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浙江大学海归教师涂序新自杀事件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关注。万维网连续发表了多篇博客文章，大家纷纷就这起不幸事件发表看法，讨论非常热烈。在我的博客文章《谁把涂序新博士推下了大楼？》的后面，网友野云贴上了这样一段话。

作者：野云   留言时间：2009-10-24 13:59:48
作孽但实话：涂死有余辜。
社会如生物界，适者生存。
他不明中国世理，错了又无能力承认和改正。害了很多人。
中国人最怨天尤人，从不怪自己。涂为一例。
这是社会自我清理的行为。
天如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该被淘汰的，终归应被淘汰。
大浪淘沙！
优生！不是少生！更非烂生！
我愿人人成人，但从不怜悯渣滓和次品！

这则跟帖令我感到震惊，把一个不幸自杀身亡的人说成是“渣滓和次品”，咒骂他“死有余辜”，把这个悲剧说成是“社会自我清理的行为”，这种冷酷的心态实在是太可怕了。

更令我吃惊的是，浏览众多网站，发现对这个不幸事件抱类似态度的人并不在少数。有人只是用比较隐讳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也许还有更多的人持同样观点，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涂序新的死是一个悲剧。导致他轻生的原因可能很多，很复杂，但是忧郁症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我宁愿把他看作一个病人，一个弱者。按照常理，一个病人需要的是人们的同情和帮助，而不是有人对他说，像他这样的人士应该被“淘汰”掉。病人不幸自杀，更是让人伤心的事，人们应该做的是抱着对死者的同情和怜悯检讨造成悲剧的原因，甚至想到自己当负起的一份责任，努力避免再发生类似的悲剧，而不是对死者发出无情的谴责。

野云对死者的谴责，甚至幸灾乐祸是一种很不厚道的行为，放到哪儿恐怕都说不过去。但是，这种观点独独放到当代中国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却很说得过去。我在评论野云的跟帖时已经指出了，这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事实上，野云自己已经点明了，“社会如生物界，适者生存。” 丛林法则推崇弱肉强食，因此，像涂博士这样的人在社会丛林中就属于“弱者”，属于“渣滓和次品”，不仅不值得同情和帮助，而且理所当然应该被淘汰掉。

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在当代中国社会大行其道。从“野云”类对死者的轻蔑和冷酷态度可以看出这种伪学说在中国多么根深蒂固，对国人的影响有多么大，毒害有多么深。常听说有人站在楼顶欲寻短见，楼下立马儿围起很多人看热闹，有人甚至急得囔囔，“跳啊！快跳啊！怎么还不跳啊！真急死人了！” 常听到一些人论断另一些人不争气时，愤愤地说，这些人“不配活着”。“野云”对涂序新自杀的态度也是如此。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鼻祖赫伯特斯宾塞对穷人的宣判完全一样，“如果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生存竞争能力而死去，就让他们死吧。这对他们自己和对社会，都不免是一桩好事。”社会上有些人“配”活着，有些人“ 不配”活着，为了一些人更好地活着，另一些人就不能活着，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

自从严复把把进化论、自由主义等西方学说引入中国，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在已经在中国深深扎根，但是与此同时引进的“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观念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救亡图存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精英鼓吹的要务。尽管当时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并不真正理解生物进化论，但是他们却不折不扣地完全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坚定地相信自然进化是普遍适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遵从着弱肉强食的强权逻辑，淘汰弱者是这种逻辑的自然结果。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配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异化。儒家学说强调的“仁者爱人”信条被抛弃，一切传统伦理道德都不得不让位于这种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是亢奋的，枉顾客观规律的的大跃进和大冒进。经历过多次的政治文化运动，残酷消灭“社会渣滓”的阶级斗争，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被压缩至于无形，甚至可以任意被牺牲和剥夺。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盛行的冷漠的个人主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成功学都是这种学说盛行的结果。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被迫加入成人世界的残酷竞争，家长希望他们“赢在起跑线”。跨栏运动员刘翔两届奥运会，一届全运会冰火两重天的奇特遭遇为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成功学做了最深刻的注解。

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整个社会生活看作是人与人之间“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把人生看作一场非赢即输的赌博。人分尊卑上下，三六九等。社会和动物界的食物链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赢者通吃”，强者可以任意压制、剥削、甚至吞食弱者；而弱者要么被吞食，要么也努力变成强者去吞食弱者。总之，只有强者的生存权利，强者有权剥夺弱者的生存权利。强者可以不择手段，占有挥霍有限的社会资源。

在深圳市南山区一小学有一个名为《出征》的狼群雕塑。底座上刻有这样的文字：“东方似羊的教育培养的是温文尔雅、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人。西方似狼的教育，培养的是个性张扬、敢于挑战、不断超越的人。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里，我们通过对狼的性格的剖析，教育我们的孩子要成为强者。”这种教育就是要把孩子小就培养成凶恶、残暴的杀手和掠夺者。而在围绕这组雕塑进行的究竟应该对孩子进行“羊性教育”还是“狼性教育”的争论中，多数人竟然历数“羊性教育”的缺失，主张对孩子进行“狼性教育”，让孩子　由“羊”变成“狼”。多么可怕的教育理念啊！如此教育出来的一代人怎么会有怜悯之心，同情之心？怎么能不对着自杀者发出谴责和嘲笑？

当代中国人伦丧失、道德堕落不能不说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长期泛滥的结果，这种学说指导下的人们把人性的恶发挥到极限，从而造成了腐败横行、诚信丧失、道德败坏、笑贫不笑娼的社会乱象。

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穷社会主义，强制的平均主义。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换了一种形式，更加风行起来。谁先富起来谁就是强者，而不管他采取什么手段致富。时至今日，当贫富差距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有些人仍然在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作辩护，认为是“夸大”，“炒作”。下面这篇奇文可以作为代表：

“贫富差距是不是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人人生而不同—体质不同、智力不同、心理素质不同、家庭背景不同，际遇和运气就更是相差甚远。因为人与人不同，所以收入有差距—这是贫富差距的意思。贫富差距的存在，印证着人与人的不同，也彰显着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价值。这正是人类的价值所在。如果人与人一模一样，就像一堆相同颜色的乒乓球，或一把相同规格的螺丝，那才是最可怕的。每个人都可以被别人完全代替，人与机器还有什么差别？人的价值又在哪儿？如果我们非要填平这种差距，我们就必须剥夺富人、接济穷人。这会让能干的人失去投资创业的激情，也会让无能的人丧失自我提高的动力。人为制造的公平不仅不会让人活得更有尊严，相反会使整个社会活力尽失、死气沉沉。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推行社会福利主义后，瑞典—北欧海盗，曾经的欧洲强国—的真实写照。贫富有差距是人类—不，应该说是整个自然界—的基本生存状态。必须明白，既使在丛林世界，强壮的老虎也比瘦弱的老虎吃得更饱。文明社会只是改变了竞争的规则，并不改变竞争本身。我们不应该抱怨贫富差距，而恰恰应该感谢它。贫富差距激励着人们创造更多的财富，也给了人们努力上进的动力。它使人活得更有尊严，也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再是口号。公平只是一种心理感觉，而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要让所有的人感觉公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有竞争就有胜负。这是上天强加给我们的局限。”

这番话出自某位中国的知识精英口中一点不奇怪，也许作者本人就是“强者”、“成功人士”，也许他在为他身后的利益集团代言。这就是自我标榜“社会良知守护者”的某些中国知识精英的真面目！这是一群虚伪的、缺德的、既没有人文情怀、更没有完整人格的堕落群体。他们鼓吹竞争，却对社会上的不公义行为、腐败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为之大唱赞歌。他们认为，贫富悬殊、甚至腐败和专制都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必要的代价。他们强调一部分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却藐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权利、自由与尊严。他们泯灭人性、张扬兽性，对弱者不仅毫无同情之心，却必欲除之而后快。

当今中国，谁是强者，谁是弱者？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者就是那些体魄健康，聪明、勤奋的人，弱者要么太笨，要么太懒，或者体弱多病，身体残疾。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按照这个标准，像涂序新这样的健康，聪明、勤奋的人应该属于强者才是。可是，他不但不属于“强者”，反而属于弱者，因为他不懂中国学术圈的竞争规则，“水土不服”，书生意气，不懂得关系学、潜规则，不懂得行贿受贿，巴结逢迎。因此，他不是“适者”，不能生存是正常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资源的分配是按照“各取所值”的原则，个人必须根据他对社会的贡献来获取资源，他们相信社会在完全竞争之下，就可以满足“效率”与“公平”的要求。那么，什么叫完全竞争？什么叫公平？当代中国社会的竞争是不是真正公平的完全竞争？

《世界银行2006 年年度报告—发展与公平》把社会公平定义为两项原则：第一是“机会公平”，即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应主要取决于其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这种才能与努力是可控的，而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及家庭背景、或出生国等他不可控的因素所限制；第二项原则是“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尤其是享受健康、教育、消费水平的权利。以此观照，中国社会是一个极不公平的社会，根本不存在“同一条起跑线”，很多人被长期剥夺了本应享有的人身权利。试问，同为共和国公民的占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在健康、教育、消费方面为什么不能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样平等的权利？为什么剥夺他们享受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为什么他们就该成为二等公民，社会的弃儿？因此，当代中国社会所谓的竞争更多的是不公平竞争。更有甚者，触目惊心的腐败、权钱勾结使得财富迅速集中于少数有权有势或者投靠权势者手中，而大量非法聚敛的财富既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创造就业机会，也没有用来周济穷人，而是被肆意挥霍掉了，或者转移到了国外。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帜之下，当代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规则阙如的原始丛林，一个缺乏公平、公义、诚信的地方。这不能叫做“进化”，而是彻头彻尾的“退化 ”。有人谴责社会底层的“仇富”心态，但是，“弱者”既无力抗争，又求告无门，难道在心底发发牢骚也不行吗？当无数上访者络绎于途，地方官员以劫持上访者作为自我炫耀的“政绩”时，我们知道这个社会的公义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刚刚回国三个月的涂序新已经以死来抗议这种不公的社会现实，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站在大楼顶端徘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阴魂不散，建设和谐社会的路恐怕一时还难以看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