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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舟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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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写的谎言vs血染的史实: 美国大饥荒与中国大饥荒 2019-02-19 17:24:35

最近在《万维博客》上注意到,某博客两次绘声绘色地描述 “美国30年代大饥荒,饿死800多万人” 的历史事件。看了很纳闷: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当然,我只好怪自己孤陋寡闻。 不甘心,我用英文仔仔细细地Google了一番,茫茫网海,找不到任何关于“美国大饥荒”的线索。

说来也怪,美国人从来不掩饰自己历史上的丑事,特别是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能放过这天大的丑闻吗?

众所周知, 美国几百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通常由后人把口头传说整理成文字,流传下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从19世纪起,就已经有比较完整的数据/文字,记载全世界各大国发生的大饥荒和死亡人数【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famines】。 美国的历史姑娘,岂容别有用心者任意打扮!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还好,没等我开跑,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了如下帖子,证实了“美国大饥荒”的谣言原来是一位俄国人编的。在辟谣的同时,我们还得以进一步了解发生在俄国和中国的、世上最惨烈的「大饥荒」。


美国大饥荒与中国大饥荒


一、美国大饥荒
 
网络上曾一度盛传美国在1930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中发生过大饥荒,饿死800万人。 后来不少人揭发这是中国原创的假新闻, 经考证,原来是俄国人的杰作: 一位俄国专制制度维护者——苏联时代怀旧者的粗浅的数字游戏。 稍加调查,原来是一位名叫包里撕*包里索误(Boris Borisov)。他最早把一篇叫《美国大饥荒》的文章塞进维基中,给维基管理人员删了。不甘心的包里索误为把自已的观点推向观众,在互联网上开博,四处传播。这股污美潮最终传到中国,被某些别有用心者视为至宝,在中文世界中又掀起了风浪。最近,人民日报的林治波步司马南后尘,又试图在中国大饥荒的问题上重修五毛八卦拳,为自己捞取不当政治经济利益奠基。在此,我对比两个大饥荒的死亡率统计数据,让读者学会如何针对此类问题分析结论。 

苏联有过困境,比如1932-1933期间的大饥荒,中国也有过灾难,比如1958-1961年的大饥荒,对于司马南、林治波、包里索误之流来说,美国当然也得有一个大饥荒才行,又或者彻底否认中国苏联的大饥荒饿死了人。
 

包里索误为编织这个华丽而大胆的谎言,发展了两个推理,一是他利用美国的人口发展数据,在1930年代以前推演人口发展趋势,然后用这样的趋势,硬套在1930年代,从而推算出到1940年美国应有的人口。因此他获得了一个超出1940年实际人口数800万的人口数,这就是美国大饥荒的根据。对于有点常识的人来说,这个推理存在许许多多的替代解释,但包里索误选择了一个最符合他兴趣而又距真相甚远的解释。俄国也是五毛大国,这一点不言而喻。

 

西方国家由于社会发展,出生率逐渐降低,如果用包里索误的方式计算,在任何一个出生率逐渐下降的国家都可以找出饥荒来。如果包里索误没有对数据造假的话,他无非是发现了在这个阶段里美国人未能生出850万包里索误所估算预期的婴儿。谁杀死了那些没出生的婴儿?阴魂不散的苏联饿鬼,还有中国的假鬼?
 
美国人从19世纪末期就开始了死亡登计,至1933年,死亡登计已经覆盖了全美,包括了包里索误所研究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上在1931-1932年间,死亡登计已经覆盖了美国95%的人口。死亡资料根本不缺,研究额外死亡,为什么不用死亡数据呢?非得要用间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推算?无它,直接地使用死亡数据,没办法做数字游戏了,为了伟大的苏联、完美的中国,那不是一个适当的选择?

我在表一中列举出美国自1900年到1960年的人口及死亡数据,在图一中显示美国死亡率与人口增长率趋势,一切不言自明。

表一、美国1900-1960年死亡

毛死亡率

美国人口

死亡登记州总人口

死亡登记州人口比

登记死亡数

总死亡数

人口增长率

1900  

17.2‰

76,094,134

19,965,446

26%

343,406

1,308,819


1901

16.4‰

77,585,128

20,237,453

26%

331,894

1,272,396

2.0%

1902

15.5‰

79,160,196

20,532,907

26%

318,260

1,226,983

2.0%

1903

15.6‰

80,632,152

20,943,222

26%

326,714

1,257,862

1.9%

1904

16.4‰

82,164,974

21,332,076

26%

349,846

1,347,506

1.9%

1905

15.9‰

83,819,666

21,767,080

26%

346,097

1,332,733

2.0%

1906

15.7‰

85,436,556

33,782,288

40%

530,382

1,341,354

1.9%

1907

15.9‰

87,000,271

34,552,837

40%

549,390

1,383,304

1.8%

1908

14.7‰

88,708,976

38,634,759

44%

567,931

1,304,022

2.0%

1909

14.2‰

90,491,525

44,223,513

49%

627,974

1,284,980

2.0%

1910

14.7‰

92,406,536

47,470,437

51%

697,815

1,358,376

2.1%

1911

13.0‰

93,867,814

53,929,644

57%

701,085

1,220,282

1.6%

1912

13.6‰

95,331,300

54,847,700

58%

745,929

1,296,506

1.6%

1913

13.8‰

97,226,814

58,156,740

60%

802,563

1,341,730

2.0%

1914

13.3‰

99,117,567

60,963,309

62%

810,812

1,318,264

1.9%

1915

13.2‰

100,549,013

61,894,847

62%

817,012

1,327,247

1.4%

1916

13.8‰

101,965,984

68,971,177

68%

951,802

1,407,131

1.4%

1917

14.0‰

103,265,913

70,234,775

68%

983,287

1,445,723

1.3%

1918

18.1‰

103,202,801

79,008,412

77%

1,430,052

1,867,971

-0.1%

1919

12.9‰

104,512,110

83,157,982

80%

1,072,738

1,348,206

1.3%

1920

13.0‰

106,466,420

86,079,263

81%

1,119,030

1,384,063

1.9%

1921

11.5‰

108,541,489

87,814,447

81%

1,009,866

1,248,227

1.9%

1922

11.7‰

110,054,778

92,702,901

84%

1,084,624

1,287,641

1.4%

1923

12.1‰

111,949,945

96,788,197

86%

1,171,137

1,354,594

1.7%

1924

11.6‰

114,113,463

99,318,098

87%

1,152,090

1,323,716

1.9%

1925

11.7‰

115,831,963

102,031,555

88%

1,193,769

1,355,234

1.5%

1926

12.1‰

117,399,225

103,822,683

88%

1,256,254

1,420,531

1.4%

1927

11.3‰

119,038,062

107,084,532

90%

1,210,055

1,345,130

1.4%

1928

12.0‰

120,501,115

113,636,160

94%

1,363,634

1,446,013

1.2%

1929

11.9‰

121,769,939

115,317,450

95%

1,372,278

1,449,062

1.1%

1930

11.3‰

123,076,741

117,238,278

95%

1,324,793

1,390,767

1.1%

1931

11.1‰

124,039,648

118,148,987

95%

1,311,454

1,376,840

0.8%

1932

10.9‰

124,840,471

118,903,899

95%

1,296,052

1,360,761

0.6%

1933

10.7‰

125,578,763

125,578,763

100%

1,343,693

1,343,693

0.6%

1934

11.1‰

126,373,773

126,373,773

100%

1,402,749

1,402,749

0.6%

1935

10.9‰

127,250,232

127,250,232

100%

1,387,028

1,387,028

0.7%

1936

11.6‰

128,053,180

128,053,180

100%

1,485,417

1,485,417

0.6%

1937

11.3‰

128,824,829

128,824,829

100%

1,455,721

1,455,721

0.6%

1938

10.5‰

129,824,939

129,824,939

100%

1,363,162

1,363,162

0.8%

1939

10.6‰

130,879,718

130,879,718

100%

1,387,325

1,387,325

0.8%

1940

10.8‰

131,669,275

131,669,275

100%

1,422,028

1,422,028

0.6%

1941

10.5‰

133,121,000

133,121,000

100%

1,397,771

1,397,771

1.1%

1942

10.3‰

133,929,000

133,929,000

100%

1,379,469

1,379,469

0.6%

1943

10.9‰

134,245,000

134,245,000

100%

1,463,271

1,463,271

0.2%

1944

10.6‰

132,885,000

132,885,000

100%

1,408,581

1,408,581

-1.0%

1945

10.6‰

132,481,000

132,481,000

100%

1,404,299

1,404,299

-0.3%

1946

10.0‰

140,054,000

140,054,000

100%

1,400,540

1,400,540

5.7%

1947

10.1‰

143,446,000

143,446,000

100%

1,448,805

1,448,805

2.4%

1948

9.9‰

146,093,000

146,093,000

100%

1,446,321

1,446,321

1.8%

1949

9.7‰

148,665,000

148,665,000

100%

1,442,051

1,442,051

1.8%

1950

9.6‰

150,697,351

150,697,351

100%

1,446,695

1,446,695

1.4%

1951

9.7‰

153,310,000

153,310,000

100%

1,487,107

1,487,107

1.7%

1952

9.6‰

155,637,000

155,637,000

100%

1,494,115

1,494,115

1.5%

1953

9.6‰

158,242,000

158,242,000

100%

1,519,123

1,519,123

1.7%

1954

9.2‰

161,164,000

161,164,000

100%

1,482,709

1,482,709

1.8%

1955

9.3‰

164,308,000

164,308,000

100%

1,528,064

1,528,064

2.0%

1956

9.4‰

167,306,000

167,306,000

100%

1,572,676

1,572,676

1.8%

1957

9.6‰

170,371,000

170,371,000

100%

1,635,562

1,635,562

1.8%

1958

9.5‰

173,320,000

173,320,000

100%

1,646,540

1,646,540

1.7%

1959

9.4‰

176,513,000

176,513,000

100%

1,659,222

1,659,222

1.8%

1960

9.5‰

133,121,000

133,121,000

100%

1,397,771

1,397,771

1.1%

来源: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出生死亡报告(1900-1940, 1940-1960) 

 图一、美国1900-1960年毛死亡率与人口增长 

来源: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出生死亡报告(1900-1940, 1940-1960) 

 

图一、美国1900-1960年毛死亡率与人口增长 


我们看到美国从1900年开始,人口毛死亡率持续下降,唯一的例外是在1918年,死亡率从1917年的14.0‰跳到18.1‰,有人会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想当然。美国本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从未受到攻击,几乎没有平民伤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贡献了12万将士,平民死亡只有757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美国贡献了42万将士,平民死亡只有1700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对人口死亡率的贡献只有1.3‰,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有3.2‰,分摊到各年,不足以造成对人口死亡率的整体变化趋势的影响。美国1918年死亡率剧增,源于当年全世界大流行的流行性感冒,在美国对死亡率贡献超过5‰。 


从美国死亡率的走势上看,根本无法得出存在额外死亡的结论,因为逐年发展过程中,稍有反复,但整个趋势是向下的。从人口增长上来看,整体趋势是明显递减的,人口增长越来越慢,在1918年人口因为额外死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停滞,但随后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美国动员了上千万战士,但实际参战的应该远没有那么高,参战时间短,所以对生育的影响应该不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动员了1600万战士,大部分远战他乡,费时长,而战士又主要是人口中处于育龄阶段的人,国内男人少了,女人是巧妇难生无夫之婴,当然会导致生育不足,尽管死亡率没有变化,但人口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战后战士返乡,以前憋得厉害,现在有机会当然常享天伦之乐,生育率大增,算是弥补前几年失去的光阴,这就是著名的美国战后婴儿潮,人口猛增,到1960年代后增长率再持续下降。战后婴儿潮超生数实际上超过了1930年代按以前预期出生率计算的未出生婴儿数。 


即使我们不考虑二战因素,从图二上我们观察到事实上美国的出生率在二次世界大战前是持续下降的,也就是说,包里索误如果把这种趋势算进去的话,他根本就可能找不着那额外多出来的人口。在各国发展中的普遍趋势是,随着经济文化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抚养孩子的成本增加等各种因素造成生育率的下降,这已经是常识了。控制人口有自然的规律,那是为什么不少人权斗士反对粗暴的中国式的计划生育政策。从社会学角度来说,陈光诚以及他所同情的广大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实在是不必要的。


 

 图二、美国1900-1940年美国毛出生率 


即使不用上述资料与数据,这位俄国专家为美国人寻找了一个持续10年的饥荒,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会有持续长达10年饥荒吗?包里索误试图把这些死亡算在1932-1933年期间的大饥荒上,那么,有很多承受饥荒的人,就不得不受难于1932年,但拖到1940年才死亡! 

 

二、中国大饥荒 


对中国的读者来说,还更关心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饥荒,有分析说,中国当年气候条件并没有造成粮食的大减产,对全国总产量只有1%的影响,而中国饥死几千万人,在极权专制时代,没有人真正关心与统计有多少受难者,那么中国大饥荒年代受难人数是否可以推算呢?当然可以。我们可以使用人口增长率与死亡率 来进行间接与直接推算,可以进一步地理解为什么包里索误之流纯属欺诈性的忽悠。 

 

中国1949-1999年的人口相关数据见表二,人口死亡率变化趋势见图三。从图三可以看出,在1958年中国开始出现死亡率异常,对应于中国当年 的饥荒,在此前中国的人口毛死亡率持续下降,没有一年例外,在此后也稳定下降,足见从1958年开始的死亡率是不正常的,大饥荒造成了额外的人口死亡,要持续到1961年,1961年的新政结束了大饥荒,但大饥荒的后遗效应仍然有所表现,所以额外死亡人数要算四年,从1958年到1961年。


表二、中国1949-1999年出生死亡数据


人口(千人)毛死亡率毛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孕育率
1949  
541,67020.0‰36.0‰16.0‰6.14
1950551,96018.0‰37.0‰19.0‰5.81
1951563,00017.8‰37.8‰20.0‰5.70
1952574,82017.0‰37.0‰20.0‰6.47
1953587,96014.0‰37.0‰23.0‰6.05
1954602,66013.2‰38.0‰24.8‰6.28
1955614,56012.3‰32.6‰20.3‰6.26
1956628,28011.4‰31.9‰20.5‰5.85
1957645,63010.8‰34.0‰23.2‰6.41
1958659,94012.0‰29.2‰17.2‰5.68
1959672,07014.6‰24.8‰10.2‰4.30
1960662,07025.4‰20.9‰-4.6‰4.02
1961658,59014.2‰18.0‰3.8‰3.29
1962672,95010.0‰37.0‰27.0‰6.02
1963691,72010.0‰43.4‰33.3‰7.50
1964704,99011.5‰39.1‰27.6‰6.18
1965725,3809.5‰37.9‰28.4‰6.08
1966745,4208.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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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旧新闻引起的新思考 2019-02-16 15:39:35

很多人对“专制体制效率高”的说法深信不疑。

例如,当他们在津津乐道地谈论房地产的开发如何高效时,往往对“高效率”所带来的棘手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

笔者不打算高谈阔论,只想提醒国人如下这条旧新闻,以期引起读者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30年前的新闻,放到现在还是新闻!


这是1989年2月20日报纸上的一条新闻。 新闻说~上海住宅市场每平方米最高 价已达2300元。北京住房每平方米为1800—1900元,若买两居室(33平方), 少说也要6万元。



一个大学生从参加工作起日日节衣缩食,每月存储50元,已经是最高极限,需要100年才能买上两居室。



现在北京房价每平方5万,一套一居室(40平方)要200万; 咱大学生从参加工作起日日节衣缩食,每月存储2000元,需要100年才能买房。 如果是一套70平方米的房...则需要...算了,这辈子别想了!


来源: 牛不耕 2019-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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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岁李锐--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历史 2019-02-15 22:07:47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于2019年2月15日在北京去世,享年101岁。他生前是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研究专家、政治家、作家,亦曾担任中共中央委员、水利部副部长,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等职务,在1958至59年间,担任毛泽东的兼职秘书。

李锐自述人生百年: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本文首发于腾讯思享会微信公号(Thinkerbig)

▲ 本文由李锐口述,崔敏记录整理

【崔敏按】 余此生有幸与两位德高望重的百岁老人——王怀安与李锐——相识,深交中受益良多。可惜,怀安老已仙逝;由于我跟李老的住处相距不远,便隔三差五去李宅拜访。

近日谈及今年(2016年)4月将是他的百岁生日(虚岁),李老显得颇为兴奋,即兴对他的百年人生做了一个简略的概括,我则鼓动他多说几句,把百年的感悟充分地表达出来,于是便记下了以下这篇文字。

这一百年大致分可为五个阶段:第一个二十年上学读书;第二个二十年投身革命;第三个二十年被革命踩在脚下;第四个二十年复出工作;第五个二十年思考研究。

我曾当过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又曾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在两个最重要的部门工作过。我当过三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先是担任高岗的政治秘书;后来担任陈云的政治秘书;最后又担任了毛泽东的兼职秘书。

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追随者”,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发配北大荒,几乎饿死;文革中又被关进秦城,住了八年监狱。平反后复出,加倍努力工作。

我对党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是写了一本《庐山会议实录》,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全貌;二是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阻止了邓力群可能被推举为总书记。我一生的著作(不包括日记),总计超过一千万字。别人写我的东西也有几百万字。

我从中组部的领导职务中退下来后,组织编写了一整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共计十九本,此外每个县都编了一本,搞清了历史上的好多问题。例如:井冈山时期肃“ΑΒ团”,杀了十万人;延.安.整.风后期搞“抢.救.运动”,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而国民党却说他们没能打进延安一个特务(见唐纵日记);文革期间,秦.城.监.狱.关押502人,多数是党.的高.级.干.部,死.在.监.狱的30多人,精.神.失常60多人。

李锐近照(2016年)

第一个二十年是读书,追求革命

我于1917年4月13日生于北平,祖籍湖南省平江县,父亲李积芳自幼好学,1905年被官派赴日本留学,他在日本生活五年,深知日本的国策就是要灭亡中国,由此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辛亥革命前回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担任了国会众议员。

可惜英年早逝,父亲去世时我才五岁,上面还有两个姐姐。我的母亲是一位受过现代教育,有进步思想的女性,儿时母亲常对我们讲父亲的往事,教育我们如何求学做人,特别不要趋炎附势,品德最为重要。这些教导对我思想的形成潜移默化。

母亲又把我送到当时新开办的最好学校——楚怡小学和岳云中学——读书,这两个学校都注重品德教育,校规严格,要求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从小养成好习惯,还开设劳动课,种菜,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还开展体育活动,组织各种球队,当时我就是校队的球员。

我在中学阶段就喜欢写作,是办墙报的积极分子,还写过一篇名为《走》的小说,描写人力车夫的生活,结局是投奔了红军。从这篇小说可以看出我少年时期的思想倾向。总之,父母、家庭与学校的教育,对我一生走什么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学毕业后,考取了武汉大学,那个时期主要是受鲁迅文章的影响,思想更加激进。说实在的,在大学的两三年,并没有好好读书,净闹革命了。当时,我是学生中的领头人之一,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担任了“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的常务干事,创办了《救中国》杂志,我写的发刊词题目就是“团结、抗斗、救中国”。

1936年上半年,我们收到了一份从美国传来的中国共产党号召共同抗日的“八一宣言”,并读了斯诺所著《西行漫记》,更加坚定了要寻找共产党的决心。由于当时在武汉没有党的组织,我们便联络了八个志同道合的人,于1937年2月正式成立了一个的自发党组织,定称为“武汉临时支部”。

不久,我带着自发临时支部所有人的入党表去北平,找到了党的组织,自发临时支部所有成员都被接受为正式党员。因此我的党龄从1937年2月起算。


第二个二十年投身革命,成为职业革命者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和几位朋友到天津,又转赴烟台、济南,武汉、徐州、长沙等地,参加“青年救国团”等活动。1939年8月,我去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在重庆与《新华日报》记者范元甄结婚。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决定将我们调离大后方,送到延安去。会后,我和范元甄跟胡乔木同乘一辆卡车到了延安,在延安工作、生活了整整六年。

到延安后,我先在中央青委工作,后调入《解放日报》,在第三版(国内版)负责写辟栏文章,主要任务是收集一些国民党区的情况、材料。我写的第一篇文章记得是《为大后方的大学教授呼吁》。

1943年4月初,在“抢救运动”中,我被诬陷为“特务”,抓进保安处关押了两年。保安处的审问,通常是采用各种刑罚逼供,有的还长期带脚镣、手铐。在保安处对我审问时,因为我什么都不承认,审问者发脾气打了我一耳光。总的来说,对我的刑讯还不算太狠,一个是站,立正站着,不许动;再就是坐矮凳,时间稍长腿就肿了。

审问的时候,有人持枪昼夜轮班监视,不许动,眼睛也不许眨。这样一直审了我五天五夜。和我关在一个窑洞的陈新,在我被审了五天五夜回监舍后,他跟我说:把他绑在十字架上,用鞭子抽,还坐老虎櫈、戴脚镣,比对我厉害多了。

我从保安处放出来后,又回《新华日报》工作,我在《解放日报》前后不到三年,在报上发表过的文章和社论约有40篇。八十年代初,新华出版社为我出过一本《窑洞杂述》,全书22万字,这本书就是我在延安文字工作的汇总。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彻底胜利。同年10月,我和范元甄随同赴冀热辽打前站的同志离开延安北上,经张家口到了承德,在承德创办了《冀热辽日报》。1948年2月,随东北局书记高岗到东北,作了高岗的政治秘书。

1948年10月,解放军攻占锦州后,挥师东进,准备解放沈阳。东北局决定由陈云带领四千多人去接管沈阳,陈云让我随他去,这样我又当了陈云的政治秘书。接管沈阳后,随陈云一路巡视鞍山、本溪、安东,最后转到吉林、长春,走了将近一个月,印象最深的是丰满水电站。

我过去没见过水电站,丰满那时有两台机组发电,大概是六七万千瓦,当时的感觉真是了不得。在鞍山和丰满看到了现代先进的工业生产,对我产生很大的震动,这是后来愿意转行搞水电的动因。

随着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第二天,我就跟陈云到了北平,住在北京饭店。然后陈云就到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我没有去,在北平我帮陈云做了一件事,就是到琉璃厂买了许多从清末到民国以来经济方面的书,装了一大木箱,为他留在中央管全国的经济做准备。

由于我一直想到下面做一些实际工作,经向陈云提出后,他虽不想放我走,一再挽留,但最终还是同意了。这样,1949年5月,我随南下部队回到湖南,先是负责创办《新湖南报》,任社长,后来调任省委宣传部长,在湖南工作了三年。1952年9月,被调到燃料部水电总局任局长(后转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终于实现了我献身于水电事业的宿愿。

我在管水电时的一件大事,就是有关三峡工程的一场论争。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向毛泽东建议:要解决长江的洪水,必须在三峡修个大水库,把长江的洪水装起来。这件事给了毛泽东一个很深的印象。林一山在《中国水利》上发表了《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的长文,正式提出修三峡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他规划的蓄水高度是235米,比现在三峡大坝175米还高60米。

也就是要把整个重庆都淹没了。这篇文章一出来,我们就看到了,我就在《水力发电》组织了一期长江规划问题专刊,一共八篇文章,从各方面论述三峡工程的问题。此后,双方争论不断,这样,不同意见便引起了高层的注意。本来毛泽东是赞成三峡工程上马的,他在1956年写诗欢呼“高峡出平湖”,已经表达了赞成三峡上马的意愿。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时,他听说三峡工程有一个反对派叫李锐,便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于是中央办公厅便通知我和林一山都赶到南宁,在毛泽东面前陈述各自的见解。

我和林一山到达南宁后,当天晚上就开会,谈三峡。开会的房间很小,里面坐了二三十人,一个长条桌,大家面对面就坐。我们俩人坐在毛泽东的正对面。毛就问:“林一山,你要谈多久?”林一山说他要谈两个小时。

毛又问我要谈多长时间,我说:“半个小时”。林一山的口才很好,他从汉元帝谈起,谈历代皇帝怎么防洪等,滔滔不绝讲了两小时。我感到他讲的中心不突出,用了很多专业术语,在座的人不一定都能听懂。轮到我时,就谈得尽量简短,深入浅出。

我说:修这么大个水库专门来防洪是不行的,它主要是个水电站。长江跟黄河不同,是条很好的河流,现在长江在我们的手里,完全可以通盘考虑,用各种办法防洪。最后讲到了三峡技术上的困难,这么大的工程,最困难的问题是勘察,确定电站的大坝修在哪里,要对河流分段进行地质考察,这个选坝址的工作不是三五年能够完成的。这样一讲,大家都听懂了。

毛泽东说:“好,讲得很好。但是讲了还不算数,每人再写一篇文章来,不怕长,三天交卷。”于是,我们又分别赶写了两篇文章。文章交上去后,我看到彭真那些人在我的文章上划了很多红杠杠,在林一山的文章上打问号的多。最后的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林一山的文章写得不好,说你是师范毕业,文笔不适,这就把他的意见否定了。

毛泽东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好,把问题讲清楚了。三峡的问题就这样定案了。南宁会议出了个《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有一条是要“培养秀才”。毛泽东说,“我们就要培养李锐这样的秀才。”

南宁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我说:“李锐,你来当我的秘书。”对此,我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立即回答说:“我搞水电,很忙。”他说:“不要紧,兼职嘛。”这我就不好回嘴了。随后,我给毛写过三封信,委婉地反映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毛看了这些信,对我能够反映一些真实情况,当时还是比较满意的。曾说:“李锐我感谢你呀,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

有一段时间,毛不断地表扬我,那时真可以说是被捧到了天上。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后,庐山会议上风云突变,我又从半空中摔了下来,几乎粉身碎骨。

第三个二十年,被革命踩在脚下

1959年夏季召开的第一次庐山会议,无论在中共党史上或共和国历史上,都刻上了深刻的印记。那次会议无端地打出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我因在会议期间同黄克诚和周小舟在一起有些议论,最后被定为“追随者”,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从此跌入无底深渊。

从庐山下来,又经过几个月的揭发批判,随后被送到北大荒850农场附近的兴华村,与村里的一个单身老头同住。那时粮食不够吃,差点被饿死。我在北大荒得到的一个经验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饿。

1961年11月,经在京的友人设法营救,我终于离开了北大荒回到北京。此时,范元甄提出要离婚,我说同意,就办理了离婚手续。水电部党组曾讨论过是否恢复我的党籍,未被通过,原因大概是由于范元甄在离婚后又写了两本揭发材料,里边有我和她私下议论的一些话(文革过后邓小平复出,他看过这两本材料,说:“太恶劣了!”下令把它给烧掉了)。

由于党籍未能恢复,又把我下放到安徽大别山里的磨子潭水电站,给水库的职工当文化教员,也干些体力活。文革开始后就不让教书了,变成劳动改造。

1967年11月11日,突然把我送上一架专机直飞北京,下了飞机就把我送到了秦城。事情的起因是:1967年夏秋之际,中央专案组来人向我调查毛泽东几个秘书的情况,我说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等人都没有问题,主席秘书中最危险的人是现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并写了封信给总理,请他们转交。

这下又闯下了大祸,当时的说法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字一句的伤害。”由于我揭发了陈伯达,我的问题又升了级,被关进了监狱,一蹲又是八年。

在秦城监狱,最厉害的是单间关押。一间小小的屋子,四面都是墙壁,看不到任何人,除了外面走廊里哨兵的脚步声之外,终日寂静无声。在这样的环境中呆久了,大多数人都会成为傻子或者被逼疯。我为了不至变成废人,就在监房里坚持跑步、锻炼。

监狱里见不到纸和笔,我就利用一次跌伤后要来擦伤口的龙胆紫药水当墨汗,在马列著作的空白行间写字,一共写了400多首诗词,平反后,将这些诗词汇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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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闲言:追梦人为何夜不能寐? 2019-02-15 10:01:18

据坊间传闻,中国终身元首,“世界霸主梦”之追梦人习近平,最近身患小恙—-失眠。
实际上,关于习总「夜里睡不着」的传闻,早在2013就见诸于社交媒体。也许,他的失眠只是在最近才成常态。据分析,是当前的内忧滋扰了心广体胖的习大人。

然而,从国内形势来看,习总大可不必对假想的“黑犀牛”如此郁闷。理由有三:
1. 中国有一支世界上最战无不胜的维稳部队。
2. 中国各地装有2亿多个监控摄像头,平均每个摄像头监控七个中国人。
3. 中国人买菜刀都要经过官方认可,中国百姓已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名副其实的、手无寸铁的人群。

话说去年11月初,我去上海旅游,恰逢「国际进博会」开幕。习总御驾亲临上海作贺词。我和他“撞”了个满怀。托习总的福,全上海市放假一周,主干线上的地铁和公共汽车乘客稀少。。。正当我踌躇满志地逛街时,突然被眼前的这一幕震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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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了我的习总!您扛200斤麦子走十里山路都不换肩,称得上“力拔山兮气盖世”。就凭那些手无寸铁的娘娘腔上海男人,您在上海任何地方逛街都不必带保镖。您派这这些荷枪实弹的军警和军犬在上海街道上巡逻,你到底是害怕谁?害怕什么?

习总啊,不是我嘲笑您,像您现在这样谨小慎微,还不如当初就呆在梁家河窑洞里不走。你看人家川总,在那个枪林弹雨的国家里潇潇洒洒地当总统,到全国各地开万人群众大会,从来不带军警和军犬。下次见到您的好友川总,向他取点「安保」的经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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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加烧钱,何时能慰爱国芯 2019-02-10 11:15:10

在中国和“外国”这两国的较量中,究竟哪一国更占上风?有说中国吊打外国,有说外国轻松把中国摁在地上摩擦,双方都列举了林林总总的例子,整得我们吃瓜群众一脸懵逼。

中间派肯定说两国各有利弊,但这结论虽然正确却没啥营养。想要在这个话题上显得有见识,得先搞明白啥是技术?

01.核心技术,到底是个啥?

把技术分分类,第一类姑且叫“可山寨技术”,或者叫“纯烧钱技术”,有人喜欢往左边烧,有人喜欢往右边烧,于是就烧出了不同的应用技术。

这本质上是用旧技术整合出新玩意儿,比如,美帝登月的土星五号,中国的跨海大桥,小胡子的鼠式坦克,甚至包括长城和埃及金字塔。

打个比方,这有点像吉尼斯纪录:最长的头发,最长的指甲,等等……这类东西,只要钱到位,搁谁都烧的出,关键看有没有需求,所以这些也可以叫应用技术

比如上图这种架桥机,几个工业大国都能搞,但搞出来只能当玩具,只有中国搞出来才赚钱。

我国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迸发出海量需求,推动各种烧钱的应用技术井喷,赚了钱又可以孜孜不倦地完善各种细节,于是,可以不吹牛的说,中国的应用技术已经和整个外国平起平坐。

第二类技术暂且叫“不可山寨技术”,或者叫“烧钱烧时间技术”,任何牛逼设备,你拼命往细拆,最终发现都是材料技术。

做材料和做菜差不多,番茄炒蛋的成分可以告诉你,但你做的菜就是没我做的好吃,这就是核心技术。

除了生物医学之外,核心技术说到底就是材料技术,看一串例子:

发动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我国最遭人诟病的短板。其核心技术说白了就是涡轮叶片不够结实,油门踩狠了就得散架,无论是航天发动机、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只要带个“机”字,我们腰杆都有点软。

材料技术除了烧钱、烧时间,有时还要点运气。还是以发动机为例:金属铼,这玩意儿和镍混一混,做出的涡轮叶片吊炸天,铼的全球探明储量大约2500吨,主要分布在欧美,70%用来做发动机涡轮叶片,这种战略物资,妥妥被美帝禁运。

前几年在陕西发现一个储量176吨的铼矿,可把国人乐的,马上拼了老命烧钱,这几年苦逼生活才有了起色。

稀土永磁体,就是用稀土做的磁铁,能一直保持磁性,用处大大的。高品位稀土矿大多分布在中国,所以和“磁”相关的技术,我们比美帝还能嘚瑟,比如核聚变、太空暗物质探测等。

据说,我国前几年也对美帝禁运,逼得美帝拿铼交换,外加陕西安徽刨出来的那点铼,J20的发动机才算有些眉目。

作为“工业之母”的高端机床,我们基本和男国足一个水平,只能仰望日本德国瑞士。

材料是最大的限制之一,比如,高速加工时,主轴和轴承摩擦产生热变形,导致主轴抬升和倾斜,还有刀具磨损,等等,所以对加工精度要求极高的活,国人还是望“洋”兴叹。

光学晶体,我国的部分产品还能对美帝实施禁运,所以和光相关的技术都不弱,比如激光武器、量子通信。气动外形,得益于钱学森那辈人的积淀,与之相关的技术也是杠杠的。

如果我们继续罗列,就会发现,应用宽泛的基础性材料,中国还是落后外国,应用相对较窄的细分领域,中国逐渐领跑。

下面,重点来了!

这种关键核心材料,全球总共约130种,也就是说,只要你有了这130种材料,就可以组装出世界上已有的任何设备,进而生产出已有的任何东西。

人类的核心科技,某种程度上说,指的就是这130种材料,其中32%国内完全空白,52%依赖进口,在高端机床、火箭、大飞机、发动机等尖端领域比例更悬殊,零件虽然实现了国产,但生产零件的设备95%依赖进口。

这些可不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而是工信部2018年7月发布的数据,还新鲜着呢。

核心材料技术,说一句“外国仍把中国摁在地上”,一点都不过分。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毕竟发家时间不长,而材料技术不但要烧钱,更要烧时间。

这里得强调一下,应用技术并不比核心技术次要,它需要资金、需求和社会实际情况的结合,虽然外国有能力烧,但也许一辈子都没机会烧。

这儿肯定有人抬杠了:人家只是不愿意烧,不然分分钟秒杀你!呵呵,如果强行烧钱,后果参照老毛子。

磨叽半天,该回正题了,半导体芯片之所以难,是因为它不但涉及海量烧钱的应用技术,还有众多烧钱烧时间的材料技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这话得从原理说起。

02.芯片原理和量子力学

很多人觉得量子力学只是一个数学游戏,没有应用价值,呵呵,下面咱给计算机芯片寻个祖宗,请看示范:

导体,咱能理解,绝缘体,咱也能理解,我们第一次被物理整懵的,怕是半导体了,所以先替各位的物理老师把这债还上。

原子组成固体时,会有很多相同的电子混到一起,但量子力学认为,2个相同电子没法待在一个轨道上。

于是,为了让这些电子不在一个轨道上打架,很多轨道就分裂成了好几个轨道,这么多轨道挤在一起,不小心挨得近了,就变成了宽宽的大轨道。这种由很多细轨道挤在一起变成的宽轨道就叫能带。

有些宽轨道挤满了电子,电子就没法移动,有些宽轨道空旷的很,电子就可自由移动。电子能移动,宏观上表现为导电,反过来,电子动不了就不能导电。

好了,我们把事情说得简单一点,不提“价带、满带、禁带、导带”的概念,准备圈重点!

有些满轨道和空轨道挨的太近,电子可以毫不费力从满轨道跑到空轨道上,于是就能自由移动,这就是导体。一价金属的导电原理稍有不同。

但很多时候两条宽轨道之间是有空隙的,电子单靠自己是跨不过去的,也就不导电了。

但如果空隙的宽度在5ev之内,给电子加个额外能量,也能跨到空轨道上,跨过去就能自由移动,也就是导电。

这种空隙宽度不超过5ev的固体,有时能导电有时不能导电,所以叫半导体。

如果空隙超过5ev,那基本就得歇菜,正常情况下电子是跨不过去的,这就是绝缘体。当然,如果是能量足够大的话,别说5ev的空隙,50ev都照样跑过去,比如高压电击穿空气。

如果你想进行1+1的加法运算,其电路的复杂程度就已经超过了99%的人的智商了,即便本僧亲自出手,设计电路的运算能力也抵不过一副算盘。

直到有一天,有人用18000只电子管,6000个开关,7000只电阻,10000只电容,50万条线组成了一个超级复杂的电路,诞生了人类第一台计算机,重达30吨,运算能力5000次/秒,还不及现在手持计算器的十分之一。

不知道当时的工程师为了安装这堆电路,脑子抽筋了多少回。

接下来的思路就简单了,如何把这30吨东西,集成到指甲那么大的地方上呢?这就是芯片。

03.芯片制造与中国技术

为了把30吨的运算电路缩小,工程师们把多余的东西全扔了,直接在硅片上制作PN结和电路。下面从硅片出发,说说芯片的制作过程和中国所处的水平。

第一:硅

把这玩意儿氯化了再蒸馏,可以得到纯度很高的硅,切成片就是我们想要的硅片。硅的评判指标就是纯度,你想想,如果硅里有一堆杂质,那电子就别想在满轨道和空轨道之间跑顺畅。

太阳能级高纯硅要求99.9999%,这玩意儿全世界超过一半是中国产的,早被玩成了白菜价。

芯片用的电子级高纯硅要求99.999999999%(别数了,11个9),几乎全赖进口,直到2018年江苏的鑫华公司才实现量产,目前年产0.5万吨,而中国一年进口15万吨。

难得的是,鑫华的高纯硅出口到了半导体强国韩国,品质应该还不错。不过,30%的制造设备还得进口……

高纯硅的传统霸主依然是德国Wacker和美国Hemlock(美日合资),中国任重而道远。

第二:晶圆

硅提纯时需要旋转,成品就长这样:

所以切片后的硅片也是圆的,因此就叫“晶圆”。这词是不是已经有点耳熟了?

切好之后,就要在晶圆上把成千上万的电路装起来的,干这活的就叫“晶圆厂”。各位拍脑袋想想,以目前人类的技术,怎样才能完成这种操作?

用原子操纵术?想多了,朋友!等你练成御剑飞行的时候,人类还不见得能操纵一个一个原子组成各种器件。晶圆加工的过程有点繁琐。

首先在晶圆上涂一层感光材料,这材料见光就融化,那光从哪里来?光刻机,可以用非常精准的光线,在感光材料上刻出图案,让底下的晶圆裸露出来。

然后,用等离子体这类东西冲刷,裸露的晶圆就会被刻出很多沟槽,这套设备就叫刻蚀机。在沟槽里掺入磷元素,就得到了一堆N型半导体。

完成之后,清洗干净,重新涂上感光材料,用光刻机刻图,用刻蚀机刻沟槽,再撒上硼,就有了P型半导体。

实际过程更加繁琐,大致原理就是这么回事。有点像3D打印,把导线和其他器件一点点一层层装进去。

这块晶圆上的小方块就是芯片。芯片放大了看就是成堆成堆的电路,这些电路并不比那台30吨计算机的电路高明,最底层都是简单的门电路。

只是采用了更多的器件,组成了更庞大的电路,运算性能自然就提高了。

据说这就是一个与非门电路:

提个问题:为啥不把芯片做的更大一点呢?这样不就可以安装更多电路了吗?性能不就赶上外国了嘛?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答案出奇简单:钱!

一块300mm直径的晶圆,16nm工艺可以做出100块芯片,10nm工艺可以做出210块芯片,于是价格就便宜了一半,在市场上就能死死摁住竞争对手,赚了钱又可以做更多研发,差距就这么拉开了。

说个题外话,中国军用芯片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因为咱不计较钱嘛!可以把芯片做的大大的。

另外,越大的硅片遇到杂质的概率越大,所以芯片越大良品率越低。总的来说,大芯片的成本远远高于小芯片,不过对军方来说,这都不叫事儿。

可别把“龙芯”和“汉芯”混为一谈

第三:设计与制造

用数以亿计的器件组成如此庞大的电路,想想就头皮发麻,所以芯片的设计异常重要,重要到了和材料技术相提并论的地步。

一个路口红绿灯设置不合理,就可能导致大片堵车。电子在芯片上跑来跑去,稍微有个PN结出问题,电子同样会堵车。

这种精巧的线路设计,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检验,那就是:用!大量大量的用!

现在知道芯片成本的重要性了吧,因为你不会多花钱去买一台性能相同的电脑,而芯片企业没了市场份额,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正因为如此,芯片设计不光要烧钱,也需要时间沉淀,属于“烧钱烧时间”的核心技术。

既然是核心技术,自然就会发展出独立的公司,所以芯片公司有三类:设计制造都做、只做设计、只做制造。

半导体是台湾少有的仍领先大陆的技术了,基于两岸实质上的分治状态,所以中国大陆和台湾暂且分开表述。

早期的设计制造都是一块儿做的,最有名的:美国英特尔、韩国三星、日本东芝、意大利法国的意法半导体;中国大陆的:华润微电子、士兰微;中国台湾的:旺宏电子等。

外国、台湾、大陆三方,最落后的就是大陆,产品多集中在家电遥控器之类的低端领域,手机、电脑这些高端芯片几乎空白!

后来随着芯片越来越复杂,设计与制造就分开了,有些公司只设计,成了纯粹的芯片设计公司。如,美国的高通、博通、AMD,中国台湾的联发科,大陆的华为海思、展讯等。

挨个点评几句。

大名鼎鼎的高通就不多说了,世界上一半手机装的是高通芯片;

博通是苹果手机的芯片供应商,手机芯片排第二毫无悬念;

AMD英特尔基本把电脑芯片包场了。

台湾联发科走的中低端路线,手机芯片的市场份额排第三,很多国产手机都用,比如小米、OPPO、魅族。不过最近被高通干的有点惨,销量连连下跌。

华为海思是最争气的,大家肯定看过很多故事了,不展开。除了通信芯片,海思也做手机用的麒麟芯片,市场份额随着华为手机的增长排进了前五。个人切身体会,海思芯片的进步真的相当不错。

展讯是清华大学的校办企业,比较早的大陆芯片企业,毕竟不能被人剃光头吧,硬着头皮上,走的是低端路线。前段时间传出了不少危机,后来又说是变革的开始,过的很不容易,和世界巨头相差甚多。

大陆还有一批芯片设计企业,晨星半导体、联咏科技、瑞昱半导体等,都是台湾老大哥的子公司,产品应用于电视、便携式电子产品等领域,还挺滋润。

还有一类只制造、不设计的晶圆代工厂,这必须得先说台湾的台积电。正是台积电的出现,才把芯片的设计和制造分开了。

2017年台积电包下了全世界晶圆代工业务的56%,规模和技术均列全球第一,市值甚至超过了英特尔,成为全球第一半导体企业。

晶圆代工厂又是台湾的天下,除了台积电这个巨无霸,台湾还有联华电子、力晶半导体等等,连美国韩国都得靠边站。

大陆最大的代工厂是中芯国际,还有上海华力微电子也还不错,但技术和规模都远不及台湾。

不过受制于台湾诡谲的社会现状,台积电开始布局大陆,落户南京。这几年台资、外企疯狂在大陆建晶圆代工厂,这架势和当年合资汽车有的一拼。

大陆的中芯国际具备28nm工艺,14nm的生产线也在路上,可惜还没盈利。大家还是愿意把这活交给台积电,台积电几乎拿下了全球70%的28nm以下代工业务。

美国、韩国、台湾已具备10nm的加工能力,最近几个月台积电刚刚上线了7nm工艺,稳稳压过三星,首批客户就是华为的麒麟980芯片。

这俩哥们儿早就是老搭档了,华为设计芯片,台积电加工芯片。

说真的,如果大陆能整合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并利用灵活的政策和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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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版: 中国各地酒文化图鉴大全 2019-02-09 15:47:16




















































来源: 华文精选 2019-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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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段子:计划经济的轶闻(保证您没听过) 2019-02-08 12:03:46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计划经济」的思潮甚嚣尘上。对于计划经济的危害性,国人可能早已经忘却。希望如下段子能勾起国人的回忆。

前苏联的一段往事

莫斯科市民露巴去一大商场购买冰箱。售货员说,“你看到的冰箱都是陈列品,如要购买,你得先付款,然后,十年后我们会把冰箱送到你家。”

露巴对10年后到货并不在意,只是对售货员没有说明送货的具体时间表示疑惑:“你能告诉我,送货是上午还是下午?”

售货员大惑不解:“你等10年都不在乎,怎么在乎上午还是下午?”

露巴:“咋不在乎?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10年后的今天的上午,我得请假在家等着,因为我订购的彩电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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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天惊: 40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 2019-02-07 12:15:05

不知诸位是否熟悉如下歇后语

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缭乱
刘姥姥进大观园——洋相百出

刘姥姥进大观园——石破天惊

刘姥姥进大观园——大开眼界

刘姥姥进大观园——满载而归

本博觉得,“石破天惊” 和 “满载而归” 非常生动而贴切地描绘了,(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高级官员和社会精英到西方世界大开眼界的奇闻轶事。

记得我听赵忠祥亲口说过,他第一次去美国访问,喝完了可口可乐,把空罐子珍藏起来,带回国作为留念。

如今,中国已是鸟枪换炮了。然而,“同志仍须努力”。 国人不要忘了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今日的巨大财富,中国若要赶超西方,必须继续和深入改革。别无它路!

  


1

代表团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

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



现在的中国人,小学生假期出国游,都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不可想象,40年前中国的大部分高干都未曾踏出过国门。


“十年动  乱”已使我们多年隔绝于世。结束后,1978年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20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行前,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生考察学习。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20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


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言谈举止,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地手足无措。


生活不适应还好说,关键是每天都要脑筋急转弯。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没落,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荣让他们天天感叹,处处吃惊。


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名职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机,一天就产40万吨。而国内,年产5000万吨煤大约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人。我们与欧洲的差距大体上落后20年。震惊之下,代表团问我使馆:“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回答是:“不敢讲。”


代表团6月归来,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从下午三点半一直讲到晚上11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



2

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

在现实面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己之见



1978年10月邓小平又亲自出访当时已是“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而这之前我们常称人家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深为对方的成就吃惊,尤其佩服其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政策,便求教于李光耀总理。


李直率地说,你要交朋友,要引资,先停止对别国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停止他们设在华南的广播电台。


邓回国后断然停止“文革”中奉行的“革命输出”,转而大胆引进外资,改革体制,直至提出“一国两制”。邓的虚心和坚决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后他回忆说:“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己之见。尽管邓小平当时已74岁。”



3

我永远也忘不了

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而当时的普通百姓是怎样接触并接受外部世界的呢?


1984年,我时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应该算是不很闭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巾这个词,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


那位记者说:“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老外这样的阔气,又这样的浪费呀!”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


不久,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飞机上喝水用一种硬塑杯,晶莹剔透,比玻璃杯还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觉得实在是一件艺术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许久,一直带回国内。喝热茶时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时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机上走廊很窄,空嫂来回更换不厌其烦。该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盘太多,也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着想,便将空的茶杯递了过去。不想这位洋大嫂用吃惊、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潜台词是:“你这个中国土包子!”我一时羞愧难当,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4

农民赶集时将这张报纸挂在扁担上

作为护身符



当中国十年冰冻的体制、停滞的生产力受到外来信息的吹拂时,一切守旧的思想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慢慢融化。责任制、承包、下海、商品经济等,这些新概念先是如幽灵般地在人们身边徘徊,最后聚成了一个时代大潮。而一批时代的弄潮儿也就出现了。


1980年春,当时人民公社的体制还未撤销。我到山西五台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采访一位奇人。他在“文革”前即考上清华大学,却因出身不好,被退回乡里务农。他躬耕于农亩却不改科研的初心,自学两门外语,研究养猪技术。公社猪场连年亏损。改革春风稍一吹动,他便带上自己的一个小存款折,推开公社书记办公室的门,说:“我愿承包公社猪场,一年翻身。如若不能甘愿受罚。口说无凭,立个军令状,以此相押。”说罢将存折“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书记也豪爽,说:“如若有失,你我共担。”结果这个猪场一年翻身,大大盈利。


这篇稿子见报后,一个月竟收到5000多封来信。全国各地前来学习的农民络绎不绝,他就借势办起了养猪培训班。当地破格将这个农民转为国家干部,又直接任为科委副主任。科学的春天、政治的春天一起到来了。那篇新闻稿也获得当年全国好新闻。


那时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在想什么?强烈地想摆脱贫穷,要发财致富。本来经济发展就是如河水行地,利益所驱,自通有无。这一招,早在春秋时的政治家管仲治齐就大见灵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也大得其利。在一段时期,我们搞社会主义,却弃之不用。当时国家供应短缺,农民卖一点自产品却要撵、要抓、要罚,人为地制造穷困。


随着大气候的变暖,开放集市的呼声愈来愈高。报上只是试探性地登了一条四指宽的“群众来信”《是赶集还是撵集》,当日便报纸脱销,甚至有人上门要加订报纸。农民赶集时将这张报纸挂在扁担上作为护身符。冰冻十年的市场,哗啦一下,春潮澎湃。



5

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

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



马克思说:“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


古今中外,历来的改革都是先睁开眼睛看世界,从对比中找差距。当俄国农奴制走进死胡同时,彼得大帝发起改革,组织庞大的出访团巡访欧洲,而他自己则化装为一个普通团员随团学习。清末,当中国封建社会已千疮百孔,感到不得不改时,也于1866年派出了第一个出国考察团。西方先进文化的信息逐渐吹入国内。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的大门总是时开时闭,思想也就一放一收。


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开国门,思想解放,直接导致后来新中国的成立;1978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直接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



原作者: 梁衡,人民日报副总编
来源: 野火2018 2019-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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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已成为活耶稣,兼任活佛 2019-02-05 12:32:00

国人皆知,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已经自封了十几个国家级官职。嗣后,他又改了宪法,荣任终身国家主席。

哪位国人如果认为习近平贪得无厌,或觉得他已登峰造极,那就会遭到天下人耻笑:燕雀安知鸿浩之志哉!

据国内宗教人士报道,习近平已经在一些基督教堂里挂上自己的肖像,以接受基督徒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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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习近平还把自己的肖像挂在藏人的喇嘛寺内,以接受信徒的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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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有良知的国人,救救习近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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