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新聞澎湃吳耀謙2014-08-11 17:30

當年習仲勛意識到，”大逃港“老百姓是用腳在投票。

習仲勛在湛江農村視察時與青年交談。

習仲勛與霍英東在中山溫泉賓館建築工地視察。

1979年12月，習仲勛在香港考察。

熱播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再現“逃港潮”，其後還將出現習仲勛復出主政廣東、治理“逃港潮”的劇情。

這讓知名報告文學《大逃港》作者陳秉安耳目一新。陳秉安說，“長期以來，史界對這段歷史不予置否，現在歷史正劇能展現‘大逃港’，說明中央對這件事情有了新的認識。”

為寫作此書，陳秉安曾歷經22年，遍訪數百名大逃港親歷者和見證者，其中還包括廣東省委原書記習仲勛。

8月10日，陳秉安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回憶了在2000年深圳特區成立20周年紀念大會期間採訪習仲勛的經過。

陳秉安認為，1978年12月，安徽小崗村農民簽字開展家庭聯產承包，但同年七、八月，習仲勛已帶人去寶安縣參觀參觀來料加工，考察投資和出口，已涉及改革開放深層次內容，是改革開放的起點。

“‘大逃港’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現在對這段歷史的重視還遠遠不夠。”陳秉安說。

習仲勛：改革開放與下面反映有關

澎湃新聞：1978年，習仲勛主政廣東後，針對逃港潮，採取了哪些措施？

陳秉安：習仲勛來廣東後，一上任就到民眾逃港情況最嚴重的寶安縣查看。在此之前，寶安縣當地已搞了些經濟改革的土政策，包括允許寶安縣農民過河去做生意。默許香港人過來投資辦廠，試圖把老百姓的腳留住。他們偷偷地做，不跟省委的人通報。

習仲勛去考察當地的來料加工廠，發現那些工人有收入後就沒有逃港的想法了，習仲勛被這一實際情況觸動了。

習仲勛了解情況後意識到，老百姓是用腳在投票。習仲勛發現引進了外資，允許了老百姓去港做生意後，沙頭角的老百姓不跑了，連跑了的都回來了，習仲勛離開寶安時對寶安縣委的人說：“香港九龍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就冷冷清清，很荒涼。你們要下決心改變這個面貌。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經濟搞好了，逃過去的人又會跑回到我們這邊來。”

在這種形勢下，習仲勛默認了寶安縣的做法。時任寶安縣委書記後來任深圳市委副書記的方苞說了一句意義深刻的話：“不是我們教育了群眾，是群眾教育了我們啊!”

1979年的1月，廣東省委準備召開擴大會議。根據習仲勛在寶安縣所表明的態度，寶安縣委向省委呈遞了一份報告，要求省委在經濟開放上給予更多的“權”：恢復和擴大“三個五”政策，以治理群眾外逃問題。

“省委擴大會議一開，我就在小組上發言。要求省委放權。散會後，我又去習仲勛房間門口等答覆，”方苞回憶道，“習書記很熱情，他知道我在等批示。”

“大逃港”現象在習仲勛的治理下就漸漸沉下去了。

1979年4月，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時，習仲勛陳述了廣東獨特的發展優勢，大膽地提出自己的意見：“現在中央的權力過於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難辦。沒有權，辦事很難。”

主持會議的華國鋒問:“仲勛同志，你們廣東究竟想要什麼權？”

習仲勛終於將底牌拋了出去：“我代表省委，請求中央允許在毗鄰港澳邊界的深圳、珠海與重要的僑鄉汕頭市各劃出一塊地方，搞貿易合作區。”最後，習仲勛索性把話說痛快了，他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提到曾經採訪過習仲勛，過程是怎麼樣的？

陳秉安：當時的契機是習仲勛和一些領導人出席深圳特區成立20周年紀念大會。時任廣東省委副書記方苞告訴我這一情況，當時我正在寫《大逃港》，因為他是我書中的一個不能不寫到的人物，就以深圳商報記者的身份直接到他們入住的賓館採訪他。我給他出示記者證，表明來意，他很爽快，就接受了採訪。

我問起他為何後來去北京找華國鋒、找鄧小平，反覆向中央要“權”，要求讓廣東在全國發展經濟中當先行官？為什麼改革開放的決心會那樣大？發展經濟的要求會那樣急迫？

習仲勛的回答讓人深思：“那應該同下面的反映也有關吧。我們共產黨人的認識也是逐步提高的。方苞曾經領我到邊防去看過，好像還開了一個黨員學習班，有個支部書記我印象很深……”

他說的那個“支書”，應該就是我書中寫到的文富祥吧。

習仲勛到寶安縣考察時曾與他有過一段談話。年年超產完成徵購任務的共產黨員文富祥提出：“我看，不要治，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別人做什麼呀？憲法不是說居住自由的嗎？”習仲勛沒有發火，他被這位“真正的共產黨員”的氣概所打動：英雄，真正的英雄！

澎湃新聞：習仲勛給你留下的印象怎麼樣？

陳秉安：他很隨和，對記者很尊重，也很重視記者的問題。他們當時到餐廳吃飯，我去跟他說想採訪，他很樂意聊，給人的感覺樸實、踏實，沒有架子，不浮誇。

澎湃新聞：您怎麼評價習仲勛治理大逃港？

陳秉安：他是用改革的辦法真正治理好了。

《大逃港》將出續本，聚焦知青逃港

澎湃新聞：深圳歷史上出現過幾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什麼背景？

陳秉安：最主要的其實只有3次。1972年，出現的是一些知識青年逃港，沒有形成太大的高潮，網上有人稱1972年也出現了大規模“逃港潮”，不是很準確。

1957年，大陸出現了“反右”鬥爭。那時候逃港在農村可能不是很常見，在香港邊境比較明顯。老百姓不願意入社，強制入社的話，不少人就跑了。老百姓認為在香港種田、打工更輕鬆，更能致富。

1962年那次主要是因為饑荒，老百姓沒有飯吃。廣東省鬧饑荒也很嚴重，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一方面擴大農民自留地，另一方面在原則上同意適當放寬邊防地區農業漁業進出口人員的管理。

關於這次大逃港的直接原因說法不一。據當時寶安縣委書記李富林回憶，陶鑄從人道主義關懷出發，頂着上峰的壓力，親自下令把崗哨撤了，放開了邊境三天，讓飢餓的老百姓自由去香港。這就是至今深圳寶安縣的老人們還常念叨“陶書記救我們性命，大放河口逃香港”的第二次逃港高潮。陶鑄當時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風險的。

澎湃新聞：你在寫這本書的時候遇到過哪些困難嗎？

陳秉安：困難還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是，在當時的背景下，“逃港”的題材是個禁區，官員們私下禁談，作家、記者不准寫。那時要是誰要是說想寫逃港的書或報道，是被看成有“有意抹黑社會主義”的嫌疑的。就是寫出來，報紙不敢見報，出版社不敢出書。

採訪的時候別人也不樂意介紹情況。逃過港的人也說自己沒逃過。收集資料、採訪都只能偷偷摸摸地做，不能讓單位領導知道，也不能被採訪者的領導知道。那時候，我只是抱定了一個認識：這種狀況不正常，它是早晚要改變的。後來終於等到了公開出版的這一天。

澎湃新聞：從“地下工作”到這本書發表經歷過怎樣的過程？

陳秉安：稿子交給出版社之後，廣東人民出版社也比較緊張。說是送上級審查了，結果還很難說。但一個月以後，他們打電話告訴我說通過了，可以出版。書問世之後，大概過了兩三個月，中國青年報的林天宏記者寫了文章全面介紹《大逃港》一書解禁了，新浪、騰訊等各大網站都作了報道。當時廣東人民出版社打電話給我，說陳老師，可能出麻煩了，上面要了五本書去，是不是這個題材不能碰啊？

廣東人民出版社再次緊張起來。又過了一個多星期，他們打電話過來說，沒事了，通過了，也可算是“有險無驚”吧。此後，鳳凰衛視、上海電視台等對“大逃港”這一歷史，終於作了公開的介紹。此次中央台又提到了“大逃港”的歷史事件，這本身就令人振奮。

澎湃新聞：隨着一些資料逐步公開，您會補充內容寫《大逃港》的續本嗎？

陳秉安：正在籌備第二本《大逃港》，包括介紹上個世紀70年代的知青“大逃港”。

紅衛兵變成知青以後，在農村接觸實際，開始了反思，尋找新的出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知青“大逃港”。他們到了香港後，帶去了知識，很多人後來在香港成名為著名的寫手、金牌編劇、期貨教父、企業家等等。他們有知識、肯干，為香港的經濟文化建設灌注了很強的血液。

“對大逃港這段歷史的重視還遠遠不夠”

澎湃新聞：你怎麼看待現在深圳和香港發展的關係。

陳秉安：深圳在改革開放後，學習了香港的發展經驗。前面20多年，經濟發展很快，甚至令“老師”香港都羨慕不已，但是並不代表沒問題了，腐敗等社會問題依然嚴重。

澎湃新聞：站在新的發展起點，你怎麼看待大逃港的歷史意義？

陳秉安：大逃港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針，是它——即一次人民群眾的普遍要求震醒了中國，也教育了廣大的共產黨人，包括中國共產黨的高層，從而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

但是，直到今天，有關的史學界對這段歷史的重視是遠遠不夠的。由於某種原因，還不願或者不敢直面這一段歷史，似乎說到群眾要背離社會主義逃港，那是往社會主義臉上抹了黑，很不光彩。

其實，正是有了這一段歷史，才有了更光彩的改革開放呀！小崗村對改革開放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別忘了，在此之前，在南海邊上，還有一個改革開放已經搞得轟轟烈烈了的寶安縣。

澎湃新聞：據你了解，以前大陸歷史劇有反映大逃港的嗎？

陳秉安：提到“大逃港”的應該有，但是從不敢展開，不敢歷史地、正面地來評價它、正視它。基本上都不是歷史化的，只是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的描寫。

澎湃新聞：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第2集中，許世友跟葉劍英打電話反映“大逃港”的情況，希望中央拿決定，這個事情有權威資料記載嗎？

陳秉安：是不是有這麼個細節，我不敢肯定，也許是虛構的，也許是真是存在的。但是葉帥是特別關注廣東的事情，他本身是廣東梅縣人，家人也經常在這邊來來往往，他非常了解廣東的情況。

習仲勛到廣東來是葉劍英、胡耀邦推薦的。葉劍英在廣東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當是他的影響很大。葉劍英在廣東開放中的成績，好像我沒有在書中提到，現在應該指出來。

現在歷史正劇能展現“大逃港”，說明中央對這件事情有了新的認識。長期以來，史界對這段歷史也是不予置否。很多歷史研究者不願意面對現實，他們認為“大逃港”是群眾的激烈運動，有損面子，而小崗村的試驗無傷大雅。

小崗村對改革開放的功績是無可爭辯的，但是小崗村農民提出搞個體承包，畢竟是恢復土地改革前中國農村的生產方式，很難說有什麼“改革”，更不用說是“開放”了。

而寶安縣引進外資，辦來料加工等是傳統的經濟方式的變化，是真正意義上的“對外開放”。所以，把寶安縣為了治理“大逃港”而搞的對外開放，說成是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把改革開放起點看成是曾爆發“大逃港”的寶安縣，而不在內陸某處，是有歷史根據的，也是毫不過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