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至今仍然非常怀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似很奇怪，但在我看来，这很正常。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心底深切地怀念那个“火红的年代”。由于各种各样的禁忌，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从来没有对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进行过深刻反思。因此，那还是一笔糊涂账，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够清算。

对每一个曾经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来说，“革命”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字眼了。上小学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终日震耳欲聋。革命无罪，但是“不革命”则是落后分子，反革命就是犯罪，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一个乡村学校两年竟然揪出了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两个孩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十三岁，家里成分都是贫农，就这样稀里糊涂戴上“反革命”帽子，一辈子完了。

我们邻班那位姓于的同学所犯的“罪”是书写反动标语。有一天放学后，他去地里割草，没事儿就在地上乱画，本来想写“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不知为何，写颠倒了，写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那年月，这叫做“反革命标语”，简称“反标”，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情。发现这个“反标”的同学因为保护现场有功受到了表扬。县公安局长亲自率专案组，全副武装，开着摩托车来破案，吃住都在学校。全校停课，展开揭批运动。晚上也要打着煤油灯来学校写材料，主要目的是为了公安人员对笔迹，协助破案。每个学生要写很多遍“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

搞了几个星期，案件终于破了，嫌犯抓住了，就是我们邻班姓于的那个矮个子同学。听说公安局长审问他时，拿手枪往桌上一拍，吓得他尿了一裤子，不得不如实招供。他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

然后就是全校开批判斗争大会。那个可怜的孩子低头站在台上，同学们一个个上台发言揭发批判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下子，这家伙从里到外没有一处不是反革命了；校园里贴满了大批判标语，比较典型的是“打倒刘少奇的孝子贤孙于希斌！”

后来这孩子还和我们一起上学，但是，再也抬不起头来了。班上一些孩子欺负他，甚至打他，侮辱他，他也不敢吭气。整个人都变了，原来话可多了，打那以后就不敢说话了，说什么都有人找碴，找来一顿骂或打。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知道什么“革命”，什么是“反革命”？只因为写错了几个字便把一辈子毁了。这种“文字狱”在那个年月不知道害了多少人。这两个孩子都没有被关进监狱，要是成人，可能不但要受牢狱之苦，甚至有性命之虞。现在，以言定罪这种情况不可能再发生了，大概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再回到那个年代。

什么叫革命？中国古书上记载最早的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说商王汤讨伐夏桀和周武王讨伐商纣，改朝换代以顺应天命。“革”是改变而不是革除，“命”是命令而不是生命。但是，到了毛泽东那里，革命成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和“天命”没有关系了，“革命”就是要人的命。毛泽东曾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和共产党对着干的国民党也自称革命，也自称站在正义一边。究竟谁是真“革命”，谁站在正义一边，实际上靠枪杆子说话。

历史已经证明，以暴易暴的革命，从来不会让人民过上什么好日子，相反，却会加重对人民的压迫。暴力革命所推翻往往并不是最残暴的统治者，恰恰是比较温和的、心慈手软、或者无能的统治者。革命者为了达到号召人民的目的，便竭力将对手描绘成“荒淫”、“无道”以证明自己行动的正义性。

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对法国大革命极尽赞美之词，却对这场革命的血腥恐怖的黑暗一面闭口不言。法国大革命留下了严重的社会创伤，几个世纪以后仍没有愈合，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影响是消极的。法国大革命标榜自由，可是实际上却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用国家机器的暴力及其能够调动的资源，来重新安排人们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本身就是从根本上违背自由原则的。”去过欧洲的游客都有体会，今天的法国人是欧洲最无理、最傲慢、最放荡不羁的，这一切和那场血腥的革命不无干系。

1949年后，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了政权，成了执政党。按道理“革命”已经结束了。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在新朝建立以后都要推行轻徭薄赋，奖励耕作，给老百姓休生养息的机会。可是，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革命一直进行了几十年，登峰造极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按照发动者的计划，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 。” 这种革命思维给中国造成了空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深陷苦难之中。

在民主制度下，一个反对党经过竞选上台后，角色立刻转变，执政党立即接受监督，在国会中接受反对党对其施政的质询，以避免独裁和腐败。执政党必须谦卑自己，和反对党妥协，才能赢得支持，使法案得以通过。 在建国前后，中共领袖们也确实短暂地谦卑过一阵子。毛主席在全国胜利前夕，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全军：“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初期，也曾和民主党派进行过真诚的协商合作。

但是，事实证明，中共领袖并没有做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甚至听不进一点批评意见。为了巩固政权，中共在坚持继续革命的同时，也使得自己的政权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对地富反坏右的残酷镇压、肉体消灭就是如此。只有一些人革命的权利，没有另一些人反革命的权利，甚至在心里发发怨言都可能被定罪，这就把革命神化为具有绝对正义性的行动了，形成了革命恐怖。对革命的神化不仅使全国上下形成了一种“革命思维”定式，而且深深影响了中国的语言文化。在《现代汉语词典》里，“革命”就是一个褒义词：“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 这里的“革命”和“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本义相去甚远。既不顺乎天也不应乎人，完全是暴力、摧毁。它赋予了以后的“革命者”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合法性。

美化暴力革命实际上就是鼓励人民暴虐，以暴易暴，只能让人民陷入怨怨相报的无尽轮回之中。事实上，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的中国民众对革命和阶级斗争早已经产生了普遍的认同感，无不认为革命和斗争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不二法门。甚至在走出国门以后，这种思维惯性仍难以改变，一听说妥协、中庸就不舒服，一听说斗争就来精神。总是看别人不顺眼，总想挑挑刺，找个借口斗上一斗。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革命”的极端色彩逐渐淡化了一些。但是，革命者用强力赋予这个词语的的“正义”性，始终是主流用法。一些老干部去世了，亲属仍然要为他们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头衔，“革命”的身份仍能在话语权的争夺中占上风。此外，“继续革命”的口号虽然不太提了，但其某些内涵仍然被继承下来。新一届领导人，关键时刻，不是上井冈山，就是去延安、西柏坡，以表明自己认同革命，从而获得继位的合法性。

中国，还需要革命吗？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长期的革命斗争、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深层矛盾一直潜藏在中国社会内部，遇到合适的机会便会暴露出来，引起社会动荡。如果革命意识形态仍在统治人们的思想，如果革命依然是正义的化身，如果仇恨深藏在人们心中，如果社会公义得不到伸张，如果两极分化日趋严重，那么中国发生新的流血革命的可能就依然存在，新的历史悲剧就将再一次在中国上演，人民就将再一次陷入苦难之中。

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是实现社会和解，首先必须解决历史积怨。几十年来积压了太多的冤假错案，成为许多人心头难以化解的积怨。我不清楚我那两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同学的冤案是否得到平反昭雪，并得到合理的赔偿。因为写错了两个字就葬送了一生应该有一个说法。对于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法轮功等重大事件，应该查明真相，执政者对于自己的错误应勇于承担责任，公开致歉，并对当事人的损失作出补偿，以求得全国人民的谅解。努力发展经济是提高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抓住有利时机，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去推动全民和解。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重要一步。治理官员腐败、解决社会不公问题也必须同时进行。

中国不需要继续革命，也不需要再一次革命。中国需要的是改革、改良。我赞同半个多世纪之前胡适先生的断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控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我希望国人都能抛弃“革命”思维，学会让步、妥协。这是实现社会和解的前提，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如此，则国之幸甚，民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