辭去帥印的舉動,不能算錯誤,恰恰是他在展示軍事才能和憂國之心,是在展現一個富於個性的真實的林彪。
毛澤東刺激林彪野心滋長的第一步,應當是1958年5月八屆五中全會的一次錯誤的任命。在家養病9年的林彪,驟然被毛澤東任命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在黨內地位超過了主持軍委工作、兼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讓人大惑不解。
林彪雖然能征慣戰,功勳卓著,但是從紅軍時期、抗戰時期一直到解放戰爭時期,都是彭德懷的下級,在黨內、軍內的地位,20多年來一直低於彭德懷。彭在紅軍時期是百戰猛將,抗戰時期直接指揮八路軍八年抗戰,部隊由幾萬人馬發展為百萬大軍;解放戰爭中保衛延安,解放大西北,其百戰功勳完全可與林彪比肩。
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林彪藉口有病,辭去帥印,而彭德懷卻慨然應命,歷盡艱險,打敗了世界頭號強國,其戰功和聲望已超過林彪。更何況,彭德懷主持5年軍委工作兼任國防部長,為軍隊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這都是林彪無法比的。1955年授銜,十大元帥排名,彭德懷第二,林彪第三,還是比較有道理,國人皆服氣。
但是,現在卻把一直養病、寸功未建的林彪一下提為常委、副主席,超過了彭德懷,豈能讓人服氣?其實毛澤東也心裡發虛,1959年廬山會議上,他派曾希聖去探問彭德懷:“你是不是對去年任命林彪為副主席,感到不服氣呀?”
毛澤東明知這樣不妥,狠着心腸非要這樣安排,自有其用意。彭德懷自抗美援朝回國任國防部長後,可能有點功高震主,對領袖多有不敬,竟然批評肖華把志願軍歌舞團送到中南海陪中央領導跳舞,是“皇帝選妃”;竟然不讓戰士們唱《東方紅》,不讓群眾喊“毛主席萬歲”!這讓毛澤東耿耿於懷。毛澤東故意把林彪提上來,就是為了制衡彭德懷,貶彭揚林,儲備林彪,伺機大用。
但是這種不當提拔卻深深刺激了蝸居多年的林彪的野心,給林彪傳達了一個不良信息:一個人能不能提拔,不全在功勞大小,幹活多少;自己這次驟然提拔,絕不是民主的結果,而是一個人專斷的結果,那以後就瞄準一個人,跟定一個人,步步緊跟,大擁大順,必能飛黃騰達!
果然,1959年廬山會議成了毛澤東刺激林彪野心的第二步。林彪作為毛澤東搬來的“救兵”,出語驚人,直擊要害,一番高調而凌厲的批判,便給彭德懷戴了幾頂大帽子:“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裡通外國”,把彭德懷壓得灰頭土臉,皮開肉綻。而踏在彭德懷之上的林彪成了廬山會議最大贏家,獲得了毛澤東最高獎賞,一躍登上了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的寶座。
由此嘗到了甜頭,林彪的野心開始膨脹,在大搞個人崇拜的道路上開始高歌猛進。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面對大躍進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沉重災難,中央領導紛紛檢討失誤,承擔責任,一些與會人員和中央領導紛紛要求清算毛澤東的責任。就在毛澤東灰溜溜的時候,林彪卻來了一番吹捧毛澤東的講話,認為毛主席總是一貫正確,永遠實際,出現問題,錯在下面。
這一番歪曲事實、一味迎合的發言,居然贏得毛澤東的心情大悅,熱烈讚賞。要求以文件形式下發,讓全國學習。這成了刺激林彪野心的第三步。
林彪的發言,贏得了毛澤東的歡悅;毛澤東的讚揚,肯定讓林彪十分高興。有人說,此時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在毛澤東的心中已經搖搖欲墜,而林彪在毛澤東的心中,已經有了接班人的氣象。
林彪在毛澤東的心裡連連得分,使他早已摸透了毛澤東脾氣:喜歡談成績,不願說缺點;喜歡吹捧,不願批評;喜歡個人崇拜,不願冒犯權威。他從彭德懷、劉少奇身上吸取了教訓,反其道而行之,開始“造神”運動了!
他知道毛澤東在經濟建設上乏善可陳,第一次抓的大躍進運動就一敗塗地。那他就避開這些,在政治思想上大做文章。首先利用自己的地盤,狠抓學習毛主席著作和突出政治。
1959年9月,初掌軍權的林彪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鼓吹“捷徑論”:“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怎樣學呢、我向同志們建議,主要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我們學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容易學,學了馬上可以用,好好學習,是一本萬利的事情。”“學習毛主席著作,這是捷徑,這並不是捧場,不是吹毛主席的。這是告訴你們一個學習的簡便的竅門。”
1960年2月,林彪在廣州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警句論”:“學習毛主席著作就是要背警句,我們不要背那麼多,背上那麼幾十句,就差不多了。”他還把毛澤東1939年給抗大的題詞“|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定名為“三八作風”,讓各部隊作為“警句”熟讀成誦。
1960年底,林彪首次提出“頂峰論”,稱由毛主席著作形成的毛澤東思想“站在現代思想的頂峰”,“要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
其後林彪又接連發明了“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和“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的響亮口號。
1961年1月,林彪提出一套系統的流行甚廣的“活用論”: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1961年4月,林彪在視察部隊時又指出:“《解放軍報》應該經常選登毛主席有關語錄。”於是從這年“五一”開始每天刊登毛主席語錄。後來又將刊登的語錄匯編成冊,命名為《毛主席語錄》發行全軍,在全軍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後來這本“語錄”發行全國,成為“紅寶書”,成為7億人人手1冊的聖典(該書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發行量最大的著作)。
對於這種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和庸俗化的毛主席著作學習方法,不少高級幹部表示不滿,甚至予以抵制。大將譚政、元帥羅榮桓,這些我軍政治工作的精英人物,都在不同場合對林彪的教條說法表示懷疑,予以批評,均遭到了林彪的打擊迫害。
在這有分歧的關鍵問題上,毛澤東都堅定地支持林彪,反對提出不同意見的人。羅榮桓在和林彪的激烈衝突中於1963年12月抑鬱而終,毛澤東還作詩悼念,沒有反對。但是在之前的譚政等人,被指斥為“糊塗觀點”“教條主義”,“與軍委和林彪同志唱對台戲”,“很可能是彭黃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反對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抵制新軍委和林彪同志,實質上就是抵制黨中央和毛主席”……由毛澤東批准,譚政被降為總政副主任,從此一蹶不振。而之後的羅瑞卿由於對林彪的“突出政治”有意見,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差點命喪黃泉。這是刺激林彪野心的第四步。
林彪搬掉了絆腳石,在鼓吹個人崇拜的道路上一路暢通,闊步前進。與此同時,我國政壇出現一種奇特現象:林彪起勁地吹捧毛澤東,毛澤東則竭力讚揚林彪,二人一唱一和,非常熱鬧。
1961年6月,毛澤東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表揚林彪:“最近林彪同志下連隊做調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況,發現了我們部隊建設中一些重要的問題,提出了幾個部隊建設很好的措施。”
不無巧合的是,就在羅榮桓逝世這一天,毛澤東給林彪賀龍等人寫信稱讚林彪:“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甚至下令各工業部門都要學解放軍,設立政治部,實行四個第一和三八作風。
1964年2月,毛澤東在一次接見活動中,又一次讚揚林彪:“四個第一好,我們從前也未想到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個創造,是個發明。”“我們以前是靠解放軍,以後仍然要靠解放軍。”接着發出號召:“全國學人民解放軍!”這實際上是對主持軍隊工作的林彪的最大褒獎。
從1959年至1966年這7年間,林彪瞅准了風向,摸准了氣候,在學習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鼓吹毛澤東思想上做足了文章,出盡了風頭。毛澤東也投桃報李,一次次給林彪以大力表彰,高度讚揚。其受表彰和讚揚的程度、分量和次數,中共所有的高幹無出其右者。毛澤東讚揚其他高幹,大都是片言隻語,最多三言兩語,而讚揚林彪卻是長篇大論,熱情洋溢。更何況多數常委早已受到毛澤東的冷遇。文革前的五六年間,林彪通過自己的一番努力,就已經成了毛澤東最信賴、最支持、最親近的戰友。所以當文革狂飆襲來,劉少奇倒台,林彪不當接班人都不行,毛澤東不選林彪還會選誰?這是刺激林彪的第五步。
文化大革命開始,林彪一躍成為黨中央“二把手”。嘗到 了甜頭的他,繼續在“造神”運動中大顯身手。當時歌頌吹捧毛澤東是普遍現象,但是林彪的歌頌吹捧卻獨樹一幟,別出心裁,富有創造性和震撼力,為陳伯達、四人幫所不及。
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作會議總結報告,在三個小時的講話中用大量篇幅鼓吹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
他歌頌毛澤東是馬恩列斯之上的天才,因此,“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毛澤東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還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有專家說,文化大革命中狂熱的“造神”運動由此發端。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林彪代表黨中央講話,第一句就是:“我首先代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向大家問好!”在一陣陣狂熱的歡呼聲中,林彪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陡然上升。接着他說道,“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統帥,我們在偉大統帥指揮下,好好地聽我們的統帥——毛主席的話,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能順利發展,一定能取得偉大勝利!”
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又說道:“我代表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來的同學們問好,向大家問好!”“四個偉大”第一次經“權威”之日表達出來,以後便帶上“林記”的烙印,在全國廣泛流傳。
9月18日,林彪又發表講話說:“全世界誰也不能代替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的書太多,讀不完,離我們太遠,我們要百分之百地學習毛主席著作。”他還說,“像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上千年都沒有,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
1966年10月,林彪向全軍發出號召:“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群眾運動推向新階段。”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科學,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考驗的無產階級真理,是最現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全黨全國人民統一行動的綱領,必須用毛澤東思想來統一我們的思想。”強調着重學習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謂之“老三篇”。他說:“‘老三篇’不但戰士要學,幹部也要學,‘老三篇’最容易讀,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為座右銘來學。哪一級都要學,學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不久,這段話被音樂家譜成歌曲,迅速在全國傳唱。
林彪不僅到處講話,而且到處題詞。他的題詞有一個特點,就是“言不離主席”,而且語言經典有力,恰到好處,在當時達到了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地步。1966年冬,他給鐵道部“毛澤東號”機車題詞:“毛澤東思想是人民革命歷史發展的火車頭。”1967年“五一”給清華大學題詞:“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當年夏天,給北京衛戍區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題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給海軍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題詞:“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林彪在“造神”運動中,可謂一箭雙鵰:既神化了毛澤東,又抬高了自己,強化了自己的地位。毛澤東成了“萬歲”,他就成了“九千歲”;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他的話便是“一句頂九千句”;毛澤東是“萬壽無疆”,林彪便是“永遠健康”!毛澤東是最高統帥,他便是緊隨其後的“林副統帥”!紅衛兵在全國各地“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所有的領導幹部可以任意批判,任意揪斗,唯有毛澤東和林彪二人,無人敢動一根汗毛!這是刺激林彪的第六步。
不僅如此,林彪協助毛澤東打倒了一大批政敵,也藉助毛澤東的力量收拾了自己的一批政敵。一批德高望重的革命家被打翻在地,有的死於非命,究竟是誰搞的?是毛澤東利用林彪,還是林彪利用毛澤東搞的?至今也說不清楚。有人說,毛澤東是最高領導,他不點頭,誰能打倒?有人說,毛澤東“為了打鬼,藉助鍾馗”,不得不聽信“鍾馗”,支持鍾馗張牙舞爪害死了人,林彪這個“鍾馗”也有責任。兩種說法都有道理。現在媒體上常說,是林彪、四人幫將劉少奇、賀龍、陳毅、彭德懷、傅連暲、陶勇等人迫害致死,肯定不嚴謹,但也不能不說有一定道理。
我們在批判毛澤東錯誤地發動文革,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的時候,我們也不得不深入研究林彪性格的“變異”。林彪在建國後由性格向善、富有主見、敢於直言、足智多謀的開國元勛,變成了善窺風向、揣摩上意,不顧民生,大搞空頭政治,大搞個人崇拜,只知溜須拍馬,阿諛奉承,討最高領袖歡心的狡黠頭領。當接班人以後,開始打擊報復,排斥異己,揮舞大棒,致人死地,手段殘忍,性格乖戾,由人人敬仰的元帥變成人人痛恨的魔鬼。林彪人性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毛澤東當然要負一定責任。如果沒有在八屆五中全會對林彪令人困惑的破格提拔;如果沒有在廬山會議上將林彪作為打擊彭德懷的“救兵”和急先鋒,使其成為“大贏家”;如果在七千人大會上對林彪毫無原則的胡亂吹捧不是大加讚揚,而是有自知之明,表示不耐煩、不高興;如果對林彪在60年代大學毛著、大講政治表示異議,或者不那麼支持,能對譚政、羅瑞卿的不同意見示以公允;如果對林彪的“捷徑論”“頂峰論”“活用論”“天才論”及時予以批評遏制……林彪在個人崇拜的道路上就不會越走越遠,林彪的野心就不會越來越膨脹。
毛澤東通過刺激林彪野心的“六步曲”,將林彪由人變成了鬼。林彪從毫無原則對吹捧毛、不遺餘力地搞個人崇拜中嘗到了甜頭,從歇斯底里地協助毛打倒一大批政敵中獲得了收益,從毛澤東的一次次表揚鼓勵和提拔重用中不斷滋長了野心,磨礪了殘忍的手段,趁勢也打倒了一批自己的政敵。凡是毛反對的,就堅決協助其打倒之;凡是阻礙我掌權的,就逼使毛同意堅決整肅掉!林彪變成了性格殘忍的害人魔鬼,毛澤東“功不可沒”。就是後來的陰謀造反,折戟沉沙,雖然主要是林彪自作孽,但也不能排除毛的驕縱和“逼迫”的成分。
有人說,毛澤東對林彪的吹捧和神化不是有不少批評嗎!不錯,毛澤東是有過批評。1966年4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當面對林彪說:“不要那樣宣傳我。”1967年2月,毛澤東對來訪的阿爾巴尼亞客人說:“又給我封了幾個官,什麼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麼辦法?他們到處這麼搞!”1968年10月毛澤東兩次刪去林彪鼓吹的“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三個副詞。還多次對林彪的講話表示憂慮,表示不安,表示懷疑等等。 但是,你一邊不高興,一邊卻予以鼓勵;一邊懷疑批評,一邊卻表揚支持。林彪痛恨賀龍,你就支持其把賀龍整死;林彪不滿羅瑞卿,你就支持其把羅瑞卿搞掉。而林彪一夥的地位卻是青雲直上,飛黃騰達!
1969年4月,在黨的九大上,林彪10年的苦心經營終於換來了最高的回報:自己“接班人”的地位破天荒地寫進了黨章;自己的妻子葉群、自己的鐵杆部下黃吳李邱,都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放眼環宇,竟是林家之天下!
而這一切,都是毛澤東“投桃報李”的結果!在此環境下,林彪的頭腦怎能不膨脹?野心怎能不滋長?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一夥大鬧廬山,突然襲擊,毛林突然矛盾激化,撕破臉皮,一番你死我活的爭鬥,一方倉皇出逃,命喪異國;一方痛苦異常,大病一場!此等驚天悲劇,能怪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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