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达官贵人的百年瞑寿自然会有各类纪念活动。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纪念谈不上，甚至分处三地的兄弟聚会都没有。曾议过这事，都说，聚会无非就是吃一餐，没多大意思，免了。于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敲打冰冷的键盘，把对父亲的眷念、对父亲坎坷经历的感悟诉诸文字，了却即将忘却的纪念吧。

一

我的祖籍是江西。究竟是江西哪里，说法不一。父亲讲是江西南丰。湖南常德的堂哥、堂姐们却说好象是江西抚州。他们的话有一定的权威性。因为曾祖父从江西过来时就是在常德落的脚，繁衍生殖了一个庞大的家族，现在大概有二百多后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不过我还是取父亲的说法，将我的祖籍定在南丰。一来堂哥、堂姐们只是说好象在抚州，没有父亲说的肯定，二来，父亲的年纪比他们都大，长一辈，可信度自然高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曾祖父的哥哥曾派后人来常德续过谱，从此杳无音信，与江西的“根”断绝了。

140多年前，父亲的祖父一把雨伞、一个包袱从江西来常德打天下，居然发了。置了田地、开了钱庄，在最繁华的杨家牌坊了深宅大院。可惜好景不长，君子之泽不到二世便斩。据说是冯玉祥镇守常德时，整顿不法钱庄，曾祖父的钱庄受到影响，而他的几个儿子又不争气，天天只晓得浸在酒缸里，吃喝玩乐，活脱脱巴金小说《家》、《春》、《秋》的再版。一九二四年，曾祖父去世，大厦坍塌。四兄弟分家。我的祖父是四房，曾祖父的续弦所生，大房的侄子辈年纪都比他大。他生性又胆小怕事，分家时，众人拍桌打椅，吓得他躲在桌子底下不敢作声。分家的结果自然不公。我的祖母是个刚烈女子，比祖父有担当得多，她做出了一个影响我父亲一生、我们这一房人生活轨迹的重要决定。许多年后，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民国十三年，我下决心带一家人下长沙，闯一条活路”。父亲是一九一四年出生的。祖母下决心离开常德时他十岁。

祖母来长沙是投奔她的姐姐。她的姐姐是长沙一个大户人家肖家的填房。据说，解放前肖家在长沙有几条街的房产，阔得很，为人也好。解放后，政府没收了他的财产，人却戴了顶“开明绅士”的帽子，免了无妄之灾。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父亲从小乖巧，深得姨妈的喜欢，认了干儿子，我们也随了叫干奶奶。解放后，我去过他们家，干爷爷高度近视，走路像怕踩到蚂蚁一样，无论如何不能与电影中凶神恶煞的地主老财联系到一起，干奶奶富态得很，也是慈眉善目，言语不多。他们都于文革前去世。算是有福之人了。倘若遇到文革，后果不堪设想。当年，祖父在肖家账房里做事，支撑一家人的生活。

幸亏父亲会读书，来长沙后，小学连跳二级。16岁考入湖南大学预科班，21岁大学毕业。从初中到大学基本上靠奖学金完成。肖家偶尔接济一点。有时祖母家出现经济危机，便打发爸爸去见干奶奶。干奶奶一般都在牌桌上，听到下人通报姨少爷来了，也不问什么事，从桌上抓一把银毫子要下人交给父亲。这一把银毫子就够一家人开销一段日子了。一九三五年，父亲从湖南大学土木糸毕业。一些有钱的同学出国深造，后来成了国内知名大学的校长之类高端人物。爸爸家贫穷，只好考入最赚钱、同时也是最辛苦的铁路工作，从此担起了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送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读完大学、中专。爸爸的大弟弟，我们称为二叔叔的，第一次上大学读的是爸爸的专业，有次到爸爸工作的单位实习，认为太苦了，又重新考入上海交大，以后到航空公司工作，钱多，也舒服多了。这说明，爸爸为了一大家人的生活，在工作的选择上，是毫不利己的，担起了一个长子、大哥应担的责任。

父亲从没跟我们提过这些事情。我是从祖母和妈妈的讲述中了解到的。唯一一次听到他讲自己过去的生活，是辩论他的出身该如何填时听到的。文革时期，家庭出身是天大的事，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祖父在解放前两年去世，不存在定成分的事。父亲的弟弟、妹妹在填家庭出身时，填的是店员或城市贫民，这都说得过去。因为解放前，他们家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可唯独父亲填了个地主。家人对此都表示非常的不满，问他为什么这样填。他说是组织上“钦定”的。“组织上说，你家在解放前有三个大学生，不是地主是什么?”。这真是荒唐的逻辑。哪有仅凭家里有两个(不是三个，爸爸的小弟弟是解放时投考的革命大学)大学生就被认定为地主的道理?哪有上无片瓦、下无土的地主?我们为这愤愤不平，父亲却站在了“组织”一边。“我小时候是还好过呀，皮袍子滾滾的”。我们不做声了，他是个搞技术的人，也许不明白，划成分是看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来定的;也许他明白，但因为自己有历史问题，不敢与组织上据理力争，任由人摆布。而“皮袍子滚滚”这五个描述他小时候生活的字，深深印在我脑海中。父亲也许在常德过了十年的好日子。

我们对父亲出身填地主的事，虽然不满，但还没有到不能接受的地步，因为，这毕竟隔了一代，父亲本人的成分是职员，这个出身文革前叫灰七类，没有红五类光荣，也没有黑七类可怕。但是，他的历史问题，象一座大山，压在我们家庭的头上，使我们在政治上成为二等公民。

二

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

这在认识他的人眼中是无法想象的。我曾不恭的想，即使在共产党里，以父亲的谨小慎微、善良、没有心计、没有手腕，也断然当不了官。而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却当过粤汉铁路修建总段下面的一个分段长兼区分部书记。这也许能从一个侧面说明，国民党统治下，并不是处处腐败，起码在重用知识分子方面是动真格的。父亲的一些老同事，有不少也曾当过国民党的段长、总工程师之类的官，都是老实、本分的读书人。妈妈曾向我们转述过父亲参加国民党的经过。那是一九四七年，父亲一位很景仰的老上级、当时的总段长，在一次与父亲的闲谈中说了一句，你现在负责一个段了，在党还是好些。就这样，父亲回单位后，与同事一起照了个相，宣布集体参加国民党。他是段长，理所当然的当了区分部书记。四八年，父亲工作调动，离开了那个段，也就自动脱党了。解放前铁路上这样的事很多，不少人就是这样稀里糊涂的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或三青团。从这也可以看出，国民党的党治太差，党不管党，不垮台是没有道理的。

有意思的是，父亲的那位老上级后来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当了政治花瓶，定居北京。重大节日还能在人民日报上露面，以点缀万民归顺。死后人民日报发了讣告。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中期，父亲有次去北京看叔叔，顺便探望了这位老上级，当谈及加入国民党的事时，他竟然说，没有呀，我没说过这个话呀。父亲向我说这个事时，是一脸的茫然和苦笑。我相信父亲的话，他从不撒谎。在他挨整时并没有说是某某某要我入党的，以减轻惩罚;文革结束后，没事了，他更没有必要把那位老上级牵扯进来。我也相信那位老前辈的话，他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一生不过问政治，自己都没入过国民党，不可能游说父亲去入党。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那次闲谈中，老先生在谈论工作时，确实讲过在国民党中比不在要好一些，这也许是牢骚，也许是闲谈，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老实巴交的父亲误以为是要他加入国民党，照此办理。酿成了他大半辈子喝不完的苦酒。

幸运的是，父亲解放后一直属于“人民”范畴，按内部矛盾处理。我知道，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即使是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员都会被整得死去活来，不是判刑坐牢就是遣送原籍，顶好的是降职降薪，遑论区分部书记。父亲的待遇还算可以。起码从表面看，除了文化大革命外，没有受什么冲击。我想，这固然要感谢父亲单位执行政策好，但也与父亲一贯行事低调、谨小慎微、与人为善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革命是对当权者、有问题的人最好的试金石。民愤大的，受冲击自然会大。那时，铁路糸统经常发生一些解放前原单位来人到现单位揪斗牛鬼蛇神的事件。父亲过去的一个同事就被揪斗过。他姓杨，也是一个工程师，却热衷于政治。解放前曾在父亲手下工作，当过区分部委员，后来调到另一个段。解放后，从湖南调到柳州，再调到四川。父母亲对此人印象不好，讲他坏。到底怎么坏，不知道。文革初期，湖南的原单位派人到四川揪他回去，在柳州转车时，顺便把他带到铁路局机关看了下大字报，在他原工作过的单位批斗一次，当时讲是“消毒”。我想，当局很可能还有要他在柳州检举揭发的用意。父亲那时还没有进牛棚，还在以待罪之身准备接受不知来自何方的惩罚。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晚上开批斗会前，吃饭的时候，母亲小声的嘱咐父亲，小心点，招呼杨某某咬你一口。杨某某知道父亲在柳州局工作，要咬一口也很有道理，我一个委员都没有被放过，你是书记自然罪大于我。但，父亲最后还是安然无事。是杨某某没有咬父亲一口?还是咬了，掌权人没当一回事?不知道。我想，第一种可能性大些。父亲无恶，汝奈其何?当然，就凭这点，也说明杨某某并不坏，不是那种无事生非、凭空诬陷人的人。

这件事对我们来讲，过去就过了。但对父亲来说，一定留下了阴影。这让他知道，解放前的老账，现在还可以算。一年以后，柳州搞武斗很厉害，我们一家人分几批逃到湖南长沙老家。父亲是最后一个到老家的。他说，在火车上差点出事。车过株州时，上来几个高声大气的造反派，父亲认出是他以前段里的工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装成没看到的样子，不料却被他们发现，其中一个还高声喊着同伴，径直过来与父亲打招呼 。父亲十分紧张，如果他们要揪父亲回原单位批斗或者羞辱一顿，那是天王老子都管不了的事。幸好，那些工人还蛮和气，问长问短，丝毫没有非礼的举动与意图。父亲讲完这事，感慨的说，人呀，不能做坏事，要是我过去有点什么，这次还得了?

三

不知道父亲对自己的历史问题是怎么看的。他从没向我们谈这些事。既不忏悔，也不炫耀。既无歉意，也无怨恨。我分析他是麻木得看淡了一切。他没有傅雷的刚烈，也没有老舍的矫情。他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凡夫俗子，心中唯有妻子、儿子。在尽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责任，全力支撑这个家庭的生存。尽可能给我们一点温暖。当我们从有七盏灯的房子搬到只有两盏灯的房子时，牢骚满腹，父亲总是劝我们，从窄入宽易，从宽入窄难。文革之前，爸爸有时拿点单位阅览室的“人民画报”、“大众电影”之类的读物回家。我们十分的高兴，浏览印刷精美的画报是种极大的精神享受。经常一个月刚刚过，就催着爸爸去拿新的回来，没拿到，会表现出失望。长大参加工作后，我知道单位阅览室好的的刊物并不是那样好借，爸爸为借那些画报一定绞尽了脑汁，真是难为他了。

父亲在尽他最大的努力给我们温暖。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这种给予，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微不足道。在强大的政治风暴面前倒下的第一个便是他，他保护不了自己，更无法保护我们。文革初期，当他第一次被揪出来，发配到离柳州几百公里的一个小站工地劳动时，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妈妈在灯下默默的为他缝补搞劳动的旧衣服，他在一边默默的看，不时望着我们，想说什么，却到底什么也没说。虽然这次下放劳动比起以后的关牛棚、挂黑牌，是小巫见大巫。但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尝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那一夜，父亲肯定没睡好。我也没睡好。这同样也是我们家遭受到的第一次灭顶之灾，我不可能睡好。天蒙蒙亮时，我醒了。听到父亲吃完饭，听到母亲对他的嘱咐，听到他拿行李准备走，我睁着眼，茫然的望着天花板。忽然看到他进了我们房，朝我们床走来，我闭上眼，感觉到他掀开蚊帐，在我们床前呆了良久，然后轻轻的叹口气，走了。我永远记得他背着行李朝我们床前走来的暗然神伤的身影，永远记得那一声叹息。朱自清看到的父亲的背影只是个疲惫的背影，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巨大的政治压迫面前不知所措的的父亲的背影，这样的父亲比那样的父亲不知要艰难多少、愁苦多少、心酸多少。

父亲的这个举动，大概是怕很长时间见不到我们。不过，不久，我又见到了父亲，或者说，可能见到了他。他走了一个月后，我和几个出身相类似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长征队，徒步从柳州走到北京。耗时三个月，行程二千多公里。现在看来这是种疯狂。当时却觉得，这是对我们意志力最好的考验。不是说“黑七类”不革命吗?我们要做出“红五类”都做不到的事。事实也如此。当时学校有不少长征队，由学校响当当的红五类组成，到北京的、到延安的、到井冈山的都有，但都没有走出广西，便作鸟兽散。真正走完全程的，只有我们这支队伍。现在想起来，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比他们更革命?比他们更忠于毛主席?只能说，我们比他们更疯狂。疯狂的岁月里的疯狂举动。47年过去了，长征的事在脑海里几乎是空白。只有几件事还有印象。可能见到父亲的事，就是其中之一。我们长征是沿着铁路走的，从柳州出发没几天，到了一个叫矮岭的地方，那是当时铁路局一个很大的修路工地，过去父亲经常到那里出差。这次劳动改造也是在那里。挨近矮岭时，我的心砰砰只跳，望着远处人山人海的劳动场面，不知道父亲在受什么苦，心里十分不安。路过工地，有一群人围了过来，看得出，大部份是民工。他们过来是来接我们发的传单的。那时我们带了不少印有老人家语录的传单，沿途发给工农群众。先前看到不少人接传单如获至宝，还认为毛泽东思想真是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学习是如饥似渴。后来知道，他们拿了是去上厕所、当废纸用时，我们的热情骤减，发传单也成了一种例行公事。在矮岭，我们也是一边发，一边走，脚步匆匆。忽然，我看到人群后面站着一个人，双手扶着锄头，身体斜靠在上面，正无所事事的望着远处，很象父亲。

我的心一惊，也没敢多看，走了。到了长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奶奶、叔叔，他们责怪我为什么不喊父亲。是呀，为什么不喊?这是我一生都在思索的问题。是怕在长征的同伴中丢了丑?不是。同伴父亲的境遇和父亲的都差不多。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大家都是黑七类子弟。不会笑我的。是不便打招呼?也许。大家都在走路，我不可能要人家停下来等到我说完话再走，而且，在那个场合，我能说什么话呢?想来想去，我认为，姑且认定那人就是父亲，我没打招呼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做好精神准备。我以为父亲一定是在受人监督劳动，在受苦，没有想到他还会自由自在的和工人、民工在一起。这是种精神准备。还有一种更大的精神准备，是没有面对现实的精神准备。疯狂的原罪感使我没有面对一个有问题的父亲的勇气。行动上我没有大义灭亲，精神上早已成了可悲的殉葬品。中国的教育有很多诟病之处，我以为缺乏亲情教育是中国社会难以和谐的一个致命伤。当大义灭亲被人歌颂、成为比比皆是的社会现象时，这个社会一定是可怕的。

很遗憾，我一直没问过父亲，当时在矮岭他是否见到了我。有时我也宽慰自己，那人也许根本就不是父亲。因为我认人的本领实在太差，特别是思想高度紧张时，认人往往认错。记得小时候六、七岁时，下雨天给下班的爸爸送伞，对冒着小雨行走的路人经常认错。有时爸爸在前面，我却管后面的人叫爸爸，惹得路人好笑。还有一次，已经上初中了，晚上我和二哥去火车站接姑父，我们不认识他，家中有他的照片，看了又看，还将照片放入口袋中，比对着每个出站的人，最终还是没接到，等我们回家时，姑父已安然坐在家中。这又成为笑柄。不过，我却永远的记住了矮岭这件事，把它作为解剖我、我们这一代人思想历程的入口。但愿，这类悲剧不要在我的后代身上重演了。

后来，父亲遭遇到更大的人格侮辱，他显得从容多了，坦然面对，绝不给我们一点负面影响。六八年，文革最疯狂的时候，所有的黑七类出外、上下班都要挂上标明自己身份的黑牌子。父亲当然不能幸免。从我们家到他铁路局机关有很长一段路，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忍受路人的好奇与白眼。每天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牌子取下，往桌上一丢，长长的出口气，然后坐下来，接过母亲递过来的茶。头几天父亲从外面归来时的脸色是阴沉的，后来逐渐好转。原因很简单，满大街挂牌子的人越来越多，无所谓了。父亲吃饭时，不时给母亲讲，哪个哪个今天也挂了牌子，哪个哪个挂了牌子在路上还和他用目光打招呼。有一天，父亲还很好笑的说，一个不很熟的邻居，平时不蛮打招呼，那天在路上主动跟他打招呼。那邻居是个正统的工人，苦大仇深，还在一个单位当工宣队员，父亲用眼示意自己胸前的牌子，不想理这个茬，不想那人若无其事的、很熟稔的喊“刘工、刘工”。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笑的，我们听到这话也是笑笑的。直到今天，想起这事我还热泪盈眶，真要感谢这位不知名的工人师傅，你一句亲切的称呼，给一个处于最无望的家庭带来了多么大的温暖。在人性被扭曲的最黑暗的时代，我们还看到了一丝光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人性的光明。即使在最神圣的领导阶级中，也有不鄙视挂黑牌的人。那种刻意撕裂种群、族群的行为不得人心、终将遭到人民的唾弃。

四

父亲一生没什么爱好，六十岁前抽点烟，不多。退休后就戒了。他一生的爱，就是自己的妻子、孩子。小时候，有次在长沙读书的大哥放假回来，妈妈说，做一个大哥最喜欢吃的红烧肉给大哥吃。当时我觉得奇怪，问妈妈怎么知道大哥喜欢吃什么，妈妈说，怎么不知道?我还晓得你喜欢吃什么，你二哥喜欢吃什么。我好奇的问，那爸爸喜欢吃什么?妈妈想了想，笑笑的说，他呀，他喜欢吃你们不喜欢吃的菜。以后我偷偷的观察，吃饭时，父亲确实是专捡我们不喜欢吃的菜吃。这使我知道，世界上有一道好父亲最喜欢吃的菜，就是儿女不喜欢吃的菜。

六十年代初，过苦日子的时候，母亲带了弟弟回长沙小住，那时湖南的生活要比广西好。父亲经常出差，家里就是我和二哥。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们没钱买菜了，正考虑是不是到邻居陆妈妈家拿点钱，妈妈临走时，曾交代过，没钱可到她家拿。正巧，那天父亲出差回来，晓得这事后，没有责怪我们用钱无计划，而是高高兴兴的带我们去柳州最大的饭店吃饭。那时，馆子里也就是些“瓜菜代”，有一种用面粉裹着茄子炸的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长大后，学了做，直到现在还是我“厨艺”的保留节目。吃饭时，父亲说，这是他到柳州来，第一次上馆子。当时我觉得很荣幸。长大后，想起这事，鼻子酸酸的。他的工资不低，工作是监理建设工程，用现在的眼光看，权蛮大，居然没到馆子吃过饭，可见他的节省、他的廉洁。

五

前几天，看到一份资料，有学者调查研究表明，中国的青少年，与父亲的交流比除非州以外大多数国家都少。文章说，这是中国亲情缺失的主要原因，造成了子女不尊重父亲的后果。我不同意这种推论。中国子女与父亲的接触确实是少，但这不是子女不尊重父亲的原因。在正常情况下，父亲是子女心目中的第一个英雄。非正常的状态下比如文革期间，什么都不好说。拿我来说，文革前，或者说在阶级种群无限的撕裂之前，我是非常尊重父亲的。哪怕我和他接触得很少。那时父亲经常出差，在家就象是做客。与他称得上交流的，我记得只有两次。一次是我初二的时候，他很难得的去学校参加了一次家长会，平时这类会都是母亲去参加的。我知道，参加我的家长会，一般都是载誉而归。一点都不担心有什么不良后果。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好。父亲那次开完会后，并不是喜形于色，而是很慎重的对我讲“别的功课我们过去学的和你现在学的不一样，帮不上忙，数学方面是相同的，你做数学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只管来问我，尽管丢了几十年，我想我还是捡得起来。我如果不会，还可以问陆伯伯，陆伯伯不会，还可以问葛伯伯、李伯伯，他们的书都读得蛮好。”我当时有点好笑，初二的数学题，劳得上他们这些老大学生、留美洋学生生费神吗?不过这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父亲很谦虚，居然列出了一个“我如果不会”的假设，这一下无形中肯定了我的地位。他和我是平等的。我体会到这是父亲要我好好读书的良苦用心。那次交流最大的收获，是我听从了父亲的推荐，找到一本他曾读过的、美国人编的《三S平面几何》。厚厚的一本书，一个暑假读完。从此以后，做平面几何题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

另一次交流，大概是读初中三年级时，父亲生病，我们家附近有卫生院，他却要去很远的他们单位的医务室打针，这也许与医疗费报销体制有关。那天是星期天，我陪他去，一路上无话可说。打完针，回来的路上，他突然问我：“假设，当然我不会，假设我现在不行了，走不动了，你怎么办?”我记得当时烈日高照，脚下是一条黄土坡开出来的路，后面是父亲的单位，远远的矗立在一片荒野上，前面是望不到头的土路，目光所及四周见不到人。我无法回答。背他，背不动;跑回单位喊人，太远了。我害怕，真要遇到这种事怎么办?父亲没有硬要我回答，也没告诉我应该怎么办。也许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当时想，只有在原地大声呼救，或者碰巧有人骑单车路过，可以帮忙送回单位。这个想法现在看来当然是消极的。但当时确实是这么想。这次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中会有许多令人害怕的事，谁碰上了谁倒霉，人唯一能做的的事，就是和命运抗争，赌一把。

六

今年五、六月间，央视搞了个街头采访，你家的家训是什么?妻问我，你家有吗?我一时语塞。几天后想起，有，而且是土得掉渣的家训。父亲在我们四兄弟参加工作时，都会送我们一句话：有两种错误千万不能犯，一个是经济问题， 一个是作风问题。除此之外，犯其它的错误，组织都可以原谅。这话放在现在，对搞政治的人不适用，站错队、跟错人害莫大焉，组织上绝不会原谅。不过，对老百姓来说，还是很适用的。老百姓自有老百姓的良心教育，这比上一千堂、一万堂党课都强。爸爸曾说过一个故事，解放前，有位知识分子的老总，胸前总是两杆钢笔，办公事的是一杆，办私事的是一杆，办私事的绝不吸办公室公家的墨水。纸张更不用说了，公私分明。这些言传身教对我们四兄弟都起了作用，四个人都没犯过那两方面的错误，即使为官也是两袖清风，天地可鉴。

爸爸从不向我们谈他的工作，我们也不了解他的工作。只是从晚年人们对待他的态度感受到，他的工作、他的为人，一定是非常好的。

父亲不好交际，奇怪的是人缘却特别的好。直到他去世那年，逢年过节总有共过事的或没共过事的叔叔、伯伯打电话过来问候。那些人起码都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知识分子了，也知道爸爸耳重，基本不能正常通话，来个电话就是向亲属打听父亲的身体状况，绵绵情意，实属不易。2004年，有次我与妈妈陪父亲去医院看病，一路上从马路对面跑过来、主动停下来与他打招呼的路人不知道有多少，爸爸已认不出那些人了，只能谦和的笑着回答，你好，你好。妈妈就在一边介绍，这是某某，这是某某，都是打太极拳的拳友。 爸爸退休后，在铁路文化宫领队打了十几年的太极拳，凡新加入者，他都会工整的抄写一份资料送给新人，因此，认识他的人很多，即使他三年前就没去打太极拳了，拳友见到他仍是热情如故，嘘寒问暖，像久别的亲人一样。到了医院，爸爸是在老干病室看病，又有人主动与爸爸打招呼，这下妈妈也不认识了。那人很爽朗的自我介绍，他是五十年代从湖南南下的。离休干部一般很矜持，难得与知识分子打招呼，这次算破例了，对我说，“那时你爸爸是工程师，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不摆架子，解决了不少问题。那是个好人”，相隔半个世纪，这个老干部还如此清楚记得这些细节，如此认同父亲，想必当时爸爸的工作确实不一般。

爸爸的真诚与谦和还曾引起“众怒”。当年爸爸在文化宫教太极拳出了名。有次，几个退下来的铁路局领导也想学，托人捎信给爸爸，请他到局长宿舍教。文化宫的拳友一听这消息，炸了锅，骂声一片，阻止爸爸去。“都什么年代了?还在当官做老爷，想学怎么不到这来学，还要刘工去你那教?”。爸爸终究还是去了。他对妈妈说，有个副局长原来是他的领导，蛮好的，他要去。平时我也听他说过，文革前，柳州铁路局工程上有什么大问题，那领导总是第一时间召集爸爸商量或派往现场。这算是报知遇之恩吧。也算是惺惺相惜。爸爸只要认为你是好人，不论是局长还是平民百姓，都会热诚相待。父亲去教了几次，原局长们对他客客气气，不过，文化宫的骂声也不断。也许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了，也许他们本来就是心血来潮，坚持不下来，只教了几次，没学会，便“不麻烦刘工”了。

七

父亲是善良的。一生不欺人，不负人。没想到到了晚年，却被他钟爱的儿子狠狠的欺骗了一回，还浑然不知。

二OO五年，父亲九十一岁时，八十二岁的母亲去世了。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两人相濡以沫六十多年，感情太深，承受不了这个打击，我们决定瞒着父亲。只在母亲弥留之际让父亲到病房远远的见了一面。父亲见到身上插满管子的母亲吃了一惊，说，唉哟，病这么重，你们要找医生好好的治疗呀。

母亲去世后，我们对父亲谎称，母亲的病太重了，转到长沙住院，因我湖南工作，就骗他说我在招呼。长沙的医疗条件自然比柳州的好，而且那里还有不少亲戚。父亲居然信了，只是问，什么病，要到长沙治?我说，是身上疼。父亲更信了，母亲去世前几年就是不明病因的全身疼。他还比较放心，疼不是死人的病。以后我回到湖南，听二哥在电话里说，父亲一个星期起码要问几次妈妈的病情怎么样，寄钱去长沙没有?钱够不够用?听到这，我的心总是酸酸的。第二年春节我回去，父亲见到我，辟头一句话就是，你来了，妈妈谁招呼?搞得我措手不及，临时编个谎话，说舅舅在招呼。其实舅舅也去世了几年，父亲忘记了，信了我的话，只是说，舅舅年纪也大了，蛮辛苦的。以后的日子里，父亲几乎天天问母亲的情况。住在哪个医院，医生好不好，一个月寄多少钱去，够不够用?有一天，我在厨房做饭，他悄无声息的走过来，吓我一跳，他郑重其事的说，我问你，我的妻子、你的妈妈，现在到底在哪里?望着他那对我充满信任的眼睛，那好象孩子找母亲般的饥渴的眼神，我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最后只能硬着头皮，把谎话进行到底。父亲这次也动真格的了，说，母亲这次住院有蛮久了，要去看看，马上就走。我说在长沙，怎么去?他说，有火车呀，这点远算什么?我说，你年纪这么大，怎么坐火车?他说，那要家品开个车送我去。家品是我弟弟，公家有个车，经常开回来。眼看这埸争辨要无休止的进行下去。不料我说一句，家品要上班怎么送你去?这句话具有杀手锏的作用。一生勤恳工作，不愿让小孩为自己的事耽误工作的他妥协了，是呀，要上班。那就过几天再讲吧。过了几天他忘了这事。这次对话，我的精神差点崩溃。说谎话是痛苦的，对善良的父亲说谎简直是犯罪。善意的谎言也要付出良心不安的代价。事后，几兄弟商量是不是把真相告诉他，商量的结果是不能。因为有一次，保姆不经意的说，奶奶已经不在了，父亲激动得跳起来，大声呵斥不要乱讲。这说明，父亲一直认为母亲还在治病，他知道病很重，但既然在住院，就还有一线希望。为什么要剥夺一个老人的最后一线希望?我们认识一个老姐姐，80岁的人，丈夫去世不久，唯一的养子又得了癌症，儿媳妇下午告诉她这一消息，晚上她便无疾而终。都说是被吓死的。我们不能给父亲这个打击。就这样，从二OOO五年到父亲去世，父亲一直生活在我们编织的谎言中。好在以后几年，父亲的忘性更大了，很少问他相濡以沫了六十多年的妻子。

真相算什么?只要生活在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的亲情之中，一切都是幸福。

八

爸爸是2010年逝世的，满了95岁，进9 6 岁。从母亲逝世后的2005年开始，我每年春节期间携妻带孙去柳州招呼爸爸二、三个月，以替换长年招呼爸爸的二哥夫妇。

妈妈在世的时候我们与爸爸交流很少，一来他不善言辞，二来他耳重，越老越厉害，与他说话费力。一大家人聚会时，他静静的、笑眯眯的看着我们。妈妈问，听到了什么，这样高兴?他总是用手画个大大的圈子，三个字，“好热闹”。妈妈去世后，我们开始与父亲的交流，排遣他心中的寂寞。这时我才发现，爸爸原来也是个很幽默很会聊天的人。有时做了适合他吃的菜，要他一人吃，他不肯，一板一眼的说：“大家呷，喷喷香，呷独食，烂肚肠”。饭菜做好了，喊他吃饭，他会愉悦的说一句，好消息，开饭了。有时与他聊起我们兄弟的生活，他会来一句，家家有个观世音，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一年，我们在湖南为他买了件时兴的宝蓝色的丝绸面料的唐装，他看了后，吃惊的说，嗨，这怎么穿得?爸爸一生穿铁路制服惯了，灰色、蓝色的伴随了他一生。我们执意要他穿，他坐下来认真的端详着衣服，忽然，像个孩子样用手指头括括自己的脸，“羞羞脸，老了还穿这样花的衣”。过年时，他穿了这件衣，十分兴奋。我们也格外高兴。

爸爸93岁的时候还能不用拐杖随我们一起散步一公里左右。每天晚上睡觉，脱下来衣服裤子要折好，整齐的放在床边。那时，他喜欢回忆童年在常德杨家牌坊的生活，“好大的院子，三进三出，还有后花园”。我问过常德的堂兄，他说院子并不大，所谓花园不过是个花圃，可见人老了，认知的尺度发生了变化。

爸爸94岁的时候，还能和我们回忆他当段长时的工作。妻问他，管一个段的工作，难不难?他笑笑说，那难什么?几百号民工我只找当头的嘛，按图施工就没事。有次，在柳江铁桥边散步，望着铁桥，望着柳江边高耸的大楼，他感叹的说，柳州蛮大啵，又摇摇头，好快呀，我到这来了五十多年了，那时好荒凉。我有点伤感。这是一个世纪老人的感叹，一个将其一生奉献给了柳州铁路局工程建设事业的老人的感叹。

爸爸95岁的时候，忽然走不动路了，每天只能躺着或坐着。老人一旦走不动路，便是大限将至。那时爸爸的记忆力也基本丧失，行为举止完全是长期养成的习惯在起作用。待人仍彬彬有礼。妻给他端茶送水，他必定要说句谢谢，生活仍井井有条，替他穿衣服要抻抻抖抖，有一点没扯抻就会提意见。家里来了客人，无论如何也要挣扎着坐起来，陪着说几句话。冬天穿衣太多，大小便不方便，最好的办法是招呼的人把尿壶或马桶送到他面前。可他不愿意麻烦人，总想自己走去厕所。有次我与妻把他安顿在沙发上坐下，眼睛离开他不到五秒钟，便听到砰的一声，原来是他要起身去厕所，摔倒了。吓得我们魂飞魄散，过了好一阵爸爸缓过气来，反而安慰我们，没什么，人老了，不行了。望着他摔倒的伤痕，我真想抱头痛哭，都什么时候了，明明是我们招呼不好，他却还在责怪自己。这就是我的父亲，慈祥的、永远为他人着想的父亲。

那一年，我们三月份离开柳州，五月份传来他去世的噩耗。二嫂说，头天晚上十点钟，父亲入睡前，说穿毛衣热，要脱掉，第二天早晨便没起床，算是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