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親誕辰100周年。達官貴人的百年瞑壽自然會有各類紀念活動。父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知識分子，我們也是普普通通的人，紀念談不上，甚至分處三地的兄弟聚會都沒有。曾議過這事，都說，聚會無非就是吃一餐，沒多大意思，免了。於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敲打冰冷的鍵盤，把對父親的眷念、對父親坎坷經歷的感悟訴諸文字，了卻即將忘卻的紀念吧。

一

我的祖籍是江西。究竟是江西哪裡，說法不一。父親講是江西南豐。湖南常德的堂哥、堂姐們卻說好象是江西撫州。他們的話有一定的權威性。因為曾祖父從江西過來時就是在常德落的腳，繁衍生殖了一個龐大的家族，現在大概有二百多後人分布在全國各地。不過我還是取父親的說法，將我的祖籍定在南豐。一來堂哥、堂姐們只是說好象在撫州，沒有父親說的肯定，二來，父親的年紀比他們都大，長一輩，可信度自然高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曾祖父的哥哥曾派後人來常德續過譜，從此杳無音信，與江西的“根”斷絕了。

140多年前，父親的祖父一把雨傘、一個包袱從江西來常德打天下，居然發了。置了田地、開了錢莊，在最繁華的楊家牌坊了深宅大院。可惜好景不長，君子之澤不到二世便斬。據說是馮玉祥鎮守常德時，整頓不法錢莊，曾祖父的錢莊受到影響，而他的幾個兒子又不爭氣，天天只曉得浸在酒缸里，吃喝玩樂，活脫脫巴金小說《家》、《春》、《秋》的再版。一九二四年，曾祖父去世，大廈坍塌。四兄弟分家。我的祖父是四房，曾祖父的續弦所生，大房的侄子輩年紀都比他大。他生性又膽小怕事，分家時，眾人拍桌打椅，嚇得他躲在桌子底下不敢作聲。分家的結果自然不公。我的祖母是個剛烈女子，比祖父有擔當得多，她做出了一個影響我父親一生、我們這一房人生活軌跡的重要決定。許多年後，她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民國十三年，我下決心帶一家人下長沙，闖一條活路”。父親是一九一四年出生的。祖母下決心離開常德時他十歲。

祖母來長沙是投奔她的姐姐。她的姐姐是長沙一個大戶人家肖家的填房。據說，解放前肖家在長沙有幾條街的房產，闊得很，為人也好。解放後，政府沒收了他的財產，人卻戴了頂“開明紳士”的帽子，免了無妄之災。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父親從小乖巧，深得姨媽的喜歡，認了乾兒子，我們也隨了叫干奶奶。解放後，我去過他們家，干爺爺高度近視，走路像怕踩到螞蟻一樣，無論如何不能與電影中凶神惡煞的地主老財聯繫到一起，干奶奶富態得很，也是慈眉善目，言語不多。他們都於文革前去世。算是有福之人了。倘若遇到文革，後果不堪設想。當年，祖父在肖家賬房裡做事，支撐一家人的生活。

幸虧父親會讀書，來長沙後，小學連跳二級。16歲考入湖南大學預科班，21歲大學畢業。從初中到大學基本上靠獎學金完成。肖家偶爾接濟一點。有時祖母家出現經濟危機，便打發爸爸去見干奶奶。干奶奶一般都在牌桌上，聽到下人通報姨少爺來了，也不問什麼事，從桌上抓一把銀毫子要下人交給父親。這一把銀毫子就夠一家人開銷一段日子了。一九三五年，父親從湖南大學土木糸畢業。一些有錢的同學出國深造，後來成了國內知名大學的校長之類高端人物。爸爸家貧窮，只好考入最賺錢、同時也是最辛苦的鐵路工作，從此擔起了養家糊口的生活重擔。送一個弟弟、一個妹妹讀完大學、中專。爸爸的大弟弟，我們稱為二叔叔的，第一次上大學讀的是爸爸的專業，有次到爸爸工作的單位實習，認為太苦了，又重新考入上海交大，以後到航空公司工作，錢多，也舒服多了。這說明，爸爸為了一大家人的生活，在工作的選擇上，是毫不利己的，擔起了一個長子、大哥應擔的責任。

父親從沒跟我們提過這些事情。我是從祖母和媽媽的講述中了解到的。唯一一次聽到他講自己過去的生活，是辯論他的出身該如何填時聽到的。文革時期，家庭出身是天大的事，可以影響到一個人的命運。祖父在解放前兩年去世，不存在定成分的事。父親的弟弟、妹妹在填家庭出身時，填的是店員或城市貧民，這都說得過去。因為解放前，他們家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可唯獨父親填了個地主。家人對此都表示非常的不滿，問他為什麼這樣填。他說是組織上“欽定”的。“組織上說，你家在解放前有三個大學生，不是地主是什麼?”。這真是荒唐的邏輯。哪有僅憑家裡有兩個(不是三個，爸爸的小弟弟是解放時投考的革命大學)大學生就被認定為地主的道理?哪有上無片瓦、下無土的地主?我們為這憤憤不平，父親卻站在了“組織”一邊。“我小時候是還好過呀，皮袍子滾滾的”。我們不做聲了，他是個搞技術的人，也許不明白，劃成分是看解放前三年的經濟狀況來定的;也許他明白，但因為自己有歷史問題，不敢與組織上據理力爭，任由人擺布。而“皮袍子滾滾”這五個描述他小時候生活的字，深深印在我腦海中。父親也許在常德過了十年的好日子。

我們對父親出身填地主的事，雖然不滿，但還沒有到不能接受的地步，因為，這畢竟隔了一代，父親本人的成分是職員，這個出身文革前叫灰七類，沒有紅五類光榮，也沒有黑七類可怕。但是，他的歷史問題，象一座大山，壓在我們家庭的頭上，使我們在政治上成為二等公民。

二

父親當過國民黨的區分部書記。

這在認識他的人眼中是無法想象的。我曾不恭的想，即使在共產黨里，以父親的謹小慎微、善良、沒有心計、沒有手腕，也斷然當不了官。而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卻當過粵漢鐵路修建總段下面的一個分段長兼區分部書記。這也許能從一個側面說明，國民黨統治下，並不是處處腐敗，起碼在重用知識分子方面是動真格的。父親的一些老同事，有不少也曾當過國民黨的段長、總工程師之類的官，都是老實、本分的讀書人。媽媽曾向我們轉述過父親參加國民黨的經過。那是一九四七年，父親一位很景仰的老上級、當時的總段長，在一次與父親的閒談中說了一句，你現在負責一個段了，在黨還是好些。就這樣，父親回單位後，與同事一起照了個相，宣布集體參加國民黨。他是段長，理所當然的當了區分部書記。四八年，父親工作調動，離開了那個段，也就自動脫黨了。解放前鐵路上這樣的事很多，不少人就是這樣稀里糊塗的集體加入了國民黨或三青團。從這也可以看出，國民黨的黨治太差，黨不管黨，不垮台是沒有道理的。

有意思的是，父親的那位老上級後來以民主人士的身份當了政治花瓶，定居北京。重大節日還能在人民日報上露面，以點綴萬民歸順。死後人民日報發了訃告。文革結束後的八十年代中期，父親有次去北京看叔叔，順便探望了這位老上級，當談及加入國民黨的事時，他竟然說，沒有呀，我沒說過這個話呀。父親向我說這個事時，是一臉的茫然和苦笑。我相信父親的話，他從不撒謊。在他挨整時並沒有說是某某某要我入黨的，以減輕懲罰;文革結束後，沒事了，他更沒有必要把那位老上級牽扯進來。我也相信那位老前輩的話，他是個正直的知識分子，一生不過問政治，自己都沒入過國民黨，不可能遊說父親去入黨。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那次閒談中，老先生在談論工作時，確實講過在國民黨中比不在要好一些，這也許是牢騷，也許是閒談，說者無意，聽者有心。老實巴交的父親誤以為是要他加入國民黨，照此辦理。釀成了他大半輩子喝不完的苦酒。

幸運的是，父親解放後一直屬於“人民”範疇，按內部矛盾處理。我知道，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即使是國民黨的區分部委員都會被整得死去活來，不是判刑坐牢就是遣送原籍，頂好的是降職降薪，遑論區分部書記。父親的待遇還算可以。起碼從表面看，除了文化大革命外，沒有受什麼衝擊。我想，這固然要感謝父親單位執行政策好，但也與父親一貫行事低調、謹小慎微、與人為善有關。

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化革命是對當權者、有問題的人最好的試金石。民憤大的，受衝擊自然會大。那時，鐵路糸統經常發生一些解放前原單位來人到現單位揪鬥牛鬼蛇神的事件。父親過去的一個同事就被揪斗過。他姓楊，也是一個工程師，卻熱衷於政治。解放前曾在父親手下工作，當過區分部委員，後來調到另一個段。解放後，從湖南調到柳州，再調到四川。父母親對此人印象不好，講他壞。到底怎麼壞，不知道。文革初期，湖南的原單位派人到四川揪他回去，在柳州轉車時，順便把他帶到鐵路局機關看了下大字報，在他原工作過的單位批鬥一次，當時講是“消毒”。我想，當局很可能還有要他在柳州檢舉揭發的用意。父親那時還沒有進牛棚，還在以待罪之身準備接受不知來自何方的懲罰。我清楚的記得，那天晚上開批鬥會前，吃飯的時候，母親小聲的囑咐父親，小心點，招呼楊某某咬你一口。楊某某知道父親在柳州局工作，要咬一口也很有道理，我一個委員都沒有被放過，你是書記自然罪大於我。但，父親最後還是安然無事。是楊某某沒有咬父親一口?還是咬了，掌權人沒當一回事?不知道。我想，第一種可能性大些。父親無惡，汝奈其何?當然，就憑這點，也說明楊某某並不壞，不是那種無事生非、憑空誣陷人的人。

這件事對我們來講，過去就過了。但對父親來說，一定留下了陰影。這讓他知道，解放前的老賬，現在還可以算。一年以後，柳州搞武鬥很厲害，我們一家人分幾批逃到湖南長沙老家。父親是最後一個到老家的。他說，在火車上差點出事。車過株州時，上來幾個高聲大氣的造反派，父親認出是他以前段里的工人。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裝成沒看到的樣子，不料卻被他們發現，其中一個還高聲喊着同伴，徑直過來與父親打招呼 。父親十分緊張，如果他們要揪父親回原單位批鬥或者羞辱一頓，那是天王老子都管不了的事。幸好，那些工人還蠻和氣，問長問短，絲毫沒有非禮的舉動與意圖。父親講完這事，感慨的說，人呀，不能做壞事，要是我過去有點什麼，這次還得了?

三

不知道父親對自己的歷史問題是怎麼看的。他從沒向我們談這些事。既不懺悔，也不炫耀。既無歉意，也無怨恨。我分析他是麻木得看淡了一切。他沒有傅雷的剛烈，也沒有老舍的矯情。他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個凡夫俗子，心中唯有妻子、兒子。在盡一個丈夫、一個父親的責任，全力支撐這個家庭的生存。儘可能給我們一點溫暖。當我們從有七盞燈的房子搬到只有兩盞燈的房子時，牢騷滿腹，父親總是勸我們，從窄入寬易，從寬入窄難。文革之前，爸爸有時拿點單位閱覽室的“人民畫報”、“大眾電影”之類的讀物回家。我們十分的高興，瀏覽印刷精美的畫報是種極大的精神享受。經常一個月剛剛過，就催着爸爸去拿新的回來，沒拿到，會表現出失望。長大參加工作後，我知道單位閱覽室好的的刊物並不是那樣好借，爸爸為借那些畫報一定絞盡了腦汁，真是難為他了。

父親在盡他最大的努力給我們溫暖。但在當時的環境下，他的這種給予，是那樣的渺小，那樣的微不足道。在強大的政治風暴面前倒下的第一個便是他，他保護不了自己，更無法保護我們。文革初期，當他第一次被揪出來，發配到離柳州幾百公里的一個小站工地勞動時，臨走的前一天晚上，媽媽在燈下默默的為他縫補搞勞動的舊衣服，他在一邊默默的看，不時望着我們，想說什麼，卻到底什麼也沒說。雖然這次下放勞動比起以後的關牛棚、掛黑牌，是小巫見大巫。但這畢竟是他第一次嘗到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滋味。那一夜，父親肯定沒睡好。我也沒睡好。這同樣也是我們家遭受到的第一次滅頂之災，我不可能睡好。天蒙蒙亮時，我醒了。聽到父親吃完飯，聽到母親對他的囑咐，聽到他拿行李準備走，我睜着眼，茫然的望着天花板。忽然看到他進了我們房，朝我們床走來，我閉上眼，感覺到他掀開蚊帳，在我們床前呆了良久，然後輕輕的嘆口氣，走了。我永遠記得他背着行李朝我們床前走來的暗然神傷的身影，永遠記得那一聲嘆息。朱自清看到的父親的背影只是個疲憊的背影，我看到的卻是一個在巨大的政治壓迫面前不知所措的的父親的背影，這樣的父親比那樣的父親不知要艱難多少、愁苦多少、心酸多少。

父親的這個舉動，大概是怕很長時間見不到我們。不過，不久，我又見到了父親，或者說，可能見到了他。他走了一個月後，我和幾個出身相類似的同學組織了一個長征隊，徒步從柳州走到北京。耗時三個月，行程二千多公里。現在看來這是種瘋狂。當時卻覺得，這是對我們意志力最好的考驗。不是說“黑七類”不革命嗎?我們要做出“紅五類”都做不到的事。事實也如此。當時學校有不少長征隊，由學校響噹噹的紅五類組成，到北京的、到延安的、到井岡山的都有，但都沒有走出廣西，便作鳥獸散。真正走完全程的，只有我們這支隊伍。現在想起來，這又能說明什麼呢?說明我們比他們更革命?比他們更忠於毛主席?只能說，我們比他們更瘋狂。瘋狂的歲月里的瘋狂舉動。47年過去了，長征的事在腦海里幾乎是空白。只有幾件事還有印象。可能見到父親的事，就是其中之一。我們長征是沿着鐵路走的，從柳州出發沒幾天，到了一個叫矮嶺的地方，那是當時鐵路局一個很大的修路工地，過去父親經常到那裡出差。這次勞動改造也是在那裡。挨近矮嶺時，我的心砰砰只跳，望着遠處人山人海的勞動場面，不知道父親在受什麼苦，心裡十分不安。路過工地，有一群人圍了過來，看得出，大部份是民工。他們過來是來接我們發的傳單的。那時我們帶了不少印有老人家語錄的傳單，沿途發給工農群眾。先前看到不少人接傳單如獲至寶，還認為毛澤東思想真是深入人心，人民群眾學習是如饑似渴。後來知道，他們拿了是去上廁所、當廢紙用時，我們的熱情驟減，發傳單也成了一種例行公事。在矮嶺，我們也是一邊發，一邊走，腳步匆匆。忽然，我看到人群後面站着一個人，雙手扶着鋤頭，身體斜靠在上面，正無所事事的望着遠處，很象父親。

我的心一驚，也沒敢多看，走了。到了長沙，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奶奶、叔叔，他們責怪我為什麼不喊父親。是呀，為什麼不喊?這是我一生都在思索的問題。是怕在長征的同伴中丟了丑?不是。同伴父親的境遇和父親的都差不多。所謂人以群分，物以類聚，大家都是黑七類子弟。不會笑我的。是不便打招呼?也許。大家都在走路，我不可能要人家停下來等到我說完話再走，而且，在那個場合，我能說什麼話呢?想來想去，我認為，姑且認定那人就是父親，我沒打招呼的原因，是因為我沒有做好精神準備。我以為父親一定是在受人監督勞動，在受苦，沒有想到他還會自由自在的和工人、民工在一起。這是種精神準備。還有一種更大的精神準備，是沒有面對現實的精神準備。瘋狂的原罪感使我沒有面對一個有問題的父親的勇氣。行動上我沒有大義滅親，精神上早已成了可悲的殉葬品。中國的教育有很多詬病之處，我以為缺乏親情教育是中國社會難以和諧的一個致命傷。當大義滅親被人歌頌、成為比比皆是的社會現象時，這個社會一定是可怕的。

很遺憾，我一直沒問過父親，當時在矮嶺他是否見到了我。有時我也寬慰自己，那人也許根本就不是父親。因為我認人的本領實在太差，特別是思想高度緊張時，認人往往認錯。記得小時候六、七歲時，下雨天給下班的爸爸送傘，對冒着小雨行走的路人經常認錯。有時爸爸在前面，我卻管後面的人叫爸爸，惹得路人好笑。還有一次，已經上初中了，晚上我和二哥去火車站接姑父，我們不認識他，家中有他的照片，看了又看，還將照片放入口袋中，比對着每個出站的人，最終還是沒接到，等我們回家時，姑父已安然坐在家中。這又成為笑柄。不過，我卻永遠的記住了矮嶺這件事，把它作為解剖我、我們這一代人思想歷程的入口。但願，這類悲劇不要在我的後代身上重演了。

後來，父親遭遇到更大的人格侮辱，他顯得從容多了，坦然面對，絕不給我們一點負面影響。六八年，文革最瘋狂的時候，所有的黑七類出外、上下班都要掛上標明自己身份的黑牌子。父親當然不能倖免。從我們家到他鐵路局機關有很長一段路，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忍受路人的好奇與白眼。每天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牌子取下，往桌上一丟，長長的出口氣，然後坐下來，接過母親遞過來的茶。頭幾天父親從外面歸來時的臉色是陰沉的，後來逐漸好轉。原因很簡單，滿大街掛牌子的人越來越多，無所謂了。父親吃飯時，不時給母親講，哪個哪個今天也掛了牌子，哪個哪個掛了牌子在路上還和他用目光打招呼。有一天，父親還很好笑的說，一個不很熟的鄰居，平時不蠻打招呼，那天在路上主動跟他打招呼。那鄰居是個正統的工人，苦大仇深，還在一個單位當工宣隊員，父親用眼示意自己胸前的牌子，不想理這個茬，不想那人若無其事的、很熟稔的喊“劉工、劉工”。父親說這話的時候是笑笑的，我們聽到這話也是笑笑的。直到今天，想起這事我還熱淚盈眶，真要感謝這位不知名的工人師傅，你一句親切的稱呼，給一個處於最無望的家庭帶來了多麼大的溫暖。在人性被扭曲的最黑暗的時代，我們還看到了一絲光明，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人性的光明。即使在最神聖的領導階級中，也有不鄙視掛黑牌的人。那種刻意撕裂種群、族群的行為不得人心、終將遭到人民的唾棄。

四

父親一生沒什麼愛好，六十歲前抽點煙，不多。退休後就戒了。他一生的愛，就是自己的妻子、孩子。小時候，有次在長沙讀書的大哥放假回來，媽媽說，做一個大哥最喜歡吃的紅燒肉給大哥吃。當時我覺得奇怪，問媽媽怎麼知道大哥喜歡吃什麼，媽媽說，怎麼不知道?我還曉得你喜歡吃什麼，你二哥喜歡吃什麼。我好奇的問，那爸爸喜歡吃什麼?媽媽想了想，笑笑的說，他呀，他喜歡吃你們不喜歡吃的菜。以後我偷偷的觀察，吃飯時，父親確實是專撿我們不喜歡吃的菜吃。這使我知道，世界上有一道好父親最喜歡吃的菜，就是兒女不喜歡吃的菜。

六十年代初，過苦日子的時候，母親帶了弟弟回長沙小住，那時湖南的生活要比廣西好。父親經常出差，家裡就是我和二哥。記得有一個星期天，我們沒錢買菜了，正考慮是不是到鄰居陸媽媽家拿點錢，媽媽臨走時，曾交代過，沒錢可到她家拿。正巧，那天父親出差回來，曉得這事後，沒有責怪我們用錢無計劃，而是高高興興的帶我們去柳州最大的飯店吃飯。那時，館子裡也就是些“瓜菜代”，有一種用麵粉裹着茄子炸的菜，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長大後，學了做，直到現在還是我“廚藝”的保留節目。吃飯時，父親說，這是他到柳州來，第一次上館子。當時我覺得很榮幸。長大後，想起這事，鼻子酸酸的。他的工資不低，工作是監理建設工程，用現在的眼光看，權蠻大，居然沒到館子吃過飯，可見他的節省、他的廉潔。

五

前幾天，看到一份資料，有學者調查研究表明，中國的青少年，與父親的交流比除非州以外大多數國家都少。文章說，這是中國親情缺失的主要原因，造成了子女不尊重父親的後果。我不同意這種推論。中國子女與父親的接觸確實是少，但這不是子女不尊重父親的原因。在正常情況下，父親是子女心目中的第一個英雄。非正常的狀態下比如文革期間，什麼都不好說。拿我來說，文革前，或者說在階級種群無限的撕裂之前，我是非常尊重父親的。哪怕我和他接觸得很少。那時父親經常出差，在家就象是做客。與他稱得上交流的，我記得只有兩次。一次是我初二的時候，他很難得的去學校參加了一次家長會，平時這類會都是母親去參加的。我知道，參加我的家長會，一般都是載譽而歸。一點都不擔心有什麼不良後果。因為我的學習成績一直都好。父親那次開完會後，並不是喜形於色，而是很慎重的對我講“別的功課我們過去學的和你現在學的不一樣，幫不上忙，數學方面是相同的，你做數學題，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只管來問我，儘管丟了幾十年，我想我還是撿得起來。我如果不會，還可以問陸伯伯，陸伯伯不會，還可以問葛伯伯、李伯伯，他們的書都讀得蠻好。”我當時有點好笑，初二的數學題，勞得上他們這些老大學生、留美洋學生生費神嗎?不過這給我留下了一個印象，父親很謙虛，居然列出了一個“我如果不會”的假設，這一下無形中肯定了我的地位。他和我是平等的。我體會到這是父親要我好好讀書的良苦用心。那次交流最大的收穫，是我聽從了父親的推薦，找到一本他曾讀過的、美國人編的《三S平面幾何》。厚厚的一本書，一個暑假讀完。從此以後，做平面幾何題所向披靡，無往而不勝。

另一次交流，大概是讀初中三年級時，父親生病，我們家附近有衛生院，他卻要去很遠的他們單位的醫務室打針，這也許與醫療費報銷體制有關。那天是星期天，我陪他去，一路上無話可說。打完針，回來的路上，他突然問我：“假設，當然我不會，假設我現在不行了，走不動了，你怎麼辦?”我記得當時烈日高照，腳下是一條黃土坡開出來的路，後面是父親的單位，遠遠的矗立在一片荒野上，前面是望不到頭的土路，目光所及四周見不到人。我無法回答。背他，背不動;跑回單位喊人，太遠了。我害怕，真要遇到這種事怎麼辦?父親沒有硬要我回答，也沒告訴我應該怎麼辦。也許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當時想，只有在原地大聲呼救，或者碰巧有人騎單車路過，可以幫忙送回單位。這個想法現在看來當然是消極的。但當時確實是這麼想。這次談話給我留下的印象深刻。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中會有許多令人害怕的事，誰碰上了誰倒霉，人唯一能做的的事，就是和命運抗爭，賭一把。

六

今年五、六月間，央視搞了個街頭採訪，你家的家訓是什麼?妻問我，你家有嗎?我一時語塞。幾天后想起，有，而且是土得掉渣的家訓。父親在我們四兄弟參加工作時，都會送我們一句話：有兩種錯誤千萬不能犯，一個是經濟問題， 一個是作風問題。除此之外，犯其它的錯誤，組織都可以原諒。這話放在現在，對搞政治的人不適用，站錯隊、跟錯人害莫大焉，組織上絕不會原諒。不過，對老百姓來說，還是很適用的。老百姓自有老百姓的良心教育，這比上一千堂、一萬堂黨課都強。爸爸曾說過一個故事，解放前，有位知識分子的老總，胸前總是兩桿鋼筆，辦公事的是一杆，辦私事的是一杆，辦私事的絕不吸辦公室公家的墨水。紙張更不用說了，公私分明。這些言傳身教對我們四兄弟都起了作用，四個人都沒犯過那兩方面的錯誤，即使為官也是兩袖清風，天地可鑑。

爸爸從不向我們談他的工作，我們也不了解他的工作。只是從晚年人們對待他的態度感受到，他的工作、他的為人，一定是非常好的。

父親不好交際，奇怪的是人緣卻特別的好。直到他去世那年，逢年過節總有共過事的或沒共過事的叔叔、伯伯打電話過來問候。那些人起碼都是八十多歲高齡的老知識分子了，也知道爸爸耳重，基本不能正常通話，來個電話就是向親屬打聽父親的身體狀況，綿綿情意，實屬不易。2004年，有次我與媽媽陪父親去醫院看病，一路上從馬路對面跑過來、主動停下來與他打招呼的路人不知道有多少，爸爸已認不出那些人了，只能謙和的笑着回答，你好，你好。媽媽就在一邊介紹，這是某某，這是某某，都是打太極拳的拳友。 爸爸退休後，在鐵路文化宮領隊打了十幾年的太極拳，凡新加入者，他都會工整的抄寫一份資料送給新人，因此，認識他的人很多，即使他三年前就沒去打太極拳了，拳友見到他仍是熱情如故，噓寒問暖，像久別的親人一樣。到了醫院，爸爸是在老乾病室看病，又有人主動與爸爸打招呼，這下媽媽也不認識了。那人很爽朗的自我介紹，他是五十年代從湖南南下的。離休幹部一般很矜持，難得與知識分子打招呼，這次算破例了，對我說，“那時你爸爸是工程師，和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一點不擺架子，解決了不少問題。那是個好人”，相隔半個世紀，這個老幹部還如此清楚記得這些細節，如此認同父親，想必當時爸爸的工作確實不一般。

爸爸的真誠與謙和還曾引起“眾怒”。當年爸爸在文化宮教太極拳出了名。有次，幾個退下來的鐵路局領導也想學，托人捎信給爸爸，請他到局長宿舍教。文化宮的拳友一聽這消息，炸了鍋，罵聲一片，阻止爸爸去。“都什麼年代了?還在當官做老爺，想學怎麼不到這來學，還要劉工去你那教?”。爸爸終究還是去了。他對媽媽說，有個副局長原來是他的領導，蠻好的，他要去。平時我也聽他說過，文革前，柳州鐵路局工程上有什麼大問題，那領導總是第一時間召集爸爸商量或派往現場。這算是報知遇之恩吧。也算是惺惺相惜。爸爸只要認為你是好人，不論是局長還是平民百姓，都會熱誠相待。父親去教了幾次，原局長們對他客客氣氣，不過，文化宮的罵聲也不斷。也許傳到他們的耳朵里了，也許他們本來就是心血來潮，堅持不下來，只教了幾次，沒學會，便“不麻煩劉工”了。

七

父親是善良的。一生不欺人，不負人。沒想到到了晚年，卻被他鍾愛的兒子狠狠的欺騙了一回，還渾然不知。

二OO五年，父親九十一歲時，八十二歲的母親去世了。考慮到父親年事已高，兩人相濡以沫六十多年，感情太深，承受不了這個打擊，我們決定瞞着父親。只在母親彌留之際讓父親到病房遠遠的見了一面。父親見到身上插滿管子的母親吃了一驚，說，唉喲，病這麼重，你們要找醫生好好的治療呀。

母親去世後，我們對父親謊稱，母親的病太重了，轉到長沙住院，因我湖南工作，就騙他說我在招呼。長沙的醫療條件自然比柳州的好，而且那裡還有不少親戚。父親居然信了，只是問，什麼病，要到長沙治?我說，是身上疼。父親更信了，母親去世前幾年就是不明病因的全身疼。他還比較放心，疼不是死人的病。以後我回到湖南，聽二哥在電話里說，父親一個星期起碼要問幾次媽媽的病情怎麼樣，寄錢去長沙沒有?錢夠不夠用?聽到這，我的心總是酸酸的。第二年春節我回去，父親見到我，辟頭一句話就是，你來了，媽媽誰招呼?搞得我措手不及，臨時編個謊話，說舅舅在招呼。其實舅舅也去世了幾年，父親忘記了，信了我的話，只是說，舅舅年紀也大了，蠻辛苦的。以後的日子裡，父親幾乎天天問母親的情況。住在哪個醫院，醫生好不好，一個月寄多少錢去，夠不夠用?有一天，我在廚房做飯，他悄無聲息的走過來，嚇我一跳，他鄭重其事的說，我問你，我的妻子、你的媽媽，現在到底在哪裡?望着他那對我充滿信任的眼睛，那好象孩子找母親般的饑渴的眼神，我不知怎麼回答才好。最後只能硬着頭皮，把謊話進行到底。父親這次也動真格的了，說，母親這次住院有蠻久了，要去看看，馬上就走。我說在長沙，怎麼去?他說，有火車呀，這點遠算什麼?我說，你年紀這麼大，怎麼坐火車?他說，那要家品開個車送我去。家品是我弟弟，公家有個車，經常開回來。眼看這埸爭辨要無休止的進行下去。不料我說一句，家品要上班怎麼送你去?這句話具有殺手鐧的作用。一生勤懇工作，不願讓小孩為自己的事耽誤工作的他妥協了，是呀，要上班。那就過幾天再講吧。過了幾天他忘了這事。這次對話，我的精神差點崩潰。說謊話是痛苦的，對善良的父親說謊簡直是犯罪。善意的謊言也要付出良心不安的代價。事後，幾兄弟商量是不是把真相告訴他，商量的結果是不能。因為有一次，保姆不經意的說，奶奶已經不在了，父親激動得跳起來，大聲呵斥不要亂講。這說明，父親一直認為母親還在治病，他知道病很重，但既然在住院，就還有一線希望。為什麼要剝奪一個老人的最後一線希望?我們認識一個老姐姐，80歲的人，丈夫去世不久，唯一的養子又得了癌症，兒媳婦下午告訴她這一消息，晚上她便無疾而終。都說是被嚇死的。我們不能給父親這個打擊。就這樣，從二OOO五年到父親去世，父親一直生活在我們編織的謊言中。好在以後幾年，父親的忘性更大了，很少問他相濡以沫了六十多年的妻子。

真相算什麼?只要生活在愛你的人和你愛的人的親情之中，一切都是幸福。

八

爸爸是2010年逝世的，滿了95歲，進9 6 歲。從母親逝世後的2005年開始，我每年春節期間攜妻帶孫去柳州招呼爸爸二、三個月，以替換長年招呼爸爸的二哥夫婦。

媽媽在世的時候我們與爸爸交流很少，一來他不善言辭，二來他耳重，越老越厲害，與他說話費力。一大家人聚會時，他靜靜的、笑眯眯的看着我們。媽媽問，聽到了什麼，這樣高興?他總是用手畫個大大的圈子，三個字，“好熱鬧”。媽媽去世後，我們開始與父親的交流，排遣他心中的寂寞。這時我才發現，爸爸原來也是個很幽默很會聊天的人。有時做了適合他吃的菜，要他一人吃，他不肯，一板一眼的說：“大家呷，噴噴香，呷獨食，爛肚腸”。飯菜做好了，喊他吃飯，他會愉悅的說一句，好消息，開飯了。有時與他聊起我們兄弟的生活，他會來一句，家家有個觀世音，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有一年，我們在湖南為他買了件時興的寶藍色的絲綢面料的唐裝，他看了後，吃驚的說，嗨，這怎麼穿得?爸爸一生穿鐵路制服慣了，灰色、藍色的伴隨了他一生。我們執意要他穿，他坐下來認真的端詳着衣服，忽然，像個孩子樣用手指頭括括自己的臉，“羞羞臉，老了還穿這樣花的衣”。過年時，他穿了這件衣，十分興奮。我們也格外高興。

爸爸93歲的時候還能不用拐杖隨我們一起散步一公里左右。每天晚上睡覺，脫下來衣服褲子要折好，整齊的放在床邊。那時，他喜歡回憶童年在常德楊家牌坊的生活，“好大的院子，三進三出，還有後花園”。我問過常德的堂兄，他說院子並不大，所謂花園不過是個花圃，可見人老了，認知的尺度發生了變化。

爸爸94歲的時候，還能和我們回憶他當段長時的工作。妻問他，管一個段的工作，難不難?他笑笑說，那難什麼?幾百號民工我只找當頭的嘛，按圖施工就沒事。有次，在柳江鐵橋邊散步，望着鐵橋，望着柳江邊高聳的大樓，他感嘆的說，柳州蠻大啵，又搖搖頭，好快呀，我到這來了五十多年了，那時好荒涼。我有點傷感。這是一個世紀老人的感嘆，一個將其一生奉獻給了柳州鐵路局工程建設事業的老人的感嘆。

爸爸95歲的時候，忽然走不動路了，每天只能躺着或坐着。老人一旦走不動路，便是大限將至。那時爸爸的記憶力也基本喪失，行為舉止完全是長期養成的習慣在起作用。待人仍彬彬有禮。妻給他端茶送水，他必定要說句謝謝，生活仍井井有條，替他穿衣服要抻抻抖抖，有一點沒扯抻就會提意見。家裡來了客人，無論如何也要掙扎着坐起來，陪着說幾句話。冬天穿衣太多，大小便不方便，最好的辦法是招呼的人把尿壺或馬桶送到他面前。可他不願意麻煩人，總想自己走去廁所。有次我與妻把他安頓在沙發上坐下，眼睛離開他不到五秒鐘，便聽到砰的一聲，原來是他要起身去廁所，摔倒了。嚇得我們魂飛魄散，過了好一陣爸爸緩過氣來，反而安慰我們，沒什麼，人老了，不行了。望着他摔倒的傷痕，我真想抱頭痛哭，都什麼時候了，明明是我們招呼不好，他卻還在責怪自己。這就是我的父親，慈祥的、永遠為他人着想的父親。

那一年，我們三月份離開柳州，五月份傳來他去世的噩耗。二嫂說，頭天晚上十點鐘，父親入睡前，說穿毛衣熱，要脫掉，第二天早晨便沒起床，算是無疾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