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興亡史不絕書， 但像前蘇聯這樣出人意料並帶有悲劇性的"突然崩塌和散架"卻很少見。1991年8月24日， 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共總書記的職務， 並宣布蘇共中央"自行解散"。似乎一切都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沒有人抗議，沒有人惋惜。1991 年12 月8 日, 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簽署"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 12月21日， 除波羅的海三國和格魯吉亞以外的蘇聯11個共和國領導人在阿拉木圖簽字認可，正式宣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停止存在。

蘇聯解體，蘇共垮台，最感到痛心的似乎並不是蘇共黨員，也不是蘇聯人民，而是曾視蘇聯為祖國的一些中共黨員及其後代。習近平在他的"新南巡"講話曾以無限惋惜的口吻感嘆，在蘇聯亡黨亡國的關鍵時刻"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其實習總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蘇共沒有"男兒"出來"抗爭"？這個黨曾有過輝煌的歷史，在擁有20萬名黨員的時候，就發動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 專制統治； 在擁有35萬名黨員的時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在擁有近554萬名黨員的時候戰勝了德國法西斯，贏得了二戰勝利。為什麼會在擁有近2000萬名黨員的時候，卻突然一夜之間分崩離析？

這個問題象謎一樣困擾着很多人。許多學者提出了許多種理論試圖揭示這一現象，其中包括經濟崩潰論、群眾革命論、外在壓力論、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戈 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爭權奪利說、上層革命說等等。我研究了這些理論，覺得最後一種理論最有說服力，蘇聯解體緣自上層的革命，是一場得到蘇聯黨和國家精英支持的資本主義革命。這裡的精英指的是蘇共、政府和其他官方組織中的高級官員以及不同社會群體中的富人們。這一新集團階級聯盟人數雖少，但控制力強，影響和支配力大。

既得利益集團反成了民主化的急先鋒，聽起來很弔詭。但這恰恰就是事實。這些特權者之所以突然腦殼開竅，宣揚民主，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完全是出於自私的目的。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在原有的信仰、理念以及政治經濟制度下攫取的大量個人財產，理論上都是屬於蘇聯人民共有的財產，社會主義與共產黨的幌子此時已成為束縛，難以使他們肆無忌憚取得更多的社會財富和權勢。他們一方面希望把手中的權力變成資本，以便一勞永逸地占有它，並使其增值；另一方面也希望把長期 以來通過不法手段攫取的社會財富和各種權益合法化。要達到這些目的，只能利用資本主義保護私有權等一系列原則，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特權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以社會制度的變更來實現自己特權的合法性，從法律上承認他們所攫取的利益。

曾擔任過南斯拉夫中央書記、國民議會議長、副總統的密洛凡•吉拉斯早在1957年出版的《新階級：共產制度的分析》一文中就指出，在專制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執政的共產黨內必然形成一個"特權階層"或者說"新階級"。這個階級的成員是一批官僚主義者，他們擁有很大的權力，已經在思想上和道德上脫離和疏遠革命，組成了一個""閉塞的集團" 。這個"新階級視全國的資產為己有，甚至認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或‘國家的'財產等名詞，不過是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新階級認為，凡對其絕對權 威稍有冒犯，即是破壞其所有權。因此，新階級反對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會主義的'所有主之地位。批評新階級對財產的獨占，足以使新階級發生失去權勢的恐慌，新階級對於批評與要求之敏感，是他們的統治與行使權力的態度造成的。"這是先知的論斷，無論是南斯拉夫、蘇聯，還是中國都證實了吉拉斯的這個判斷。

社會主義國家領袖們對黨內產生的特權階級並非視而不見，蘇聯自赫魯曉夫時代開始就進行改革，中國的毛澤東發動了一波又一波運動反特權，可是都以失敗而告終。蘇聯和中國等國開展的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為特權階層將支配權變為所有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他們趁着改革所造成的混亂，大肆中飽私囊，尤其是直接管理企業財富的人，趁着經濟權力下放、企業改制之機，利用自身的支配權和管理權，大肆鯨吞國有資產，從而轉變為"國家資產階級"。這些權貴們亦官亦商，左右通吃。在中國，紅色家族的子女在官場商場隨心所欲任意遊走。一個大企業的總經理搖身一變就成為一個大省的省長，甚至進身中央高層。在俄 國，特權階級在攫取了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還獲得了很大的政治利益。據一項調查顯示，蘇聯時期的幹部在俄國總統班子中占75%，在政府部門中占74%，在地方政權中所占比例為80%，而國內企業家中原來的共產黨員占85%，很多是直接由國有企業經理變為老闆。

人民對權貴階層的腐敗深惡痛絕，但無能為力。在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期，蘇共已經基本上在人民中喪失了信譽，完全成為了一個代表特權階層的黨。大量普通黨員因對黨失望而紛紛退黨，而特權階層成員也因為黨員身份已失去了利用價值而退黨，從1989年1月至1991年1月短短的兩年內，蘇共有290多萬名共產黨員聲明退出黨組織，留在黨內的黨員也大都對黨失去了信任。蘇聯人民對蘇共、對蘇聯歷史產生了嚴重的厭惡感、疏離感，以至於當戈爾巴喬夫宣布解散蘇共時， 竟然沒有一個蘇共黨員站出來反對，當蘇聯解體時， 絕大多數蘇聯人無動於衷， 漠然以對。所以不是蘇共"竟無一人是男兒"，實在是因為這個黨自作孽，不可活。

權貴主導的民主化進程給蘇聯人民帶來了災難。美國記者朱克曼曾經作出這樣的報道: "90年代俄羅斯的生產衰落比大蕭條時期的美國更嚴重。在俄羅斯，實際人均收入下降80%，國內生產總值下降55%以上。俄羅斯政府一年的收入還不到美國財政部一周的收入。"

權貴主導的民主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而是極少數人的寡頭式的民主，表現為個人專權、寡頭政治、犯罪猖獗、黑手黨為非作歹、腐敗貪污盛行。直到今天，腐敗問題仍然是俄羅斯民主進程的主要障礙。透明國際腐敗指數顯示，2013年俄國得分僅為28分，在世界上177個國家中排名127位。在經歷了十多年激烈的變革之後，俄羅斯社會還處在過渡階段 。總統普京強調，上世紀90年代初期俄羅斯建立所謂的民主並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偏激的和幼稚的，那種所謂的自由只是極少數掌握金錢和財富上層人物的自由。原因在於那些既得利益者並不了解民主的真諦，也不是發自內心地嚮往民主。

中國未來的民主化進程如何才能避免走俄國社會動盪，國家分裂，經濟大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的老路？這是一個需要每個真心關心中國的同胞們仔細思考的問題。

目前中國的權貴利益集團傾向於維護現狀，對政治改革持抗拒態度，因為維持現狀就等於維持他們的既得利益，這和蘇聯解體前的情況有所不同。大批中國富人把財產轉往國外，建立離岸公司，說明這些人對中國的未來發展信心不足，做好了隨時出走的準備。

我一直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現實之路應該是底層推動與頂層設計相結合。但是，如果公民社會不夠強大，改革完全由政府主導，既得利益者一定會繼續推動中國向權貴資本主義轉變，最後的結局就可能由官僚權貴腐敗發展為寡頭和幫派腐敗，像俄羅斯那樣成為一個由無政府狀態和民主政治、個人獨裁和政體混亂、垂死的福利經濟和寄生的資本主義等組成的大雜燴，而不是一個完善的民主法制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