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的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苦难。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我们的祖国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级大地震，成千上万的生命顷刻间灰飞烟灭。大片房屋倒塌，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举国悲悼，举世震惊。
       一连好几天，我的心情都陷入极度悲痛之中。端坐在电脑屏幕前，搜索着关于大地震的最新信息、图片、音像。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让我一次次泪如泉涌。太惨了！看着画面上废墟下伸出的一只只小手，竟然还攥着铅笔！我的心痛啊！那些孩子地震发生时一定正在认真地写字，可是一瞬间就没有了。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了生命是何等的脆弱，何等的无常。成千上万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瞬间逝去了，永远地失去了。
      灾难沉重地打击了人脆弱的自信心，恐惧、悲哀、沮丧、迷惘、无助感等等攫取了人们的心灵，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汶川大地震是我们民族心灵实实在在的痛。“人定胜天”肯定叫不出口了，用“多难兴邦”或其他英雄主义口号也难以安慰这种心灵的痛苦。我们直面的是死亡和完全的毁灭。

      灾难促使人们思索生命的意义：死亡意味着什么？生死一瞬间，如果死亡意味着一切的结束，如果早死晚死都是一死，那么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
      苦难是每一个人一生都不得不面对的题目。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生老病死，整个人生充满了苦难。我们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在所有动物中，恐怕只有人在出生的时候要大哭大叫。哭是正常的，不哭倒不正常了。同样，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的生产是最痛苦的，我们的生日也正是母亲的受难日。因此，我们的人生以自己的嚎哭开始，以别人为我们的哀哭结束。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也会遇到风风雨雨，各种各样的挫折、失败、不幸，等等。
      苦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小到个人，家庭，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免不了要经历过形形色色的苦难。对个人来讲，一生中总是会遇到一些不幸的事。你可能会遇到亲人丧亡，身体疾患，突然遭遇天灾人祸，等等。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犹太人两千年的流离失所，被刀剑追杀，被关入纳粹集中营虐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也遭受过沉重的苦难，被列强侵略、欺辱，沦为半殖民地，等等，都在书写着人类的苦难史。
     实际上，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人类的苦难自古至今都是一个沉重的但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主题。天灾人祸一直如影随形，困扰着人类。
     中文的“天灾人祸”一词，大致可以简单地解释苦难的来源；但是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天灾与人祸的分野已不再是截然分明的了。例如臭氧层空洞，全球变暖、热带风暴，海啸等很难说是单纯的自然现象，它们都和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而天灾往往就是人祸。
      先说纯粹的人祸。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几千年，其间人类真正享受的和平的时期是非常短暂的。而战争则始终连绵不断，人类一直在自相残杀。有人统计，共有几十亿人在战争中丧生，在人类5000多年的历史中，只有300年是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类最先进的科技总是最先用来制造杀人机器。从最早的青铜、铁器开始，到最现代的核武器、激光武器。最先进的科技总是和军事工业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科技的进步是由战争来推动的。人类自相残杀的能力越来越强，从冷兵器时代一刀杀一个人，到现代一个人按一下核按钮，顷刻之间，成千上万的生灵便灰飞烟灭。目前世界上核武器爆炸的威力足以摧毁地球几十次。
      再说天灾。进入千禧年以后，全球便陷入了频繁的灾难之中：飓风、海啸、地震、饥荒、瘟疫，等等，一波接一波，没完没了，人们在恐惧中苦苦挣扎。生命在天灾人祸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人们的神经更是前所未有地脆弱，一个小小的猪流感病毒就已经把整个世界闹得鸡犬不宁。

      世人，无论中外，在绝望之时都会不自由主地发出“天哪！”的呼求。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沉浸在巨大痛苦中的人们，包括基督徒，再一次发出“天问”，真有上帝吗？上帝在哪里？上帝是否应对这场灾难负责？假如上帝存在，又假如上帝是慈爱的，那么他为什么允许这样的灾难发生？假如上帝存在，又假如上帝是全能的，那么他为什么不阻止这样的灾难发生？

       为什么会有苦难？
      为什么会有苦难？苦难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和哲学都试图对苦难的原因做出自己的解释。在二元神和多神教中，存在良善的神和邪恶的神，而苦难往往是由邪恶的神造成的，因此，对苦难的解释不会遇到问题。例如，诺斯底教、摩尼教等都将苦难归结于宇宙原初就有的恶端。只有在一神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中，苦难的存在与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存在同时成立时，就出现了“矛盾”。这个“矛盾”在古代是伊壁鸠鲁首先提出来的，近代则为经验主义者休谟所提出。
       基督教所信的神具有全善全能的属性，但全善全能的神为何容许“恶”(evil)存在呢？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中指出∶
“如果他(神)想阻止恶，但不能，则他不是全能的，若他能够，但不要求如此做，则不是全善的。若他既要求阻止恶，且有能力去做，则何以世上仍有恶存在呢？”
这些问题可分述如下∶
一、一位全善的神，一定会除去恶，
二、一位全能的神一定能够除去恶，
三、但如今有恶的存在，
四、因此神或许全善，但无能力阻止恶；或许全能，但不要求阻止恶。
五、故神同时是全善全能的命题与恶的存在矛盾，神不能同时全善全能。
      不少人以此作为否定神存在的论据。不过，当我们讨论神是否存在的时候，我们是在探讨世界是不是由神所造的，是否存在一位造物主，天地万物是怎样从无变为有的，天地万物内部存在的复杂规律是如何形成的，等等。而苦难和罪恶的存在并不能证明造物主不存在。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中开宗明义说，“本问题不是关乎神之存在(being)，而是关乎神之本性(nature)。”
      事实上，休谟的观点是批评神人同型论，认为不能用人性去推论神性，当我们从人的善和能力去推论神的时候，就会陷入矛盾，而神的概念则超过了人可以理性讨论的范围。因此我们要讨论的，不是神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关于神的属性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神既是全善的，也是全能的，那么，该如何理性地解释苦难和罪恶的存在？
      基督教认为，神用他的全能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我们人类，但神也赋予了人自由意志。而恰恰是人类对自由意志的误用、滥用才导致了恶。纵观人类的历史，正是一部人的堕落史，正是一部人的苦难史，也正是一部神对人的审判史和救赎史。人自己犯罪是受了魔鬼的诱惑，但是人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怎样理解上帝的善和苦难呢？
      慈爱的上帝能不能容忍罪恶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与他全善的本质相矛盾。如果上帝能够容忍罪恶，就不会有亚当夏娃最初的诅咒，就不会有以色列人两千年的苦难之旅。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也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人必须承担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读圣经，我们看到，人的寿命越来越短了，人类的苦难也越来越深重了。
      如果要问全能全善的上帝为什么允许自然灾害、疾病死亡等存在，并因此否认上帝的善，那么我们甚至可以以一点小小的痛苦，比如感冒发烧来否定上帝的善，上帝那么善良，那么爱我，为什么要我发烧？你甚至可以以蚊子叮了你一下来否认上帝的善。上帝那么好，为什么要造蚊子来咬我呢？这个世界上要是没有蚊子不是更好么？
               苦难的原因
虽然苦难的原因很难解释，但是我认为，下面几点可以作为参考。
1) 绝大部分的苦难是罪恶、失误、无知或无谓的冒险导致的客观结果；
2) 很多的灾祸是直接来自上帝的惩罚或者管教。
3) 有时苦难是来自魔鬼，但是都是在神的允许之下，在神的掌管范围内，也要成就神更高更美的旨意。比如试炼人，或者让他人得祝福。
4) 有时神会为了试炼人，塑造祂的仆人而直接加患难于祂所爱的人，使他们更认识神。
5) 有时候人的苦难没有别的明显理由，却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耶稣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生来瞎眼的乞丐，并不是因为罪，而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

         面对苦难
      当苦难降临，人们会有哪些反应？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面对苦难，人的“本能反应”是设法逃避。有些灾难，如飓风，可以逃避；但有些灾难，如地震，则总是突然发生，没有预兆，无法逃避。
      也有人试图从理性角度来解释苦难的合理性。于是，苦难不再成其为苦难，而是人自我实现其“更高存在”的一种必要手段。最著名的是《孟子•告子下》所说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更以具体例子证明苦难对个人成功所起的促进作用，他举例子说，“文王被拘禁在里时推演了《周易》；孔子在困穷潦倒的境遇中编写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后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写出了《国语》；孙膑被砍去了膝盖骨，因此编著了《兵法》；吕不韦被贬到蜀地，写了《吕氏春秋》流传世上；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下了《说难》《孤愤》；（至于）《诗经》三百篇，也大多 是圣贤们为抒发郁愤而写出来的。” 当然，司马迁在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
      这样，苦难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不再是坏的、可怕的，而是有意义的、有益处的，苦难本身的存在是合理的、应当的。这是最典型的道德的目的—手段论。老实说，我也一直认同这种观点。我总觉得一个人能吃苦才能够有成才。
      对苦难的另一种态度是淡化或虚化苦难，使苦难成为“虚无”，并因之而摆脱或者超脱苦难。所采用的手段往往是通过刻苦的自我“净化”和“修炼”，使苦难对“我”不再发生作用。我对苦难没有感觉了，麻木了，“我”也因此而超越了苦难。由此，“我”获得了彻底的“解脱”或“解放”，升入一个更高的物我两忘、无喜无悲的境界。只要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苦难也就不成其为苦难了。这是虚无主义的苦难观。
      最后一种态度是试图战胜苦难。人们，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向来极力赞美逆境中奋起并且“战胜“苦难的英雄主义。如贝多芬的名言所表现的那样，“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决不能使我屈服。”英雄主义的目的是通过人的自我解放，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把握自己的命运。为了彰显威武不屈的英雄主义，人们往往竭力将苦难归于某种抽象的“敌人”，然后起来战而胜之，从而满足自己的心理。正像《国际歌》中所唱的：“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汶川大地震后，举目所见，都是“战胜灾难，重建家园”的豪迈口号，然而灾难已成事实，房倒屋塌，生灵涂炭，如何战胜之？你试图“战胜”的恐怕并非灾难本身，而是心中那种对灾难的恐惧感。
      因此，苦难，说到底，是一种心灵的感受，天灾人祸只有作用于某个人并使之感到痛苦，才能叫做苦难。战胜苦难并不意味着苦难就彻底被消灭了，也不会像童话故事中所说的那样，从此人就可以幸福地生活了。新生活中仍然可能有新的苦难。旧社会有苦难，新社会照样有苦难，甚至苦难更多，只不过苦难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苦难与基督教
       基督教从来不回避人类的苦难问题，甚至可以说，基督教就是一个苦难的宗教。整本《圣经》所记录的正是人类的一部苦难史。《新约》更是记录了耶稣基督一生的受难历程。耶稣基督的受难是整个新约的核心，这也注定了苦难的话题必然是基督教的一个中心话题。
      约伯记 15：7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14：1“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苦难”。于是人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不单如此，大地也因人的罪受连累，遭咒诅，以至不再给人效力，更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创3：16-19 ；4：12）。传道者感叹说：“在日光之下，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传1：23）。而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清楚地宣告：“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约16：33）。
      对基督徒来说，苦难往往是化了装的祝福。因此，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他们不会选择逃避，而是主动地承受。雅各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雅各书1∶12、2）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 16:33）如今，同样的话语仍旧安慰着无数处于苦难中的灵魂。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受患难原是命定的，疾病和死亡谁都避免不了。这世上有苦难，因着这世界满了罪恶。我们在这里是客旅、寄居 的。既然我们明白，在世上患难是不可免的，就当坦然、平静地面对诸般的患难。因为我们明白“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林后4：17）

    汶川大地震让我们的心灵经了一次大悲大痛的洗礼，但愿灾难能让生者真正认识到人的渺小和脆弱，并因此学会谦卑自己，在造物主面前低下自己骄傲的头。这才是汶川大地震纪念碑所应该铭刻的内容。而建造纪念设施，钱可以不必花得太多，毕竟这不是一个炫耀政绩的场合。

    愿5：12汶川大地震的亡魂得着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