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於浙江大學海歸教師塗序新自殺事件引起了各方的強烈關注。萬維網連續發表了多篇博客文章，大家紛紛就這起不幸事件發表看法，討論非常熱烈。在我的博客文章《誰把塗序新博士推下了大樓？》的後面，網友野雲貼上了這樣一段話。

作者：野雲   留言時間：2009-10-24 13:59:48
作孽但實話：塗死有餘辜。
社會如生物界，適者生存。
他不明中國世理，錯了又無能力承認和改正。害了很多人。
中國人最怨天尤人，從不怪自己。塗為一例。
這是社會自我清理的行為。
天如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該被淘汰的，終歸應被淘汰。
大浪淘沙！
優生！不是少生！更非爛生！
我願人人成人，但從不憐憫渣滓和次品！

這則跟帖令我感到震驚，把一個不幸自殺身亡的人說成是“渣滓和次品”，咒罵他“死有餘辜”，把這個悲劇說成是“社會自我清理的行為”，這種冷酷的心態實在是太可怕了。

更令我吃驚的是，瀏覽眾多網站，發現對這個不幸事件抱類似態度的人並不在少數。有人只是用比較隱諱的語言表達出來罷了。也許還有更多的人持同樣觀點，只是沒有說出來而已。

塗序新的死是一個悲劇。導致他輕生的原因可能很多，很複雜，但是憂鬱症可能是一個關鍵因素。因此，我寧願把他看作一個病人，一個弱者。按照常理，一個病人需要的是人們的同情和幫助，而不是有人對他說，像他這樣的人士應該被“淘汰”掉。病人不幸自殺，更是讓人傷心的事，人們應該做的是抱着對死者的同情和憐憫檢討造成悲劇的原因，甚至想到自己當負起的一份責任，努力避免再發生類似的悲劇，而不是對死者發出無情的譴責。

野雲對死者的譴責，甚至幸災樂禍是一種很不厚道的行為，放到哪兒恐怕都說不過去。但是，這種觀點獨獨放到當代中國社會這個大環境中，卻很說得過去。我在評論野雲的跟帖時已經指出了，這是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事實上，野雲自己已經點明了，“社會如生物界，適者生存。” 叢林法則推崇弱肉強食，因此，像塗博士這樣的人在社會叢林中就屬於“弱者”，屬於“渣滓和次品”，不僅不值得同情和幫助，而且理所當然應該被淘汰掉。

社會達爾文主義正在當代中國社會大行其道。從“野雲”類對死者的輕蔑和冷酷態度可以看出這種偽學說在中國多麼根深蒂固，對國人的影響有多麼大，毒害有多麼深。常聽說有人站在樓頂欲尋短見，樓下立馬兒圍起很多人看熱鬧，有人甚至急得囔囔，“跳啊！快跳啊！怎麼還不跳啊！真急死人了！” 常聽到一些人論斷另一些人不爭氣時，憤憤地說，這些人“不配活着”。“野雲”對塗序新自殺的態度也是如此。這和社會達爾文主義鼻祖赫伯特斯賓塞對窮人的宣判完全一樣，“如果他們因為沒有足夠的生存競爭能力而死去，就讓他們死吧。這對他們自己和對社會，都不免是一樁好事。”社會上有些人“配”活着，有些人“ 不配”活着，為了一些人更好地活着，另一些人就不能活着，正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邏輯。

自從嚴復把把進化論、自由主義等西方學說引入中國，達爾文的進化學說在已經在中國深深紮根，但是與此同時引進的“天賦人權”的自由、平等觀念則被拋到了九霄雲外。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後，救亡圖存一直是中國政治文化精英鼓吹的要務。儘管當時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並不真正理解生物進化論，但是他們卻不折不扣地完全接受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中國社會從上到下都堅定地相信自然進化是普遍適用於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萬事萬物的普遍規律，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一樣遵從着弱肉強食的強權邏輯，淘汰弱者是這種邏輯的自然結果。

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支配下，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社會發生了嚴重的異化。儒家學說強調的“仁者愛人”信條被拋棄，一切傳統倫理道德都不得不讓位於這種救亡圖存的“民族大義”。自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後，瀰漫於整個社會的是亢奮的，枉顧客觀規律的的大躍進和大冒進。經歷過多次的政治文化運動，殘酷消滅“社會渣滓”的階級鬥爭，個人的生命價值和尊嚴被壓縮至於無形，甚至可以任意被犧牲和剝奪。時至今日，中國社會盛行的冷漠的個人主義、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成功學都是這種學說盛行的結果。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被迫加入成人世界的殘酷競爭，家長希望他們“贏在起跑線”。跨欄運動員劉翔兩屆奧運會，一屆全運會冰火兩重天的奇特遭遇為這種中國特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成功學做了最深刻的註解。

社會達爾文主義把整個社會生活看作是人與人之間“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把人生看作一場非贏即輸的賭博。人分尊卑上下，三六九等。社會和動物界的食物鏈一樣，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 “贏者通吃”，強者可以任意壓制、剝削、甚至吞食弱者；而弱者要麼被吞食，要麼也努力變成強者去吞食弱者。總之，只有強者的生存權利，強者有權剝奪弱者的生存權利。強者可以不擇手段，占有揮霍有限的社會資源。

在深圳市南山區一小學有一個名為《出征》的狼群雕塑。底座上刻有這樣的文字：“東方似羊的教育培養的是溫文爾雅、逆來順受、安於現狀的人。西方似狼的教育，培養的是個性張揚、敢於挑戰、不斷超越的人。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世界裡，我們通過對狼的性格的剖析，教育我們的孩子要成為強者。”這種教育就是要把孩子小就培養成兇惡、殘暴的殺手和掠奪者。而在圍繞這組雕塑進行的究竟應該對孩子進行“羊性教育”還是“狼性教育”的爭論中，多數人竟然歷數“羊性教育”的缺失，主張對孩子進行“狼性教育”，讓孩子　由“羊”變成“狼”。多麼可怕的教育理念啊！如此教育出來的一代人怎麼會有憐憫之心，同情之心？怎麼能不對着自殺者發出譴責和嘲笑？

當代中國人倫喪失、道德墮落不能不說正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長期泛濫的結果，這種學說指導下的人們把人性的惡發揮到極限，從而造成了腐敗橫行、誠信喪失、道德敗壞、笑貧不笑娼的社會亂象。

中國經歷了幾十年的窮社會主義，強制的平均主義。自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社會達爾文主義換了一種形式，更加風行起來。誰先富起來誰就是強者，而不管他採取什麼手段致富。時至今日，當貧富差距達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有些人仍然在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作辯護，認為是“誇大”，“炒作”。下面這篇奇文可以作為代表：

“貧富差距是不是個問題？提出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人人生而不同—體質不同、智力不同、心理素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際遇和運氣就更是相差甚遠。因為人與人不同，所以收入有差距—這是貧富差距的意思。貧富差距的存在，印證着人與人的不同，也彰顯着每個人都有與眾不同的價值。這正是人類的價值所在。如果人與人一模一樣，就像一堆相同顏色的乒乓球，或一把相同規格的螺絲，那才是最可怕的。每個人都可以被別人完全代替，人與機器還有什麼差別？人的價值又在哪兒？如果我們非要填平這種差距，我們就必須剝奪富人、接濟窮人。這會讓能幹的人失去投資創業的激情，也會讓無能的人喪失自我提高的動力。人為製造的公平不僅不會讓人活得更有尊嚴，相反會使整個社會活力盡失、死氣沉沉。這不是危言聳聽，這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推行社會福利主義後，瑞典—北歐海盜，曾經的歐洲強國—的真實寫照。貧富有差距是人類—不，應該說是整個自然界—的基本生存狀態。必須明白，既使在叢林世界，強壯的老虎也比瘦弱的老虎吃得更飽。文明社會只是改變了競爭的規則，並不改變競爭本身。我們不應該抱怨貧富差距，而恰恰應該感謝它。貧富差距激勵着人們創造更多的財富，也給了人們努力上進的動力。它使人活得更有尊嚴，也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再是口號。公平只是一種心理感覺，而每個人的感覺都不一樣。要讓所有的人感覺公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有競爭就有勝負。這是上天強加給我們的局限。”

這番話出自某位中國的知識精英口中一點不奇怪，也許作者本人就是“強者”、“成功人士”，也許他在為他身後的利益集團代言。這就是自我標榜“社會良知守護者”的某些中國知識精英的真面目！這是一群虛偽的、缺德的、既沒有人文情懷、更沒有完整人格的墮落群體。他們鼓吹競爭，卻對社會上的不公義行為、腐敗行為視而不見，甚至為之大唱讚歌。他們認為，貧富懸殊、甚至腐敗和專制都是中國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必要的代價。他們強調一部分人的權利、自由和尊嚴，卻藐視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權利、自由與尊嚴。他們泯滅人性、張揚獸性，對弱者不僅毫無同情之心，卻必欲除之而後快。

當今中國，誰是強者，誰是弱者？按照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者就是那些體魄健康，聰明、勤奮的人，弱者要麼太笨，要麼太懶，或者體弱多病，身體殘疾。弱肉強食、優勝劣汰。按照這個標準，像塗序新這樣的健康，聰明、勤奮的人應該屬於強者才是。可是，他不但不屬於“強者”，反而屬於弱者，因為他不懂中國學術圈的競爭規則，“水土不服”，書生意氣，不懂得關係學、潛規則，不懂得行賄受賄，巴結逢迎。因此，他不是“適者”，不能生存是正常的。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資源的分配是按照“各取所值”的原則，個人必須根據他對社會的貢獻來獲取資源，他們相信社會在完全競爭之下，就可以滿足“效率”與“公平”的要求。那麼，什麼叫完全競爭？什麼叫公平？當代中國社會的競爭是不是真正公平的完全競爭？

《世界銀行2006 年年度報告—發展與公平》把社會公平定義為兩項原則：第一是“機會公平”，即一個人一生中的成就應主要取決於其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這種才能與努力是可控的，而不是被種族、性別、社會及家庭背景、或出生國等他不可控的因素所限制；第二項原則是“避免剝奪享受成果的權利”，尤其是享受健康、教育、消費水平的權利。以此觀照，中國社會是一個極不公平的社會，根本不存在“同一條起跑線”，很多人被長期剝奪了本應享有的人身權利。試問，同為共和國公民的占人口三分之二的農民在健康、教育、消費方面為什麼不能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樣平等的權利？為什麼剝奪他們享受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成果的權利？為什麼他們就該成為二等公民，社會的棄兒？因此，當代中國社會所謂的競爭更多的是不公平競爭。更有甚者，觸目驚心的腐敗、權錢勾結使得財富迅速集中於少數有權有勢或者投靠權勢者手中，而大量非法聚斂的財富既不是用來擴大再生產，創造就業機會，也沒有用來周濟窮人，而是被肆意揮霍掉了，或者轉移到了國外。

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旗幟之下，當代中國正在成為一個規則闕如的原始叢林，一個缺乏公平、公義、誠信的地方。這不能叫做“進化”，而是徹頭徹尾的“退化 ”。有人譴責社會底層的“仇富”心態，但是，“弱者”既無力抗爭，又求告無門，難道在心底發發牢騷也不行嗎？當無數上訪者絡繹於途，地方官員以劫持上訪者作為自我炫耀的“政績”時，我們知道這個社會的公義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水平。剛剛回國三個月的塗序新已經以死來抗議這種不公的社會現實，不知道還有多少人站在大樓頂端徘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陰魂不散，建設和諧社會的路恐怕一時還難以看到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