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歲”故事

雷　頤

在乍暖還寒的上世紀70年代末，那在全國上下早已響徹雲霄、終在“文革”十年達到狂熱頂點的“萬歲萬歲萬萬歲”雖正緩息，但餘音未盡，“聲”猶在耳，此時歷史學家王春瑜先生在《歷史研究》1979年第9期發表了《“萬歲”考》一文，對“萬歲”一詞追根溯源。此文雖引經據典，卻毫無所謂“方巾氣”，所指緊扣現實，引起了極大的社會反響。這篇文章不長，卻是功力、學識與才情皆俱的佳作，而作者的膽識和勇氣則更令人欽佩。當然，不是“過來人”恐怕很難想像當年發表這篇短文所冒風險之巨，大概也很難理解為何如此一篇短文彼時竟能引起那樣的“轟動效應”。

 “萬歲”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據王先生考證，在漢武帝之前“萬歲”字眼雖也常從帝王和臣民的口中出現，卻不是帝王的專稱。是漢武帝巡幸嵩山和芝罘山時，製造了“山呼萬歲”的神話，“萬歲”始成封建帝王的專稱。不過，皇帝“稱萬歲之制”及相應的“大不敬律”卻不載歷代律法條文，是用不成文法固定下來的。“而無數歷史事實證明，不成文法比成文法更厲害百倍”，偶有“大不敬者”，自是“嚴懲不怠”。百姓當然深曉此中利害，“甚至供上一塊‘當今皇上萬歲萬萬歲’的牌位，以表示自己對皇帝的所謂耿耿忠心，就是明證。”

一

及至辛亥軍興，共和肇建，“萬歲倒地”。

1947年，著名作家張愛玲創作了電影劇本《太太萬歲》，文華影業公司將其拍成電影上映。這部講述小市民生活的喜劇，初映即大獲成功，贏得了票房的肯定。小市民男男女女的庸俗生活，竟然也可冠以“萬歲”，“萬歲”已失去其“神聖性”。

不過，喊了兩千年的“萬歲”畢竟傳統悠久，影響仍大，並不會輕易絕跡，所以數十年後才又復燃。當然，形式並不完全一樣。此即“新儒家”所謂“傳統的現代性轉換”歟？這種“轉換”是如何發生的？又帶來何種後果？在在均令人反覆琢磨。

曾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兼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李雪峰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管、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百年潮》1998年第4期回憶說，在1966年4月“第二杭州會議”（亦稱“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彭真受到點名批判。會後，由他與宋任窮將彭“押送”回京。不久，中共中央就正式通知由他接替彭真的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主持北京市工作。在5月 11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彭真已經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後應注意的事。他站在那裡俯身對我說：‘你去了之後……’剛開始講，聽見有人在後面拿着什麼材料念。彭真一聽就火了，態度激昂，回過身朝着後面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證明歷史上是他先喊主席萬歲的。”儘管是他第一個喊“萬歲”，但此時依然無濟於事，終未能擺脫首批被打倒、慘遭十年殘酷迫害的命運。

不知彭真這第一聲“萬歲”是何時、何地、在何種情況下喊出的，他很可能不會想到以後可能產生的種種後果；這“第一聲”為何能迅速傳播開去，引起強烈共鳴，不僅持續數十年之久，而且“愈演愈烈”，達到全民必喊、甚至一天數次的程度，否則就是“忠不忠”的態度、立場問題，直接關繫到身家性命；而且，如此重要之事卻也是“不成文法”，且比許多“成文法”更加“厲害”……這些都是值得認真研究、思考的問題。看來彭真後來深知此中利害，所以在遭到陷害的最後時刻，只能以歷史上是他最先喊“萬歲”來辯誣，表明自己的忠誠，證明自己的無辜。

被拿來為“文革”祭旗的老共產黨員鄧拓，1966年5月17日夜以死解脫之前，在給“組織”的遺書中寫道：“我對待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只要對黨和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心甘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着敬愛的黨，向着敬愛的毛主席。當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再一次高呼：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鄧拓全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1968年年末，中央專案組之“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逼迫“文革”一開始就被批判、打倒的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剪伯贊交待所謂劉少奇勾結國民黨CC派特務“陰謀消滅蘇區、消滅紅軍的反革命勾當”。因為剪在1936年曾參與國、共兩黨“南京和談工作”，而指導共產黨方面和談代表的，就是時任中共華北局書記劉少奇。“打倒劉少奇”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動機之一，只要按“專案組”的要求“交待”，剪就能“立功”、獲得“解放”。剪氏知道，“專案組”所要“證明”的完全不是事實，只是為打倒劉少奇羅織“罪證”。他當然忠於“偉大領袖”，但另一方面，他又具有一位真正的歷史學家所應有的良知。這樣，必然陷入“忠於領袖”與“忠於事實”的矛盾痛苦之中。最終，他與夫人一同服藥，雙雙自盡而亡。人們在他的右上衣袋中，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我實在交不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杜師傅是位照顧剪先生生活的退休工人。在剪先生的左上衣袋中，發現了另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剪伯贊傳》，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歷史證明，彭真的這第一聲“萬歲”的意義實在非同小可，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內“政治文化”的某種變化抑或某種新型“政治文化”的產生。此後，“萬歲”在不短的時間內曾是“全黨”“全軍”乃致“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內容，箇中原因，肯定非常複雜深刻。若對此作一番認真細緻的考證爬梳，搞清其來龍去脈，並從黨史、社會史、文化史、政治學、社會心理學等方方面面對此加以研究，定會取得引人入勝、意義深遠的成果。

期盼着讀到有關專家們的《新‘萬歲’考》或《‘萬歲’新考》。

二

對獨具“中國特色”的“萬歲文化”，一些外國人確實無法理解，因此險鬧後果可能嚴重的“笑話”。

周恩來會見外賓時，中聯部工作人員齊錫玉先生曾當過幾次翻譯。據齊錫玉先生在《中共黨史資料》第81期《為周總理作翻譯的點滴回憶》一文中寫道，1952年5月1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邀請各國工會代表團參加五一節觀禮，並列席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齊錫玉負責接待澳大利亞工會代表團，其中有位比爾·加德納先生是煤礦工會代表。在大會閉幕那天，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集體接見全體代表和外國工會代表團。當中央領導出現在主席台上的時候，掌聲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成一片。這時，毛澤東離開中央其他領導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揮手致意，“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更加震耳欲聾。

這時，加德納不解地向齊錫玉問道：“為什麼只喊毛主席萬歲，不喊周恩來萬歲？”對此提問，齊錫玉心裡暗自怪他“怎麼會提出這樣沒有常識的問題呢？”但礙於領導指示，於是耐心向他解釋說中國的制度不同於澳大利亞，總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國的領袖……不想加德納卻不客氣地打斷齊錫玉說：“這些我知道，我的經歷你卻不知道。”原來在中國的抗日戰爭爆發時，澳大利亞工會發動罷工聲援中國，抗議澳大利亞政府賣生鐵給日本，加德納積極參加了這次罷工。他說，之所以參加罷工，是因為當時看了一部新聞片，裡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軍暴行，讓人毛骨悚然的鏡頭。而這部新聞片最後是周恩來答記者問，“周恩來的鏡頭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聲音卻充分表達了他的義憤和決心。從那時起，周恩來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國人民反侵略的象徵！”

會見結束時，外賓分成三隊同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握手告別。加德納在同周恩來握手時用英語說：“向你致敬。”周恩來直接用英語回答“謝謝你。”但誰也沒想到，緊接着加德納竟用英語喊出“周恩來萬歲！”的口號。周恩來立即擺手示意，不讓齊錫玉翻譯。

的確，加德納很可能以為“萬歲”/“long life”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種美好的祝福、願望，所以他很“不常識”地不顧“常識”，一定要喊“周恩來萬歲”，表達自己的心願。他不知道“萬歲”在中國政治文化中代表高無上的神聖性和權威意義，不知道錯用“萬歲”有可能引起何等嚴重的後果。

三

彭真的罪名之一是包庇長期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明史專家吳晗。其實，1965年秋發動的對吳晗的猛烈批判，其鋒芒的真正所指可謂“意在彭公”。正是對吳晗的批判，揭開了歷時十年的巨大災難的序幕，因此，吳晗又先彭氏幾個月成為這場大災難的最先受害者。

與“久經考驗”的“老一輩革命家”彭真不同，吳晗是“學者從政”。他的學術才華曾深受胡適的賞識，從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即留校任教，埋首故紙堆，過着典型的學者生活。40年代中期，時在“西南聯大”的吳晗由於種種原因突然左傾，走上激烈革命之途，參加民盟，並任中委。此後他直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事統戰工作，冒着危險在學者間奔走串聯，鼓動、支持學運，不遺餘力，頗有成效。1948年10月，他為躲避國民黨的逮捕進入“解放區”。“解放區”的許多事物都使他感到新鮮、激動，但以前數十年所受的教育和經歷使他對某些事情，如喊“萬歲”之類卻感到難以理解，很不習慣。但只經過幾個月的時間，前此數十年的教育就迅速被當成“包袱”扔掉（其速度之快令人驚訝），他對這些事物就完全理解、適應、習慣，並對以前的不理解、不習慣深感愧疚。在一篇“自傳”中，他對這一過程有較為細緻的描述。

吳晗的這篇“自傳”大約寫於1956年，當時47歲的他擔任北京市副市長、民盟中央常委兼北京市主任委員、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學部委員、全國青聯秘書長……等多項職務，正是春風得意之時，這篇“自傳”也寫得非常自然、坦誠。談到自己思想、感情的轉變時他寫道：“在蔣介石統治區生活的日子裡，對蔣介石的以黨治國，獨裁專政，萬歲百歲，極端厭惡，聽了噁心。初到解放區，聽到專政，擁護共產黨，毛主席萬歲，很不習慣，心裡以為好是好，何必搞這套形式……其實是我當時還沒有和解放了的人民感情完全在一起，還沒有體會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實感情。一句話，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勞動人民的感情。但是，這種錯覺很快就糾正了。經過學習，我用自己眼見的親身的感受，糾正了自己的錯誤。不多日子以後，我從心坎里喊出毛主席萬歲了，衷心擁護人民民主專政了……”（《吳晗自傳書信文集》，蘇雙碧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他的轉變無疑是真誠自然、發自內心的，以後確是一心一意，指向哪裡，就走向哪裡，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路跟着走，一邊扔包袱。”（同上）一些年後，當他輾轉聽說毛主席在某次談話中說要發揚“海瑞精神”，便積極主動發揮自己“明史專家”的專長，急忙趕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響應號召。他萬萬不會想到，這在幾年後反成為他“反對毛主席”的“罪證”！

吳晗的這種激情，這種真誠，決非少數，當時絕大多數人，都是這樣滿懷激情與真誠高呼“萬歲”的。季羨林先生回憶說，建國之初“我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覺得天特別藍，草特別綠，花特別紅，山特別青，全中國仿佛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輕了10歲，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孩子。開會時，遊行時，喊口號，呼‘萬歲’，我的聲音不低於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於任何人。”他對自己此前沒有參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奪取政權的鬥爭充滿恥辱感，甚至，一種深深的負罪感。他自責為自己為“摘桃派”，“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地羞恥……”（季羨林：“我的心是一面鏡子”〈下〉，《東方》2001年第2、3期合刊）而曾經“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的“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則更是自豪、真誠地高呼“萬歲”。參加了共產黨奪取政權鬥爭的老共產黨員李慎之先生在《風雨蒼黃五十年》中寫道，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門廣場的西觀禮台上參加了開國大典。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回想起奪權道路的艱難曲折、血雨腥風，他不禁百感交集，其興奮激動之情難以用語言表達，大有“萬感填胸艱一字”之嘆。然而：當大學生們“湧向金水橋、向城樓上高呼‘毛主席萬歲’時，我心中的上述感受達到了頂點。以前我曾長期不能理解‘毛主席萬歲’這樣的口號，但在此時似乎已理解了、接受了，而且自己也想跟着喊了。”

吳、季均畢業於美國人創辦的清華大學，季先生還長期留學德國；李曾在教會學校燕京大學和聖約翰大學學習，他們都曾如此徹底地轉變觀念、發自肺腑地喊“萬歲”，遑論他人！

這種孩子般的透明、單純、純淨，憧憬着一個同樣透明、單純、純淨的未來。然而，正因為所有人都如孩子般的透明、單純、純淨，喪失了對“萬歲”的權力警惕，未來才會是那樣地不透明、不單純、不純淨。

四

十年浩劫，彭真備受迫害，終於在“文革”後平反覆出，走上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這一重要崗位。

一位曾經在全國人大工作過的工作人員回憶說，他曾多次參加彭真委員長主持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等會議。“彭真在每一次講話的開場白都要鄭重其事地翻開《憲法》，抑揚頓挫地宣讀第57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那鏗鏘的聲音，試圖給與會者以法律至高無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後才開始他的各種切中時弊的宏論。” “每次開會，彭真總是不厭其煩地重複這個單調的動作，猶如十年“文革”期間，人們習慣在開會時先翻開《毛主席語錄》讀一段，然後再談其他。”（《炎黃春秋》2006年第11期）

在“文革”中受盡磨難的彭真在1979年6月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被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併兼任新成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年已七十有七的彭真夜以繼日地致力於立法，三個多月就主持制定了1949年以來的第一部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七部重要法律，結束了一個“泱泱大國”成立三十年竟然沒有刑法的歷史。1980年，他任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並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持憲法修改工作。在1983年6月在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領導制定了一系列關於憲法、國家機構、民事、刑事、訴訟程序、經濟、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法律，為我國的法治建設奠定了基礎。

所以，彭真曾對人感嘆：“解放前，我在國民黨監獄坐了6年牢；解放後，我在自己人的監獄裡坐了9年半牢。這是我們黨不重視法治的報應啊！”正是這種刻骨銘心的痛苦經歷，使他對法治格外重視，對憲法格外重視。他的親身經驗說明，當年“喊萬歲”並未能使他的基本權利得到保護，依然使他身陷囹圄；只有真正重視、遵守憲法，包括像他這樣的國家領導人在內的所有公民的基本權利才有可靠保障。從彭真強調自己“喊萬歲”到每次講話的“開場白”都認認真真“讀憲法”，確是中國政治生活、政治觀念、政治文化發生巨大變化的象徵之一。

事實說明，當年加德納的“沒有常識”恰恰更符合當代文明的“常識”、“常理”；而我們習以為常的“萬歲”，才真正違背了文明發展的“常識”、“常理”。正因為違背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常識、常理，才會發生“文革”那樣巨大的浩劫。或許，悲劇在當年第一聲“萬歲”和從“不習慣”到“習慣”的真誠轉變中便已悄悄鑄就。當然，這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劇，而是一個時代、社會的悲劇。因為這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聲音”，而是具有極大代表性，確確實實曾經是千百萬人的“心聲”，是“時代的最強音”，但惟其如此，悲劇、冤獄便更難避免。因為一旦全社會自覺自愿地尊奉一人為“萬歲”，“萬歲”的權力便不受任何監督與制約。權力一旦擺脫監督與限制，必然造成巨大的災難，絕無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