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喜愛非洲的面具，在20世紀初，非洲面具曾是一些西方現代繪畫表現藝術家的靈感，如立體畫派，野獸派等都受到非洲面具藝術的影響。

撇開面具的藝術性，談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面具原有作用，據說戴上面具後你的靈魂會消失，而被面具所代表的所取代，可以與亡靈和神溝通與交流，常用於一些原始宗教儀式和婚禮及葬禮。

當然，我的了解非常膚淺，面具種類繁多因種族部落不同而寓意也不同，我只是簡單地着對非洲面具着謎，總覺得那眯眼或黑黑大眼洞的面具富有一種神奇和神秘的力量，終於，在多次旅行非洲，欣賞了很多面具後，我在幾內亞比紹買了一個。

這不，面具真的顯示出了神秘的力量，在買後的第二天我就遭到了厄運，事後我開玩笑地跟朋友說：

“是否買回面具後我沒有好好地供奉一下面具中的魂靈”。

如果說起幾內亞比紹，可能沒有幾個人知道，純屬正常，這麼一點小的非洲國家我也是去之前才知道的。

2019年二月我們一行10人號稱“冒險旅行團”去西非塞內加爾，岡比亞和幾內亞比紹三國一個多月的旅行。其實，名曰冒險我卻認為根本就不存在什麼險，這不是我頭一次去非洲，我們不是去戰亂地區，我們只是去一個非常貧困的地區而已。

從塞內加爾到岡比亞一路開車到幾內亞比紹已經是黃昏，我們住入以前殖民時期葡萄牙人修建的飯店，上個世紀初應該是首都最豪華的飯店，遠看它有着很大的氣勢：房間寬大，高高的屋頂，大大的陽台，寬大的樓梯，但細看全是是陳舊歷史的遺物，房間發黃的牆壁像是被尿浸透過，門窗油漆剝離，走廊充斥着陳腐的氣味。

幾內亞比紹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重債國，全國人口大約180萬左右吧，1973年才獨立，在塞內加爾旅行時，覺得塞國已經很貧困落後了，到了幾內亞比紹，才知道還有比塞內加爾更窮的地方，這裡到處看到世界組織的援助項目牌子，即這個國家人民依然是靠國際援助來解決溫飽問題。在很多村莊，人們居住草棚或在無水無電無門的簡陋泥磚牆壁房，鐵皮屋頂內昏昏暗暗，在地上挖一坑做飯，村里眾多的孩子破衣爛衫，滿身塵土和滿臉的眼屎鼻涕比泥土路邊像孤兒般的樹還髒，他們像小雞群一樣在村里四處遊蕩，玩耍。生活及其單調貧乏，不過，國際援助的大米看來能夠給幾內亞比紹的人提供足夠的營養，很多年輕人還是滿胳膊的肌肉，根本就沒有看到平日在電視宣傳廣告中號召人們捐錢那種瘦得皮包骨絕望孩子和母親的眼睛。

可以說我在這裡看到人世間的極度貧困，及其矛盾的是，我又在這裡看到人世間最濃烈的歡樂。

我們到達時的那段時間正好是狂歡節季節。從2月份就開始熱鬧，3月4號是最盛況的一天，人們從全國各地趕到首都比紹，各個部落都派出代表其部落的原始傳統舞蹈代表團參加遊行表演。有些年老的，或年輕的，穿衣的及如原始人半裸體的部落酋長們經過主席團時還正兒八經地發言。

我們提前就預定了觀看的位置，一般都是外國遊客和當地的官員的主席團附近，相當於一等包廂，不過就在路邊，放置有一些板凳，我們作為貴賓坐的是塑料靠椅，混夾在當地官員和歐洲遊客中。

這是一位年輕的女酋長發言

下午4點左右，浩浩蕩蕩，花花綠綠，五彩六色的舞蹈隊伍在激烈的鼓點音樂中從我們面前經過，有很多女人裸體上身，全身掛着長長色彩艷麗的塑料小珠，下身草裙，腿上綁着森林的果子和動物牙齒做的裝飾品，胸前乳房上戴着兩個半葫蘆瓢隨着豐滿的乳房上下抖動，還有更多的就是好像把桌布把腰一圍，成為一個裙子，有的部落男人好像從石器時期走出來，頭上戴着大紅牛角帽，手臂和腿，腰上纏繞着動物皮做的裝飾物，一小塊布兜在襠部，男人黑色光滑肌肉健壯飽身上和臉上塗些白粉，好像冬天柿餅曬出的白粉，那些打扮有點像西遊記里的妖魔鬼怪，腳，腿，肩部，胸部，手臂，臀部，頭部全身隨着鼓點音樂節奏聲運動，如痴如醉，群魔亂舞，彷佛他們的靈魂已經進入一種躁動極度興奮的狀態軀體已經不聽靈魂的指揮，無法自制。

在非洲叢林人的生活中，舞蹈和鼓點音樂是不可缺少的，從出生，婚姻，死亡與人生相關的都通過舞蹈和鼓點音樂來表達，很多時候，除非是特定的宗教習俗規定，舞者與旁觀者沒有什麼分界線。

那天，整個城市像盆沸騰的大鍋，人群朝着大路上燈光處流動，好似一條條騷動的巨蛇，從周圍的黑暗的小街小巷匯涌而至，擁擠的男男女女在四處響起的鼓點節奏聲中扭屁股揮胳膊地跳着，鼓點能夠讓黑非洲人血液沸騰。鼓點聲就如同叢林非洲人心臟跳動聲。表演遊行的隊伍一直走到近晚上，其規模形式如此龐大從來見過，想想如此貧苦的國家，國家政府卻不把及其有限的資金投入到文化教育和基礎設施上，反而舉辦如此規模的歡慶活動。

看來，政府為人們創造節日快樂比修建泊油馬路，通水通電或孩子的教育更重要，但如果他們擁有了現代文明的生活失去了快樂，那些代表文明發展的東西又有什麼用呢？非洲人之考慮今天的快樂的。

隨後的一天我們應該租一條小船去一個小島，可租的船沒有消息，領隊的像熱鍋上的螞蟻，我們只好窩在旅館附近等。

等了一個白天船沒有等到，夜幕降臨，我們住在市中心，飯後我和貝托一起外出散步，沿着主街道，隨着夜幕加深，人也慢慢地增多。他們歡樂節日仍在延續，馬路上燈光不是很明亮，貝托說了一句：

“好像就只有我們兩個外國人”

的確就只有我們兩個白色面孔的外國人混夾在滿街黑色的面孔中。

我前面跨一個小包，後面一個小背包，而貝托什麼都沒有帶，我們沒有絲毫戒備或擔心，這不是偏僻寂靜的小巷，那種地方可能窩藏着拿刀的歹徒，我們輕鬆地走在歡快的人群中，被這些貧窮但歡快結實的黑色非洲人圍繞着，被他們簡單不明的歡快感染着。是呀，我住在發達的國家，可常常聽到的是人們對政府的抱怨，對你投票政黨的失望，對經濟不景氣的焦慮等，我還沒見過這麼多充斥於街道年輕人的笑臉和聽到過這麼多快樂的心臟蹦蹦的跳動聲。

誰會想到藏在歡快的人群中有幾雙豹子的眼睛已經盯上了我這個無辜背包的小羔羊，厄運就潛伏在一張張歡笑的黑色面孔人群中。

忽然從我們的斜對面衝過來一個強健的小伙子，如同藏在草從中跳出來的黑豹，死勁把我的包一拽，我的身子跟着 踉蹌一下，包帶斷掉了，那是幾年前我去秘魯旅行時買的小旅行挎包，看來是爛貨，搶劫犯眨眼就往人群外的左邊跑去，總共不到一分鐘的時間，我歡快心情隨包瞬間一起給搶走了。頓時，我的血一下全部沖向大腦，心一下就跳到嗓子眼上，我大聲尖叫一聲，

“我的包被搶了”：

裡面有我的護照，錢包，二張信用卡，電子書（一百多本書），手機，蘋果MP3，我在非洲所有的重要文件和財產全部集中在那個小包中，我不敢想象失去包的後果。憑着本能，我拼命跟在後來追趕。

我曾一個人旅遊很多國家，常常半夜深更獨自一人走出埃及，也門，以色列，秘魯，摩洛哥等異國的機場，從未遇到不測，記得某年隨小團體在非洲納米比亞，埃塞俄比亞旅行時，同團男女人總是害怕被非洲人搶劫，他們草木皆兵，女人沒有男人陪伴誰都不敢單獨外出一步，唯獨我什麼也不在乎，在一個偏遠黑人城鎮時，其他人坐在車裡游，我則自己一個人背着包悠然走在大街上，毫無戒備地到處溜達，在南美委內斯維拉，我們從亞馬遜森林出來，在的一個城市中轉，因為該國的經濟處於崩潰狀態，其犯罪活動率極高，地導讓我們呆在旅館不要隨便出門，要出門也要幾人一群由地導陪同，對這話我一笑了之，仍然獨自外出逛街，逛市場而未遇任何厄運。

所以我有點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氣概”，盲目自信有“小天使”在上天保佑我，可我忘記了小天使也有打盹的時候。

因為當時人聲嘈雜，我的尖叫聲被各種聲音給淹沒了，彷佛小石頭落入沙漠，無聲無息。

我邊跑邊想貝托跟在我的後面。貝托只比我大兩歲，可我不得不說，這個騎士保鏢的反應簡直跟烏龜一樣慢，我被搶和跑開時他都沒會過神來。

幾分鐘跑出人群進入馬路左邊的黑暗區，那是平房建築群，都是低矮的房屋，沒有路燈，全是鄉間般泥土沙石路，

不要以為首都就應該到處是泊油馬路，不是的，在非洲這些很貧困的國家，首都的馬路和路燈也就是中央街道的那幾條，其他的路全是泥土沙石路面也無路燈，所以這種國家的首都城鄉結合。

搶劫犯大概曾從非洲雄獅嘴裡逃生出來過，他跑得如此之快，眨眼之間，他潛入房屋的黑暗陰影之中，而此時後面有人猛推我一掌，我撲倒在地，原來是那個歹徒的同夥不知從黑暗中那個角落冒出要搶走我背上的背包，其實背包中什麼都沒有，只有一瓶水和太陽鏡，值點錢的就是太陽鏡。

昏昏暗暗中面對如此歹徒我肯定會送給他們我的背包，絕不會冒着生命危險去保護一個古奇太陽鏡。

可我的背包無法從我肩膀上掙脫下來，背包帶子也不願斷掉離開我，他們只好死勁拉着我的背包，我在地上被他們拖着跑，那天我只穿着一件很薄的白色圓領衫，一條中長緊身褲，從腹部以下全部貼在沙石地上，就這樣被他們在地上拖了三十幾米，

那一瞬間我絕望地想“我可能會被他們拖死，”

因為在電影裡曾看到過那種用馬拖着人的酷刑，被拖的全身血跡地死去。

是否要感謝這些歹徒，讓我有生中第一次體會到什麼是“絕望”的情感，我閉上眼睛想象着世界馬上會從我眼中消失，我想到我親愛的兒子。

正在我絕望之際貝托終於跑了過來，他老遠就開始吼叫，那兩個歹徒一見有人來，馬上鬆開包跑掉了。

我趴在地上沒有動彈，貝托慢慢地把我扶起來，我全身仍驚嚇得上下顫抖，彷佛皮下到處都有心跳，驚魂未定，這是我一生中頭次遭受暴力行徑，幸好貝托及時趕來，那些窮凶極惡的非洲人在昏暗中可能會為了奪得包砍我一刀的，非洲經常戰亂不斷，很多年少的孩子都參與戰爭槍殺，更不用談上個世紀的非洲部落之間殺人如殺蟲。

他扶着我慢慢地退回到大街上，我才看到衣服下來全是黑色的灰土和血跡，我下腹部劇烈地疼痛，揪開衣服一看下腹部的皮被摩擦掉了一大塊，一片血肉，雙膝上也是血跡斑斑，胳膊疼痛，簡直就跟戰場前線炮火逃命下來的傷員一樣。

大街上人們這時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趕緊讓我們坐到大路邊一個小商販的長板凳上，隨即，我們兩張白臉被十幾張黑臉給團團圍住，個個面露同情和氣憤神情，昏暗的路燈下我只見很多眼白和白色牙齒圍在我的前後左右，他們議論紛紛，隨即有人去叫警察，我只是一個勁哭喪着說：

“我的證件，我沒有證件怎麼辦”。

如果一個意大利人遺失了護照，他們可以直接去大使館說：

“我的護照被搶走了，需要補一本護照“

他擁有意大利人的面孔，大使館官員會以同情心給張表格讓他登記即可，可如果我走入意大利大使館，官員一看到我第一反應這個亞洲人是否走錯了大使館，他們可能會審訊般地問我半個小時：

“你這個年紀的中國移民不都勤勞地在意大利開餐館炸春卷，在酒吧賣咖啡，在小廠房搞服裝加工和開商店嗎? 怎麼你會花那麼多錢從意大利跑到非洲來旅行？非洲旅行是很貴的不要看非洲很窮，因為要租車租船租司機導遊，吃要吃歐洲人吃的餐館，（如在比紹每次每人餐館消費都是40美元左右），住要住歐洲人住的旅館，遊客做不到跟非洲人一樣吃住，”。

當然，我會說流利的意大利語，可大使館的人如果聽十分鐘我的申辯，他們會在我流利的意大利中找出很多遺漏掉的R字母，冠詞呀，這些都證明我不是在意大利出生長大的。

當然我還可能出示原護照的複印件（如果找得到），他們肯定還要花幾天時間聯繫意大利我所在的市政府。

不過最終我還是安靜下來，自我安慰地想“事到如今，本人還算幸運，失去的只是包，我的頭還在肩膀上，胳膊和腿還在身上，還能與兒子再次擁抱，其他的一切都不那麼重要，所有問題都會慢慢地解決，那些該失去的可能也就是不屬於我的”。

來非洲就要有非洲人那種聽天由命的觀念。

我不是第一次跟黑人打交道，在意大利因為工作我接觸過很多黑人，抱過渾身漆黑的孩子，給過黑人很多禮物和一點點錢財，在埃塞俄比亞我進入草棚里跟那些大大長眼睛的單純善良的黑人一起喝咖啡，撫摸過黑人孩子毛渣渣的頭，我是如此友善地對待黑人，不過這些都抵擋不了那些歹毒的黑人對我的攻擊。

我忍着腹部的疼痛在那裡等着，其中一個男人會幾句英語不停地安慰我說警察會有辦法的，看着他安詳的神情，多少給我一點希望和安慰， 然後他們自己嘰里呱拉地說什麼（定是在痛斥那些學壞的年輕人），他們說的是葡萄牙語，不過好像並不是那種我在葡萄牙旅行時聽到過的葡萄牙語，而是一種奇奇怪怪的葡萄牙殖民語言，因為幾內亞比紹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我們只能聽得懂一點點，好在都屬於拉丁語系。

說實在的，坐在路邊我根本就不太相信這裡的警察會抓到搶劫犯，非洲各國政府和機構的腐敗無能在全世界都有名的，非洲很多有着豐富的自然資源，至今卻不能解決人民溫飽的問題只是因為從來就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有效政府和機構，還有年年不斷的戰爭（內戰和外戰），動亂和民族部落衝突，這裡根本就沒有工業基礎，農業是低產薄收個體小農經濟。我親眼所見一些殖民時期的繁華城市在歐洲人撤離變得如此的衰敗，所有的樓房，工廠，道路幾乎全部被遺棄，荒廢殘破得如同戰爭轟炸後的廢墟，只能從殘骸碎片中追尋過去繁華的時光，由此可見非洲人連保持和承襲的財富的能力都沒有，這種情況在塞內加爾，剛果，等南方和西非國家都存在，他們只知道把以前歐洲人留下的東西吃光用光。

很多人認為非洲人太懶，可我覺得也不全是，他們並沒有整天蹲在那裡聊天呼吸空氣，一般男人女人也在慢吞吞地幹活，更有人錯誤地認為非洲人種低劣，而我則認為非洲如此落後也源於部落文化的落後（很多部落依然生活在很原始文化和觀念中），非洲人缺乏國家意識得概念，因此他們對生活與社會的態度具有一種部落文化的特性和劣性，如懶惰，遲鈍，只考慮眼前的溫飽，因此落後的教育限制了非洲的發展。

因橫遭飛禍，我一時憤恨，

“這些黑人會什麼？這個重債窮國，他們只會伸手接受世界援助，伸手找你要東西，只會生產腰果，因為那些腰果樹根本就不需要人們勞作自己都可以結很多果實（幾內亞比紹是世界第五大腰果產出地）和花生，從海里釣幾條魚”。

你怎麼指望如此落後和腐敗的國家警察幫你把被搶的包找回來呢？

可此時，別無選擇，過了近一個小時，人們告訴我警察抓來了一個，我一下激動了，以為我的包找到了，驚訝地想這種高效率在意大利都是不可想象的，立即起身走過去，見人們圍着一個健壯如黑豹的年輕人，他的手被翻綁着坐在地上，眼睛面帶一絲恐懼，一個勁地說什麼，人們見我，他的受難者走近，讓開一條路，有人用語言和手勢叫我不要激動，他們以為我會上去踢他一腳和抓住他的頭髮把他痛揍一頓，可我對報復根本不感興趣，更不會動手打人，走上前去看，失望地沒有看到任何包，我只是平靜地跟他說

“把護照還給我，錢你們拿着吧”。

包里大約有100多歐元，還有一些面值一百多歐的當地貨幣，信用卡我不擔心，因為這裡大街上根本就沒有取款的機器，也沒有商店可以使用的，唯一可以使用是首都卡達菲現代化的大酒店，那裡有士兵站崗，普通人根本無法隨便進出。

不可能在街道上審案，我們和黑豹都要到警察局去，可街上一輛警車也沒有，警察要我們叫出租車。

稀里糊塗地跟着他們上了一輛出租車，其中那個不停安慰我的也跟我們一起擠坐在出租車裡，他仍慢慢的用英語說：

“你的護照一定可以拿回來，警察讓他打電話給他的女朋友，讓她把包送到警察局”，

他是便衣警察嗎？他是警察的代言人嗎？或是非洲的黑雷鋒，僅在施善，助人為樂，搞不清楚非洲世界是如何運作的。

不過他的話給了我很大的安慰。最後還幫我們先墊付了出租車費。

警察局離我們住的旅館不遠，貝托回去拿錢，也去叫我們的領隊。

我慢慢地跟着警察，黑豹，黑雷鋒先生一起進入一條破爛街道的一個昏暗的小院子，裡面有兩棟簡陋的平房，從一間房間投射出的燈光照在院子外面放置的幾條長凳子和幾個小板凳，有幾個警察坐在院子中。

整個環境看上去就是一個窮街陋巷中及其普通人家的小院子和住房，無法想象這就是執法單位如果沒有見到幾個穿制服的警察，可這就是首都比紹的一個警察局，如此簡陋的警察局對我找回包的希望是一個衝擊。

辦公室就是院中一棟簡陋的平房，是一個套間，蒼白慘澹的燈光，進門的辦公室內有兩張對着放的深色破角辦公桌，幾條長凳，他們讓那“黑豹”窩在屋內的牆角邊，

幾個穿制服的和穿着便衣與黑雷鋒說了些什麼，黑雷鋒就坐在外面的小板凳上，其他的人進進出出，最後一個大約三十多歲穿着便裝的警察，好像是負責人，戴副眼鏡，坐到桌子邊，拿出一個長長寬寬舊本子，翻開中間的一頁，很像多年前我在見到那種倉庫登記貨物進出記賬本，他會點英語，打了招呼後直接問：

“你被搶的包內有什麼？”

那熟練的口吻就好像天天在問這些話，

我一一告訴他裡面有什麼，他認真地記錄着，看來那一大本全是記錄外國遊客被搶劫的物件，如把這厚厚本上記錄的所有被劫物件堆放在一起，大概等於一個倉庫的貨物了。

最後我告訴他：“裡面的錢我都不要了，請你們幫我把護照和手機等其他東西找回來”。

他如同一個正義的執法官，馬上說

“你包中的所有東西，我們都應該跟你找回來”。

他說這話讓我聽起來好像不是站在黑非洲大陸上說的。

時間又過了大約半個多小時，終於聽到汽車的聲音，幾個便衣帶進一個打扮時尚的年輕體胖女人進來，像希臘狠毒的女神美杜莎一樣，頭上辮着很多像小蛇似地辮子，這就是黑豹的女朋友，她手裡拿着我被搶走的包，我一陣驚喜，我的黑包奇蹟般地回來了。

黑包離開我才幾個小時就完全變成一個非洲小孩似的邋遢模樣，外表沾滿了塵土手跡，斷開一邊的帶子隨意地拖到地上，不知多少雙帶着塵土污跡髒髒的黑手摸過和翻看過我的黑包。

警察把包接過去，看了看，又遞給我，我趕緊拿着包打開看裡面的東西，有護照，電子書，兩張信用卡，其他的就沒有了。

這年輕女人坐在我們傍邊，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目光充滿鎮靜，很有一種“黑手黨”頭目的風格，直接就能吸引住你，看來她也不是頭一次進警察局，從她的目光你可以感覺到一種女人的貪婪和狠毒，但同時又混夾着一種女人的溫柔和良知，好像與暴力搶劫根本無法與她牽連上。

可她也是這伙犯罪分子之一，肯定還是一個頭，無論如何，她的到來使陰暗的氛圍產生一點活力，她說話聲音爽朗，英語吐字清晰，我揪開衣服讓她看我血跡傷痕，說：

“你看你地朋友把我搞成這樣，你們把錢拿去，把手機歸還給我，因為手機裡面有很多號碼，照片”

她的女性本能地被我的”大方”(我等於當着警察的面把錢包里的錢送給他們200多歐)和傷痕打動了，她誠懇地（我認為誠懇）說：

“非常對不起，我盡力叫他們把手機歸還給你，理解你手機裡面有很多資料”

之後她嘰里呱拉地跟警官說什麼。好像他們事先都認識的。

看來這是慣犯團體，所以警察一下子就可以抓兩個過來，可能是那個搶劫的不願把手機歸還給我，他們把無法使用和無法變賣的東西都歸還給我了，護照就是不還給我他們也會扔在野外跟樹葉一樣腐爛掉，電子書中全是中文，他們也不懂，可手機他們可以使用或賣掉。

警察一個勁地說：明天我們幫你把手機和錢找回來。

這時貝托和我們胖乎乎的領隊一起來了，他們三倍地支付了黑雷鋒幫我們墊付的出租車錢，黑雷鋒跟我們告別走了。

終於，那晚我拿到了被搶走的護照，失而復得，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仿佛幾個小時前發生的一切是場惡夢，醒來一看，護照在我手中，原來白白地驚恐一場。

我們出了警察局，不遠就有家醫院，像國內70年代衛生所吧，到了急症室，裡面一張髒呼呼的床，白床單都快成黑床單，一個瘦弱穿着破爛的非洲病人在裡面，一個女護士給我地傷口用碘酒消毒，蓋上普通棉紗布，之後讓我們去另一個桌子邊，一個穿白衣大褂的男人坐在那裡對我們說“一萬法郎”，就那十幾滴碘酒，一塊紗布，卻折合費用15歐？反正我們這些羔羊來這裡就要準備被宰和被搶的。

回到旅館，其他人早已上床，我自己用小毛巾把身上塵土擦乾淨，腹部換上從意大利帶去的一張最大號的創可貼，再用小創可貼把手臂，膝蓋，腿上的擦破血跡處都貼上，我的整個身體就像一件到處打補丁的舊衣服，再服用了一顆安眠藥，有過如此驚嚇沒有安眠藥肯定是無法入睡的。

第二天早上，我發現我兩個手臂自腋下出現大面積淤青，深深青色如同如蠟染上去的藝術品。

吃早餐時，貝托就已經被其他5個同伴（只剩下我們7人，先回國了3人）授予為“特等英雄”，虎口救人呀，個個跟我說：“哎呀，要是沒有貝托，你還不知道會是什麼結果呢？”

的確如此，肯定後果不堪設想，可我沒有說如果沒有貝托陪同，我肯定不會自己一個人夜晚外出，就是因為有英雄貝托相伴才差點落入虎口。

上午，我們的船仍然沒有找到，估計要到中午。這樣，我和領隊及貝托三人9點鐘又去警察局，我一心想拿回我的手機。

進院後，這次竟然還看到幾隻雞在警察局院中散步，幾個警察跟我們打個招呼，我們進那簡陋昏暗的辦公室看看，見黑豹仍萎靡地窩坐在牆角下，看來警察沒讓他睡。

9點半，門外警察們集合在走廊上排成兩行，個個穿着薄薄質地很差的深綠色制服，黑色破舊皮鞋，一個女警官，面目嚴肅，稍帶凶氣，她情緒激昂，不停地高聲抑揚頓挫地說什麼，小雞們在旁邊咯咯地叫着響應着，我們在一旁好奇地看着，覺得很滑稽。

領隊曾是一個北部都靈附近一個城市市政府的部門領導人，胖胖的，栗紅色的頭髮，藍色眼睛，剛退休下來，眼睛高度近視。

散會後，我們進門坐着等着，沒過多久，進來幾個沒有穿制服的警察，我們站起來，習慣做領導的領隊跟便衣警察握握手，警察對我們說“我們又帶回兩個”，

隨後進來的兩個年輕人，一看就是小流氓那種無賴的樣子，領隊的沒有聽清楚也沒有看清楚，仍像個意大利領導似的伸出手和隨後的進來的小流氓們握手，好像慰問他們似的

我馬上跟他說：“他們是犯罪分子，你跟他握手幹什麼”？

可他的手已經握住了其中一個犯罪分子的手，我又提醒他一遍，“他是同夥的罪犯”

他恍然大悟，連忙抽回了手，我和貝托忍不住笑了起來。

其中一個男的手裡拿着我的手機。

手機外殼看上去又舊又髒，好像從垃圾堆里找到的，很是可憐的樣子，如果被我二姐看到那個破手機的模樣，肯定馬上讓我扔掉，因為這個華為手機也是大姐不用給我的。接過手機，處於關機狀態，我試着打開，已經無法進入因為他們多次試着進入啟動密碼，手機已自動封鎖。

難怪他們最後把手機也還給我，幸好手機是中文，他們根本不懂一個字，無法看懂指示操作。

錢呢？MP3呢？昨天保證把所有東西都找回來的警官不知是故意還是故作認真地說：

“你再等明天，我們明天會全部跟你找回來的”。

其實我明白，錢是永遠不可能找回的在一個如此貧困，人人穿得破舊，個個都需要錢的非洲城市。

我說“不過我們中午就要離開這裡了”。

我們起身準備走時，警官馬上說“那麼，你要給我們2萬非洲法郎（折合30歐左右）”，他的英語有限，沒有多說原因。

我們一下子楞住了，他找我們要錢，他一直口口聲聲說要把我被搶的錢找回來，現在我的錢沒回來，他到找我這個受害者要錢，這是什麼思維邏輯？這簡直和那些搶劫犯搶錢沒有多大的區別。

警察的職責不是應該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嗎？我來此國旅行，報效於他們的經濟（8天多的旅遊費用近2000美金），國家不是已經支付給他們工資了嗎?

我和領隊的互相看一眼，這是非洲，領隊旅行過世界上很多國家，他也是見怪不怪，什麼也沒有說，從口袋裡掏出錢放在桌上。

當你旅行在異國他鄉時，不能總是抱着你固有的觀念，要隨時根據異國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觀念，如不要以為光天化日之下應該沒有危險的，要接受警察抓到搶劫犯時你作為受害者要支付他們的辦案費用等。

我算是比較幸運的，還找回了大部分的物件，據說兩個瑞典人在首都比紹被持槍的歹徒搶走了所有的東西，連證件也沒有找回來，還有一群遊客走在街道上時，拿在手上的相機被搶跑。

真是窮極生惡，我現在才明白為什麼我的那些遊伴那麼害怕非洲的城鎮（搶劫案件一般不會發生在鄉村）。在極度貧困的地區旅行時總潛伏着不安全的因素。

隨後的幾天我帶着傷口游幾內亞比紹，顛簸十幾個小時去海島，洶湧的海浪鋪天蓋地朝我們身上潑灑，或在炎炎烈日下徒步幾3小時去偏遠的村莊，穿行於草棚之中，在黃色塵土飛揚中看男人女人跺腳，扭腰擺屁股跳舞。

我們都沒有帶有效的消毒碘酒，（只有一點酒精），傷口面積太大，那種大塊的創可貼也沒有了。只有簡單的紗布，炎熱，汗津和無孔不入飛揚的塵土使傷口逐漸開始感染流膿，返回首都道路全是大大小小的坑窪，5個小時路程如同在波浪尖上顛簸跳躍地行駛，這又加劇了我的疼痛。到達首都比紹時，我基本上就沒辦法走路了。

好在我們當天夜間凌晨1點的飛機回意大利。

到達首都才一個小時，就在我們整理行李時，獲悉我們的航班被取消因為第二天三月10日是總統選舉日，如同武漢當初實施病毒疫情封鎖一樣，他們為了防止軍事政變，騷亂，全國封閉（包括機場），不容許任何人進出，所有的商店學校出租車等所有的活動全部停止。這樣，我們被卡在首都，陰錯陽差被當地的旅行接待人員安排到首都最現代化的卡達菲豪華飯店，可能是當初利比亞投資，曾接待過卡達菲的豪華飯店。當然，豪華也是相對而言，不過還算得上發達國家普通四五星了，裡面房間乾淨，白淨的床單，帶現代化空調，大客廳是光亮的大理石，至少把貧困，塵土飛揚，髒亂的世界隔離在外。

在飯店裡，住着一些氣宇軒昂的高大黑人官員，穿着西裝革履，打着領帶，還有一些高級軍官，他們都是非洲聯盟派來監督全民選舉的。

其實就我本性而言，我並不喜歡跑到非洲來住這種標準的西式大飯店，遠離民眾。

但對於渾身傷痕的我到是一個養傷的好地方，我每天就在房間的落地玻璃窗邊將膿水的傷口置於火暴的太陽下，用天然紫外線消毒傷口，一邊堅持服用自己帶的消炎藥，兩天日光暴曬後傷口面才開始乾燥結疤，疼痛消失，慢慢開始癒合。

最後我們的航班是12號半夜12點多，白天我們在飯店的大廳等待，兩天閉門治療後我又開始獨自上街到附近的小店找點吃的，一出飯店大門走上大街，對每個靠近我的黑人我開始感到一種恐慌和不安，如同驚弓之鳥，實在好笑，我身上什麼都沒有帶還怕他人搶劫，這正是一遭被蛇咬，三年怕草索。

離開飯店時，我仍然把那眯眼，代表着卑微的非洲面具包好放入行李之中，我知道我遭受的厄運跟這個商業化的現代面具沒有任何關係，這種事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如果在黑夜你背着包出現在非洲的城市街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