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六四23周年，当年的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出，“在这天安门23周年的纪念日，我还是要选择宽恕。因为我知道，当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和平与宽恕时，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反应出耶稣对整个人类的伟大宽恕。” “我也知道，当我们在天安门前面对坦克机枪而决定不放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时候，我们早已经选择了宽恕！我更知道，只有当我们真正宽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她认为，中国最终的结局只有两个，“一个是持续地恐惧，一个是走向真正的自由、宽恕的命运。”

柴玲的公开信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认为，柴玲根本没有资格谈宽恕。也有很多人认为，宽恕只适用于真心悔改的人，而六四凶手没有人表示任何忏悔，因此谈不上宽恕。民运人士王丹为此发表紧急声明：“对柴玲的个人信仰导致的这个意见，我表示尊重，但是完全不能同意。我认为，在杀人者还没有任何忏悔，道歉，甚至还在继续杀人的时候，被害方的原谅是没有根据的。这样的原谅，对六四死难者是很大的不公平。”

这些反应也在意料之中，柴玲说，“我明白这种宽恕是反主流文化和感情的。”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只要她坚持信仰，她就必须选择宽恕，因为耶稣要求他的门徒爱仇敌，为他们祷告（太五44；路六27）。当初远志明因六四被通缉，逃亡国外，父亲忧愤而死，他心里也充满了愤恨。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以后，他决心放下心中的仇恨，释放自己，并为迫害他的仇敌邓小平和李鹏祷告。圣经上教导人们，“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西三13）“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太六14-15）上帝对人的宽恕和赦免是无条件的，而完全信神的基督徒如果不能饶恕曾经伤害自己的人，或者对饶恕别人有保留，他就无法释放自己，获得心灵的自由。

其实无论是远志明还是柴玲，做出这种信仰宣告只是说他们自己心中没有了仇恨而已，并不是说那些杀人者可以推卸责任，实际上他们的确没有资格为杀人者卸责。他们如此“爱仇敌”只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了。”(箴言25:21)

柴玲曾引用当年南非主教图图和前总统曼德拉为实现民族和解而做出的努力。图图大主教在他的中文译本里专门为中国读者写了一个序言，指出，充满仇恨的社会需要用南非那种大和解模式来解决，这应该是六四最终解决的最理想的方案，但是他认为，在中国和解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在中国当局还没有说出真相。当时南非成立了真相和解委员会，先调查真相，当事人上法庭认罪寻求宽恕后，再与受害者和解。

和解是一种政治文化，意味着对立双方在一个平等基础上进行沟通、交流、达成妥协乃至和解。中国缺乏这样的政治文化，为官者高高在上，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而民众中复仇文化往往占了上风，谈宽恕的确很困难。也正因如此，才需要远志明和柴玲这样的基督徒做出信仰告白。我在《二十三年前那个春夏之交 》一文中最后指出，“六四事件的一个正面结果是大批理想幻灭的青年学子学者皈依耶稣基督，热心传扬福音，为中国的民主化做好预备人心的工作。六四死结最终的解决当然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但最重要的前提应该是忏悔、宽容、和解。”中国要避免以暴易暴，怨怨相报的恶性轮回，就必须努力倡导基督教的宽恕之道。

因此，我认为，柴玲完全有资格谈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