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身飞赴南加州留学(课程)的时候，被告之一的章鑫磊还只有15岁。

他住在一所私人寄宿学校，里面都是像他一样的“降落伞少年”。“降落伞少年”，特指父母还在中国，只身赴美读高中的孩子们。这些孩子在国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家长和老师眼中的好孩子：乖巧可人、学习上进。可到了美国，他们变了。

17日，19岁的章鑫磊因参与震惊中美的“三名留学生施虐同胞案”被判6年监禁。施暴的另外两人也是中国来的留学生，他们将受害者刘某的衣服扒光，穿着高跟鞋踹她，扇耳光并用烟头烫伤她，并剪下她的头发强迫她吃下去。

当他们和他们的家长以为可以用“他还是一个孩子”等言辞来“摆平”在国内看上去非常常见的校园纠纷时，等待这3个孩子的，是最短6年，最长13年的监禁。

案件中最令人震惊的地方还在于，被告章鑫磊并未动手打人，仅仅是帮忙拿了一把剪刀并开车。那么，美国法律为何会“连坐”校园暴力中的旁观者呢？一起去看看。

反思者说

被告忏悔“太多的自由，让我孤独迷失”

“这是对‘降落伞少年现象’的警醒，”法庭上，被告之一的杨雨涵通过其律师在法庭上宣读的声明表达了这个意思。“中国的家长本是好意，将孩子送到千万里之外的地方，没有监护，又有太多自由，这是酿成灾难的源头。”

她的律师发言时，19岁的杨雨涵在镜头前一直用自己长长的直发遮挡面部。杨雨涵被判10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绑架、攻击和导致严重人身伤害。

他们在声明中都向受害者表达歉意。地方副检察官凯西·贾维斯说，他曾和受害者长谈过，她表示愿意原谅施暴者。“她很开朗，虽然多次被打击。但她最后还是能够原谅，”贾维斯告诉法官。

律师宣读声明时，获刑最重的翟云瑶用纸挡在自己的脸前逃避镜头的追踪。她被其他被告指认为施暴行为的元凶，被判13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绑架、在两起袭击案中攻击被害人，在其中一起中导致严重人身伤害。

她在声明中说，自己并不是坏人，但她意识自己的行径给她带来了世界级的恶名。翟云瑶说道，“父母送我到美国来，是为了让我过更好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也给了我自由，或许就是给了我太多自由……我开始觉得孤独，感到迷失。我没有告诉父母，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我。”

被告父亲孩子那么小就出国，是个大问题

在最后的宣判听证之前，被告章鑫磊的父亲在法庭接受了采访。为了儿子的案件，他和妻子已数次从中国深圳飞到美国，尽管他们不会说英语(精品课)，也完全不懂庭审过程。章父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在安徽长大，年轻时到深圳打工，后来自己做起了制造业的生意。他之前认为把孩子送到美国可以让下一代的起点更上一个台阶，于是通过中介在美国为孩子找好了寄宿家庭——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家庭，每个月费用约1500美元。

章鑫磊最开始是在一所教会高中就读，后来转学到牛津高中，而这所高中位于罗兰岗商业街背后，只有几间活动教室。该校的运动设施非常简陋：三个破旧的篮球架、一个排球网和一小片足球场，可每年的学费却高达1.3万美元。章鑫磊和其他一些国际学生一起上课，但他们大多数都来自中国。章鑫磊的父亲告诉记者，因为孩子的同学、朋友都是中国人，所以也没学几句英文。

章父说，自己当初决定送孩子出国时，也抱着让他锻炼独立的愿望，“男孩子吃点苦没关系”。

但美国学校对学生监管相对宽松、寄宿家庭与留学生缺乏交流等，都是章父之前没有完全料想到的情况。“总的来说，这么小的孩子单独送到国外读书是个大问题。”

章父说，他和妻子为这桩官司“已经倾家荡产”。章父提醒中国的家长，不要轻易把年幼的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如果他呆在我身边，一定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各界热议

成都留学生家长独生子女出国留学，心理落差大

三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凌虐同胞获重刑的消息传回国内后，不少家长都表示判得有点重。来自成都的李女士告诉记者，自己15岁的孩子去年到美国旧金山留学，目前正在当地读9年纪。对于这起案子，李女士感慨很深。她表示，留学生在国内时是乖孩子、好孩子，到了国外却发生大反转，和个人和社会都有关系。

她说，对于个人来说，孩子在国内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都是全家围着转，去了国外之后，照顾的人少了，自身心理会发生很大逆转；其次，社会的差异也导致了孩子的变化。比如，在国内，孩子们吸烟、打群架、喝酒，我们或许会用“他还是一个孩子”这样的态度对待，最终会原谅，但美国却是重罪。

最后，她说，在国内发生校园暴力事件后，过去不少是用“民不告，官不究”这样的态度去处理的，情面上说通了，也就不去追究了，但在美国是走不通的。她说，这件事充分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在传统文化，对待个人尊严方面的差异。

机构支招中国思维和处事模式摆不平事

对于这一事件，北京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总经理赵敬东表示，中美两国法律有很大区别，留学机构应该反思，我们对学生和学生家长在美国法律的普及究竟够不够。

他说，美国对待校园暴力很严，打架一般没有什么记过，都是直接开除。这些我们一些家长不知道，低龄小留学生更不知道。赴美留学，应该先充分了解法律法规。

对于该事件引发的“案中案”——家长“摆平”反被抓，青缇教育创办人及首席顾问高乐林则表示，很可惜此案的家长送孩子到美国留学，孩子没有学到和体验到美国最重视的人权，家长也没有先去进一步了解当地法律规范，还是用在中国的思维和处事模式来行动，让原本不该发生的行贿事件发生，使得自己深陷泥淖。她说，家长送孩子出国留学，不是帮孩子付了昂贵的学费然后一切交给学校就没了责任，对于孩子的学习，生活，价值观也要花时间去关心去了解去沟通，甚至家长也要随时更新资讯，以掌握孩子的状态。

律师态度/

校园暴力犯罪中国处罚太轻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副教授陈实认为，相对而言，在校园暴力虐待案件中，美国对施害者的惩罚要重得多。这与两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关注的侧重点不一样有关。美国法律比较重视个人的安全、人身自由、隐私等个人价值方面的东西要多些，关注的层面也要比中国的要细致的多。

陈实说，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前段时间发生的“持枪照威胁教授事件”。陈实说，很多专家曾分析过，这个留学生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开玩笑，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可能什么处罚都没有，但是在美国，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两个国家法律的差别。制度保护的重点不一样。

近年来中国校园犯罪越来越多，越来越低龄化，在陈实看来，中国在对待校园暴力犯罪方面的处罚，确实太轻了。这跟中国的法律制定有一定的关系。在《刑法》上，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此属于未成年，在量刑上应当减轻或从轻处罚；其次，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也因未满18周岁，在量刑时应当减轻或从轻处罚。这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对校园暴力的处罚力度。

案件启示

美国对校园犯罪零容忍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这些残暴行为，发生在学生之间，对美国人而言，非常不可思议。但作为中国人，仅在去年，就发生了多起。根据媒体曾做过的一项统计，仅在去年3月至6月间，就发生了17起校园侮辱事件。而17起严重侮辱事件中，半数是在教育机构内部解决掉。不是根本没有报警，就是闹到了公安机关后，行政拘留、回校教育等方式解决掉了。对于凶猛的校园暴力事件，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

职业生涯中，华裔律师邓洪曾代理过多起校园霸凌案件，包括引爆舆论的留美中国学生霸凌女同学案。在这起案件初审阶段，邓洪受雇于被告担任辩护律师。对于这起案件带来的影响和争议，邓洪表示，中国的相关部门必须从中国长远发展的高度去重视学校霸凌事件，并寻求立法解决途径。

“在校受到不公对待，以后如何公平地对待他人？”

记者：您曾代理的留美中国学生绑架虐待女同学案，几位当事人和他们的中国父母对孩子被判重刑感到很意外。因为在国内，这种行为甚至谈不上触犯法律。您如何看待这一差异？

邓洪：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美国家庭对孩子教育比较开放，小孩在校园玩闹甚至是恶作剧，家长也经常说“小孩终归是孩子”，不会太介意。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研究特别是心理学研究显示，学校霸凌事件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是电脑时代来临，孩子们喜欢玩暴力电脑游戏，缺少社交及社交技能训练。

其间，美国社会更加多元化，一些孩子会对残障、不同肤色、不同宗教的同学进行嘲笑、甚至暴力相向。由于美国宪法修正案中赋予民众持枪的权利，就出现了学生持枪进校园的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霸凌在美国校园日趋严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达到高峰。当时统计显示，美国每三个学生就有一人受到过欺凌，引发了家长的普遍担忧。

今天的中国，面临与那时的美国相似的困境，随着城市化扩展，大量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年轻人特别是初高中生很多整天打网游，沉浸在暴力的虚拟世界里。国内校园霸凌问题日渐突出，但社会对校园霸凌的认识还处于和美国八十年代的水平。一旦出现霸凌，要么家长忙于工作不知情，即便知情后也认为“这不算什么，批评教育一下就行了”。如果事闹大了，不少家长会亲自出面要么用钱、要么靠关系摆平，法律概念淡薄。

我要说的是，霸凌事件越演越烈，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可能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在学校受到不公对待，他走向社会后如何公平地对待他人？

“对校园霸凌立法，是各界反思努力的结果”

记者：是什么原因促使美国法律对校园霸凌问题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

邓洪：美国也曾面临校园暴力愈演愈烈却无法可依的困境。各种校园血案让美国社会不仅反省枪支犯滥，更多的人开始注意校园霸凌问题，认识到这绝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受到欺负的学生产生极大的自卑感，缺乏自信，有些人自杀，有些人采取同归于尽的报复行动；而欺负别人的学生也养成目无法纪的习惯，长大成人后经常触犯法律。因而，社会各界纷纷要求正视学校霸凌的问题。联邦政府，各地州政府随后也纷纷立法打击校园的霸凌行为。

“立法标准不断细化，口头威胁也属霸凌”

记者：美国法律如何定义青少年霸凌行为？从“闹着玩”到“重罪”，其中的度如何把握？

邓洪：首先，美国法律对霸凌行为的最终认定是一个标准由高到低，不断细化的过程。

以往美国人对霸凌的认定也是宽泛的，认为霸凌行为只限于暴力案件。但在随后法律施行过程中，联邦政府以及各地州政府逐渐降低了霸凌行为认定的标准。一系列立法除将动手打人、吐口水、故意推搡、拍裸照等定性为霸凌外，还逐渐将精神上的贬低纳入霸凌。如言语辱骂他人，以及在公众场合故意因对方残障，种族，肤色，性别，性取向、宗教等而嘲笑他人，甚至口头威胁等也归入霸凌行为。

其次，针对校园暴力现象，相关的法律也被多次修正，加强了刑事惩罚，特别是为打击群体犯罪，所有参与者都要“连坐”判重罪。

“一旦发现校园暴力，学校必须举报、调查”

记者：国内多起青少年霸凌事件中，受害人一般对遭受的暴力保持沉默。反而是施害方将视频上传到网络才引发了关注。由于事件本身的隐蔽性，导致施害者很难被指证或惩罚，学校最多也是批评了事。美国法律如何应对这种困境？

邓洪：在这一点上，美国法律不但规定了法庭对其进行刑事处罚的责任，也规定了学校对学生行政处罚的权利。美国学校对校园霸凌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一旦学校发现霸凌事件，必须立刻行动，对严重行为可以直接开除。就在留美中国学生霸凌女同学案听证会那一周，加州发生一位学生被霸凌事件，家长发现学校没有报警，他们报警后并向警方指出这点，该校校长因此被开除。

围观也是犯罪，“帮凶”可与杀人者同罪

记者：遇到同学打架，可能只是出于一种义气或者冲动参与其中，或者仅仅是围观。你能说他是坏小孩吗？如何遏止这种参与霸凌的行为？

邓洪：美国的法律不会因为你是从犯而降低量刑，相反，伙同参与霸凌的行为也会面临与主犯同样的重罪。因为在犯罪心理学中，当一个人时，胆子没有那么大；两个人，有人胆子就会大起来，因为有人壮胆；三个人就可能无法无天。

因此，联邦刑事法庭引入了“共谋杀人罪”“(即如果一起去犯案，一人杀人，但所有参与的人都要承担谋杀罪。)这一”共犯连带“的罪名不限于谋杀罪，所有参与霸凌事件的人都要承担最严重的罪行。即使你没有参与，但与动手的人定罪相同、判罚相同，因为你在场，起到了帮凶的作用，就应与动手者、杀人者同罪。正是这样的一条法律，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让暴力犯罪减少。

怎样理解“施虐案”的重判

6到13年监禁，在好多人看来无疑是重判了。然而，依据具体作案情形，参照美国相关法律，这一判决似乎又显得合情合理了。在我们的文化语境内，对学生之间的欺凌行为，往往还存在着一种“弱化定性”的倾向。也即，不总是将之视作“施虐”或“故意伤害”等刑事犯罪，而仅仅习惯于将之看作“治安案件”处以行政处罚了事；更有甚者，所谓“学生纠纷”根本不会进入公共职能部门的视野，而只是由学校管理者内部消化，采取“学校处分”等形式处置……这一做法，相较于美国动辄由检方介入、启动司法流程，当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此案在另一方面，也警示我们关注“小留学生”群体的心理引导和现实的安全防护。撒手放养的状态，总归蕴含着显而易见的风险。

来源： 书相遇 2018.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