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末，随着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越来越深，很多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充满向往，储安平也不例外。

积极的民主人士

1948年12月，储安平得知《观察》将要被国民党查封，从上海逃往北平。在北平，他躲在楼邦彦家中，其间常去找龚祥瑞聊天，谈得最多的仍是《观察》。他认为自己在上海开创了一番事业，拥有数万名读者，一定要让《观察》作为新政府的“诤友”继续存在下去。然而，对方最初并没有重视这位“诤友”。

1949年1月，民主人士张东荪、费孝通、严景耀、雷洁琼被安排秘密赶往西柏坡，商讨召开新政协事宜。一个多月后，费孝通归来，储安平责怪老友，为什么没有带上他去?这说明，虽然储安平主动投奔新政府，但还不是组织信任的民主人士。或许出于被边缘化的忧虑，他采取了主动示好的策略。

1月14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求和文告，提出废除宪法和法统、接收国民政府一切权力等谈判八项条件。储安平、楼邦彦、王铁崖等五十余位北平文化界人士联名通电表示拥护。或是联名通电起了作用，不久储安平便作为文化界代表，受邀参加由平津司令部召开的民主人士欢迎会。4月9日，储安平在北平文化界三百二十九位民主人士的联名抗议上签名，谴责傅斯年、杭立武、朱家骅等“丧心病狂、助桀为虐”的“文化战犯”将故宫文物迁台。傅斯年、杭立武曾帮助过储安平，此次公开划清界限，表示与旧政权彻底断绝关系。

北平的民主人士尚未聚齐，新政协也需要时间筹备。如储安平这种直接从国统区来的民主人士还没有到过东北解放区，很有必要让他们参观考察，了解新政权的治理能力。4月22日，储安平跟随“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登卧车前往东北。东北方面按照高层指示，对参观团礼敬之至，每到一处，既有美酒佳肴款待，又送钱送物。正如成员常任侠在日记中的宝贵记录：

“4月24日，十时到沈阳，市长朱其文、军区司令林枫皆来迎至车站，招待极其丰盛。25日，东北局招待所送钱50万。……五时赴东北政府宴会，酒肴甚盛之至。26日，晚间工厂招待，大吃大喝，酒肴极丰。28日，晚间大宴，计四菜盘，四肴盘，四甜盘，其次燕窝、银耳、鱼翅、海参、八宝饭、虾仁、海鲫鱼、口蘑、叉烧、馕桃、三仙、又四小盘，花饼、馒头、米饭，酒三种：啤酒、葡萄酒、白兰地。筵宴丰盛之至。”

参观团参观了哈尔滨的法院和监狱，了解了旅顺、大连的土改情况。这些地方给储安平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他将所观所感写成了近二十万字的《东北参观报告》。6月中旬归来，参观团联名致函毛泽东陈述观感，认为：“一切优美的成绩，应当归功于人民力量的伟大，归功于共产党领导的成功，归功于主席英明的决策和指示。同人等参观归来，感到今后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和信念，将愈加坚实。”

候补的政协委员

归来后，储安平被安排住进远东饭店。周恩来亲自到饭店看望民主人士，竟然顺道去看望了储安平。7月12日，周恩来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宴请胡愈之、储安平、浦熙修、萨空了、邓季惺等新闻界人士，询问困难并表示一定帮助解决。储安平利用机会提出《观察》复刊的问题。周恩来指示胡乔木负责此事。不久，政府正式发文，表示欢迎《观察》复刊，但要求把总社迁到北京，以便易于了解政府的政策。

与此同时，储安平参加了胡乔木组织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类似协会是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团体，将各种专业人员组织到不同的协会内，名义上属于群众群体，实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代表政府对知识分子进行管理。该会将推举出12名正式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参加新政协。7月13日，名单出炉，胡乔木、金仲华、陈克寒、张磐石、邓拓、恽逸群、杨刚、邵宗汉、徐迈进、刘尊棋、王芸生、赵超构为正式代表，徐铸成、储安平为候补代表。候补代表可以列席，有发言权，但没有表决权。

以《观察》的贡献和影响，这个候补似乎有些委屈。但是，名单经统战部门再三斟酌，新闻界代表中仅有四位民主人士，能得一席已属幸运。从理论上讲，新政协是临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有立法权，负责制定、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还有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国旗国徽，确立国名，决定国都所在地的权力。全国四亿七千万民众，政协代表不过六百多名，也算是一种殊荣。

储安平的老师潘光旦是民盟中央委员，却无缘入围。另一位老师王造时反复恳求救国会提名他参加新政协，也未能入选。同去东北的常任侠亦未列政协，并对储安平当选多有非议。他说：“此次政协分子，有杀人屠夫，手血未干着，有政治投机，朝秦暮楚者，包容过去反革命分子，殆不止一二，如黄绍雄及其姘妇谭惕吾尚能出席，如李健生庸俗贪鄙，亦能列席;储安平第三路线，亦在候补。”

新政协召开十天，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政府。政协闭幕次日是开国大典。作为候补政协委员，储安平登上天安门观看毛泽东检阅群众。其子储望华回忆：“令我难忘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白日，作为全国政协代表，他有幸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上观光检阅，晚上带我们全家到天安门广场参加群众狂欢。建国之夜，我是骑在爸爸的双肩上，在天安门前度过这难忘的一宵。爸爸在建国日当天当夜所表现出来的兴奋、激情，至少在于我们这一个孩子，是一生中所从未见到的一次。”

被中止的《观察》

储安平不是趋炎附势之人。面对新中国成立，他是真心兴奋，觉得这是中华民族复兴强盛的开始。他没有像很多师友那样，选择任职政府，而仍愿执笔论政，希望能够继续“言论立国”的事业。因此，他的主动迎合，也是希望能够保住《观察》。然而，他们的学生张啸虎意识到了问题，说《观察》已完成了历史任务，恐怕还要寻求新的起点。他建议老师仍回复旦任教，远离政治中心。储安平此时也已不像年初那样乐观。但是，他靠《观察》起家并以之为身家性命，绝不能放弃。

新政权成立后，新闻总署也相继成立，管理全国报刊杂志。新华社是发布新闻的唯一权威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党报作为权威报纸。私营报纸被改组或停办，少数报刊虽继续存在，却逐步国营化、政治化。延安时期的“党性第一”、“反对虚假真实性”、“运用报纸指导运动”、“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等原则推广到全国。在新的标准下，储安平的心态可以用“如履薄冰”来形容。他多次与领导商谈请教，仍觉政策不好掌握，群众心态也不好琢磨。

11月1日，《观察》复刊，开篇文章便是一篇检讨。储安平说，对读者而言，《观察》任务是向进步读者学习，团结改造那些和自己一样，思想落后但又向往进步的读者群众;对政府而言，联络一切进步学者撰文，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计划报告;对党群关系而言，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让政府有更多机会了解民间的声音。储安平最后提出，如果各级政府有违反政策或偏向行为，《观察》可能会根据具体事实，提出建设性批评。

但是，在新的阶级架构下，工人是领导，工农联盟是基础，知识分子只能算小资产阶级，需要向工农群众学习，不断改造思想，以符合新社会的需要。知识分子本身必须严格地自我批评否定，似无资格批评政治。而且，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建设提上日程，从情感上讲，这个时代似乎也不适合再采取《观察》式的暴露式批评，否则上不能报周恩来、胡乔木的“知遇之恩”，下不能见容于热爱毛泽东的读者们。

由此，储安平努力学习新名词，体会新思想，试运用马列主义的精神指导写作。比如某期开篇社论《斯大林教导了我们》，歌颂斯大林在中国刚开始革命的时候，首先为中国指出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带领苏联取得革命胜利，为中国提供参照，减轻了革命进程中遇到的困难。有研究者怀疑类似社论未必出自储安平之手，实际上这些都是储安平执笔，成稿后和其他编辑字斟句酌商讨，反复修改的产物。当然，还要请示上级领导。

杂志多了“思想与生活”一栏，配合思想改造运动。杂志末尾开始刊登学习性的文字资料，以满足广大“落后群众”学习新精神的需要。比如：“什么是计划经济?中国目前能否实行计划经济?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名字有什么区别?在无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发展原动力是什么?”……《观察》从马列著作和权威文件中摘抄出答案，详细解答这些问题。

旧读者期待《观察》再创辉煌，复刊号竟发行了万余份。但是，发行很快一落千丈，杂志完全亏损。对此编辑林元的看法是：“人民已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在蒋政权统治下得不到的东西，已经得到;所关心的时局信息，已由全国报刊敞开介绍，《观察》的读者转移了。”然而，事实恐怕未必如此。而且，新中国的报人已从自由职业者变成国家工作人员。观察社是民营组织，编辑一无编制，二无地位，三无职称，社会地位低，身份十分尴尬。

储安平终于意识到在集体主义的时代，由私人主持刊物已不合适。1950年春节刚过，他就向朋友们咨询《观察》的归属问题。2月，他直接和胡乔木接触，希望政府接管。5月，政府同意将杂志改组为《新观察》。刚刚筹备时，他还和接手者碰过头，后来完全不来了。

1951年4月15日，观察社召开股东关门会。会上，储安平报告了《观察》从创刊到封门再到复刊的财务状况，对所有帮助过《观察》的朋友们致以物质酬谢，并提出善后事宜。储安平认为，观察社创立于他手，也结束于他手，说明他的才能经验不足以胜任，在结束之时诚恳地向股东谢罪。

股东张似旅、周子亚、冯覃燕提出，储安平经营社务煞费苦心，牺牲巨大，应将结余款项提出一部分酬谢他多年的辛劳。费孝通提出，将观察社的房产送给储安平。陈铭德认为，过去投资文化事业实为捐赠，从不指望把钱收回，像储这样有始有终者实在罕见。孙冰如认为，观察社做到企业管理已是难得，如今有始有终更了不起。从此事可见储安平的办事能力和负责精神，对其人格更加钦佩。储安平坚决不接受酬劳。最后一致决议，将房子以半卖半送的方式，按购买时原价让给储安平。时隔两年，北京房价已有很大涨幅，储安平要求在原价基础上加价50%。几经推让，议决以原价127.2%的价格让给储安平。名噪一时的观察社，就此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