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团伙为什么要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

———就“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林彪拥趸的商榷（8）

朗  钧

目录：

一、云遮雾罩1970年庐山会仪真相

二、关于1970年庐山会议的两种评说

三、毛泽东推荐张春桥做林彪接班人是林彪团伙庐山围攻张春桥的诱因

四、张春桥与林彪团伙的两次争吵是林彪团伙庐山围攻张春桥的直接导因

（一）“陈张争吵”——中国人民解放军由谁“直接指挥”？

（二）“吴张争吵”——弃用还是留用“三个副词”？

（三）“陈张争吵”和“吴张争吵”的背景分析

五、简述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的过程

（一）林彪团伙试图在庐山会议前的搞定张春桥

（二）初上庐山林彪佯装无事

（三）林彪-陈伯达深夜密谈

（四）“毛林谈话”的时机选择

（五）林彪发出“倒张”号令，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蜂拥而上

   （六）林彪为张春桥罗织的“反对毛主席”的罪名能成立吗?

（七）毛泽东的庐山策略

六、简议“清君侧”

七、简述1970年庐山会议的历史意义兼做结束语

内容提要： 1970年春天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之举，是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的重要诱因。庐山会议前夕发生的张春桥与林彪团伙成员之间的两次争吵，则是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的直接导因。林彪庐山滋事之动机和目的不是抵制毛泽东的文革政治路线，而是反对张春桥触碰林氏“个人崇拜”话语模式，与张春桥以至毛泽东争夺对毛的评价权和对毛思想和诠释权，以确保自身核心政治资源“天才论”不被颠覆，“接班人”的地位不遭废黜。

毛泽东1966年8月曾赠《范晔传》与林彪。林彪的庐山下场和“九一三”结局可以用范晔的八字遗言来描述——狂衅覆灭，岂复可言！

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能够随毛泽东之寿终正寝戛然而止，正是由于林彪和江青这两个极“左”团伙垮台的先后次序使然！以林彪为代表的“极左”军人团伙先于以江青为代表的“极左”文人团伙退出历史舞台是天意, 是历史的安排，也是12亿不幸遭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之万幸。

正文：

由于档案尚未解密，廓清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的全部细节不是民间文革研究的任务。但是，依据现已见诸于世的相关资料，客观勾勒庐山会议的基本轮廓，宏观把握庐山会议的实质，本应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然而，由于林彪拥趸近三十多年来心怀偏见的参与和误导，庐山会议显而易见的真相被他们诠释的面目全非。还原庐山真面目，揭示林彪及其团伙45年前在庐山围攻张春桥之真实动机和目的，对于整体识别“林彪事件”之本质有提示性的作用。

一、云遮雾档的1970年庐山会仪真相

1970年庐山会议的直接后果不止于陈伯达被打翻在地，还使已经恶化了的毛林关系趋向公开化。庐山会议结束时，毛林关系看似还在维系，但是，所有从庐山上下来的人都心知肚明，毛林间“亲密战友”的关系已经走到尽头。毛林之间尚待了结的事情只剩下一件，即林彪将在何时，将以何种方式退出政治舞台。一年后爆发的 “九一三事件”就是庐山会议的延续和终局。

但是，当年官方展现在民众面前的庐山会议却是另外一副嘴脸：

1970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刚刚结束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公报。

该公报沿用了“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标准提法。公报在叙述了国内外大好形势之后，报告了全会所作的三项工作：1）全会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2）全会批准国务院《关于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3）全会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似乎刚刚结束的庐山会议只做了以上这三件事。

公报在起始和结尾处均重复了毛泽东在“九大”发出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并宣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经过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公报给普通民众的印象是：刚刚结束的九届二中全会一定开成了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且毛林关系和谐依旧，牢不可破。

九届二中全会公告发布后20天，“十一”来临。在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彪依然猥琐地挥动红宝书，依然亦步亦趋地尾随在毛泽东的左右，并发表了国庆献辞。在献辞中，林彪竟然口是心非、恬不知耻地盛赞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滑铁卢——刚刚结束的九届二中全会。

国庆之后，依然平静。但是，到了冬季。人们从党报上嗅到了一点异样的气息。

“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在1971年1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揭露叛徒杨献珍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文章。文中以批判杨献珍“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的观点为由头，第一次公开提出要在党内开展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斗争。

1971年春节的大年初一，人们从党报上嗅到了更加异样的气息。那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红旗》杂志的短评《认真读书，努力改造世界观》。该评论提示读者要“提高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能力”用以“识别和抵制王明、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1]^]”。政治神经敏感之人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察觉到，中共最高层又出问题了，且事情还在发酵。

春节过后，中共在全国范围内传达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2]^]。这份材料用大量的篇幅述说陈伯达“一贯反共”的反动历史，而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到底都干了些什么，文章则闪烁其辞，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与罪名等级相符的罪行事实。在中央文件跳跃式的陈述中，缺少了对庐山会议整体进程的详尽交代，似乎故意要隐瞒些什么。人们很难相信，单单散发和宣讲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关于“天才”的语录就有如此大之罪过。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下发到基层的中央文件以及后来的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凡谈及1970年庐山会议时，都只讲林彪陈伯达坚持鼓吹“天才论”和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两点。而对林彪及其团伙成员煽动裹挟不知内情的中央委员围攻张春桥的情况则只字不予提及。

而与上述官方做法略有相违的几次例外发生在1974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

“四人帮”豢养的写作班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借古喻今、褒法贬儒的史学文章中就点滴透露了一些庐山会议的真相。

例如，梁效（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写作班子）在《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文章中语破天机地说：“‘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就是为了打着拥护中央的旗号，搞掉在中央决策的法家人物，搞垮中央的法家领导集团” ^[[3]^]。

又例如，署名康民的文章《晁错反复辟的斗争》中说的更加明确：“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们发动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妄图用‘清君侧’的反动策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4]^]。

碍于毛和中央对庐山会议的宣传口径的限制，四人帮写作班子也只能点到为止，没有展开叙述，当然更不会挑明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及其团伙企图搞掉的“在中央决策的法家人物”就是张春桥。四人帮写作班子的隐晦表述表明，虽然庐山会议已经过去四年，且林彪也早就摔死在温都尔汗。但是张春桥之辈对曾经使自己身临险境的1970年庐山会议仍然心有余悸，耿耿于怀。

二、关于1970年庐山会议的两种评说

关于庐山会议，毛泽东将其描述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5]]。毛泽东认定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发生了“八月逆流”^[[6]^]。

关于庐山会议，林彪拥趸的说法以丁凯文的文字最具代表性，他说：“庐山会议的要害实质是，林彪带头掀起了一次‘八月抗争’”^[[7]^]。

 “八月逆流”也罢、“八月抗争”也罢；在事件的概括认定方面，官方和林彪拥趸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即都承认在1970年的庐山上着实发生过一场撕斗。但是，该撕斗的发生所为何事？在“逆流”或“抗争”中，双方所要达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官方和林彪拥趸却给出了观点虽然截然相反，但都与真相相去甚远的两种评说。

关于1970年庐山会议的性质，官方的表述前后略有变动，但本质内容没有变化。

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宣读“十大”政治报告。“十大”政治报告中第一次公开阐述了1970年庐山会议与“九一三事件”的关联性，明确指出：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一场未遂的反革命政变^[[8]^]。

1981年6月27日，在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决议》认定：“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在这段文字中，关于庐山会议及其性质的直接评述被回避了，但“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时间仍然被追溯到1970年。

官方说林彪庐山滋事是要搞“反革命政变”肯定是言过其实了。庐山会议时段，林彪还没有完全被逼到狗急跳墙的境地，他还想继续“吃毛主席这碗饭”^[[9]^]。至于庐山会议前期，200多名中央委员之所以发言拥护林彪的开幕式讲话，并不是因为林彪本人有多少人格魅力和林彪的开幕式讲话讲得有多么的精彩，而是这些委员们急于要向毛泽东表忠心。如果林彪和叶群真的要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估计一分钟之内就会被负责安全警戒的8341部队和270名中央委员打成肉饼。

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九届二中全会都缺乏全景式描述，都回避提及林彪及其团伙在会议前期围攻张春桥的活动和毛泽东在会议后期袒护张春桥的举动。因此，读者不可能通过阅读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和《决议》对庐山会议真相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关于1970年庐山会议的性质，林彪“死党”和林彪拥趸做另样解说：

邱会作说：“庐山会议的实质问题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林总为了扼制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这些中央文革的人在九大以后，仍然坚持搞极‘左’的一套，就以张春桥为突破口，向中央文革的人实行了火力袭击，林彪是反中央文革的英雄。”^[[10]^]

林彪拥趸领军人物王年一说：“林彪集团‘九大’后进入了政治局，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使已到手的权力不再受动乱的威胁，便急于结束‘文化大革命’，因而与想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和江青集团发生了冲突。”^[[11]^]

林彪拥趸丁凯文说：“庐山上林彪发起的这场斗争实乃中共党内相对健康的力量自‘二月逆流’以来针对文革极左派的又一次反击，这才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焦点所在。”^[[12]^]

林彪拥趸关于庐山会议的评述与官方评说的最大的不同，就是涉及了林彪团伙围攻张春桥的活动和毛泽东袒护张春桥的举动。

但是，林彪拥趸将林彪团伙庐山滋事，围攻张春桥的行为说成是反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这完全是胡说。文革期间，在中共召开的全部重要会议（1966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从来都是全力支持，从来没有说过半个“不”字！即使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林之间已经闹到几乎要 翻脸的地步，但是林彪及其团伙成员没有一个人从路线的角度和高度对毛泽东的文革主张提出过一丝一毫的质疑。

林彪既不想搞也没有搞“反革命政变”，同时又全力支持毛和毛的文革路线，那么林彪在庐山会上到底要与张春桥以至毛泽东“抗”个啥？“争”争个甚儿呢？

三、毛泽东推荐张春桥做林彪接班人是林彪团伙庐山围攻张春桥的诱因

林彪拥趸在为林彪翻案的文章中，非常热衷于宣扬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率众围攻张春桥这件事。似乎只要是反对张春桥就光彩的不得了。

但是，林彪拥趸从来不敢对“林彪团伙为什么要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这个话题进行认真深入地讨论。他们只是泛泛地说林彪在庐山反张春桥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的人在九大以后仍然坚持搞极‘左’的一套”。

在林彪拥趸的叙述中，引发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的诱因事件和导因事件被他们故意回避或弱化了。在林彪拥趸的叙述中，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这件因果关系显然的事件被描述成一件无因而果的突发事件。

历史事实证明，确实存在着最直接的诱因事件和导因事件致使林彪及其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寻衅毛泽东。

1970年4月毛泽东去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简称“毛向林荐张”）^[[13]^]这件事与林彪1970年8月在庐山滋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是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的最重要的诱因。

毛林关系的恶化始自中共“九大”会议期间。

“九大”会议期间，林彪在确认自己“接班人”身份的新党章刚刚通过之后，便在新一届中央委员选举中操纵黄、吴、叶、李、邱之选票，对江青投了反对票。而同步发生的李必达事件^[[14]^]则暴露了林彪及其喽罗的朋党迹象，使毛泽东洞察了林彪及其团伙的离心倾向。

于是，毛泽东一还一报，还以颜色，“九大”刚刚闭幕，毛泽东就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上的毛主席语录牌，并当着林彪的面发出“王八蛋之骂”^[[15]^]。摘语录牌的行为可以视做毛泽东颠覆林彪政治资源的最初始尝试。而毛发出的“王八蛋之骂”则清晰地表明毛已经开始厌恶和憎恶林彪了。

中苏边界紧张局势客观上延缓了毛林关系破裂的进程。但是，中苏边界紧张形势在两国总理的北京机场会谈之后得到缓解。于是，毛林关系的继续恶化又重新成沦为中共高层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

1970年3月7日，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同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16]^]。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的意图很清晰，那就是毛不想把国家最高权力交给林彪。“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显然含有掷闲林彪的意向。

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遭遇林彪的强反馈。一贯提倡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林彪自食其言，用“不理解的就不执行”的姿态在4月11日用电话和书信两种形式正式通报毛泽东，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假惺惺地提议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17]^][[18]^]

当林彪明确表态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后，时隔仅十多小时，毛泽东用更加明确的表态回复林彪：“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毛泽东的回复之神速显示了毛泽东坚决“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心。

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返京途中路过林彪居住地苏州。毛泽东亲携张春桥低屈下就来到林彪官邸。在与林彪的谈话中，毛泽东以林彪体弱多病为由，直接提议张春桥做林彪的“接班人”。毛笑嘻嘻地问林彪：“你看小张怎么样啊？”毛泽东的嬉笑之问弄得林彪手足无措。林彪借谈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拐弯抹角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林彪说，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19]^]。

林的言外之意，张春桥属于“小资产阶级”，没有资格做接班人。林彪实际上是含蓄地否决了毛泽东的“荐张”提议。然而，林彪未必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是多么地滑稽和无力。按照共产党的阶级划分理论，像黄、吴、李、邱这样农民家庭出身的人何尝不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呀。后来毛泽东选定无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做党的副主席，或许和林彪的“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的挑剔有点关系。

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张春桥或黄、吴、李、邱是否属于“小资产阶级”。谁接林彪的班对毛而言只是一个话引子，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人接林彪的班”这类挑衅性题目一经正式讨论，就意味着林彪必须“歇菜”的大前提就已经确立。这才是“毛向林荐张”的真正用意所在。

据说，毛走后，林彪越想越窝囊，还与叶群抱头痛哭。

林彪此哭真是大可不必。毛和林之间在政治路线的方面并无分歧，毛想掷闲林彪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整死林彪。林彪完全可以依照林氏犬儒主义^[[20]^]的生存法则欣然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心甘情愿地被掷闲。如此一来，则困惑苦恼一了百了，烦事愁事万事皆休。但是林彪放弃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基本法则，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庐山碰壁和温都尔汗的下场。

高文谦先生曾认为“毛向林荐张”之事是“毛林交恶”的根由，“是解读庐山会议前后这段扑朔迷离历史的一把钥匙”——这是很到位的评述。

总之，苏州“毛向林荐张”之事，是导致林彪团伙在庐山围攻张春桥的重要诱因。只是多年来出于各自不同的考虑，官方和林彪拥趸都极不情愿提及此事罢了。

四、张春桥与林彪团伙的两次争吵是林彪团伙庐山围攻张春桥的直接导因

苏州“毛向林荐张”之事已经让林彪愤懑不已，庐山会议前夕，张春桥和林彪团伙又发生了两次正面冲突。一次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之间的争吵（简称“陈张争吵”），一次是吴法宪和张春桥之间的争吵（简称“吴张争吵”）。这两次争吵均涉及对林彪本人及其核心政治资源之评价。“陈张争吵”和“吴张争吵”是林彪决心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的直接导因。

（一）“陈张争吵”——中国人民解放军由谁“直接指挥”？

文革初期，随着林彪“亲密战友”身份的确认，一种关于林彪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关系的荒谬提法出现在官方的宣传文本中，并成为一种党八股定式，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

如果林彪是个聪明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的提法一经出现，他就应该自己站出来坚决予以纠正，而不是默认和受用之。但是，事情却很有趣，第一个站出来纠正这种既与历史事实相悖，也与现实状态不符的提法的人却是张春桥。

1970年7月底，政治局开会讨论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围绕草稿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的提法，陈伯达和张春桥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吵。陈伯达主张坚持以往的一贯提法，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黄永胜同意陈伯达的建议，也与张春桥发生争吵。而张春桥则坚持社论原稿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

如果抽象掉毛林争斗之大背景，单纯评判“陈张争吵”的话，张春桥的提法显然稍具合理性。

从历史上看，林彪虽然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指挥过红一方面军、在抗日战争初期短暂指挥过八路军115师、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指挥过第四野战军。但是林彪从未以全军统帅的身份指挥过红军、八路军或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尤其是当周恩来、朱德这些曾经的“直接指挥者”依然健在的情况下，就公然篡改历史，对林彪而言有害无益。

从现实上看，毛泽东是中共军委主席，按照林彪推崇的“四个伟大”之说，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统帅”，而统帅却不可以“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岂不荒谬。

因此，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已经言实相悖，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就更加离奇荒诞。正确的做法应该在“直接指挥”四个字前面将“林副主席”四字彻底删除。张春桥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中仍然保留“林副主席”四字已经算是对林彪很客气的了。

 “陈张争吵”后，周恩来和黄永胜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说完后，让汪东兴当着周恩来和黄永胜的面，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21]^]。毛看似认可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其实对此提法并不以为然。毛泽东的本意应该是删除“林副主席”四个字。

“九一三事件”爆发前，毛泽东巡游大江南北。在武昌接见刘丰，在南昌接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在杭州接见南萍、熊应堂、陈励耘时，毛泽东均重提一年前“陈张争吵”的话题，且每次都说“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还有许多人。”^[[22]^]

由此可见，张春桥借撰写建军节社论的机会向林彪发难绝不是一时冲动。质疑并改变林彪与解放军之间的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之原有宣传口径的总根子在毛泽东。毛泽东试图从林彪与军队关系的宣传口径入手，改变文革中逐渐形成的林彪与自己几乎并驾齐驱的政治格局。而这种改变具有双重含义：既包含了对文革以来对林彪宣传口径之非议，同时也包含了对党史军史的客观性描述的回归。

“陈张争吵”中，张春桥的角色扮演的不过是一个传声筒。而陈伯达和黄永胜的角色扮演则无聊透顶，毫无可圈点之处。

（二）“吴张争吵”——弃用还是留用“三个副词”？

1970年6月9日，毛泽东率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四常委及黄永胜接见罗马尼亚第一副总理波德纳拉希。在谈及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时，毛泽东一语双关地说：“……赫鲁晓夫做报告。决议上说，他的报告是叫什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23]^]

毛泽东会见波德纳拉希之后两个月，爆发了著名的“吴张争吵”。

8月14日，距庐山会议开幕还有10天。“吴张争吵”就发生在这一天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

吴法宪坚持要把 “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写入新宪法草案的“国务院”章节中。吴法宪还提出要把被毛泽东亲自从“九大”党章中删掉“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重新写入新宪法草案。理由是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都使用了“三个副词”。

张春桥则以“重复”为由，不同意在“国务院”章节中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张春桥还以“九大”党章为据，不同意在宪法草案稿中重新使用林彪发明的“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三个副词。争吵中，张春桥故意模仿毛泽东在接见波德纳拉西时的说法，不无嘲讽地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连赫鲁晓夫都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吴法宪不知道张春桥的贬讽之言出自毛泽东会见波德纳拉希时的谈话，还以为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24]^]。于是就扯着脖子红着脸地和张春桥大吵。在争吵中，吴法宪发明了一种后来被毛泽东嗤之以鼻的说法，即“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25]^]。

如果撇开毛林争斗的大背景，单纯对“吴张争吵”进行评判的话，较之吴法宪的提法似乎张春桥的提法更具合理性。

第一、既然在宪法草案的“总纲”中已经写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如果再在“国务院”章节中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显然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张春桥建议删除此句合情合理。

第二、在“九大”党章的草拟过程中，毛泽东本人已经亲手删除了“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三个副词，而且没有“三个副词的”的新党章已经在“九大”上获得通过，那么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就应该以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的文本为准。吴法宪要求在宪法中重新写入林彪发明的“三个副词”显然是在无理取闹。

张春桥坚持宪法草案的在“国务院”章节中删除“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之句和“三个副词”的做法以及贬损林彪核心政治资源的言语放到今天来看也不能说是错误的。而吴法宪坚持使用林彪“三个副词”的做法和则荒唐之极、无聊透顶。

弃用还是留用“三个副词”之争实际上是林彪团伙与张春桥以至毛泽东争夺对毛的评价权和对毛思想的诠释权。此等荒谬之事的发生除了说明林彪的肤浅和不知好歹，还能说明什么呢？林彪之所以在政治上一败涂地是因为他的核心政治资源和他的全部政治遗产^[[26]]完全违背人类政治学基本原理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林彪无知无畏终遭遗弃是历史的必然。

（三）“陈张争吵”和“吴张争吵”的背景分析

由林彪殚精竭力鼓噪煽动起来的“个人崇拜”运动发展到文革阶段，其荒诞程度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经远远超越了国际共运中衍生出来的“个人崇拜”之常态，已无丝毫庄严性可言。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居心叵测身体力行地倡导了一种对毛泽东极尽阿谀奉承的“个人崇拜”语话模式。带有鲜明林彪印记的“个人崇拜”语话模式具备了典型的主教崇拜之邪教特征。在林彪话语模式的引领下，对毛泽东的评价越来越不着边际，党内军内竟相攀比，俨然成为一种时尚。此种与毛之评价相关的林氏语话模式似有被固化的趋向，无人敢于触碰和改变。

林氏“个人崇拜”语话模式之可笑和荒诞有时连毛泽东本人都感到厌恶。杨成武所谓的“绝对权威”论^[[27]^]就是效仿林彪话语模式的产物。为了纠正其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错误，在批判“杨、余、傅”的大会上，毛泽东指定由林彪出面从哲学的角度 讲明“相对”与“绝对”的关系^[[28]^]。毛泽东此举看似在批评杨成武，实际上是对林彪倡导的“个人崇拜“话语模式的一次温和的敲打。

为了回归“个人崇拜”之常态， “九大”前后，毛泽东在党和国家最高级别的文本中主动修改和弃用被林氏话语模式固化了的对毛之评价用语。例如，在“九大”党章的定稿过程中，毛泽东删除了发明专利权属于林彪的“三个副词”。毛泽东触碰林氏“个人崇拜”语话模式的做法，说明毛泽东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对“个人崇拜”的负面影响的警觉。而这种警觉始于苏共二十大，并潜藏于毛泽东最后20年的心路历程之中^[[29]^]。

张春桥与林彪团伙成员的两次争吵的毛泽东背景十分清晰：

“陈张争吵”后，黄永胜亲耳听到了毛泽东说：“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 以黄永胜和林彪之间的朋党关系，黄永胜一定会报告林彪。林彪心中也应该清楚，张春桥在建军社论中坚持改变以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的背景人物就是毛泽东。

两个月前，林彪曾亲身陪同毛泽东会见波德纳拉希，且亲耳听到毛泽东对“三个副词”的贬损和嘲讽。林彪应该知道张春桥在“吴张争吵”中贬损“三个副词”的片汤话之源头也是毛泽东。

总之，无论是“陈张争吵”，还是“吴张争吵”，其总根子都在毛泽东，张春桥不过是毛泽东衅斗林彪的一根衅苗而已。

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个人崇拜”可以被毛泽东利用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打击刘少奇。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讲得再清楚不过了^[[30]^]。

同样，反对“个人崇拜”也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毛泽东在打击林彪时所使用的正是“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武器。

“天才论”始创于林彪著名的“五一八讲话”，是林彪核心政治资源^[[31]^]的重要构成。而毛泽东为“个人崇拜”运动降温的首选目标就是颠覆林彪的“天才论”。因此颠覆和捍卫林彪核心政治资源才是毛林争斗之本质。

相对于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张春桥在建军节社论中改变以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以及贬损“三个副词”的言论对林彪政治资源更具挑战性。尤其是在“吴张争吵”中，针对吴法宪煞有介事的“极左”提议，张春桥反唇相讥，其中既含有对吴法宪的不齿不屑，更兼有对林彪核心政治资源的肆意嘲讽。林彪自文革大红大紫之后，这是第一次在中央层级遭遇如此大不恭敬的评价。

张春桥在“陈张争吵”和“吴张争吵”中扮演的角色确实很有趣。虽然有毛泽东做后台，但恶语所伤之人毕竟是林副统帅，没有一点胆魄的人是不敢擅言此言的。张春桥嘲讽和贬损林彪及其政治资源的言语尖酸刻薄，极有力道，近乎文革中可以枪毙砍头的“三反”言论^[[32]^]，就是今天听来也不乏其味。

张春桥之恶意显而易见，就是要激怒林彪。为了确保自身政治资源不被颠覆，林彪的正确选择应该是以守为攻，保持沉默，同时让黄、吴、叶、李、邱在“天才论”问题上统统闭嘴。而不是与张春桥（实际上是毛泽东）进行理论。因为任何争吵都是张春桥和毛泽东求之不得的——只有在争吵中，这群丘八的理论破绽才会暴露出来。然而，林彪本来就是一个“黑而不厚”的浅薄之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天才论”的理论地位和“接班人”的狗屎尊严，林彪如期而至地被张春桥激怒了。

五、简述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的过程

（一）林彪团伙试图在庐山会议前的搞定张春桥

“吴张争吵”之后，吴法宪通过叶群向林彪进行了通报。林彪夸奖吴法宪，说：“吴胖子说的好，他立了功，抓住了张春桥的尾巴”^[[33]^]。林彪还让叶群转告吴法宪要坚持两条，“以毛泽东思想为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坚持设国家主席”^[[34]^]。

“陈张争吵”和“吴张争吵”相继发生后，林彪对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进行了错误的估判后，决定拿张春桥开刀。林彪死党及陈伯达进入全面备战状态。为了捍卫林彪的核心政治资源，黄、吴、李、邱均作了充分的准备。林彪团伙原本是想在“吴张争吵”的第二天，即8月15日举行的政治局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议上，就林彪的“天才论”向张春桥发难。

但是，在8月15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和康生却突然偃旗息鼓，变得乖巧起来。不提任何反对意见，一切顺从林彪团伙，使林彪团伙无从发难。 ^[[35]^]。

事后，“死党”们向住在北戴河的林彪进行了通报。用邱会作的话讲，林彪听罢预感大事不好，紧抽了一口气（邱会作在电话里都听见了林彪抽气的声音？），林彪太了解毛泽东了，会议出现这种结果，肯定有人点拨张春桥、江青等人。他（林彪）认为“到庐山会有更大的斗争。”^[[36]^]邱会作所谓的“有人”除了是指毛泽东还会是指谁呢？

有材料显示，林彪及其团伙是在做好了“到庐山会有更大的斗争”的心理准备后登上庐山的。没有资格参会的林立果也随林彪夫妇登上庐山。林彪父子及其团伙认定这次上庐山批判张春桥，是可以批倒的，势在必得^[[37]^]。围攻整垮张春桥就是林彪及其团伙为庐山滋事确定的既定方针。

（二）初上庐山林彪佯装无事

1970年8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们登上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将在这里召开。

林彪及其团伙成员也先后上了庐山。他们上庐山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整肃张春桥。但是，初上庐山时的林彪却在毛泽东面前深藏不露，佯装无事。

8月21日，刚刚登上庐山的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与叶群白天游览仙人洞。到了晚上，他们聚集林彪住宿地，与叶群长时间交谈，从晚9点一直持续到翌日子夜1点^[[38]^]。

8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三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议题和议程。会议决定了全会的三项主要议题：1）讨论修改宪法、2）讨论国民经济计划、3）讨论战备问题^[[39]]。常委会还决定，开幕式上由周恩来讲“形势”，康生讲宪法修改问题，林彪在常委会上佯装无事，既不提“张春桥问题”，也没有谈“天才论”问题。并表示在开幕式上不想讲话。而毛泽东似乎对林彪的蠢蠢欲动似有预感，毛话有所指地说：“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失败的会。”^[[40]^]

8月22日晚８时，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林彪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也没有通过叶群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在第二天的开幕式上讲话。周恩来和康生以及汪东兴向政治局正式传达下午常委会做出的关于大会的三个议题以及开幕式议程的决定。一切看似都很平静。

同日晚上，吴法宪去看望林彪和叶群，叶群明确告知吴法宪：“明天上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41]]。这时距全会开幕式已不足20小时，但林彪偃旗息鼓，没有露出丝毫要滋事的迹象。他静静地等待全会开幕式的来临。那将是他滋事的起始点。真可谓“善用兵者隐其形”啊。

（三）林彪-陈伯达深夜密谈

就在22日深夜，陈伯达来到林彪住处，林彪和陈伯达就庐山滋事的要点进行了最后的密谈^[[42]]。陈伯达和林彪商定，陈伯达负责提供理论依据——编篡马恩列斯关于“天才”的语录，并向全会散发；而林彪则在第二天的开幕式登台演讲，以确保在中央全会开幕的第一时刻起就把解决张春桥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逼迫毛泽东对张春桥的去留作出选择。

“林陈密谈”是林彪庐山滋事全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两个政治局常委在下午刚刚结束的常委会议上有话不说。半夜三更，背着另外三个政治局常委擅自决定改变全会已定议程，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桩光明正大的事情。

陈伯达生前对自己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下场一直耿耿于怀，但是他在回忆庐山会议这段历史时，对“林陈密谈”之事却一直很回避。最近香港出版的《陈伯达最后的回忆》一书中，陈伯达对庐山会议前夜发生的“林陈密谈”讳莫如深，居然只字不提。

（四）“毛林谈话”的时机选择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全会开幕前一小时，林彪突然向毛泽东提出要在开幕式上发言。为此，毛泽东和林彪之间进行过一次谈话（简称“毛林谈话”）。

关于这次“毛林谈话”，官方和林彪团伙成员有着完全不同的表述。

官方及汪东兴的只承认林彪在开会前向毛泽东和其他常委提出要在开幕式上讲话。而对“毛林谈话”是否发生则不置与否。 ^[[43]^] [[44]^]

关于“毛林谈话”，迄今为止，还有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陈伯达给出过内容不尽相同的几种说法^[[45]^][[46]^{] [}[47]^][[48]^]。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关于“毛林谈话”可分为“多人谈”和“两人谈”两种。所谓“多人谈”与官方说法一致，是指开幕式之前，五个常委进行过谈话，林彪在毛、周、康、陈四常委面前提出要在开幕式上讲话；所谓“两人谈”是指开幕式之前，毛林二人单独进行过谈话，林彪向毛一人提出要在开幕式上讲话。

“毛林谈话”的时机选择看似是随机发生的，但是从权术与权谋的角度去考察，其预谋的特征显而易见。林彪对“毛林谈话”时机选择是经过缜密思考的。看似不经意的一次谈话，实际上暗藏着林彪多重算计。

首先，林彪用“毛林谈话”的形式获得了在全会开幕式上讲话的合法性。为改变原定全会议程，将会议变成一次批斗会做好了铺垫。

其次，由于“毛林谈话”和全会开式幕之间几乎没有时间间隙，“毛林谈话”结束后，林彪旋即在全会开幕式上登台讲话。这样就没有给与会听众，无论是中央委员，还是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留下核实“毛林谈话”具体内容所需的时间。于是，人们在没有时间核实“毛林谈话”的前提下，就只能对刚刚进行过的“毛林谈话”进行揣度。而多数人在揣度后会自然而然地得出“毛泽东既然同意林彪讲话，那么，林彪讲话的内容当然也是毛泽东同意的”这样的结论。如此一来，林彪讲话的内容就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是代表了中央的精神和毛泽东的想法。林彪也就如愿以偿地将毛泽东之虎皮披在了自己的身上。

“毛林谈话”的时机选择给党内投机分子留下了遐想的空间，也为他们的投机行为预设了胜算的几率。但是既然是几率就有风险和收获两种可能。

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一直是林彪拥趸诟病毛泽东的一个话题。林彪拥趸猜测并认定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诱饵。其实，汪东兴的庐山作为不过是林彪“毛林谈话”时机选择的一个正反馈。由于汪东兴的特殊身份，如果林彪之举得逞，汪东兴讲话的导向作用将居功至伟。同理，如果出现相反的结局，汪东兴讲话的负面作用也就最大。历史的进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毛林谈话”的时机选择是一把双刃剑。李作鹏就承认自己是因误判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代表中央作的^[[49]^]，于是积极发言，与之呼应。结果沦为“军事俱乐部”成员，被毛泽东揪住不放，“九一三事件”之后锒铛入狱。

林彪为人阴损、做事鬼祟。“毛林谈话”的时机选择正是小聪明与大卑劣兼而有之的林彪风格的一次淋漓精致的展现，其结果是害己害人。

（五）林彪发出“倒张”号令，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蜂拥而上

“毛林谈话”之后，庐山会议正式开幕，林彪心怀鬼胎登台演讲。

为了捍卫自己的核心政治资源，林彪在讲话中继续贩卖“天才论”的狗皮膏药并同时向喽罗们发出了围攻张春桥的指令：

“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反‘天才’）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哪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反‘天才’）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哪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50]^] 林彪在发言中用“陆定一式的人物”影射张春桥^[[51]^]。

尽管林彪话语朦胧，有些话欲言又止，但是，当林彪说“他那个中央不同”和“最高的一声号令”这两句话时，已经不是在影射张春桥，而是在挑战毛泽东了。

“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则是林彪惟恐自身核心政治资源被颠覆的真情表露。“改变面貌”这四个字被连续重复三次则是林彪内心丧失安全感的直接袒露。

《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中均承认，林彪登台发表开幕式讲话后，叶群迫不及待地在会议礼堂向死党们进行了透露“毛林谈话”的内容。其要点是：可以在讲话中批评张春桥，但不允许点张春桥的名字^[[52]^]。

开幕式当天夜晚，吴、李、邱聚集陈伯达驻地，与陈伯达彻夜交谈到凌晨3点^[[53]^]。

第二天上午9点，大会重放林彪讲话录音。彻夜未眠的吴、李、邱在去会场前再次来到林彪别墅。叶群向他们布置任务。叶群强调了三点：

第一、要在各组表态拥护林彪讲话，要宣读陈伯达编纂的“恩列斯毛“论天才”的语录”；

第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无产阶级感情；

第三、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和康生的名字，更不可摸“11楼”（江青）的“屁股”^[[54]^]。

于是，陈伯达在华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李作鹏和叶群在东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抢先发言。且每个人的发言中都包含坚持“天才论”、宣读“天才语录”、“揪人”等相同要点。

由于陈、吴、叶、李、邱的导向性发言起到的煽动作用，“整个庐山都狂热起来了”^[[55]^]。据李作鹏回忆——每个人的发言态度有点像红卫兵那样，声音大，调子高，措辞激烈。“机关枪”、“大炮”、“刺刀”、“手榴弹”同时使用，形成一场闻风起哄的混战，大家群情激愤地一定要揪出阴谋家、野心家，揪出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56]^]。

林彪在庐山点燃了狂衅之火。在北京看家的黄永胜为庐山上出现的围攻张春桥的局面激动不已，食欲大开，晚饭时还多吃一碗米饭^[[57]^]。文革明星聂元梓也兴奋无比地加入到围攻张春桥的行列中来^[[58]^]。

林彪的开幕式讲话成功地改变了庐山会议原定的议题，在陈、叶、吴、李、邱的挑唆煽动之下，逼迫毛泽东同意设国家主席的呼声甚高；逼迫毛泽东认同林彪“天才论”的呼声甚高；逼迫毛泽东同意揪出张春桥的呼声甚高。林彪构筑的狂衅态势真有那么点“气壮山河”了。林彪整肃张春桥的计划距大功成告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

（六）林彪为张春桥罗织的“反对毛主席”的罪名能成立吗?

林彪拥趸从来不敢认真讨论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时，为张春桥罗织的罪名到底是什么，以及该罪名是否能够成立。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本节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为了有效营造“倒张”气氛，实现“倒张”的计划，林彪团伙成员在庐山会议的各小组的讨论会上纷纷抢先发言，不指名地声讨张春桥，他们或煞有介事，或假装义愤填膺地罗列和声讨张春桥的所谓滔天大罪。现摘抄林彪团伙成员的发言如下：

陈伯达忿忿地说：“……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象跳舞一样高兴”^[[59]^]；

叶群哭泣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60]]；

吴法宪流着眼泪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61]^]；

李作鹏鹦鹉学舌地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62]]；

邱会作重复吴法宪的说法：“林副主席说过‘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利用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指林彪的“天才论”）”^[[63]^]。

综上所引，可以看出，林彪喽罗们在口径一致的发言中极力维护林彪的核心政治资源“天才论”。他们明知张春桥在“陈张争吵”和“吴张争吵”中所言所辩均源于毛泽东，但是他们硬是装傻充愣地将张春桥在“陈张争吵”和“吴张争吵”中原本是针对林彪的话语引伸到毛泽东的身上。在引伸过程中，一个递推公式暗藏其中：反对林彪就是反对毛泽东。

众所周知，张春桥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张春桥的党龄虽不如林彪长。但是，颂扬毛泽东的历史并不比林彪短。张春桥填词的《毛泽东之歌》创作于1942年^[[64]^]，那时的林彪还在苏联养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颂扬领袖与地位迁升之间的关联性。

1958年，张春桥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是中共建国后第一篇用列宁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评述现行干部等级制的文章。此文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65]^]。1975年4月，张春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再次谈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文章引用毛泽东话“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张春桥的这篇文章颇得毛泽东赞赏，文章发表两个月后，毛泽东向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推荐张春桥的这篇文章。

张春桥参与了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动——1965年年末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的授意者是江青、执笔者是姚文元，但组稿人却是张春桥。

张春桥策动“一月风暴”，率先在上海开展夺权运动。成立所谓的“上海人民公社”，并企图用“公社”替代原有国家体制。

张春桥还用“巴黎公社原则”装饰和充实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中共中央1966年《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共“九大” 政治报告、中共“十大”政治报告、1975年版的宪法中都留有张春桥思想的痕迹。

和林彪毫无理论建树的肉麻吹捧和空洞颂扬相比，张春桥的“理论贡献”使其在文革中后来者居上，得到毛泽东的偏爱和重用，成为林彪争宠之劲敌。

毫无疑问，张春桥属国之妖孽，在文革中确实干了很多坏事。但是，有一点是需要明确的：那就是张春桥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

一个政治人物不可能一生所为都是坏事，张春桥亦然。文革中敢于挑战林彪的“个人崇拜”话语模式者在民间虽不乏其人，有的人甚至为此丢了性命。但是，在中央层面，敢于挑战林彪“个人崇拜”话语模式者绝无仅有，唯张春桥一人也。如果说张春桥在文革中也曾做过一两件有趣且略有意义的事情的话，那就是在“陈张争吵”中公然质疑“解放军是由林彪直接指挥”的荒谬提法和在“吴张争吵”中坚持弃用林彪的“三个副词”。这两件事情做完之后，春桥同志可能依燃是一个八恶不赦或九恶不赦之人，但一定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之人了。

其实，林彪及陈、黄、吴、叶、李、邱们也未必相信由他们编造的“张春桥反对毛主席”的谎言。林彪团伙之所以编造“张春桥反对毛主席”的谎言，是因为张春桥胆敢模仿毛泽东语式贬损了林彪和他的“天才论”，甚至在毛泽东的推荐下窥视“接班人”的宝座。

为了打倒张春桥，林彪及其团伙成员在党的全会上公然制造“张春桥反对毛主席”的谎言，要与会的270名中央委员相信并一道申讨“张春桥反对毛主席”的罪行，聚众胁迫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他们打倒张春桥的要求。

林彪及其团伙成员居然将市井的嬉皮把戏玩耍于中央全会之上可能是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毛泽东后来在吴法宪的检讨上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66]^]，毛之指责并没有冤枉林彪和他的团伙成员。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林彪是反中央文革的英雄，此言大谬。一般而言，以强凌弱者无论正确与否,均不可称之为“英雄”。只有以下犯上者、以弱敌强者或可称为“英雄”。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反张春桥算哪门子英雄？ 更何况林彪在反对张春桥时，连指名道姓的胆量都没有，甚至连一篇像样的“讨张檄文”也晾不出来。

（七）毛泽东的庐山策略

“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67]]。这是陈伯达书赠叶群的一副条幅。

林彪的庐山动作将决定毛林关系的走向，也将决定林彪自身的命运。在毛林关系即将发生，但尚未发生质变的关键时刻，林彪和叶群恶火攻心，静气全无。反观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毛泽东倒是有那么点“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气派。

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毛泽东在上庐山之前就已经事先预谋要在庐山会议上收拾林彪及其团伙。毛泽东只是后发制人，在林彪团伙充分表演之后，收辍之。林彪团伙的庐山结局是他们主动滋事的必然结果。

如前所述，庐山会议开幕前一个小时，林彪找毛泽东单独面谈，要求在即将举行的开幕式上讲话，而讲话内容并不涉及前一天常委会已经确定的三项议程。而是要敲打张春桥。大会即将开幕，会议议题早已确认，现在林彪突然要改变大会议程，确实给毛泽东出了一道难题。但是经过短暂时间的思考，毛泽欣然同意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讲话。毛泽东之所以应允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可能包含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影响全会的正常开幕；

第二、毛泽东要通过林彪讲话，看看这一伙人到底想干什么；

第三、毛泽东可能更想看看，在中央委员会中，死心塌地跟随林彪的人到底有多少。

据说，毛泽东在应允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时做了一个看似很平常的限定——不许点张春桥的名。

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影射了张春桥，但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字；林彪“死党”们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小组会上尽管很亢奋，由于叶群有所部署，所以也没有人敢于逾越“不点张春桥名字”这条红线。 林彪及“死党”们一致的口径可以侧证“毛林谈话”时，毛泽东不允许林彪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点张春桥的名字的这个刚性限定确实是存在的。

应该如何解读毛泽东对林彪所做的“不允许点张春桥名字”这个限定呢？

16年前，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毛泽东也曾做过类似的限定。

1954年1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全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已经决定拿下高岗和饶漱石。但是，住在杭州的毛泽东让杨尚昆向北京捎信说：“四中全会只作自我检讨，不要点名批判任何人”。有了毛泽东事先作出的限定，七届四中全会开得很风平浪静。人们只是不指名地批评了高岗的某些做法，大家都严格遵守毛泽东设定的限制，没有人在会上点名批评高岗和饶漱石。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两个分别批判高岗和饶漱石座谈会议在北京同时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是和风细雨，两个座谈会上则是暴风骤雨了^[[68]^]。

林彪对七届四中全会前后发生的事情肯定是有记忆的。毛泽东在“毛林谈话”时虽然没有向林彪承诺要立即解决张春桥问题，但是“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字”的限定误导了林彪，使林彪坠入遐想的迷雾中。林彪或许认定七中四届全会那一幕会在庐山会议上重演，张春桥将步高饶之后尘。而毛泽东作出的“可以批判，但暂不点名”的限定就是张春桥倒台之先兆。即使不在庐山会议上立即解决张春桥问题，也会在全会之后另辟场合解决张春桥问题。

林彪及其同伙严格遵守了毛泽东所做的限定。在向张春桥发难时，他们都没有敢对张春桥指名道姓，只是在鼓噪林彪“天才论”的同时影射张春桥是“陆定一式的人物”，并在私下向不知内情的人暗示或明示要打倒张春桥，比如李先念，邓颖超、肖劲光。

尽管林彪自己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得计，但是以毛泽东的政治阅历怎会听凭林彪的摆布。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林彪的俚格愣游戏。毛泽东一语中的地说，林彪一伙“表面上是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69]^]。同样的句式1975年年末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时毛泽东又使用过一次，毛说清华大学刘冰“反对迟群和小谢，就是反对我。”

林彪期盼在庐山会议上或在会议之后揪出张春桥的一幕并没有上演。被打翻在地的不是张春桥而是林彪的追随者陈伯达。而毛泽东在伐陈檄文《我的一点意见》中故意不提及林彪率众围攻张春桥之事。而是以宣扬历史唯心主义和唯心主义先验论之罪名轻松地将陈伯达摆放在“政治上不正确”的位置上。也为后续展开对林彪及其政治资源的讨伐留足了余地。毛泽东此举将一场“倒张”和“护张”的龌龊争斗赋予了高贵的哲学内涵，即护住了张春桥，又将这场龌龊争斗提升到思想路线斗争的高度。

早在1966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跨越刘少奇、周恩类、朱德、陈云成为中国第二号人物，被特誉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但是，就在这个历史性时刻，毛泽东却向林彪送去了《范晔传》。

范晔，《后汉书》的作者。元嘉二十二年，因卷入彭城王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之争，范晔被杀并被灭门。范晔死前留下遗言：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70]^]！

林彪文采与范晔怎堪相比。毛泽东绝不会指望林彪能够写出一部《后汉书》那样的作品。毛泽东让林彪看《范晔传》看得就是“狂衅覆灭”这四个字。毛泽东是在明示林彪谨慎行事，切莫重蹈了范晔之复辙。然而，无论林彪是否认真读过《范晔传》，也无论林彪是否读懂了《范晔传》，林彪的庐山下场和“九一三”结局却可以用范晔的那八字遗言来描述——

狂衅覆灭，岂复可言！

六、简议“清君侧”

    如前文所述，最早使用“清君侧”一词来定义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之事的是“梁效”写作班子。这种类比还是比较贴切的。

古代所谓“清君侧”之本意是指清除君王身旁的佞臣和奸人。但纵观中国历史，凡 “清君侧”发动者都是为了自身或自身所在集团的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清君侧” 发动者，往往以追究佞臣和奸人为名，行反叛中央政府之实。“清君侧”只是滋事的由头，其真实目的就是和君王摊牌。

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著名的“清君侧”。

西汉的“清君侧”发生在景帝年间。御史大夫晁错上疏建议削藩。晁错认为“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刘启采纳晁错削藩建议。吴王刘濞纠集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七藩王 ，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为让刘濞退兵，景帝刘启腰斩晁错。但叛军仍不罢兵，景帝刘启只得遣周亚夫率兵平叛“七国之乱”

明朝的“清君侧”发生在建文元年。朱元璋死，孙朱允炆即位，史称建文帝。为避汉朝“七国之乱”之重演，建文帝接受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削藩建议。燕王朱棣打起“诛齐黄，清君侧”的旗号，发动“靖难之役”。叛军攻入金陵，建文帝朱允炆失踪，马皇后死于大火。朱棣自立为帝，年号永乐。朱棣称帝后，行瓜蔓抄，命赤其族，齐黄两族被灭门；“读书种子”方孝孺，因不肯为朱棣撰写即位诏书，诛九族后，再杀其门生一族，十族共诛873人。

清朝末年的“清君侧”发生在戊戌年间。梁启超辈妄图“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建不世之业^[[71]]。但老佛爷慈禧先行“清君侧”——困龙亭中，困住了光绪爷。菜市口上，砍下了谭嗣的脑壳。

历史上还有过一次另类的清君侧。君侧之清清到了君王的卧榻之侧。那就是就是酿成长恨的杨玉环之死。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安史之乱居然成为索要杨玉环性命的理由。不是安禄山的叛军，倒是唐明皇的“六军”要了贵妃的性命。“贵为天子，不得自由”——护不住自己女人的君王，非圣人可汗隋文帝杨坚一人焉^[[72]]。

“清君侧”的本质就是动用武力限制君王的自由。“清君侧”的客观效果就是在仅仅保留皇位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贬损和亵渎了君王的尊严。故此，“清君侧”之举与“挟天子”之举并无过大差异，同属“三谋”（谋反、谋逆、谋叛），当列“十恶”——按明清律当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用大白话讲，就是要灭门九族。因此，为避杀身灭门之祸，“清君侧”发动者中取而代之者也不乏其人，正所谓“一不做，二不休！”

历史上的“清君侧”有一个共同点，即君弱藩强。君侧被清之后，弱君皇位尚能保存则是万幸之事；君侧被清之后，皇权易手确是常有之事。

简而言之,毛泽东所说的庐山“八月逆流”和林彪拥趸所说的庐山“八月抗争”实际上是林彪团伙的一次“清君侧”行动,其锋芒所向明指张春桥，暗指江青及上海帮。

然而，毛泽东不是汉景帝，不是建文帝，也不是光绪帝，更不是唐明皇。休要说林彪是否存有谋逆篡位的打算，仅就“清君侧”的举动本身而言就是对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尊严的挑战。毛泽东面临的庐山形势正如晁错所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清君侧”举动已处在一个未反和欲反的临界态。毛泽东早就有削林打算，此时不肖更待何时。

客观地讲，张春桥贬损林副统帅的做法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庐山会议前期张春桥命悬一线、危在旦夕。文革中曾经发生过的“清君侧”事件张春桥一定记忆犹新。文革中的首次“清君侧”发生在1967年8月。为了缓和与军队的矛盾，也为了跳出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的的外交困境，周恩来恭请毛泽东自“清君侧”，将张春桥的同类王、关、戚变成了阶下囚。以毛泽东之无情和擅变，张春桥焉敢确信自己就不会重蹈王、关、戚之覆辙。张春桥之所以没有重蹈王、关、戚的覆辙，当然首先是因为毛泽东要维护文革发动者的权益和威严，但也与林彪没有参透1967年周恩来之“清君侧”之要领有关。但这是另外的议题，容当别篇另叙吧。

七、简述1970年庐山会议的历史意义兼做结束语

林彪团伙的庐山行动失败了。一年后，“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父子魂丧大漠。又过了五年，1976年初秋，林彪团伙的庐山冤家张春桥及其同伙在中南海被华国锋叶剑英抓了起来。

关于1970年庐山会议与1976年的中南海之变之间的相关性，余汝信先生曾散布过一种奇谈怪论：“1976年10月的中南海之变，不过是1970年8月庐山这场斗争的继续。以打倒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而言，1976年10月的胜利者们与其说是继承了毛泽东的遗志，倒不如说是继承了1970年8月的失败者林彪的遗志——尽管1976年的胜利者们决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然而，这却是铁一般的事实。”^[[73]^]

林彪拥趸丁凯文因余汝信的这段奇谈怪论喜极失态，称其为“善哉斯言！”^[[74]^]

林彪拥趸的史学逻辑之荒诞不羁真是可见一斑。

按照林彪拥趸的逻辑，同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军和大日本皇军的作战目的是属于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

按照林彪拥趸的逻辑，同是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封建余孽的反抗和无产阶级革命也属于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

这里可以套用马克思句式来评判林彪拥趸的“善哉斯言”：

林彪拥趸关于1970年庐山会议与1976年中南海之变之间的相关性的评判一半是挽歌，一半是谤文，挽歌用来哀挽林彪家族的灭顶之灾；谤文用来讥笑四人帮的牢狱之灾。但是，无论是挽歌还是谤文，都无法遮掩林彪拥趸臀部上带有的鲜明的文化大革命之纹章，于是读者和听众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啦^[[75]^]。

最近，林彪拥趸章继光在共识网上发表文章《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受挫真相》^[[76]^]。章文结尾处又在重复丁凯文所谓的“善哉斯言”。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1976年中南海之变和1970年庐山会议间的相关性呢？

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77]]。林彪和张春桥同为国之妖孽。文革期间，中共元老派始终与江青团伙、林彪团伙保持对峙态势。“九大”主席台上 ，文革派和元老派分左右排座于毛泽东两侧，就是中共元老派与林彪团伙江青团伙势不两立的一个标志性的场景。

1976年中南海之变的策划者是华国锋和叶剑英。而华、叶依靠的党内政治势利就是中共元老派。抓捕毛泽东再也无法庇护的“四人帮”是元老派的必然选择。华、叶不动手，其他元老也会动手。

1970年林彪团伙在庐山上围攻张春桥的时候，中共元老派的整体表现也很值得回味。

虽然林彪团伙裹挟了大多数中央委员，庐山上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但是，中共元老派整体上保持缄默和敷衍。他们是：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邓颖超、蔡畅、张鼎承等等。李作鹏在回忆录中谈及1970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时也强调了这一点^[[78]]。

当庐山势态需要元老派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作出选择时，元老派用缄默和敷衍对林彪夫妇及其团伙的“倒张”举动投了弃权票。虽然这些老人对文革的异见和抵触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但是，如果一定要他们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们宁愿选择毛泽东也不会选择林彪。这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林彪匮乏的克里斯玛（charisma）不足以使他们心悦诚服还在其次；管见的问题在于林彪内在平庸但表述疯狂的政治理念；用人唯亲（四野）的组织构架；以及已经开始呈现出的血统传递、世袭继承的权利倾向无一不在预示——一旦林彪父子掌权，中国的政治局面将比毛时代更为凶险。

元老派的沉默是毛泽东向林彪断然发动反击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毛泽东在书写《我的一点意见》之前，首先召见的就是周恩来、叶剑英等人。

如果林彪1970年在庐山得逞，林彪军人团伙将控制整个政治局。华国锋在中共“十大”进入政治局的可能性就很小。邓小平的复出则完全不可能。毛死后，林彪既有接班人的名号，可以顺利接班；又有黄、吴、李、邱把控海、陆、空军权；再加上林立果党卫军式的小舰队冲锋在前，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元老派想要像解决四人帮那样，以不流血的方式解决林彪军人团伙几乎是不可能。武装较量在所难免。但是，即使是通过流血的方式，经历一场血雨腥风之后，花落谁家也未可知。

1970年发生在庐山会议上的围攻张春桥和袒护张春桥之事是苟且之争，无丝毫意义可言。但是，1970年庐山会议之结局却不是毫无意义的。1970年庐山会议之结局的客观历史意义仅在于：当文化大革命尚在进行之时，党内最不健康最具危险性的帮派势力——林彪军人团伙的权力开始被解除，令其先于“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这就为1976年10月用“不流血”的方式解决只会摇唇鼓舌，且对军队无丝毫掌控之权的“四人帮”，进而彻底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林彪庐山滋事的动机和目的是反对张春桥触碰林氏“个人崇拜”话语模式；并与张春桥以至毛泽东争夺对毛的评价权和对毛思想和诠释权，进而捍卫自身的核心政治资源“天才论”不被颠覆，“接班人”的地位不遭废黜。这与1976年10月的中南海之变及其后来对文革的全盘否定以及再后来实施的改革开放的国策毫无共同之处！

好杀岂天意，岁行谁使然 ^[[79]^]。

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能够随毛泽东之寿终正寝戛然而止，正是由于林彪和江青这两个极“左”团伙垮台的先后次序使然！以林彪为代表的“极左”军人团伙先于以江青为代表的“极左”文人团伙退出历史舞台是天意,是历史的安排，也是12亿不幸遭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之万幸。

善哉斯序也。

初稿于2014年8月20日 北京植物园

终稿于2015年4月30日 长沙岳麓庄园

[[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第302页：1970年12月29日，毛泽东对姚文元的学习报告写下批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第302页。
[[3]] 梁效《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74年10月13日，第二版。
[[4]] 康民《晁错反复辟的斗争》。《人民日报》1974年7月23日，第二版。
[[5]]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
[[6]] 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7]] 丁凯文《再论1970年庐山会议及其影响》，收入《重审林彪罪案（下）》，第529页。 
[[8]] 《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说：“但是，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一九七○年八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
[[9]] 师东兵《汪东兴传》，第45页。
[[10]] 《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89页。
[[11]]王年一《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
[[12]]丁凯文《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
[[1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第288页。
[[14]]朗钧：《“九大选举风波”与“李必达事件”》,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112095682.html.
[[15]]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75页及注释34：周恩来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的谈话（1972年12月19日）。
[[16]]《毛泽东传 1949-1976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565页。
[[17]]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6页。
[[18]]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7页。
[[19]]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76页。
[[20]]郎钧《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10798464_4.html.
[[21]]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8页。
[[22]]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第82、114、122页。
[[23]]蒋本良《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上海辞书出版社，第30页。
[[24]]《毛泽东传 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569页。
[[25]]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中写道：“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8月27日晚上12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主席在‘伟大谦虚’四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当代中国出版社，
[[26]]朗钧《“林彪事件”的特征与林彪政治遗产的历史定位》，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112595898.html.
[[27]]杨成武《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人民日报》1967年11月3日。 
[[28]]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第213页。
[[29]]郎钧《从毛泽东的“小手指”谈起》,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12499601.html.
[[30]]《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31]]郎钧《林彪为什么要坚持“天才论”》。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12399557.html.
[[32]]“三反”言论在文革中是指“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
[[33]]《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58页。
[[34]]《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783页。
[[35]]《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58页。
[[36]]《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58页。
[[37]] 共识网《[问学]刘家驹：林彪与“九一三”之谜》，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xft/2014/0905/112651.html.
[[38]]《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0。
[[39]]《毛泽东传 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570页,注释③ 周恩来给毛泽东、林彪的信（手稿）1970年8月21日；
[[40]]《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1。
[[41]]《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791页。
[[42]]《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3页。
[[43]]《毛泽东传 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1572页：“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几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
[[44]]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28页：“1970年８月23日下午３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康生说：“那好吧，你先讲。”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　　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主持开会，周总理宣布全会议程，林彪首先讲话。”
[[45]]《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793页：“听叶群说，毛林谈话发生“在会前常委休息时”，周恩来和康生均在场，周恩来还符合林彪，说自己也知道“吴张争吵”这件事。林彪当时对毛泽东只点了张春桥的名，没有点康生的名，这是因为康生在场。林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毛泽东说，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
[[46]] 《陈伯达最后口述》，第406页：据陈伯达生前回忆，大会开幕前林彪与毛泽东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进行了“时间并不短”的谈话，之后才举行会议开幕式。
[[47]]《李作鹏回忆录（下卷）》，第660页：“听叶群说，林彪会前先到小礼堂休息室等待毛泽东的到来，让我在门外放哨，不让别人进去，林彪就将要讲话的主要内容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同意林彪讲，但说不要点名”
[[48]]《邱会作回忆录 （下卷）》，第163、166页：“全会在小礼堂开幕。但常委们一直没有出来，大约等了四十分钟，毛、林、周、康、陈才走出来在台上就座。毛泽东宣布还会后即说：“请林彪同志讲话”。闭幕式结束后，汪东兴和叶群嘱咐邱会作等人“会上发言不要点名”。
[[49]]《李作鹏回忆录（下卷）》，第659页。
[[50]]摘自《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51]]《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6页。
[[52]]《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6页。
[[53]]《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7页。
[[54]]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上册》，明镜出版社，第45页。
[[55]]《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8页。
[[56]]《李作鹏回忆录（下卷）》，第663页。
[[57]]《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7页。 
[[58]]吴德《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18页。
[[59]]摘自《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60]]摘自《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61]]摘自《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62]]摘自《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63]]《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9页。 
[[64]]张金菊、文世芳《1951年《毛泽东之歌》骤然停播的缘由》。
[[65]]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原载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后在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毛泽东亲自撰写编者按。
[[66]]《毛泽东传 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583页。
[[67]]“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是清朝三代帝师翁同龢书写的对联。文革期间，陈伯达书赠此联赠叶群。
[[68]]杨继绳《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杂志《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
[[69]]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99页。
[[70]]范晔狱中写《狱中与诸甥侄书》，开篇之句：“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71]] 梁启超《戊戌政变·谭嗣同传》:”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72]]《北史.后妃传下·隋文献皇后独孤氏传》：后颇仁爱，每闻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然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帝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帝听朝，阴杀之。上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三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扣马谏。帝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73]]余汝信《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吴法宪回忆录述评》，《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541期。
[[74]]丁凯文《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与高华商榷》。
[[75]]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封建的社会主义”一节中说：“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剌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76]]章继光《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受挫真相》,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0924113725_all.html.
[[77]]《荀子·大略》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78]]《李作鹏回忆录（下卷）》，第663-664页。
[[79]]王安石《秋枝如残人》： 秋枝如残人，颜色先憔悴。微寒吹已空，性命一何脆。宁当记畴昔，葩叶相妩媚。岁行谁使然，好杀岂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