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鵬池：1959年，廬山上的這齣戲

(共識網)

  匡廬奇秀甲天下，人間之仙境，避暑之福地。

可是前三十年的廬山真不是一塊福地，卻是一個政治大戲台。

1959年7至8月，中共中央在此會議，史稱第一次廬山會議，彭德懷元帥遭貶，由此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噩運連綿，直至咽氣的那一刻;“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響起，極大地加劇了已經開始了的大饑荒，幾千萬人餓死。

想我堂堂大中華，向以地廣物博，人口眾多，人民勤勞勇敢，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可是在那連續三、四年間自己都養不活自己，找點吃的都成為全民最困難、最要緊的事。朱門雖然尚有許許酒肉，但也已經遠遠不是多得能發臭的程度了。悲慘啊!

1970年8月至9月，中共中央又在此會議，史稱第三次廬山會議，陳伯達遭囚，林彪遭斥，直接引發了一年後的“九一三事件”，在全世界面前宣布的親密戰友、寫入黨章的法定接班人竟然拋屍異國荒漠。荒唐啊!

說起“戲”，從小到大最喜歡看的還是《失空斬》。其實這是三個情節連續的折子戲《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的合稱。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的第一次廬山會議也好比是一出折子戲。

史學界一般將其分為前後兩期，以7月23日毛澤東的大會講話為界，前期為“神仙會”，後期為“反右傾”。

也有人將這45天的長會分為三個摺子，每一個摺子各占15天。

第一個摺子：從7月2日會議開始——7月14彭德懷的信發出，7月16日毛澤東印發彭德懷的信。史學界有人特別強調這一階段為“真正的神仙會”。

第二個摺子：從7月16日至8月1日，又分上半折與下半折。7月23日前為上半折，左右開始遭遇戰，矛盾犬牙交錯;“723”毛澤東聖旨下，萬箭齊發，將一個好端端的彭元帥射得就像一隻刺蝟似的。

第三個摺子：從8月2日至16日為八屆八中全會。毛澤東發出號召“對事也要對人”，眾毛左傾巢而出，深挖猛追，大肆整人，廬山風聲鶴唳，一片肅殺殺氣氛。最終對“彭黃張周”作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結論，對全黨全國人民發出“反右傾，鼓幹勁”、繼續大躍進的號召。

三摺子也好，兩摺子也好，戲碼兒至今無人寫。

本文旨在說說這齣戲，側重於第三個折子戲。

一、彭德懷的“萬言書”真沒有什麼好批的

1959年8月1日前，廬山開的是中央工作會議;8月2日後，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繼續在廬山召開。

會議的焦點人物依然是“彭黃張周”，但會議的“焦點”問題卻不再是彭德懷的“萬言書”。

彭德懷的“萬言書”真沒有什麼好批的!

說是“萬言書”，卻只有3400多字，其內容、範圍、深度都遠遠比不上東北局一個中層幹部李雲仲寫給毛澤東的那封兩萬多字的信。

後人歌頌彭元帥的“萬言書”是“秉燭直書”、“直抒胸臆”，其實這僅僅只是大而化之的美譽。

嚴格講來，彭元帥的“萬言書”並不直書，粗中有細的彭元帥在寫信之時就有着許多的考慮。他考慮到自己與毛澤東在歷史上一向有誤會與過節;考慮到建國後兩人的私人關係一向不融洽;考慮到近幾年來毛對他更是不時假以顏色，“有理三扁擔，無理三扁擔”，陰陽怪氣、蠻不講理;更是考慮到大躍進正是毛澤東親自抓的，“三面紅旗”正是毛澤東自以為是的得意之筆，所以說，彭元帥寫信時也有“投鼠忌器”的心理負擔。他本來也只是想與毛澤東當面談談心，反映點問題，卻不料機緣不湊巧，想見見不到，這才寫了這封信。

他是不得不寫的。會議前的農村視察，目睹了民不聊生、生靈塗炭的悲慘情景，他的心情無法平靜。

有一件事曾被很多人都提到，但是筆者認為還是有必要不斷重複地被提起。

七個月前的1958年12月22日早晨，彭德懷在平江縣作調查訪問時，有兩位老人到住所來見彭德懷，其中一位是在土地革命時期負傷致殘的紅軍戰士，暗中悄悄地遞給了他一張紙條。彭德懷打開紙條一看，只見上面寫着一首詩：

谷撒地，

薯葉枯，

青壯煉鋼去，

收禾童與姑。

來年日子怎麼過?

請為人民鼓嚨胡。

這是一首打油詩，卻有着強大的藝術感染力。彭元帥展示一讀，心中無限悽惶。他小心翼翼地將紙條夾在筆記本里，寫道：“這是群眾多麼沉痛的呼聲!”

耳聞目睹了無數的饑荒景象再加上這首詩，彭元帥的一腔熱血沸騰得不能自止，他決心到廬山上來“為人民鼓嚨胡”了。“萬言書”就是這樣的背景與心情下寫出來的，是饑荒中的鄉親們請他寫的，是他答應了鄉親們要寫的，他不能說話不算數!

雖然彭元帥的心中被老百姓的困苦搞得激盪無比，但是開篇也仍然是首先肯定三面紅旗的“偉大成績”，然後再說具體的錯誤。對於缺點與錯誤，他也是只挑主要的，次要的能不說的儘量不說，能說小的儘量說小，能淡寫的儘量輕描，也沒有作多少原因分析，更沒有任何的“上綱上線”。

所以，這份“萬言書”從內容到情緒都是一封中規中矩、平平常常的信。它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為在中共高層中彭元帥是唯一敢提意見的人。

即使當時站在“左”的立場上，持“忠毛”、“維毛”的態度，但凡心中尚存一許良知，其實對“萬言書”是挑不出什麼毛病來的。其中所謂“錯誤”全都是“正確”的代名詞，其中所謂的對“三面紅旗”的惡毒攻擊全都是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在向黨的主席按正常程序發表的正確意見。

俗話說“雞蛋裡挑不出骨頭來”。但毛是另類，他不僅盯上了這隻“無縫之蛋”，還硬要從這隻雞蛋裡挑出骨頭來。而毛澤東確實也具有這方面的特殊本領，從井岡山時期起他就是黨內上綱上線的老祖宗【注1】。他挖空心思去尋找，發動眾擁躉們：柯慶施、康生、羅瑞卿、李井泉、王任重、陳正人、張仲良、曾希聖、吳芝圃-----幾十個極左分子，幾十個構造不一樣的腦袋，幾十雙眼睛，幾十隻鼻子去找，其實是什麼“骨頭”也沒找到。但是毛澤東說他找到了，居然還說找到了17條【注2】。

但常常被說起的也就兩條：

一條是所謂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詞兒並不是彭元帥這樣的大老粗所發明的，而是毛澤東批評別人時的用詞。彭德懷不過是拾毛之牙慧批評黨內存在的問題。很難說就是專門針對毛，也很難說沒有針對毛。

俗話說，誰的頭上有蚤子，就是說的誰。

另一條是所謂的“有失有得”。毛澤東指責彭德懷在談到大躍進的成績與錯誤也就是“得失”時，故意將 “失”放在“得”的前面了。毛由此“邏輯推理”得出彭元帥“居心叵測”的結論。

這叫什麼“邏輯”啊?歷史上所有“文字獄”都是獨裁者的捕風捉影。自欺、欺人、誅心為一切“文字獄”的固有屬性。

即使這兩條是能夠打出油的芝麻，畢竟也只有兩粒。所以當年在廬山上，與會者們對彭德懷的這兩點漸漸地興趣不大了，開始轉入追查彭黃張周的組織聯繫，構陷“軍事俱樂部”的罪證。

就此同時，“斯大林晚年問題”突然浮出水面，立刻成為全會新的熱點、亮點與焦點。

(二)“斯大林晚年問題”與田家英的“三句話”

什麼叫“斯大林晚年問題”?就是廬山會議上有人在背後議論我們的偉大領袖是不是到了“斯大林晚年”了。其中的內涵很豐富：包括多疑，變態、專制、獨裁------

後來查明所謂的“斯大林晚年問題”是周小舟說的。但同樣內容的話，彭德懷可能說過，張聞天可能也說過。攪到後來，連當事者們自己也可能搞不清究竟是自己聽說的還是自己先說的。總而言之，一棍子打下去，這幾個人全都跑不了。

就在追查“斯大林晚年問題”的收官階段忽地又引爆出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所說的“三句話”，其潛在威力就好比是扔在廣島的原子彈，差點兒就將田家英與整個廬山都炸了。

田家英說有朝一日如果離開中南海，他要對毛說三句話：

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

二是不要百年之後有人議論;

三是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注3】

這三句話確實很厲害，對毛澤東的形象與威信有着顛覆性的作用。尤其是將田家英的大秘書身份與這三句話的內涵聯繫起來，可比“斯大林晚年問題”厲害多了。

其實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問題，田家英的“三句話”並不準確。

比如“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這一句，已經將天下治理得一塌糊塗，還談什麼“能治天下”呢?應該是“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

再如“不要百年之後有人議論”，後來的發展遠不是“有人議論”的問題，而是屍骨未寒，接班人卻抓了未亡人。

再如“別人很難進言”也不準確，而是別人根本不能進言。

儘管如此，田家英的“三句話”仍然代表了那個年代中國共產黨內少數的優秀分子對毛澤東的認識及批判的最高程度。

細緻閱讀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這本書，以及逄先知等的回憶，田家英對毛澤東的背後議論還遠遠不止這三句話，此外還有：

1、毛澤東“任性”;

2、毛澤東“常有出爾反爾之事，有時捉摸不定,高深莫測，令人無所措手足，真是很難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許明天挨批”;

3、毛澤東“喜歡讓人寫檢討”;

4、毛澤東時有“憑空捏造”之舉：

田家英在談到毛澤東有憑空捏造這一習慣與特點時，還舉了一個親身經歷的事例作佐證：“反右派前，(毛澤東)為鼓勵鳴放，當時批評了放手發動群眾的阻力有來自黨內的。有次主公同民主人士談話中，舉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不同意鳴放的例子。田說：‘根本沒有這回事，自己從未反對過鳴放’”。

5、田“反感江青及毛周圍服務人員的情況”。

6、田認為毛“對經濟建設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來指揮就好了”。

7、早在1958年時，田家英還與李銳說過一副對聯：

隱身免留千載笑,

成書還待十年閒。【注4】

言下之意，毛澤東早就該主動交出權力，退出政治舞台，去專門從事理論著述，總結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為好。

這副對聯又比“三句話”更厲害。但是，由於李銳沒有與周小舟或其它人談起這副對聯，因而也就沒有暴露。

8、田曾說：“如果可以重新從頭搞社會主義，我將用另一種方法來搞。”這是大約在50年代末田家英對胡繩說過的一句話。【注5】

9、田“我對主席有知遇之感，但是照這樣搞下去，總有一天要分手。”雖然這是在1963年後田家英經常對逄先知說的一句話，筆者將此一併收集在這裡。【注6】

從這些議論中可以看出田家英對毛澤東的反感幾乎是全方位的，不僅包括對大躍進運動的看法，也包括對反右派運動的看法。這些看法都很尖銳，很厲害。超過廬山會議上的“俱樂部”與“秀才們”的所有言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所有這些議論都是田家英日積月累的真實感受。田與毛朝夕相處，對毛觀察細緻，體念深刻。但是他對毛澤東的崇拜越來越少，批評越來越多，整體認識正從正面向負面的演變之中。他也將他看得越來越透，越來越扁。物不平則鳴，無處可鳴，只好與知心老朋友背後議論而已。

“無所適從，很難侍候”是出自心底的吶喊!

作為一個部下，對頂頭上司有這樣尖銳的看法且已經成為“成見”，那麼與上司的關係怎麼能處得好呢?即使是忍氣吞聲長期忍耐了，但終也會有一天忍耐不下去的那一天;即使是一時半時沒有暴露，也終有暴露的那一天。

一旦忍耐不下去，一旦暴露，必然是慘劇。

因此有人認為田家英的“悲劇”是自己造成的，作為一個秘書，他太不安分守己了，太不守規矩了，太犯上了。

毛澤東的文字秘書大多沒有什麼好下場，有人說只有一個叫徐業夫的似乎是例外。其實這也是很難結論的。徐是74年病死的，僅活了58歲。徐雖然“伴君如伴虎”，卻恪守了“疏不間親”的古訓。據傳曾被毛譽為“諸葛一生帷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的葉劍英元帥都對這位小徐秘書感佩不已。葉說：“只有總理和小徐讀懂了主席和江青之間的‘關係’，我們這些人都不行。”

徐業夫的年紀比田家英大，個頭兒也比田矮小，職務也比田低，但他是參加過長征的老革命，徐在處理高層關係時確實也比田家英老成持重。

但問題是：

1、徐業夫始終只是一位接接電話、打打電話、抄抄寫寫的秘書，而田家英則不是。

長期以來，每當毛澤東的農村政策需要調整時就派田下鄉調查研究，除了提供第一手材料外同時還提供觀點與建議。田家英頻繁參與國是，事實上早就成了毛澤東調整農村政策不可或缺的主要助手。

田家英這樣的經歷使得他養成了一種習慣，也自我賦予了一種責任：他是能夠對黨國大事發表意見的;他也是應該對黨國大事發表意見的。隱瞞實情、隱瞞觀點，既不符合他的性格，也不符合他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座右銘。

田家英似乎至死也沒有能徹底看透徹，他歸根結底仍然只是一個秘書。

毛需要他發表意見時他才能發表意見;毛不需要他發表意見時，他不僅不能發表意見，甚至最好連意見也不要有;

毛需要他發表的是支持自己或接近自己的意見，需要他提供的是支持自己意見的證據，而絕不是“唱反調”的意見與證據;

即使毛能容忍田發表一點不同意見，那也是絕不能超過自己底線的。

但是，誰也把握不住毛的底線在哪裡，因為毛的底線是不斷變化的。

比如說：從1958年下半年出現“農村公共食堂”後，公共食堂立刻就被毛譽之為共產主義的萌芽，誰要是反對公共食堂誰就是反革命。安徽省委的張愷帆下令解散公共食堂，就被毛澤東直接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革命。“公共食堂”這個底線1961年年中才被突破，而且是付出了幾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

又如，人民公社是1958年七、八月份才出現的，立刻就被毛澤東譽之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不僅有“農林牧副漁”，而且還有“工農商學兵”;是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金橋。於是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的這個特點就成為毛澤東的底線。直至1961年的“六十條”出來後這個底線才被突破，改為“生產隊”所有制，而這時的“生產隊”其實是生產大隊;又半年後，這個底線又被二次突破，改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時的“隊”才是“生產小隊”。

正當劉少奇、陳雲、鄧子恢、田家英等人想再作第三次突破，改為“包產到戶”時，毛澤東就死活不答應了。終毛之世，這個底線始終沒有被突破。

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即使是更為原則的“群眾路線”與“黨的領導”，也並不是毛澤東始終堅持的底線。

例如群眾路線。田家英向他反映包產到戶是群眾的普遍要求，毛澤東就說：群眾的意見是要聽的，但這樣的要求不能聽。

又如“黨的領導”，毛澤東曾將黨的領導譽之為“三大法寶”，毛澤東還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根本的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卻是“踢開黨委鬧革命”，“黨的領導”在哪裡呢?只剩下他自己及他的老婆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

所以說，沒有人能預測到毛的底線究竟在哪裡?有時他表現得有幾分與時俱進，有時卻又逆時而動。全憑他的心血來潮及政治需要。

2、作為秘書，徐業夫與田家英都有一個共同的“天”，那就是毛澤東。一旦毛澤東不信任他們了，那就是“天”塌了。

但是徐業夫只有這一個“天”，而田家英的心中還有一個“天”，那就是天下老百姓。

徐業夫雖然只有一個“天”，日子也並不好過。我們就不知道徐同志的工作多麼忍辱負重?不知道他遭過多少白眼?也不知道他受過江青的多少辱罵?更不知道他為什麼58歲就病死了?

田家英的心中有兩個“天”，而且在田的心目中，老百姓這個“天”更大更重要，為了缺衣少食，災難深重的老百姓的利益，田家英不惜一再冒犯毛澤東這個“天”。

三、少不更事的李銳

李銳老先生是我很敬仰的“兩頭真”老人，“少不更事”的評價不是我說的，而是李銳自己說的，是李銳對在“廬山會議”上的自我表現的自我評價。

田家英的“三句話”是在廬山會議的前期私下裡對李銳一個人說的。

正因為是知心朋友之間私下裡的聊天，所以田家英才能一抒心中之塊壘。家英的話無論從內容到情緒上都充滿了從幻想到幻滅的矛盾糾葛，充滿了從失望到絕望的鬱悶與沉重。田李二人對毛有太多的共識，家英的話就像刀子一般刻在李銳的心間。於是李銳同志在得意之時或是感慨之時就不由自主地將此話告訴了他的另一位好朋友周小舟。

李銳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告訴周小舟的呢?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並沒有交待明確，但書中卻講了兩則小故事：

第一則故事就發生在這次會議上。

7月20日，李銳在第一小組發言時曾尖銳地指出“鋼鐵翻番”和“1959年高指標”同華東計劃會議有關。矛頭直指華東會議的主持者柯慶施。

於是小組會上就有柯的馬仔揭發李銳在火車上說過:“1958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也就是指證李銳攻擊大躍進。

“大躍進”是禁區，只能歌頌不能懷疑。李銳當然不能承認也不敢承認，於是就追問揭發者：“你是聽誰說的?”因為此人當時並不在火車上。

揭發者說是柯老。

李銳說：這就更奇怪了,柯老也不在火車上。

揭發人被追問得無奈，就將此話收回了。

本來此事至此也可告一段落，但李銳接着就對這位揭發者厲聲喝道：“我同你今後只能談風花雪月。”

揭發人啞口無言、鎩羽而歸。

李銳在這樣的對話中表面上取得完勝，實際上卻留下後患。傳到那位當年被毛澤東都尊稱為“柯老”的耳朵里，“柯老”會作何想法呢?

另一則故事則發生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時。

當時柯慶施認為李銳為他寫的一篇文章沒有用心寫，因而對李銳不滿意，李銳因此不高興。

有一天中午吃飯時，柯慶施就斟了一杯葡萄酒，走過來要跟李銳乾杯。

李銳不僅拒絕乾杯，而且還大聲說：“柯老,你是看見過列寧的人,何必跟我們後生小子過不去。”

李銳轉回餐桌不予理會，弄得位高權重的“柯老”下不了台。

當時滿餐廳的幾桌人都聽見了這句話，都見到了這個場面。

李銳只知道圖一時的痛快，卻將自己與這位“柯老”之間的關係置於勢不兩立、水火不相容的狀態之中。

而那位權位遠比李銳高，卻受氣受辱的柯老又豈肯善罷甘休呢?懷恨在心、伺機報復是必然的。

到了7月26日,李銳在作了第一次檢討後，在會議大形勢的鼓舞並驅使下，同組的毛左開始對他圍攻。此時的李銳卻還沒有意識到大難已經臨頭，仍然堅持“真理與正義”不買賬。小組會後就有一分“舌戰群儒”大義凜然的得意，也可能為了給志同道合者鼓氣，李銳就將這兩件事告訴了周小舟和周惠，兩個姓周的傻小子聽了也頗為高興。【注7】

人性中就有這樣的弱點，喜歡談“過五關、斬六將”，“走麥城”的事就不願提了。李銳那時年輕，也有這樣的毛病。甭看李銳當時42歲了，已經年過不惑，但其政治上還是相當幼稚的，而且又自恃有毛澤東的寵愛與信任。

李銳在書中承認自己當時是“少不更事”。

豈止喔!純屬“傻小子，睡涼坑，全憑火力壯!”

可以想像當年的李銳得意之時，有什麼話不敢對他人說的呢?

筆者估計田家英的“三句話”也就是李銳在這樣得意的時候說給了周小舟。

四、廬山大戲正本：絞肉機追索“斯大林晚年問題”

全會後期主要追索“斯大林晚年問題”。

掰着手指頭數一數，涉及“斯大林問題”一共有六個人：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李銳與周惠。其中周惠是反右運動中的一名積極分子【注8】，這個人的人品可能有點問題。其它五人的道德品質都是不錯的，起碼都不是“落井下石”的小人。

一般情況下，這段私房話是不會暴露的，但是最終仍然被暴光了。這既不是“俱樂部”與“秀才們”的不堪一擊，也不是面對壓力的“窩裡鬥”或“狗咬狗”。過去調侃的說法“不是國軍無能，而是共軍太厲害了”。

也正如毛澤東一再強調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老祖宗的“階級鬥爭學說”既是教義，也是工具。它不是一件如螺絲刀之類的小工具，它既是一台強大的“絞肉機”，又是一台強大的“解碼器”。它能讓你丟失的記憶找補回來;讓你將打死你也不肯說的話自己說出來;讓你心底里的思想變成文字;讓你的“腹誹”變成“惡攻”的鐵證;甚至能讓你鬼迷心竅地自己就認定自己是“階級敵人”了------但這台“解碼器”解到最後就全是“亂碼”了。

在竊聽器被使用前，少數幾個人在私室里的談話總是需要內部人的檢舉揭發才會被暴光。由於人性的弱點，無論怎樣堅固的攻守同盟都總有其薄弱的環節，堡壘往往都是從內部的薄弱環節攻破的。

“俱樂部”與“秀才們”的薄弱環節是哪一個呢?

事情的起因是由於張聞天在小組會上的發言，但事情的發展卻主要是由於黃克誠大將軍。

從人品而言，黃大將的德高望重如今已成共產黨的一塊碑，即使是在當時，黃大將的人品也是公認的。

黃克誠自己在書記處會議上說過:我黃克誠總算一個敢講點話的人。

李銳評價道：黃克誠是一個遇事尤其重大之事慣於多想困難的人,這是大革命失敗後他自己的艱辛經歷,包括乞食千里才回到蘇區,以及多年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在黨內鬥爭特別是打AB團等錯誤肅反政策的教訓中,使他養成的一種思考習慣.他在黨內是有名的"老右傾",受過多次打擊和處分,但他不以為意,該講的還是講。

在小組會上，黃克誠甚至很激動地說:把他說成是彭德懷的走狗,砍了他的頭也不承認。

如此這般的一個黃大將軍怎麼可能成為“薄弱環節”呢?

但是最後，黃大將仍然在大家的“耐心幫助”,終於承認了"我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成為廬山軍事俱樂部的重要一員,絕不是偶然的"。歷史的事實無情地告訴我們：所謂的“斯大林晚年問題”也正是從黃克誠大將軍那兒被突破的。

經過情況是這樣的(為了將情節交待清楚，筆者對這一段故事進行了排序)：

(一)8月9日下午，第二小組，張聞天

張聞天在他所在的第二小組會上被迫揭發與交代了一些關於彭德懷的問題。張說：彭曾經對他說：在中央常委會上毛一人說了算，毛只注意了個人威信而沒有注意集體威信。彭還講過：要注意斯大林後期的危險。彭還說：毛澤東讀中國的舊書很多，熟悉舊社會對付人的那套辦法，很厲害。

經張聞天這樣一交代，“斯大林晚年問題”立刻就被全會所注意。

但張聞天所說的“斯大林晚年問題”只牽涉到彭德懷，並沒有波及開，更沒有波及到“秀才們”。此時的與會人眾都還沒有想到“秀才們”也有同樣的“斯大林晚年問題”。

(二)8月10日一早，第五小組，黃克誠

黃克誠在他所在的第五小組開始受到逼供。人們拿昨天張聞天所交待的這些“新東西”作誘餌引誘並詐唬黃大將。

小組會議的主持者說：昨天張聞天還揭發了彭德懷許多新問題，你黃克誠與彭德懷親如父子，你知道的情況總該比張聞天多吧，可是你卻沒談什麼新東西，你應當老實交待。

與會者你也說，他也說。

黃大將就在心裡想：張聞天也已經交待了，自己跟隨彭德懷這麼多年，不交待點什麼肯定過不了這一關。

黃大將的心思開始活絡了。正在考慮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的時候，驀然一抬頭就看見李銳小同志走進了會場，緊接着又看到李銳的身後還跟着公安局長羅瑞卿大將軍。羅瑞卿的個頭兒又高又細，就像白無常似的。黃大將立刻心上一陣發緊，就產生了誤解(李銳的書中說他產生了“誤會”，依筆者看來準確地說應該是“慌了神”)：李銳是第四小組的，他到第五小組來幹什麼呢?莫不是被羅長子押來對證的啊?壞了壞了，李銳小同志可能已經和盤托出了。

慌了神的黃大將越發沉不住氣。他自忖：不交待不行了，不如變被動為主動吧!

其實這天早晨會議秘書處的確是通知了李銳讓他到第五小組去，也的確是為了與黃克誠去對證，但是對證的卻並不是彭德懷的事，而是關於高崗的事。

至於李銳的身後為什麼跟着羅長子呢?這純屬是一個偶然。文革開始前夜被毛澤東打成“彭羅陸楊”的羅瑞卿大將軍此刻正處於紅得發紫，積極得發狂的階段。也不知道是誰賦予身為公安部長羅瑞卿這樣的權力，他是可以在三個小組隨便跑的，身份似乎是皇帝老兒的巡閱使。.

可是黃大將那知道這個情況呢?他一看李銳身後跟着羅長子就慌了神。黃大將軍就在這樣的心態下開始揭發彭元帥。他一共講了五點問題，包括：彭德懷曾經議論：毛主席自相矛盾;所謂的集體領導不過是“常委會是主席一人講話”;“去年搞大了，快了，急了，可能出匈牙利事件”;“各省都給主席蓋房子”等等。

憑心而論，黃大將所揭發的問題都是眾所周知的，並沒有多少新料。嚴格講來也許能算“牆倒眾人推”的性質，但並沒有到“落井下石”的程度;“自保”的心態是有的，但“反戈一擊” 立功的心態並不嚴重。

黃大將揭發了這麼多材料也就可以了吧!不就是想“矇混過關”嗎?

可是黃大將沒有及時收住嘴。他接下來所講的內容不僅是畫蛇添足，弄巧成拙，而且是惹火燒身了。

黃大將接着又說：關於斯大林晚年的話，彭德懷沒有同我談過，是別的同志說的。

這句話本來是可以不說的，也是根本不能說的，或者說我不知道也可以。

別看黃大將是老革命，但在黨內鬥爭中仍然屬於沒經驗。其實有經驗也不行，毛澤東發動的黨內鬥爭的永恆的主題是“整人”，但如何整?怎樣整?從什麼地方、什麼問題作切入點，老毛的方式方法全都是常換常新的。

慌神狀態的黃大將說了這句不該說的話，等於是將話把兒舔在人家的舌頭上讓人家來追問。

與會者立刻就像被打了雞血針，追問：是誰?是誰?他是誰?

越發慌神的黃大將又說：是“李銳”。“在23日(毛)講話後的那個晚上，他們三個來我處時，李銳問過我：現在我們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說不能相比。”

(三)8月10日上午，同一小組(第五小組)，李銳

黃大將話音未落，會場一片譁然。原來這幾個傢伙竟將我們的偉大領袖比作晚年的斯大林，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所有人的“耿耿忠心”全都“蠢蠢而動”，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盯向了李銳小同志。

“李銳，是不是你說的?”

“李銳，你有沒有說過這句話?”

“李銳，這句話你是怎麼說的?”

“老實交待”!“老實交待”!

四十出頭的李銳小同志在聚光燈下表面上竭力裝鎮靜，內心也早就慌了神，心跳得就像小雞啄米。

慌神狀態的李銳說：“斯大林晚年這話卻不是我說的，黃克誠同志沒有記錯，肯定是我們三人中有人說了。”

此時的李銳小同志也是大傻冒，他與黃大將犯了同樣的錯誤，同樣也是將話把兒舔在別人的舌頭上。

李銳啊!李銳!如果你敢擔責任呢?你就說“是我說的”;如果你不敢擔責任呢?你就說“我沒說”。

可是你卻說是“肯定是我們三人中有人說了”。

喜歡下棋的人都知道“長考出臭棋”，這是規律;又有一句話叫“飢不擇食，慌不擇路”。

在所有可供選擇的應對中，李銳同志選擇了最愚蠢的應對。

(四)8月10日上午，陳正人與周小舟

欽定第五小組的副組長陳正人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他無疑是沖在大躍進一線的積極分子。此前臭名昭著、為禍華夏的“徐水經驗”正是由他和譚震林於1958年的六、七月間先後推薦給毛澤東的。

陳正人老同志是毛澤東在江西時期的老部下，對毛的忠誠更非一般人可比，而毛不僅體會到他的忠誠，也對他的忠誠作出過高度評價。毛曾說過“陳正人在十一次路線鬥爭中都是站在我這一邊的”。

如此之高的評價，林彪、鄧小平、周恩來全都沒有得到過。歷史上只有羅榮桓元帥得到過類似的殊榮，此外就沒有第三人。

在廬山會議上的這位陳正人老同志又恰好與柯慶施老同志同住一幢房，而柯在大躍進中已經得到毛多次表揚了。看得出來，陳同志在廬山上的表現是深受柯的影響並以柯為榜樣的。

在李銳講完後，陳同志的腦子轉得飛快。表示忠誠的機會又到了，他拔腳就跑到周小舟所在的第二臨時小組去責問周小舟：

小舟啊，黃克誠已經交待，你們三個人23日晚上談了現在是斯大林晚年，反右會出亂子，你說了沒有?

小舟說：“我說了，我心地坦然,假如把我搞成反黨集團的成員，肯定是個錯誤.------”

第二小組的李富春、廖魯言都問:“斯大林晚年.,晚年是指什麼?”

小舟說：“這次就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從反‘左’到反右.毛澤東同志多疑,獨斷專行,自我批評不夠。”

現在我們大家總算明白了，“多疑、獨斷專行、自我批評不夠”就是所謂的“斯大林晚年問題”的定義。

陳正人很興奮，這位老同志青春煥發似地兩頭跑，馬上趕回自己這個小組對大家說：周小舟已經承認了，這話就是小舟說的。

於是關於“斯大林晚年問題”終於水落石出。原來就是這個周小舟同志說的，時間是7月23日晚九點後，地點是黃克誠住處，在場只有四個人：黃克誠、李銳、周惠和周小舟本人。

“斯大林晚年問題”不是黃大將說的，在這個問題上黃大將脫清了干係。也不知這個黃大將有沒有感到輕鬆了?

也不是李銳說的，李銳的責任也輕了。

看到這樣的情況，工交口的負責人薄一波老同志就主動出來做了一回好人。

薄一波同志說李銳的問題由我們工交幾個部的的同志來解決。客觀上他為李銳同志解了圍。

“絞肉機”工作到這裡，似乎也可以圓滿收工了。

(五)周小舟的心態出問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的問題又出現了。

這一回的問題出在周小舟同志的心態上。

無論是表面上，還是實質上，周小舟同志都是心底坦蕩蕩的。他爽爽快快承認了這件事，再也沒有往其它人身上推。

但他的內心是極其痛苦的，因為他知道一旦承認了這件“天大的事”，他就擔當了血海般的干係。下場必然是撤職查辦，妻離子散。在這樣的“預後”面前，如果不是“逼上梁山”，小舟是不可能主動承認的，更不可能主動坦白的。

半個多世紀來，人們評論這件事時往往只強調了周小舟的“坦然”，忽略了周小舟的痛苦。

周小舟其實也是實在“沒法子”啊!內急已到屁眼了，一咬牙、一踩腳，這才不得不“坦然”承認了。

由此，周小舟同志從內心深處落下了對李銳同志的不滿與埋怨。

他自己固然是“沒法子”，但他沒有能夠理解好朋友李銳同志也是“沒法子”。

如果事情僅僅到此為止還好說，那就各人將對別人的埋怨埋在各自的心底里。大不了割袍斷義，從此視為路人。正如老百姓所說的：惹不起，躲得起。屙屎離你三尺遠!

在政治運動中，許多這樣的好朋友之間的情誼也就是這樣給掰扯了。

問題是這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做不到，因為“條頓劍在行動”，“特高課在行動”，“全能絞肉機”在繼續工作着。

(六)8月11日上午，李銳交出一份檢討，下午又作了檢查發言

8月11日上午，李銳交出一份檢查。這份檢討又引發了新危機。

李銳同志為什麼要寫這份檢討呢?

李銳說：8月10日，“斯大林晚年”問題被捅出來之後，我最擔心的是同田家英(也還有胡喬木)的來往,再這樣被追逼下去就複雜而麻煩了。……可是關於我同田、胡間也有活動，第二組的《簡報》上已有反映，於是我就先單獨同薄(薄一波)談出我的想法：禍是我闖的,一切由我承當，我作交代，作檢討，但人事關係只能到周、周、黃為止，這已是眾所周知的，無可隱諱，決不能再扯寬了。薄很同意我的看法，要我先發制人。我隨即寫篇自我揭發的檢討。十一日上午我交出檢討,檢討由薄看過。

這樣的擔心，情在理中;想包攬的想法，也理在情中。

但8月10日後的形勢已經不是任何人想大包大攪就能包攬得了的了。

如果在8月10日上午黃克誠沒有咬出李銳，李銳沒有咬出周小舟，而把責任攪在自己身上，興許這就是一個唯一的機會。在此之後的一切行動全都是“馬後炮”。大錯已然鑄成，一切為時已晚矣!

筆者的看法當然更是“馬後炮”，而且是50多年後的“馬後炮”。

正因為是在50多年後，又藉助了李銳老先生的這本書，這才看出了50多年前的“馬後炮”為什麼是一着“臭棋”了。

可是，當年的李銳同志哪有可能想得到呢?他在8月11日上午交出了一份“深刻”檢討，下午又在小組會上發言。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係，承認自己是“軍事懼樂部的一員”。

李銳的立場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

(七)8月13日，周小舟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李銳的檢查當然不可能事先給周小舟看，周小舟對於李銳與薄一波的談話也一無所知，所以這壁廂李銳的良苦用心，那壁廂的周小舟是不可能理解的。

周小舟因“斯大林問題”已經對李銳不滿了，現又因李銳的這番檢查而更為不滿了。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的這個檢查，客觀上也確實讓周小舟、周惠等陷入更大的被動。李銳都交代了，二周再不承認，就顯得是在負隅頑抗了。

周小舟聽了李銳的檢查後氣得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後大罵李銳“婊子養的”，還聲淚俱下向周惠“託孤”。

在這種激憤的情緒下，小舟再次犯糊塗。於是在8月13日，周小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向毛澤東承認了錯誤。在承認“我陷入了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成為這個集團的成員之一”的原有基礎上向毛澤東剖露心跡。小舟說：

“……推論結果,我必然是反黨、反中央、反主席的俱樂部成員之一,同時我有許多右傾思想和觀點,推論結果,又必然作出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結論.……而解剖我們自己,披肝瀝膽,又感覺與實際情況確有出人.我想到假若戴上這樣兩頂帽子,我對主席、中央、全黨、湖南黨員和人民,甚至對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須說我犯了反黨、反中央、反主席、反總路線,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兩條錯誤,然後再說下去,勢必淚潸潸下,不盡欲言。”

如此聲淚俱下的陳情表,毛澤東讀來絲毫不為所動。

小舟的信中除了交代了自己同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的來往交談之外,還專門寫了與李銳的有關交談,他居然就將李銳曾經轉告過他的胡喬木、田家英等同李銳談過的一些話都一條條寫上去了。實際上也就變相揭發了李銳。信中還說：“但是他(李銳)隱瞞了他(李銳)談到的許多問題”，又說自己對“這些自由主義的亂談,是否事實,我完全不清楚”，“談後他(李銳)說當做(紙)燒掉。他(李銳)的用意是喬木、伯達、家英、冷西等同志都是好人,不要連累他們,並且又把事情弄得愈來愈複雜.他(李銳)的交代不談這些,我認為這一點用心是善良的。”

既然你周小舟也認為李銳之所以不談這些的用心是善良的，那麼你又何必要向毛澤東匯報、揭發呢?

小舟在信中還建議：“請您考慮,可否把這段情況只在中央少數同志之間查明,不要傳播開去,因為我確實認為喬木.家英、伯達諸同志都是善良的(雖然也有自由主義的錯誤),把他們扯進去對黨沒有好處.”

小舟的目的是讓毛澤東知道田家英、胡喬木等與李銳背後的議論，並建議毛澤東進行內部調查。

那麼請問周小舟：調查的目的又是什麼呢?是證明有這回事還是沒有這回事?是證明上述諸人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呢?

簡直是莫名其妙!高壓之下的周小舟，鬼迷心竅，心中可能仍然有幻想，故而荒腔走板，與虎謀皮，脫褲子放屁!結果將自己徹底搭進去了。

(八)毛澤東的超常反應

讓我們推測一下如果是一般人收到這樣一封信會怎樣想，怎樣做?

一般人首先不會懷疑寫信人的忠心，甚至也會被感動，有幾分感動就有幾分手下留情;

一般人也會對信的內容半信半疑，將信將疑;

一般人對信中那些敏感的話會秘而不宣。因為身邊人的這些誅心的評價一旦公布出來對自己的威信沒有半點好處;

一般人也會暗地裡進行調查;

一般人也可能暫時不露聲色、留中不發。

但毛澤東是一般人嗎?他不是一般人。

過去我們常說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人民群眾，什麼人間奇蹟都會製造出來。那麼製造了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的行為怎麼可能為周小舟這樣的凡夫俗子所估計到呢?

毛竟然將這一封信加上一段批示：

“印發各同志。全篇挑撥離間,主要是要把幾個秀才划進他們的圈子裡去,並且挑撥中央內部”。

這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當然也出乎周小舟的意料。他捧着毛澤東的指示痛徹心肺、欲哭無淚!滿腔忠義化作暴風驟雨中的一串串尿水泡。

(九)與會人眾的無比震動

這樣一來，田家英的“三句話”也就徹底暴光了，田家英的身份以及這“三句話”的含金量足以使會場無比震動。

你想啊，毛澤東一向喜愛有加、親如父子的秘書竟然在背後如此這般地評價毛澤東，誰人不驚奇?誰人不傳布?

就像我們現在在農貿市場裡常聽到的那種吆喝：

瞧一瞧，看一看!走過路過莫錯過，聽聽偉大領袖的秘書是如何編派偉大領袖的?咚咚鏘!

四、李銳血海擔干係，少奇四兩撥千斤

唐僧西天取經歷經九九八十一難，這是師徒四人的風水命數。

1959年的廬山會議既是彭黃張周“俱樂部”，也是“秀才們”的命中劫難。這一年田家英37歲，周小舟47歲，周惠41歲，李銳42歲。

李銳是黨內民主派的一面旗幟，李銳所著《廬山會議實錄》是一部中國共產黨人的教科書。只要中國共產黨還領導着中國，中國共產黨人就都應該好好讀讀這本書，看看曾經的生存狀態，看看曾經都幹過些什麼?

儘管如此，當年的李銳還畢竟太年輕，畢竟是體制內的人。面對如此大陣仗，如此空前兇險的政治生態中，李銳的表現進退失據。

如何堅持真理?他缺乏“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必死的決心;

如何賣友求榮?他不是這樣的人，不可能做出這樣的事;

如何保護朋友也保護自己?他沒有足夠的智商;

如何犧牲自己保護朋友?他同樣也沒有經驗。

更為重要的是李銳也是血肉之軀，也有妻兒老小，也有身家性命。

這不是李銳的錯，即使是彭德懷這樣一身正氣的元帥，即使是黃克誠這樣從不說假話的大將，即使是張聞天這樣的一位中共前主要領導人，誰也沒有這個本領。更何況李銳，田家英、周小舟這樣本質上是書生的人。

此前的李銳已經一錯再錯了。

先是在8月10日的第五小組會說了“斯大林晚年這話卻不是我說的，黃克誠同志沒有記錯，肯定是我們三人中有人說了。”這就客觀上逼迫了周小舟不得不認賬。

站在道德的高度，李銳怎麼能這樣說呢?有人或許會這樣責備李銳。

那麼你認為李銳應該如何說呢?

難道李銳應該像無數革命先烈在敵人的法庭上大義凜然：“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頭可斷，血可流!你們要的‘密電碼’，我決不會告訴你們的。”

可是，李銳不是在敵人的法庭上，而是在黨的最高級別的會議上，放眼望去，全是領袖與同志，沒有一個是敵人，李銳還能怎麼說?

當然，李銳還可以說：“是我說的，是我說的。共產黨員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人做事一人當。”

如果李銳這樣說了，犧牲了自己，既保護了周小舟，也保護了田家英。

可是李銳還有一許殘留的幻想，他不想就這樣乾淨徹底地犧牲了。

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對偉大領袖的認識還遠遠的沒有達到他後來的那種程度。此時的李銳同志的認識水平也就與田家英的那“三句話”差不多。

繼而，在11日的會上李銳又突然來了立場大轉彎，全盤認了賬。

這就越發使得小舟加深了對李銳的不滿，居然不管不顧的揭發了田家英的“三句話”。

周小舟又是什麼心態呢?難道他不知道“拔出蘿蔔帶出泥”嗎?難道他也是經不住考驗，賣友求存嗎?

當然不是這樣的。

考量周小舟在廬山會議上的整個表現，他是除彭德懷之外的另一個悲劇大英雄。他的下場悲慘超過了黃克誠、張聞天、也遠遠超過了李銳，而以田家英差不多。

小舟在廬山上以一句話“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毅然拒絕了毛的誘供。

毛曾在8月1日給周小舟送了一本書，隨書附了一封信。信中說：“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

喜歡送書，也是毛澤東的一大嗜好【注9】。送書的用意因人因事而宜，有時極簡單，有時極玄妙。

毛澤東送小舟書的目的簡單得赤裸裸，“迷途知返，不遠而復”的意思就是“趕快投降，檢查自己，揭發別人，還給你一個官兒做”，但周小舟卻無動於衷。

毛澤東約周小舟談了一個通宵，他對小舟說，只要他寫一個檢討，起來揭發彭德懷，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

站在毛的立場上也算是“動之於情，曉之以理”了;站在歷史的角度上，毛的這一番話只能算是利益誘供，實在不光明。

小舟垂淚對毛言：“主席，我不能寫這樣的檢討，彭總的意見書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訴他的，是我們動員他找主席談的。我以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談可以起作用，他才寫的，我怎麼能批彭總呢?”【注10】

毛苦口婆心，唇乾舌燥，浪費了一夜的表情，頓感失望，眼睛一閉，揮揮小手道：“你走吧!”其實就是“揮淚斬馬謖”，不過他卻沒有像諸葛亮那樣答應照顧他的家小。

這一走，二人從此再也沒有面對面。

1966年12月25日，毛73歲生日，小舟在廣州又一次受完了不堪凌辱的批鬥後，晚上服用了大量安眠藥，離開了人世，死時僅54歲。

周小舟為什麼要選擇在毛澤東生日的那天自殺呢?這其實與田家英選擇在毛澤東的藏書房裡自殺的意義差不多。

至於李銳，如果沒有他後續的表現，他在廬山會議上前面的表現很可能會被歷史誤解，事實上他也被他的老朋友周惠、老熟人吳冷西誤解了。

所幸在最關鍵時刻，李銳來了一個大義凜然，也終於證明了他在廬山上的表現雖然有失措之舉，但終究不是賣友求榮之徒。

面對着小舟的揭發，李銳這一回終於穩住了氣息，站出來說：

“這三條意見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無關，大概是小舟聽誤會了，這完全由我負責。”【注11】

有誰認為李銳不光明?有誰認為李銳不磊落!誰說朝中無人是男兒?李銳就是鐵骨錚錚一漢子。

雖然李銳這樣說，又有誰相信呢?

但是，既然是你李銳自己承認了，那就先算在你李銳的頭上再說。

於是群左們轉向李銳，眼看着李銳就要被撕成碎片了，就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劉少奇出來保了李銳。

劉少奇說：李銳不是中央委員，他的問題另外解決。【注12】

輕輕一句話，四兩撥千斤。橫亙於李銳、田家英面前的萬丈深淵被跳過了，

劉少奇當然是揣着明白裝糊塗，但他裝得好，裝得對。不僅李銳、田家英應該感謝他，最應該感謝他的應該還是毛澤東。

如果這“三句話”落實在田家英身上，家英固然是罪責難逃了。但是毛也就臉面掃地了。連你的秘書都這樣編排你，可見你是一個什麼人。

所以毛澤東才會在周小舟的信上批示“挑撥我們與秀才的關係”，“秀才還是我們的人”，以此作了結論。毛在此之前自己也想清楚了，大小秀才們悉數起來編派自己終究是太無臉面的事。所以他“自知無趣找台階”。

此前二日，即8月11日毛在八中全會上作長篇講話，對彭德懷等作了系統的批判，同時也講了要“保護秀才”。他說軍事俱樂部那些人想把“秀才們”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們的人，不是你們的人。既然話已至此，何不就將李銳一併保護下來呢?可是毛澤東話鋒一轉說“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雖然將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和吳冷西保護過了關，卻將李銳一腳踢了開去，可見毛澤東對李銳之恨。恨從何處而來?還不就是因為這“三句話”嗎!

廬山開完會回到北京後，田家英曾特地跟李銳通過一次電話，其中講了這樣一句話，“我們是道義之交。”這句話不幸被李銳的老婆范元甄聽見，小范是紅杏早出牆的延安大美女，早就與李銳同床異夢了，於是小范向上級作了匯報，幾天之後，李銳家中的電話就被拆除了。

毛當然不會相信李銳的話，後來派人查過田家英與俱樂部的關係。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不得不暫時算了。

但從此毛澤東對田家英就有了戒心，田家英則對毛澤東有了更深的不滿與更大的畏懼。雙方的心裡都下了一把刀子，廬山會議前親如父子的關係一去永不復。

注釋

本文為作者長篇紀實文學《玉樹臨風——田家英之死》計劃中的一節，故其“附件”序號按書排列。

【注1】附件8：胡鵬池《“上綱上線”的老祖宗》 共識網2014-7-7

【注2】《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229頁， “毛澤東8月11日講話(論彭德懷及其俱樂部)”這一節。

毛澤東在8月11日大會上共講了20個問題，前17條與彭德懷有關。第18條講國內國際形勢，第19條講歡迎進步;第20條呼口號。

【注3】《廬山會議實錄》“會外漫談”這一節，32頁

【注4】同上

【注5】董邊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 遼寧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141頁

【注6】【注13】：董邊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 遼寧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93頁

【注7】《廬山會議實錄》“批評與檢討”這一節 124-125頁

【注8】附件9：胡鵬池：《一把手與二把手——周小舟與周惠》

【注9】附件10：胡鵬池：《毛澤東送書》碎考

【注10】《廬山會議實錄》“批評與檢討”

【注11】《廬山會議實錄》“批評與檢討”

【注12】《廬山會議實錄》“批評與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