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禾益

十年過去了，一個沒有實現的諾言始終在心裡縈繞，成為了終生憾事。

九八年的暑假終於來到了，經過三年的艱苦奮鬥，必修課都已經基本上學完，資格考試也已經通過，以後可以專心做科研了。由於是半路出家，而且又上了些年紀，在學習上實在比不過那些科班出身的青年人。在美國讀博士是沒有寒暑假的，與平時的區別也僅僅在於可以不用上課而已。而且，導師也不會放過這一黃金時光，做科研的壓力此時也會驟然增大。有時也不免懷念在國內上大學時放假的情形，暑假游泳，寒假滑冰，那簡直是神仙的日子。到了美國以後，各種物質條件的確是大有改善。例如，游泳館和溜冰場距離本系的大樓只有一百多米左右，可是三年來從來沒有光顧過一次。其實，這既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時間問題，而是心境的問題。

和很多朋友一樣，本人剛到美國時真是一無所有，雖然身上帶了八百美元，可是還欠朋友一張機票錢。學校的助學金雖然不算太少，可是三口人一分也就捉襟見肘了。但是，經濟上的拮据似乎還不能解釋當時的心態。例如，在九一年海灣戰爭期間，我正在中科院的一個研究所工作。有一天，一位同事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根據日內瓦公約，伊拉克戰俘每天都可以領到幾美元的零花錢。當時我們就算了以下，結果發現我們的工資還沒有伊拉克戰俘掙的錢多。儘管工資那麼低，可是那時的心情卻比現在輕鬆愉快得多。到了美國以後，生活的最大動力只有一條：恐懼。

過了眼下這一關，生活看來可以有所轉機了，可是一個越洋電話又把我帶進了另一個深淵。母親得了胰腺癌，現在已經病危，家裡人希望我回去見最後一面。得到這個消息以後，我趕緊跟導師請了兩個星期假，和朋友借了一千美元，訂了一張機票。辦完這些事以後心裡稍微踏實了一點，可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安心工作，所以就只好提前回家了。兒子見到我時覺得十分詫異，大惑不解地問：“爸爸，天還沒黑，您怎麼就回來了？”當我踏上了返鄉之途以後，夫人跟兒子開了一個玩笑：“爸爸走了，不管咱們倆了”。兒子當時就急了：“爸爸把錢包帶走了嗎？”

由於家裡人都在醫院裡忙，有兩個同學到機場來接我。見面時他們也是十分詫異，禁不住問：“美國生活條件那麼好，你怎麼反倒比出國前瘦了？”當時我真是體會到了什麼叫做一言難盡。到了醫院，看到母親已經十分虛弱，連說話都十分困難。原來，母親已經在醫院裡住了一段時間了，母親有輕微的糖尿病，在醫院裡輸入葡萄糖以後出現了酸中毒，結果造成了偏癱。最近病情開始惡化，主治醫師已經讓家裡人準備後事了，他們才通知我。母親費了很大的勁，問我什麼時候能夠畢業。我算了一下學分，由於學校採用學季制(quarter)，到了來年春天就可以完成所需的學分。可是，讀博士跟讀本科完全不同，完成學分只是一個必要條件，至於畢業日期，那就要看導師什麼時候開恩了。我的一個朋友在美國將要碩士畢業的時候，一邊申請讀博士一邊找工作，結果被MIT錄取，同時也拿到了Intel的聘書。他當時十分為難，後來打聽到MIT的那個導師有一個學生花了十一年才博士畢業，就到Intel去工作了。可是，為了讓母親放心，我就胸有成竹地說：“明年三月”。母親聽了以後，露出了一絲難得的微笑，接着就安靜地睡着了。

在國內的醫院裡，親屬要陪床護理。我由於有時差反應，正好值夜班。長夜慢慢，母親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我靜靜地坐在她身邊，腦子裡卻思緒萬千。母親從來沒有上過正規的學校，新中國成立以後母親已經二十歲了，當時上了一期政府辦的識字班。雖然認字不多，卻寫得一筆好字。相比之下，我的書法實在是讓人慚愧。在五十年代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母親幹過很多重體力活。有一次，母親和幾個同事一起為建築工地裝運沙子，當時出了事故，她們幾個人被坍塌的沙子埋在了下面。幸虧當時人多，大家七手八腳地把她們扒了出來，若晚幾分鐘就沒命了。其實，母親與死神擦肩而過也不止一回了。有一年冬天母親去井台挑水，腳下一滑，眼看就要掉進井裡了，幸虧旁邊的鄉親們拉了一把。在我的記憶里，母親一直是一個十分健壯的人，可是到了晚年怎麼會惡疾纏身呢？

到了早晨，哥哥來接我的班，我就詢問此事。他和父母住在一起，應該了解得比較清楚。哥哥說，母親是一個在家裡閒不住的人，她把孫女帶大以後就總覺得無所適事。母親有一些游牧民族的血統，喜歡到處走動，在家裡呆時間長了就難受。在我侄女沒有出生之前，她心煩的時候就打張月票，帶上點乾糧一個人到京郊各地去遊覽。我父親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孩子，喜歡過謹小慎微和循規蹈矩的生活，他對母親這種“不安分”的舉動經常耿耿於懷。當年，母親在“五七連”工作時，單位有一次組織她們坐飛機去天津遊覽。父母為這事大吵了一架，最後母親還是去玩了一趟。回來以後，興高采烈地跟我們描述坐飛機的體驗。不過，好象覺得有點不過癮，說那飛機才飛起來就降落了。由於“五七連”不屬於全民所有制，母親退休以後既沒有退休金，也沒有公費醫療，所以母親的活動範圍也就局限在北京附近。大學畢業以後，我到南方去讀研究生，這才為母親“遠征”找到了藉口。這事父親肯定會反對，大概家裡又出現過一場戰爭。母親對江南嚮往已久，可是從來沒有機會去。從南方回來以後母親心情特別高興，可是花了那麼多錢又有些過意不去，結果就拼命幹家務活，反而累出了一場病來。我出國後，母親也動了到美國探親的想法。當她在機場為我夫人和孩子送行時，一再叮囑要把路上的經過詳細記錄下來。一年前我還打腫臉充胖子，邀請母親來探親。可是，母親看我們的日子過得實在太苦，不願意再給我們增加負擔，就打消這個念頭。

到了與姐姐交接班的時候，我也向她問起同樣的問題。姐姐沒好氣地說：“這還不是讓你哥和你嫂子給氣的!”母親家的人脾氣都很大，儘管仗義疏財，但卻受不了委屈。姐姐曾經說起過她上小學時的一段經歷。由於她是家裡老大，上面沒有哥哥，結果在學校里就有些調皮的孩子欺負她。母親知道以後，既沒有告訴老師也沒有找家長，等到第二天放學時在路上攔住了姐姐那班的學生。她讓姐姐指出來當天誰欺負了她，母親揮起巴掌就把那個孩子痛打了一頓，結果班裡再也沒有同學敢欺負姐姐了。哥哥在學校有時也被欺負，可是文革開始以後上上下下打成了一片，學生們打得頭破血流是家常便飯，每過一年半載就會聽說哪個學校又一個學生被打死了。母親也不敢讓哥哥去加入這場混戰，可是心裡有時又忿忿不平：“你也兩肩膀扛一個腦袋，他也兩肩膀扛一個腦袋，你怕他幹什麼？你真要是把誰打壞了，我花錢給他看病還不行嗎？”父親聽了這些離經叛道的話，和母親又大吵了一番。我兒子在美國上了學前班以後，母親也特別關心她的孫子是否在學校受欺負，因為她覺得這孩子太“怵窩子”(膽小)。我告訴她，在美國人們內講愛心，外有法制，無論在學校還是在社會上以強凌弱的事情很少發生。母親聽了也是半信半疑，連我們這個文明古國都打成了一鍋粥，這蠻夷之邦怎麼就。。。

姐姐的話也不是空穴來風，出國前母親也跟我提起過：“我辛辛苦苦地給他們帶孩子，等他們發了年終獎，也不給我買點東西。”嫂子是一個十分樸實的人，既不會做秀，也不會花言巧語，連爸媽都叫不出口。哥哥和嫂子這幾屆人也真是命苦，有人編了一首打油詩來形容：“生下來挨餓，上學時停課；畢業後下鄉，回城沒工作；結婚時沒房，孩子生一個”。不過，那一時代也出現了一些傑出的人才，通過自己的頑強努力最終也取得了事業上的成功。可是，我哥哥有點好吃懶做，結果變成了那種沒本事有脾氣的人。母親以前十分擔心哥哥是否能娶到媳婦，所以一看到小夫妻吵架，母親總是站在嫂子一邊，盡力撮合，生怕他們離婚。母親是個很敏感而又喜歡清靜的人，所以她喜歡一個人到處走。可是由於哥哥和嫂子在單位里分不到房子，所以只好五口人擠在一個三十平方米左右的兩居室里。生活在這樣一個擁擠的環境中，母親的心情大概會十分矛盾和壓抑。正如莊子說：“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在美國人際關係簡單得多，包括家庭成員之間。有一次和一位來自台灣的朋友開車旅行，一路上她說了不少丈夫家的軼聞趣事。她與先生剛結婚時，婆婆經常到她們家去。有一次，婆婆對飯菜有些微詞，她的先生就毫不客氣地說：“既然你對這裡不滿意，從今往後就不要再邁進這個門檻了”。婆婆不能再進家門了，可是又心疼兒子，所以就經常做一些他愛吃的東西放在門口。這位女士的公公是當地的一大富豪，她先生當年讀法學院時想跟老爸借點學費。結果卻被他哥哥阻止了：“你還是去借政府的貸款吧，咱爸要的利息更高”。美國人一家出去吃飯，結果會各人付各人的帳。其實這只不過是一種風俗習慣，並不能說人情冷漠。後來，這位朋友的侄女想讀醫學院，可是因為學習成績差了一些而遭到拒絕。老爺子聽說後，給那個醫學院捐了一大筆錢，結果他的孫女就被順利錄取了。

有一天，我的一個姨來醫院探望。看到母親已經到了無力回天的地步，就建議我們乾脆出院回家吧，否則會落得人財兩空。小時候記憶最深的只有兩條，一個是貧困，另一個就是生病，貧病往往是形影不離的。我們家的三個孩子小時候身體都不太好，母親常說：“這要是在舊社會，你們一個也活不了”。我的一個舅舅和一個姨就是在少年時病死的，另一個舅舅則是死於臍帶感染。在北方農村，冬天要燒火炕來取暖，我和那個舅舅的體質有些類似，一睡熱炕就發燒。母親對共產黨最深的感情就是醫療系統，我一發燒就是扁桃腺感染，打幾針青梅素消了炎，病就好了。可是我那個舅舅卻沒那麼幸運，因為這麼一個小病就失去了年幼的生命。母親說，那個舅舅的去世對她的父母打擊很大，姥姥當時變得神志恍惚起來，幾天后回娘家時騎驢都坐反了。姥爺從此也一蹶不振，在舊社會沒了兒子就等於沒了未來。結果，家裡的田地都被逐漸變賣光了，解放以後成為了光榮的貧農。我爺爺的命運正好相反，一家人勤勤懇懇地勞做，節衣縮食地過日子，買了不少耕地，結果差一點就成了反動的富農。現在看起來，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這一招實在太高，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解決了軍隊的財政問題。

有一次我病的時間比較長，打了好幾天青黴素也不退燒。父親只好帶我進城去兒童醫院看病，結果陰錯陽差地掛了個中醫門診，帶回幾包中藥。回到家裡，母親極為不滿，埋怨父親沒有開點強力消炎藥回來。可是，藥既然開來了，總得服用吧。把藥煎好以後，看起來黑得象墨汁一樣，還有一股難聞的氣味，嘗了一點苦得利害。母親看我那副愁眉苦臉的樣子，就講起了她妹妹的故事。我那個姨性格特別強悍，發了燒也不肯喝這難聞的中藥，姥姥用筷子撬她的嘴也無濟於事。幾天以後，她病得實在太利害了，就對姥姥說：“媽媽，我喝藥吧，我把碗都舔乾淨，這病就會好了吧。”姥姥無奈地嘆了口氣：“孩子，晚了!”我聽了以後嚇得趕緊把藥喝了，誰知兩劑藥下去病就好了，既快又省錢。媽媽雖然對兒童醫院的中醫刮目相看，可是對附近的中醫大夫還是不放心，我們得了病還是去看西醫。

到了周末，有好幾波親戚來醫院探望，母親有時勉強睜開眼看看大家，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其實，母親是一個十分好面子的人，生怕給別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在三年困難時期，母親有一次回娘家，可是翻箱倒櫃也找不到一件好衣服。其中最好的一件也有一塊小補丁，母親只好穿它了。到了娘家，母親怕父母看出來，就一直用手捂住那塊補丁。現在回想起來，母親得癌症可能跟這個性格有關係。人生在世，難免會和周圍的人有一些摩擦，如果對這些事過于敏感，內心就會矛盾重重。從中醫的角度來看，腫瘤發病起因與氣的鬱結有關，而心結又是氣結的根源。由此看來，在溫飽問題解決以後，心情舒暢就是健康的首要因素。

看到母親在病痛的折磨中一天天地走向生命的終點，突然想起了一個結束痛苦的方法：安樂死。母親由於身體一向十分健康，所以對病痛的承受能力很差。有一次，母親發了低燒，體溫比正常值高了半度，結果就覺得渾身不舒服，躺在床上叫苦連天。相比之下，母親倒是對我十分“佩服”：“發了那麼高的燒你怎麼自己都不知道，還在外面瘋跑？”母親儘管怕病，但是卻不怕死。有一次在公共浴室里洗澡，由於溫度高和濕度大，母親在裡面暈倒了。甦醒以後，覺得挺有意思，回家以後跟我們說：“人死了大概就跟這個差不多，其實挺舒服的”。其實，在親人將要離開時，周圍的人往往心裡更痛苦。每天守在母親身邊，內心的煎熬與羞愧有時甚至會使人產生輕生的念頭。在三個孩子中，母親對我的期望最高。可是，如今自己既沒錢也無力，真是感覺無地自容。

一個星期以後，就在我們都失去了信心的時候，母親的病卻奇蹟般地好轉起來。胰腺癌是最凶的一種癌症，病人往往在很短時間內就會去世。而且，一般的晚期癌症都伴隨着劇烈的疼痛，可是母親卻從來沒有疼過。所以，我們當時都懷疑是不是誤診了。最近聽說蘋果公司總裁趙布斯也得過胰腺癌，他開始採用飲食療法拖了好幾個月以後才同意做手術，結果現在還是照樣生龍活虎地工作。看來談癌色變大可不必，只要精神上樂觀向上，死神也會退讓三分。

由於返程的機票已經預訂好了，所以，在母親病情好轉以後我得趕緊去使館辦簽證。三年前剛出國的時候，對美國充滿了美好的憧憬，似乎奴隸就要獲得解放一樣。可是，到了美國才發現自己就象一個剛剛進城來的農民工，最重要的問題是生存，而自己唯一的本錢就是勞力(包括腦力)。也許當年紅衛兵上山下鄉時跟我們出國有類似的經歷，當面對生存危機時，一切崇高的理想都會化為烏有。在美國看到那麼多學理科的優秀人才苦熬多年拿到了博士以後還找不到工作，而另一些專業考個證書以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工作，這才感受到市場的威力。在這種社會現實面前，很多人都放棄了自己原來的專業，改學就業前景好的方向。如今，在度過了生存這一關以後，不少朋友又覺得生活過得索然無味，整天象螞蟻一樣忙忙碌碌地工作和生活，似乎迷失了生命的意義。

三年來北京的很多地方都日新月異地變化，可是秀水東街這個地方卻沒怎麼變，依舊是那麼雜亂無章，維持秩序的還是旁邊擺地攤的。使館人員把申請表一放出來，人們就一哄而上，搶個精光。這情景似乎印證了蔣介石的一句話：“中國最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紀律”；蔣公所發的這番感慨大概起因於從日本留學回來以後看到兩國在民風上的差異。此言在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不無道理，若把“紀律”改成“法制”，那麼它似乎也有現實意義。如果說簽證過程一點變化也沒有，也是言過其實，一項改革就是到中信銀行去交簽證費。無論如何，我是接連跑了三天才走進了大使館。到了裡面發現人們變得有序多了，一排排地整齊地站在那裡，但是，人們的交談聲亂成一片。由於噪音太大，干擾了簽證官的面談，所以擴音器里好幾次傳來讓大家安靜的通告。可是，人們依舊我行我素，噪音的分貝數絲毫沒有減弱。突然，門開了，一個金髮碧眼的女郎出現在大家跟前，她用鄙夷的目光看着我們這些賤民，大聲地嚷：“Keep quite!”。還好，總算還沒說：“Shut up!”我在美國呆的時間也不算太短了，從來沒見過美國人這麼傲慢無禮地對別人說話。大概是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我當時就發誓，這輩子再也不到這裡來了。

十天以後，我的身體也快撐不住了，開始出現腹瀉。我了解一點中醫，知道這是由於過度疲勞所引起的脾虛症狀。可是，想一想哥哥姐姐，他們一邊工作一邊照顧母親，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中國如今的高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建國初期的人口膨脹和改革開放以後的獨生子女政策。實際上這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青壯年的比例很大，而老幼的比例很小。再過上二十年，等我們這一代人退休以後，就會出現人口老齡化問題。如果中國這種靠子女來照顧老人的風俗不加改變，到時候就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古人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在這個危機還沒有出現之前就應該有所準備，否則就會陷入“渴而掘井，鬥而鑄錐”的困境。

告別的時刻終於來到了，我在病房裡默默地收拾自己隨身帶的東西，母親的目光就一直鎖在我的身上。我不敢正視她，因為眼淚已經象斷了線的珠子一樣不停地滴下。男兒有淚不輕彈，我拼命想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可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永別”這個詞一般都用在人們去世的時候，可是，我和母親心裡都很清楚，我們也要永別了。在過去我們家鄉那一帶有一個傳統，當一個人到了一定歲數，就會到各家親戚那裡去拜訪一遍。這個過程叫做“絕道”，也就是最後一次探親訪友。小時候聽說有位親戚要來“絕道”，可是見面時看到的卻是一個很健康的人，只不過是上了一點年紀。當時，我就十分不解地問母親，她說這個人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如今，我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所以也只好提前告別了。

當飛機從首都機場起飛時，我的心中一片茫然。人生那麼艱難和困苦，其意義究竟何在呢？夜晚時我們仰望星空，在浩瀚的宇宙空間中我們整個地球連滄海一粟都根本談不上。然而，即使是那麼渺小的地球也已經存在了四十六億年，相比之下，人生百年比白駒過隙還要短暫萬分。其實，空間上的大小和時間上的長短都沒有絕對的意義，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被情所困。如果我是一塊岩石，就可以任憑風吹雨打，即使粉身碎骨也心甘情願，無怨無悔。如果我是一棵大樹，即使遭到雷電的轟擊，人為的砍伐，我也不痛不癢，無動於衷。如果我是一隻飛蛾，即使因為愚蠢而飛向了烈焰，我也無牽無掛，視死如歸。難道人進化出了這麼複雜的神經系統就是為了體驗痛苦嗎？

回到美國以後，心中充滿了壓抑與焦慮，很難安下心來做科研。於是，我嚮導師請求中途畢業，放棄博士學位了。可是，這個請求被導師一口否決，沒有任何討論的餘地。其實，這也是情理當中的事，這前三年的時間主要用在學課和熟悉科研領域，如今好不容易到了收穫的季節，導師怎麼會同意我急流勇退呢？我每天就象一個機器人似地過着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生活，這個絢麗多彩的世界仿佛變成黑白影片。寒假就要到了，母親的病日見沉重，最近突然失語了。一個念頭在心裡一閃而過，趁着簽證還沒過期，是否再回國見上一面？一個突出的障礙就是錢，由於母親沒有公費醫療的待遇，家裡已經為支付醫藥費而四處舉債了。此外，在潛意識裡我並不真想回國，那生離死別的痛苦實在不堪忍受。

佛教認為人生是苦，具體地說有八種：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識盛。一位哲人說過：“出生時你在哭而別人都在笑，去世時你在笑而別人都在哭”。在這個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多少悲歡離合的戲劇，世世代代人們所流的眼淚如果積聚起來的話都可以匯成汪洋大海。然而，從佛教的觀點來看，這一切都是夢幻。莊子看破了人生，結果在夫人去世以後鼓盆而歌。雖說“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但是那畢竟十分短暫。與之相比，對人折磨最利害的還是無窮無盡的煩惱。古德云：“欲除煩惱先無我，人到無求品自高”。今年年初看到一篇探討自我的文章[1]，最近Tolle和Oprah正在網上播出關於如何解脫自我的講座[2]，我們這些心靈痛苦的人可以從中有所受益。

轉眼冬去春來，母親還在頑強地與病魔抗爭。這似乎有些出於我的意外，因為她是一個喜歡乾脆利落的人。如今偏癱在床上，而且連話都說不出來，如此窩窩囊囊地活着對她來說簡直是苦不堪言。如果沒有某種精神的支撐，母親絕不會堅持這麼長時間。到了清明節，我似乎感覺到有些異常。打電話回去仔細追問，哥哥才吐露了實情：母親已經去世了。我迫不急待地問去世的日期，哥哥說：“三月三十一日”。

[1]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WU-Xinyan/
[2] http://www.oprah.com/obc_classic/webcast/archive/archive_watchnow.j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