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識網近年來發表了一些重頭文章，引起讀者廣泛關注，點擊率很高;文章的一些觀點也產生了一定影響，不少讀者紛紛給以“理性”“務實”的讚譽。這些文章幾個月來一直掛在網站的“排行榜”前列，依然在產生着綿綿不斷的影響。

但是，有些文章的觀點，含糊其辭，似是而非，既經不起歷史的檢驗，更經不起實踐的推敲，卻從來無人質疑，更無人提出批評和矯正，好像這些觀點成了無可置疑的真理。筆者閱讀思考再三，選出幾例，提出質疑，加以分析，以求教於大方之家。

一、毛岸英的“接班說”是憑空謠言嗎?

作者抓住多年來社會上流行的一個心懷叵測的“謠言”：毛澤東當年讓兒子毛岸英參加抗美援朝作戰，是培養接班人的一種“鍍金”方式;如若不是毛岸英在戰場上犧牲，將來有可能成為接班人。

作者用對比手法，列舉典型事例，對這種“謠言”進行了深入的批判。比如蔣介石培養蔣經國當接班人，蔣經國從蘇聯一回來就被授予少將軍銜，緊接着又授予中將軍銜，到台灣後又成了國防部主任、行政院院長，最終便順理成章、名正言順地登上大寶之位。

而毛澤東如何培養毛岸英呢?毛澤東於1943年便成了中共最高領袖，毛岸英1945年從蘇聯回國，毛澤東卻讓他學種地，搞土改，到工廠任黨支部書記，根本沒有培養“接班人”的架勢。

解放戰爭三年，正是共產黨在軍事上順風順水的時候，毛澤東並沒有讓毛岸英參軍參戰，或者到林彪的東北野戰軍當個參謀，戰爭一結束，便可弄個師長政委什麼的，就可以在接班人的道路上步步高升。但毛澤東沒有這樣做，而是讓毛岸英參加最危險、前途未卜的抗美援朝戰爭，當了個小小的翻譯參謀，結果被美國的飛機炸死。這就說明毛澤東讓毛岸英入朝作戰，根本不是為了“鍍金”，而是為了保家衛國，為了團結全黨，起一種表率作用。

作者李曉鵬的這種說法，基本符合事實。毛岸英為人低調，作風樸實，勤奮好學，吃苦能幹，無論在哪裡工作都能獲得一片好評，確實是年輕有為的好苗子。電視劇《毛岸英》中典型生動的事跡，確實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毛岸英最後在戰場上為國捐軀，可謂“生的光榮，死的偉大”，後人說三道四，確實有些不厚道。

但是，說毛岸英可能要“接班”，他生前的一系列活動可能是“鍍金”，就是毫無根據、胡亂編造的“謠言”嗎?

不一定。人常說：無風不起浪。人們從後來毛遠新的人生歷程中看到了毛岸英的影子。是啊，侄兒毛遠新能一度成為“可靠的接班人”，兒子毛岸英為何就不能成為真正的接班人呢?

毛遠新是毛澤東的侄兒，10歲時便來到北京，跟着伯父毛澤東生活。毛澤東和江青十分喜歡這個聰明伶俐、乖巧可愛的侄兒，待他如同親生兒子，予以無微不至的關懷。毛遠新一直稱江青“媽媽”。

1960年毛遠新中學畢業，本來可以保送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毛澤東說：“保送上學，不算真本事。”毛遠新果然憑真本事考上清華大學，後來又轉入哈軍工。在學校里他好學上進，生活儉樸，樂於助人，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1964年夏天，毛澤東對毛遠新作了一番談話，主題就是“階級鬥爭是一門主課”。毛遠新憑回憶將談話內容記錄下來，報了上去。中央高教部將這個談話轉發全國。毛遠新從此在教育界名聲大噪，其特殊地位更是人人皆知。

1965年在毛澤東的安排下，到黑龍江搞“四清”，為了不引人注意，在伯父的建議下，化名“李實”，擔任工作隊副隊長，深得好評。

1966年初，毛遠新提前畢業。按照伯父的指示，要到部隊鍛煉。空軍司令吳法憲要安排他到第二高炮指揮部當參謀，他向伯父請示，伯父笑着說：“參謀不帶長，放屁也不響，當那個放屁都沒聲的參謀幹么子!”於是被吳法憲安排到偏僻的大山里當了野戰部隊的普通一兵。

從毛遠新的上述履歷看，毛澤東對這個侄兒滿懷希望，要求十分嚴格，有意考驗他、鍛煉他。上大學不開後門，不靠關係;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也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磨礪意志;當兵也不能到指揮機關當參謀(其待遇還不如毛岸英，時任志願軍司令部參謀)，只能到大山里當普通一兵。毛澤東的良苦用心，一定是想把毛遠新鍛造成可堪大用的人才，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否想把他培養成中央領導，或者將來接中央領袖的班，此時還不能貿然下結論。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毛遠新回母校組織“哈軍工紅色造反團”，他不僅成了全校、也成了全省紅衛兵領袖。1968年就擔任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瀋陽軍區政委。此時就有了“可靠接班人”的跡象。一些資料說，這都是江青的安排。實際上不是毛澤東點頭，不是靠毛澤東的神聖光環，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便如此青雲直上，是不可能的。

1973年，毛遠新發現了張鐵生“白卷先生”，封其為“反潮流英雄”;又發明了“朝農經驗”，成了全國教育革命先進典型;在批林批孔中和江青密切配合，到處“點火燒荒”。所有這些，都是在反擊周恩來的“右傾回潮”，使毛遠新的名望在不斷上升。有人說，這都是江青幕後操縱，但卻深得毛澤東青睞。毛澤東當時點評道：“遠新還是有一些理論功底，雖然比不上春橋、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是強多了。他在基層很有一些寶貴經驗，這正是我們中央的某些老爺們缺乏的。”

具有無上權威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居然稱讚毛遠新，理論上稍遜上海幫，實踐上超過老幹部，毛遠新既有很高的理論功底，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此時，毛澤東就有提拔毛遠新當接班人的意思了。

1975年毛澤東病重，就把毛遠新調到自己身邊當聯絡員。這個“聯絡員”是何官職?你在任何詞典里也查不出來。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這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比“宰相”還要高的職位。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只有通過他才能傳達出來;中央政治局這個最高決策機構討論的所有決議，只有通過他才能報給毛澤東，獲得批准。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等人，面對他也得俯首聽命;他對鄧小平等人竟敢頤指氣指，指手畫腳。

有一件事可看出毛澤東對毛遠新的厚望。江青有一次讓毛遠新抄寫一些資料，毛遠新藉口工作忙沒有及時抄寫。毛澤東就對毛遠新說：“咱家的人不多了，你就幫她一下吧!”毛澤東將毛遠新視為“咱家的人”，那他不就是活脫脫的毛岸英麼!當時可視為“咱家”接班的，除了毛遠新以外，確實竟然找不到第二個!

1976年初，毛澤東在批了鄧小平轉交的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的信後，對毛遠新說道：“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你找小平、東興、錫聯談一談，把你的意見全講，開門見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幫助他(鄧小平)提高。”

從這段談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已授予毛遠新“尚方寶劍”，這位初出茅廬的小伙已成了最高領袖的“代理人”。他向毛澤東反映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伺機翻案的問題後，毛澤東就在全國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他反映說鄧小平是天安門運動的“總後台”，於是鄧小平就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雖然毛澤東的決策是多種因素造成的，但毛遠新的進言定然舉足輕重……

但是，毛澤東最終沒有把最高權力交給毛遠新和四人幫，這該如何理解?

毛澤東絕不可能像封建帝王一樣，直接傳位於太子。但蔣介石給了蔣經國少將、中將，毛澤東卻給了毛遠新省長(革委會副主任)、軍區政委、中央聯絡員等要職，一點不亞於蔣經國。他要創造條件，一步一步提上去。但是，1976年爆發的天安門運動，百萬群眾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的浩大聲勢，打亂了毛澤東的既定思路。他既痛恨鄧小平追隨周恩來搞右傾翻案，狠心將治國能手鄧小平打落馬下，又擔心民意不可違，不敢貿然將最高權力交給四人幫和毛遠新，而是交給了自認為不左不右的“中間派”華國鋒。他以為來日方長，右派領袖鄧小平葉劍英已經下台，而左派領袖四人幫依然執掌大權，就這樣發展下去，以江青的霸道和水平，以毛遠新的新銳和才能，以後定能登上大位!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老人家一去世，四人幫一粉碎，毛遠新即刻跌入人生低谷。毛澤東在毛遠新身上傾注的一切熱望便化為泡影!

假如沒有爆發天安門運動，假如毛澤東再多活幾年，假如四人幫沒有被粉碎，毛遠新極有可能順順噹噹接班，至少進入政治局常委，成為權傾朝野的大腕，是沒有問題的!

綜上所述，人們由毛遠新的經歷聯想到了毛岸英，說毛岸英如果不死，很可能要成為接班人;他之前的一切活動，包括到朝鮮戰場當司令部參謀，有可能是“鍍金”，也並非空穴來風，胡編亂造，也不能斥之為“政治謠言”。李曉鵬對這個“謠言”的反覆駁斥，並不能令人信服!

二、林彪沒有“權力欲”嗎?

一些黨史專家不斷發表一些重頭文章，說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並沒有權力欲，他的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接班人地位，是毛澤東逼迫他幹的，林彪是被“逼上梁山”;他曾把毛澤東讓他作接班人的批示燒掉，扔到痰盂里。後來的國家主席，林彪從來沒有提出自己想干，說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是莫須有的罪名，等等。持這種觀點的文章點擊率很高，支持者眾多。

這種觀點令人生疑，卻至今無人質疑。這就使史壇上出現了一種奇怪現象：一方面是主流媒體上一直斥林彪是“篡黨奪權”“搶班奪權”“野心勃勃”，一方面是非主流媒體上不斷宣稱，林彪沒有權力欲，沒有政治野心，那些罪名是莫須有的。

愚以為，說林彪篡黨奪權，野心勃勃，固然有令人質疑的地方;但是，說林彪沒有權力欲，沒有政治野心，更是難以服眾、不合事實的怪論。

林彪真的沒有權力欲嗎?

自古以來，將士們在戰場上衝鋒陷陣，出生入死，為的就是謀求一官半職，謀求不斷提升，謀求封侯拜將(為共產主義、為人民服務之類且不論)。林彪一生南征北戰，功勳卓著，被封為最年輕的元帥，可謂功成名就。但是，由於建國初辭去抗美援朝的帥印，坐了幾年冷板凳;1958年被毛澤東提拔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超過了功勞在己之上的彭德懷，一下開始激動活躍起來。這次官位的驟然躍升，使他悟出了官場玄機：中共高官的提拔，不在於你功勞大小，不在於你工作多少，而在於你是否緊跟最高領袖。瞄準一人，緊跟一人，亦步亦趨，大擁大順，就能飛黃騰達，平步青雲!

所以在廬山會議上，出語驚人，直擊要害，協助毛澤東打倒了彭德懷，毛澤東將彭的主持工作的軍委副主席和國防部長統統拿下，交給了林彪。嘗到了甜頭的林彪一反彭德懷的做法，在吹捧毛澤東、突出政治上大做文章。

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鑑於毛澤東領導的大躍進遭到嚴重失敗，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央領導紛紛檢討自己的失誤，一些人提出毛也要承擔責任，使毛的心情一度灰溜溜的。在這關鍵時刻，林彪卻發表了一通歌頌毛澤東一貫正確、一貫不脫離實際、工作失誤是沒有執行毛主席指示的講話，使毛澤東大受感動。林彪此時在毛澤東的心中已經有了接班人的氣象。

從60年代初到文革開始，林彪別出心裁，連續發明了“捷徑論”“頂峰論”“天才論”“活學活用論”“三八作風”“四個第一”“毛主席語錄”等等，每一個“發明”都在中國政壇颳起一陣陣旋風，將林彪的威望推到了新的高度。為了推行自己的“發明”，不惜對那些“異見者”大打出手。譚政、羅榮桓、羅瑞卿對林彪的一系列“發明”提出了批評意見，均遭到林彪嚴厲打擊。

文革前夕，林彪不停地吹捧毛澤東，毛澤東不斷地讚揚林彪，二人一來一往，一唱一和，在中國政壇形成了一道奇特地景觀。人們普遍認為，林彪當時不當接班人都不行!如果劉少奇下台，毛澤東改換接班人，除了林彪，誰還能入了毛澤東的法眼?(劉少奇、鄧小平即將被打倒，朱德年邁而右傾，周恩來屢犯右傾錯誤而魄力不足，陳雲一貫右傾更不值一提)。

就這樣，1966年文革興起，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拿掉劉少奇後，既為了取得軍隊的支持，也為了對極左大將的利用，更為了對林彪多年來“高舉”“緊跟”的回報，林彪就水到渠成、順理成章地登上了接班人的寶座!

林彪對於即將到手的接班人寶座，一定是如願以償，激動興奮。但是，表面現象卻是，林彪不願接受，一臉的不高興，甚至把毛澤東的批示燒掉，扔到痰盂里，這該如何理解呢?

是否如有人說的，林彪如此作派，和古代“王莽謙恭”“曹操推讓”一樣，是一種“虛偽”，不可當真?這還真不好說。但至少可以認為，林彪的這種做法，絕不是真實意思的表露，而是深藏玄機——

劉少奇的前車之鑑給了他強烈的刺激，面對即將到手的夢寐以求的桂冠，故作冷淡，甚至強烈拒絕。他要試探一下，“刁難”一下，故意給毛出個難題，以加重自己在毛澤東心中的砝碼，避免劉少奇的悲劇在自己身上重演。把話說白了，那意思就是說，這接班人可不是我要干的，是你非要我干的，以後我要是干不好，出了問題，可不要怨我，你要高抬貴手，不要把我當成劉少奇第二!

如果不這樣理解，那林彪這幾年不遺餘力大搞個人崇拜，“高舉”“緊跟”的聲浪把整個中國攪得山搖地動，為了維護自己個人崇拜的發明專利，不惜和自己的親密戰友撕破臉面，大打出手，這樣做目的何在?如何作出合理的解釋?

至於國家主席問題，也不能說明林彪就沒有“權力欲”。

不錯，林彪從來說過，自己要當國家主席。但是，按照中共的慣例，中央第一副主席就是法定的國家主席的人選。劉少奇這個第一副主席能當國家主席，我這個唯一的中央副主席為何不能當國家主席?

況且當時的地位安排，着實讓人尷尬。在黨內，林彪是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位置在周恩來之上;而在政府內，林彪是國務院副總理，位置在周恩來之下。這種錯亂的地位，不僅讓林彪不快，也讓周恩來很尷尬。而周恩來似乎比林彪還着急，多次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設立國家主席，主席就是林彪，以擺脫這種尷尬局面。

林彪雖然沒有說要當國家主席，但是他多次發言，支持設立國家主席，還親自給毛澤東發電報，要求設立國家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操縱手下大將大鬧廬山，齊呼要求設立國家主席。這樣一來，毛澤東認定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並沒有說錯。因為別的任何人這樣說，都不會引起懷疑;周恩來再三要求設國家主席，絕不是自己要當。而林彪的地位，就是國家主席的位置，他一旦要求設國家主席，就有瓜田李下之嫌，就可能是自己要當國家主席。毛澤東並不需要吳法憲揭露的葉群所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裡擺?”這一證據，單依據林彪的語言和動作，就可以斷定，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並非是“莫須有”的強加於人。

有人說，國家主席是一個“虛”位，沒有實權，林彪不會去爭虛位。其實，國家主席的位置可實可虛，可大可小，關鍵是如何運作。1954年的憲法中規定：國家主席任命國務院總理、副總理，任命政府各部部長、副部長;統帥全國武裝力量;對外發布戰爭宣言，等等，權力可謂大矣。雖然其上還有黨權的制約，但是國家元首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加上葉群對“第一夫人”的艷羨，林彪很可能對國家主席投去神往的目光。

依據林彪的地位和聲望，他完全可以當國家主席;但是他想當國家主席，是否就是篡黨奪權，是否就是搶班奪權，罪惡昭彰，那是另外的話題了。

三、“15年趕英超美”不是頭腦發熱嗎?

一位學者發文說，大躍進中毛澤東提出“15年超英趕美”的口號，並非頭腦發熱，大躍進的失敗另有原因。

一見這個觀點，筆者吃了一驚：半個世紀以來，人們在總結大躍進的教訓時，無不異口同聲說是“頭腦發熱”，大躍進的發動者毛澤東在糾左時，反覆說這是頭腦發熱;大躍進的反對者彭德懷不斷批評說，這是頭腦發熱;大躍進的參與者鄧小平幾十年後也這樣說，大躍進時毛主席頭腦發熱，我們的頭腦就不發熱嗎?可是現在這位學者居然說，大躍進不是頭腦發熱!他用什麼論據來支撐這個“大膽新穎”的觀點呢?

原來作者是這樣精確計算的。他說，中國1950年鋼產量是61萬噸，1957年達到535萬噸，平均年增長率是36.4%。而1957年英國鋼產量是2205萬噸，中國15年趕上這個水準，只需增長9.9%即可，這是一個很保守的目標。即使考慮到英國的增長，中國只需要12%的年增長率，15年就可以達到近3000萬噸鋼產量。從後來的實際情況看，1972年，中國鋼產量是2338萬噸，超過英國1957年的鋼產量;中國1975年達到2390萬噸，首次超過了英國當年的鋼產量。“15年趕上英國”的目標確實實現了。如果一提到“超英趕美”就認為是吹牛皮，是頭腦發熱，是十分錯誤的，這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同樣是不可取的。

看到作者如此精心計算的論據，不禁令人啞然失笑。作者忽略了1958年大煉鋼鐵的全過程及其重大失誤，只抓住開頭“15年超過英國”這句口號就妄下結論，這不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嗎?這不是瞎子摸象式的結論嗎?

眾所周知，毛澤東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發出“15年超過英國”的豪言後，頭腦就開始發熱膨脹。1958年連續召開的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北戴河會議，不斷地“反反冒進”，不斷地調高工農業指標，不斷地提出大躍進口號。諸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一天等於20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所有這些，都是頭腦高度發熱的標誌。

單說當時的大煉鋼鐵運動，更是地地道道頭腦狂熱的表現。1958年2月，八大五次會議將當年的鋼鐵指標定為620萬噸，這當然是切實可行的，不能叫“頭腦發熱”;5月份，中央政治局會議將58年鋼鐵指標定為800萬噸，頭腦稍微發熱，但經過努力也可能達到。到了6月份，毛澤東對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說：去年是535萬噸，今年能不能翻一番?為什麼不能翻一番?於是黨中央便作出決議，1958年要完成1070萬噸鋼鐵。毛澤東在冶金部文件的批示上說，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七八年，二三年就可以超過。此時，毛澤東和黨中央頭腦發熱，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時間已經到了8月份，全國鋼產量才完成了400多萬噸，距離任務還有800萬噸，毛澤東黨中央為了在全世界面前爭口氣，實現“1070”的宏偉目標，在全國發動了由全民參加的大煉鋼鐵運動，在全國各地建起了無數的“小土群”“小洋群”，9000萬人上山，幾億人配合，轟轟烈烈折騰了幾個月，煉出了無數的廢渣，國家補貼了50個億，使國家的林木資源、煤炭、礦石資源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幾十年也難以恢復;同時使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大量糧食漚爛在地里，直接導致了餓死人的大饑荒。

這種“全民大煉鋼鐵”，無疑是典型的頭腦發熱，是熱極了，熱狂了，熱昏了!而所有這些“熱”，都是由“15年超過英國”這個口號引起的!

作者認為大躍進的失誤不是由於“頭腦發熱”，那是什麼原因呢?作者認為是“分散主義”，即當時的中央把權力下放到各省，但由於地方缺乏辦工業的經驗，中央缺乏分權經驗，黨內一些幹部不同意地方分權，所以導致工農業生產下滑，國民經濟衰退。

這個觀點毫無新意，而是不合實際的“陳年穀子”。1962年七千人大會，黨中央的初衷就是要打通分散主義思想，以解決徵購糧食的困難。中央發的通知就說，大躍進以來，中央為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實行權力下放，但是一些地方各自為政，對中央政策陽奉陰違，只顧農民這一頭，而不顧中央這一頭，導致中央徵調糧食發生困難，所以中央要召開大型會議，解決這一問題。

但是，會議開始，當中央要求大家討論分散主義的危害的時候，與會的絕大多數地方幹部根本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認為，一些省的工業項目盲目上馬，搞所謂獨立的工業體系，這可能有分散主義傾向。但是就全國大範圍來說，尤其是農業生產的問題，根本不是什麼分散主義，而是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在中央制定的各項政策的強制引導下發生的。北戴河會議發動的大煉鋼鐵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運動，從未提到過什麼“權力下放”，從未聽到過什麼“分散主義”。造成全國經濟大倒退，各地發生大饑荒，根本原因就是中央領導頭腦高度發熱，制定了一條急於求成、盲目蠻幹的極左路線，從而催生的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強迫命令瞎指揮(即通常說的“五風”)所造成的。

毛澤東聽了大多數與會者的意見，果斷扭轉了大會的主題，轉而讓大家討論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使大會取得了積極的效果。而那個所謂“分散主義”，似乎無人再提了。

而現在，這位學者總結大躍進失敗的教訓，不知從什麼地方又挖出了“中央分權”“分散主義”的問題，而且旁徵博引，言之鑿鑿，聲稱自己才是真正找到了大躍進失敗的原因，進而否定沿襲了半個世紀的“頭腦發熱”的傳統觀點。這其實是是以片面的觀點掩蓋真相、混淆是非、誤導讀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