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萬維網上掀起了一股反思文革的熱潮，許多觀點都很新穎、獨到，讓人受益匪淺，另一些觀點則因對現實強烈不滿而帶有一定的懷舊色彩。由此我想起了因為反對漢字拉丁化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受到衝擊，不惜以生命抗爭的陳夢家先生的遭遇，相信對反思那段歷史會有所幫助。

在大學上文字學課時，曾經聽老師介紹過陳夢家的文字學研究成果，後來才得知，此人曾經是聞一多先生的得意門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含恨自殺了。於是，出於好奇，就找來一些資料來看。國內對他的研究不多，但是，已經陸續有一些介紹文章發表了。通過陳夢家的個人遭遇，可以加深對當時中國政治形勢和那場“史無前例”的紅色風暴的理解。肯定文革或者否定文革，最好從一些典型案例着手。我認為，陳夢家的遭遇就是這樣一個案例。

陳夢家（1911-1966）現代著名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詩人。祖籍浙江省上虞縣。曾任教青島大學、燕京大學、西南聯大、清華大學等。十六歲開始寫詩，1931年到二十歲時出版《夢家詩集》而出名。

陳夢家才華橫溢，風流瀟灑，是考古學界公認的美男子，其夫人趙蘿蕤是燕京大學有名的校花。有人評價他“自視甚高，且口無遮攔，恣意譏評時弊，品題人物”。這種性情，在中國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吃虧是免不了的。1957年，他發表《慎重一點“改革”漢字》，不贊成廢除繁體字，實行簡化字，遂被打成“右派”。

文化大革命爆發，陳夢家多次被批鬥，遭受百般羞辱。除了原來的“罪行”外，又多了一條罪證，就是講課時曾攻擊他的恩師，已被追認為革命烈士的聞一多“不洗澡，不換衣服，身上臭得要命”。據說他被剃成陰陽頭，長時間跪在院裡的烈日下，有人往他頭上吐痰。

1966年8月24日，北京紅衛兵暴行開始進入最血腥的階段。當晚，陳夢家在被批鬥後，來到一位朋友家中，憤然道：“我不能再讓別人當猴子耍了”。同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邊的東廠胡同，至少有六個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拷打從下午一直持續到深夜。被折磨的人們悽厲的慘叫迴蕩在夜空。天明時分，火葬場的大卡車開來，運走了屍體。

不願再受羞辱的陳夢家於8月24日夜寫下遺書，吞下大量安眠藥片自殺。但由於藥量不足，沒有死成。十天以後的9月3日，陳夢家再次自殺，自縊身亡，年僅五十五歲。

陳夢家，一個才華橫溢的詩人，一個專心治學的學者，只因發表了與當局不同的學術觀點，就遭此厄運。這是一個悲劇，但願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

一個文化人的悲劇

下面這篇文章摘錄自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的　"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 的中文版《甲骨文：流離時空裡的新生中國》，盧秋瑩譯，台灣久周文化出版。記不清楚資料來自何處（很可能來自網絡），本人對文中的語法措辭作了一些修改，以便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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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觀了王國維的墓碑。墓碑有三公尺高，周圍圍繞着一圈松樹。碑文是用老國民黨的方式寫成的：民國十八年，即１９２９年，王國維因對末代皇朝崩潰感到絕望而投湖自殺後兩年。當時他的一位友人寫了這篇紀念文：

　　凡一種文化價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
　　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愈甚。　　

　　《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圖錄》

我向荊志淳問到這本書，他說，是一位叫陳夢家的甲骨文學者研究寫成的。

“他在美國待了很長的時間，”荊志淳解釋道：“他的妻子在芝加哥大學念美國文學，不過他們後來回到了中國。陳夢家也是位很優秀的詩人。”

我問陳夢家現在住安陽還是北京，荊志淳說：“他死了，他在文革時自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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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楊說，陳夢家在１９４０年代共產黨得勢之前，搜集了那本關於“美國帝國主義份子”的書的資料。那時他跟妻子住在美國。她出自一個西化的家庭，父親是位基督教神學家。

“那是後來他們惹上麻煩的原因之一”他說：“她們家對外國的東西很熟……”

“陳夢家第一次自殺時被救了。在那之後，考古研究所派我和幾位年輕的考古學家來看着他。我們住在他家，責任是不讓他再自殺。但是，我們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跟着他，我們試過了，但那是不可能的。那隻大約維持了一個星期。” “有一天，我們看到陳夢家走出屋外，經過窗沿。”老楊做了一個悄悄走的姿勢，好像跟着一個想像的人走出視野外。“幾分鐘後，我們發現他不見了。我們急忙跑出去，但太遲了。他上吊了。”
老楊坐下，“那是個悲慘的損失，”他說：“他是個傑出的學者。”

老楊解釋，陳夢家的妻子當時不在家，紅衛兵在對街的北大把她給抓了。文革之後，她重回北大，教授英國文學。老楊說，她在幾年之前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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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有一個問題，那本青銅在美國的書，”我說：“為什麼沒有署陳夢家的名？”

“1957年，陳夢家批評了一些領導的想法，”老楊說：“他被貼上右派份子的標籤。右派分子是不准出書的。但是那本書很重要，所以他們還是出版了，但不用他的名字。當然，大家都知道那本書是誰寫的。”

老楊打開相冊翻到一張照片，其中有一張是中年的陳夢家。照片說明他是1911年─清朝最後一年出生。照片中的陳夢家有着一對酒窩和明亮的眼睛，蓬鬆的黑髮。他穿着傳統的高領上衣，是照片上所有人當中笑得最開懷的一位。

“他很英俊！” 我說。老楊笑出聲，但是這一次沒有露出銀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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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問到陳夢家的政治問題，老趙先生說，在1950年代，毛澤東開始實施簡體字，他希望將來把它們整個改成字母的系統，陳夢家寫文章批評那個提議。

“他認為漢字不應該改變，”老趙先生解釋道：“從此他被掛上右派，在那時遭受到很多批評，當然到了文革時期更糟。”

我問他為什麼自殺。

“他是個學者，一個知識分子，”老趙先生說：“他是個很有自尊心的人，他無法忍受那樣的侮辱。你知道嗎？他試圖自殺了三次，被我姐姐救了兩次。第三次，她在睡覺，她太累了。一直到他死了，才發現他。”

一直在旁邊安靜聽的黃哲這時搖搖頭。“你無法了解那種壓力，”她說：“他們強迫你在眾人面前跪下認錯。他們指控你一些根本無中生有的事，說你要殺誰，有壞念頭，什麼理由都有。我們都熬過來了。但我們沒有人像陳夢家那麼慘，他太有名了，又被打成了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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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洛克斐勒基金會提供陳夢家、趙蘿蕤這對夫婦聯合的人類研究獎學金，讓他們到美國從事研究。

趙蘿蕤研讀文學的時候，陳夢家到處收集青銅器。在混亂的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很多古物被運出中國，但它們很少被仔細研究過。陳夢家希望能結合中西方對青銅的研究，寫一本跟這個主題有關且內容正確的書。除了洛克斐勒獎學金，他還獲得了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

除了美國之外，陳夢家還到過多倫多、巴黎、倫敦和牛津。1947年，……，那一年，陳夢家完成了書的初稿--八百五十座青銅器的照片和解說。回到中國之前，他將手稿與照片寄到哈佛大學；接下來的編輯工作將靠郵件進行。哈佛的東方藝術史教授華爾納寫了一封信給陳夢家：“唯有一個勇敢的人才能面對亞洲當前這種困難--政治上和財政上無不如此，我很佩服你選在這個時候回國的勇氣。”

趙蘿蕤繼續留在芝加哥完成博士學位。1948年末，當她終於跨越太平洋飛回祖國時，中國的內戰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當時北京相關區域已經分割，有些地區被共產黨控制，有些仍在國民黨手裡。陳夢家的住所是已淪入共產黨手中的地區。

“我托人帶信給夢家，告訴他我已平安抵京，哪天開城門，哪天就來接我回家。三周后城門開了，北京已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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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韓戰爆發，中美之間的聯繫隨之中斷。在劍橋、哈佛大學的教授等着陳夢家寄來的資料，以完成那本青銅器的書；而在北京，等待着政治局勢緩和下來的同時，陳夢家忙於研究甲骨文。1956年，他出版了《殷墟卜辭綜述》。……不過，那部書成了他悲劇的先兆：兩年之內，書被中共查禁。在美國，陳夢家的青銅器一書也胎死腹中。

書雖然不見天日，但用陳夢家帶回來的筆記，考古研究所還是印出了該協會的版本。那個版本編得很馬虎，錯誤隨處可見，照片又被擱置在哈佛。為了適應形勢，中文版還附了一篇批判陳夢家的引言，書名下也沒有他的名字。這跟洛克斐勒所贊助的其他研究成果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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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博物館的四樓，我找到在那裡永久展覽、原本屬於陳夢家的明代家具。……展覽的說明中，半個字也沒有提到陳夢家的生平，只說：

　　本室家具原由陳夢家先生和夫人所收藏

馬承源說：“陳夢家來過博物館幾次，他有股文人氣，但講話很坦白。他總是直接說出他的真實意見，結果，那給他帶來了麻煩。他認為漢字很美，他反對1950年代推動的改革。我聽說，他在北京的一些會議中公開表示反對。那很危險，因為是政府在背後推動文字改革。換句話說，他的言論不只反對文字改革，他是在反政府。老實說，我也不喜歡那個構想，但我什麼也沒說；那些都是發生在北京的事，跟我無關。”

老館員告訴我，他最後一次見到陳夢家是在1963年。”那個時候，他已經惹上了政治麻煩，”他說：“我去北京，到他家去看家具。那麼多美麗的東西，我特別注意到一件，那張刻着‘壽’字的黃色檀木椅。我們在他家吃晚飯，他送我一本他的新書《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圖錄》。你要知道，那個書名不是陳夢家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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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文明史上，漢字書寫是獨一無二的：它是一種歷三千多年基本結構不曾改變過的表意文字。漢字本身的永恆性也非常驚人。即使到了現在，當一個中國人寫下的“目”、“雨”或“牛”，和商代文字幾乎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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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部分的歷史中，官方的文字一直是文言文。兩千多年前的漢朝時，文言文被標準化，自此以後，它一直只以書面的形式存在。人們用文言文寫作，但日常用語則不同。長期以來，隨着口語的發展、帝國領土的擴張、新地區和新語言的加入，用文言文書寫的傳統保持不變。明朝人說的話和漢朝人不同─他們之間隔了十多個世紀，但他們都是用文言文來書寫。福建人的方言和北京人不一樣，但如果他們都識字的話，他們就都可以看懂對方寫的字。文言文超越了空間與時間，將人們聯繫起來。

在歐洲，幾世紀以來，拉丁文都是受教育的人們所使用的書寫語言，但他們一直都有一定的工具，可以把它轉換成各地方言：字母使歐洲語言學在這點上顯得比較容易。中國是有一些方言文字，但十方有限。方言文字不大可能在表意文字系統中得到發展，不能像字母一樣，在不同的語言和方言中自如的轉換。

但漢字有其他的好處，它為帝國的統一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要素，這種統一從另一角度來看，是一種族群和語言的混合。文字創造了卓越的歷史連貫性：無止盡的敘述撫平了歷代的混亂。漢字(正體字)本身十分美麗，書法成為一種基本的中國藝術。比起西方文字，中國字的重要性要大得多。

這個對自己的文字有強烈認同的文化，識字的動機很強。到十七世紀時，中國人已經有了穩固的商業媒體，識字能力在社會各個階層的涵蓋範圍，也比歐洲的許多地區要廣得多。外國遊客就曾注意到，即使在農村地區也很容易找到書籍─往往是一些教農民如何擬簡單合約的參考書。匹茲堡大學的歷史學家羅斯其(Evelyn S. Rawski)針對十八和十九世紀中國男性的基本讀寫能力進行過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男性的識字比例是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五，跟工業化前的日本和英國男性相較起來差不多，羅斯其的研究說明：雖然中國的工業化不像那些國家那麼迅速，但差距的原因不是在讀寫能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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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人來說，漢字的書寫系統卻似乎亟需改革。一位十六世紀耶穌會教士將學習寫漢字描述為“半受難性的”經歷。因此，耶穌會教士成為最早鼓吹用拉丁字母代替漢字的人，也就不足為奇了。幾個世紀過去了，隨着更多的外國人來到中國，他們開始認為字母化對大眾有益；當然，對外國人和他們的教堂也有幫助。十九世紀時，鴉片戰爭後簽署的條約允許更多的外國人在中國傳教，基督徒們以地方方言印《聖經》。按字母順序編排文字成為傳教工作的關鍵。到了十九世紀末，外國和中國信徒為所有主要的地方方言，都編制出字母的系統。

於此同時，中國的知識份子們正經歷他們自己的文化信仰危機。被外國人反覆擊敗後，他們開始對一切傳統的東西產生質疑，包括珍貴的文字典籍。當學者們發現甲骨時，許多中國人正在考慮廢除所有的漢字。1910年代，錢玄同，一位傑出的語言家，建議中國將口語與書寫全轉換成世界語(Esperanto)。

但是多數人提出的解決之道並不那麼激進。有些知識分子建議採用同樣的漢字，但是把文言文變為白話文。這個提議在1910年代晚期得到了支持，具體表現為１９１９年的五四運動，這項運動呼籲中國進行政治和教育各層面的革新與現代化。

最後，改革者們成功地廢除了傳統文言文的書寫。學校、政府機構、書籍和報紙開始使用北京地區的方言─即普通話的書寫系統。這與在歐洲所發生的不同，在歐洲，拉丁語被多個國家語言所取代：法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以及其他語言。在中國，主要因為沒有字母，改用普通話並沒有犧牲書寫上的一致性。而所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仍然學習文言文寫作。

改革者們認為有必要採取進一步的措施，大多數南方人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第二種語言來寫字；例如，一個溫州人要識字，他首先必須學習普通話。這跟一個說英語的人被迫用荷蘭語來讀寫的情況是一樣的。在中國南部，有一個例外：香港作家創造出了一套用漢字來書寫他們的粵語方言系統。即使這樣，傳統的漢字與粵語的發音嚴重不符，以至於香港的系統需要超過一千的額外符號，其中許多都是特別為這個系統而製造出來的。其他中國方言並沒有開發出這樣的系統，所以還是無法被寫下來，要讓漢字能被使用於各地方言將是一個浩大的工程。

若用字母，則會容易得多。外國傳教士已經用他們的方言版《聖經》證明了這一點。全中國有許多知識分子呼籲按照字母順序來排序，他們認為漢字是識字和民主共同的障礙。可能是中國最偉大的現代作家魯迅，提倡轉用拉丁字母。他寫道(用漢字寫下的，他一生都用漢字寫作)：“如果我們要繼續生活，就不能再使用漢字……我明白漢字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但我們可以選擇犧牲遺產或犧牲自己：選哪一個呢？”

1930年，住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員，創造出了一套使用拉丁字母的中文系統。文字改革成為共產黨員的主要工作之一。1936年，隨着改革的呼聲日盛，毛澤東告訴美國記者斯諾，中文字母化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說：“這是遲早的事，我們相信，如果要創造一個人民大眾可以充分參與的社會文化，我們就不得不放棄漢字。”共產黨人把漢字描述為橫亙在群眾和新文化之間的“長城”。他們甚至將文字歸罪為造成鴉片戰爭時期國家衰落的原因，聲稱漢字“助長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侵略”。

在共產黨控制之下的華北地區，字母化的字體於1941年被賦予了合法的地位，合約和政府文件可以用拉丁字母，也可以使用漢字來書寫。共產黨控制全國之後，文字改革也跟着發生。1950年，一位叫德范克(John DeFrancis)的美國語言學者出版了一本書。在這本書中，他預言漢字的末日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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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范克談到自己的那個預言時，顯得還是有點苦澀。我在這位學者的家中採訪他時，每當我們觸及這個話題，他都顯得很不安。他錯了，但他認為自己沒錯─在他心裡，他明白中國“應該”早就要放棄漢字，而且在共產黨掌權之後就“應該”馬上那樣做的。無法預料的事情總是令人沮喪，而有時這種會讓你想起來心痛的記憶，會持續長達半個世紀之久。

德范克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在1933年首次來到中國。他原本是打算去尋找商業機會的，但是當他到達北京後一切都變了。“我從第一天開始，就失去了對美國商界的所有興趣，”他告訴我：“我們當時在一家餐館吃飯，用餐結束時，一個美國商人拿出一張鈔票要給中國服務生小費，他把它撕成兩半，扔到了服務生的腳下，我不想成為那樣的人。”

中國的貧窮困擾着這位年輕人，他相信這個國家亟需改革。像那個時期的許多外國人一樣，他認為國民黨的腐敗無可救藥。他學習中文，並在北京與另一個年輕的理想主義學者喬治．甘乃迪(George A. Kennedy)成為朋友。洛克菲勒基金會頒給甘乃迪一筆獎金，讓他在耶魯建立一個中文科目，他用獎金在上海買了一套中文的印刷機字模。甘乃迪計劃把這些字模運到紐哈芬，組裝起來，幫美國學生印中文課本。他請德范克幫忙。

幾乎每個學中文的外國人在學漢字上都有一致的感受--“半受難性的”，德范克的經歷特別深刻。經過長年在木支架上搜尋中文字模的金屬細小碎片後，他成了一個漢字改革的熱情倡導者(他的同事喬治．甘乃迪成了耶魯的中文羅馬系統的主要設計者)。１９５０年，預言過漢字的死亡後，德范克待在美國，急切想聽到改革的消息。那年夏天，毛澤東終於下達了一個命令：

“文字系統必須加以改革，應該以世界語言通用的語音為走向，應該施行全國式的改革，應該以現存的漢字為基礎，精心製作出一套字母系統。”（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這個指示讓所有人大吃一驚。德范克和其他學者們原以為共產黨會直接採用拉丁字體，但１９５０年的命令將這項運動導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毛澤東要的是一個自己的中文字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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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指令象徵着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之後，中國的語言學家們花了多年時間，試圖創造出一套截然不同的中文字母系統，而同時他們也失去了進行其他改革的動力。德范克認為，這是一次錯失的機會，而這也正是他感到憤怒的原因。好幾次，他告訴我，因為文字改革的失敗所帶來的苦澀，他四十九年都沒有回過中國。

毛澤東這道命令的動機，正如他的許多決定一樣，至今仍然是個謎。有一次，我在電話中跟德范克談到這個時期，他認為，可能是韓戰或美中關係的某些因素影響了毛澤東，使他採取跟拉丁文字對立的立場。德范克鼓勵我去拜訪那些參加過這個案子的現存中國語言學家，尤其要去見九十多歲的周有光。在1982年，當德范克最終不情願地回到中國時，他問過周有光1950年的那個關鍵運動。

“他說，他知道毛澤東為什麼會做出那個決定，但是他不能說。”德范克在電話上告訴我。但是他認為，隨着中國越來越開放，加上周的高齡，可能會讓周願意較開放地談論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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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也是在1950年代建立了自己的字母系統。但是，他們的工程要嚴肅得多，它是由國家主席親自指揮，而且動用了全國上下的語言學家，創造出了兩千多份不同的中文字母系統提案。其中一些使用拉丁字母，另一些則使用古代斯拉夫字母，為數不少的提案還包括了日語的字音表。有些字母系統用了阿拉伯語，尹斌庸就記得有一個字母系統用的是數字。另一個提案結合了拉丁字母和中文部首，在這個符號體系中，中文的“法”被寫成：“三ｆａ”。語言學家在拉丁字母系統上修修補補。………

1955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將所有建議方案減到最後的六種方案。其中一個用的是古斯拉夫字母，另一個則用拉丁字母。剩下四種都是全新的“中文”字母系統，它們都是以漢字的形狀為基礎。但一年以後，毛澤東和其他國家領導人決定中文字母系統沒有實用性。他們認可了拉丁字母系統---也就是現在知道的拼音---用在早期的教育和其他的特殊目的上，但拼音並沒有得到法律地位。與此同時，他們決定採用簡體漢字，減少漢字原來的筆劃。

文字改革委員會將這次的文字簡化形容為“改革初期”。他們仍舊希望提出一套字母系統，但毛澤東好像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考慮這些提議。同時，人民共和國與後期相比算是樂觀的建國時期即將結束。1957年四月，中國共產黨發起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運動，知識份子應邀各抒己見，無論他們的觀點是否具有批判性。這個運動獲得熱烈的反應：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公開地對各種議題進行評論。文字改革變成了心懷不滿的知識份子們論戰的目標之一，大眾出版品中出現了大量的評論：

“漢字是團結人民的工具……人民繼續團結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漢字把我們維繫在一起。”

“拉丁字母不是我們民族的產物……如果我們把漢字拉丁化，我們會跟世界搶拉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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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百花齊放”運動時，陳夢家才在文字改革的論戰中活躍起來。
在《光明日報》的一篇文章中，他寫到：“我們之所以在三千多年以後還在使用這些漢字，一定有其客觀原因。”在《人民日報》上他還寫到：“現今似乎有一種新的教條主義：一些人視領袖的話為金科玉律，卻忽視了現實。” 陳夢家指責人們暗地裡打報告抨擊他人的政治錯誤。他評論說，許多官員對他們所管理的領域，不具備必需的知識。他建議中國共產黨能夠多一點幽默感。他評論說：“我非常不喜歡教條，而且我的文章很少引用馬列主義的言詞。”在一份公開發表的演講中他聲稱：

“時值今日的百花運動，我想，這是坦誠探討漢字未來的最好時機。我將毫無保留地提出一些不同的觀點……我們已經使用漢字三千多年了，而這些漢字並沒有任何不好……過去，洋鬼子說我們的漢語不好，而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開明的學者們再也不會這麼說了……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引起了一些爭議。我願意惹這樣的麻煩，是因為我想有所貢獻……我預料這些漢字我們還會用很多年，我們對待它們應該就好像它們有生命一樣。它們是我們的文化遺產。”

他是對的。中國人在後來的許多年中繼續使用的漢字，但他錯以為是處在一個能夠自由說話的年代。只不過五個星期，毛澤東就終止了“百花運動”，很快的，取而代之的便是“反右運動”。1957年底，至少三十萬知識分子被打成了右派，他們之中許多人或者因罪入獄，或者被送去勞動改造，曾發表過陳夢家主張的那份報紙，在此時正刊登着怒氣沖沖的頭條：

　　批判陳夢家
　　打倒右派分子陳夢家的荒謬理論
　　繼續追打右派：批判陳夢家和關西

有篇文章宣稱：“右派份子陳夢家是一根有毒的草……永遠不能讓他紮根。”另一篇文章則將他形容成心懷“險惡陰謀”的“牛鬼蛇神”：“為什麼所有時代的反革命都憎恨簡體字？難道他們真的想返古嗎？”一些人寫道：“陳夢家認識了一小撮西方資本主義漢學家，就把他們當成了寶貝。”那是１９５７年的事……此後，陳夢家變得默默無聞。人民政府將這位甲骨文學者派往河南省，讓他在這個商文化的搖籃里接受改造。在接下來的五年時間裡，他被禁止在國內發表任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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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夢家的兄弟中，還在世的只剩一位。不知道為什麼，老趙先生從未提起他有這位親人，但上海博物館的老館員告訴我，陳夢家還有個弟弟住在北京。他的名字是陳夢熊─陳夢家五兄弟的中間名字都一樣：夢。

夢熊說，1957年他哥哥公開捍衛正體中文後，就被打成右派份子，黨送他到河南去接受勞改。

夢熊說：“他在那裡待了兩、三年，我不太確定他在那裡做什麼工作，不過我知道他還是找到辦法從事考古研究。那些年我自己也很忙，負責的事很多，那也是為什麼黨沒有給我戴帽子。你知道戴帽子是什麼意思嗎？一旦你戴上右派的帽子，你就沒法做事。還好我的工作有必要，他們才沒給我戴上帽子。”

他繼續說：“我不記得夢家什麼時候回來的。但他們一直到1963年才把那頂帽子摘掉。那些年我們不是很常見面。在那之前，他一直很外向，很活躍，但自從回來之後，他變得沉默寡言了。”

“夢家自從右派平反後，每天都在寫東西，”老人說：“他不停寫有關甲骨文和考古的東西，他對其他的什麼都不在乎。他死後留下許多資料，很多都還沒有發表過。”

他說，那些年趙羅蕤也是不停地寫作。但是到了1966年夏天，他們再也無從躲避。夢家的個人背景使他自然成為目標：他在美國待過多年，他收集古董，而且還支持保護正體中文。

“那年八月，紅衛兵開始了反舊文化的運動，”夢熊追憶着：“我也被斗，我的大兒子那時大約九歲，我要他到夢家那兒去，跟他說要小心，夢家有那麼多古畫和古董。我跟他說，要把它們丟了或者藏起來。我兒子回來說，一切都沒事。”

“那天晚上是夢家第一次自殺。他吞了安眠藥，但是沒死。他們送他去醫院。第二天聽到消息後，我趕去他家，他的門上被貼了批判的大字報，進門後我才知道，那四合院已被紅衛兵占領了，他們把那個地方當成像個村莊總部。他們馬上把我抓住。他們說：‘很好！自投羅網’。”

“夢家的愛人也在場，他們要她和我坐在四合院的椅子上。他們第一件事是把我們的頭髮剃光一半。那時候，那叫陰陽頭，是那時常見的一種處罰。然後，他們抽出皮帶，開始鞭打我們。剛開始他們用這裡─”

“夢家在醫院裡待了一陣子，但他們因為他的背景把他趕出去。我後來沒有再回他家去，那根本不可能。一個星期後，他就自殺了。他們家有個女傭，我想，就是她發現他的。當我知道這事件之後，我也無法到他家去，我自己都在被批鬥當中，更不用說舉行什麼葬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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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苦笑一聲。他說：“那是段悲慘的時光，很多人死掉。很多有名的學者和藝術家失去心智。現在中國年輕一輩沒有人聽說過陳夢家，沒有人知道他的詩或是他的學術研究。他死了快四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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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是陳夢家的研究助理。”

“1957年之後，他被打成右派─他們給他扣上那樣的帽子。那些年他很辛苦。而文化大革命時被打成右派的人麻煩更多，那是他自殺的原因。”

“那時候，我在另一研究機構工作，我們不在同一個地方。我相信他是在1966年夏天自殺的，但是我一直到那年冬天才聽說。知道的時候我很難過，他是一位很好的學者。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我們把他的東西、筆記還有書都照顧得很好。”

“那是個恐怖的年代，如果不了解這個事實，那你很難了解發生的那些事。”他說：“文化大革命發生時，如果人們批判你，你開始覺得自己真的有錯。我那時也被批判，我也相信人家所說的。每個人都是那樣，那是社會心理學的一種。那麼多敵人─似乎所有人都是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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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舊報紙中，我搜集了許多對陳夢家的批評，並把它們拿給王君先生看，問他是不是記得這些文章的作者。他翻了翻，指出一些顯然是筆名。然後，他認出兩個人：一個南京的音韻學家、一個福建的語言學家，兩個學者都已經死去多年了。

王君說：“你不需要為這些批評擔心，人們在那些日子裡說的話和寫的文字，都是不算數的。他們沒有自由，如果共產黨想要批判誰，所有人都會跟着批。那些年我也被批判過，在百花運動的時候我提出了一些評論，後來我的研究所專門開會來批判我。即使是不認識我的人也不得不批兩句。那些批我批得最凶的人，我都不記得了。我並不恨他們，所以，你也不必計較是誰寫了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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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周有光，1955年進入決賽那四個特別的中文字母系統後來怎麼了？他對它們的記憶有些模糊─老人回憶說，一位叫丁西林的物理學家設計出一套字母。但很顯然，有關那些字母系統的所有記錄都被銷毀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像那樣的東西很容易丟掉不見。”他說。

人們對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指責毛澤東，有些人指責江青與四人幫。但從更長遠的視野來看，這是中國長久對其傳統理想破滅的高潮。

在將近半個多世紀中，中國人把他們的文化一塊塊敲下，試圖把造成“倒退”的因素拿掉。文革期間，這個過程變得那麼激烈，甚至到了完全自我毀滅的地步：人們憎恨中國人的一切，但同時也憎恨外國人的一切。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至少保護了中國的一種傳統：漢字。從大躍進以來，社會動亂阻滯了文字改革運動前進的腳步。當毛澤東去世時，中國人對激烈的文化變革失去了胃口。他們從危機變成意識型態又變成虛無主義─而後，他們走向另一極端，在實用主義和鄧小平的政治口號下找到了歸宿。要務實和現實，實事求是。

如今，除了活在國家語言學會宿舍里的老人之外，在中國幾乎沒有人在談文字的字母系統化。即使這些學者們談起來都帶着感傷。周有光告訴我，中國不會放棄自己的文字，就算會，也至少要再過一個世紀。如同其他語言學家，他視漢字簡化為一種失敗的經驗。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漢字簡化提高了文化教育的普及率，因為文字系統的根本結構並沒有發生改變。如果要說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就是漢字簡化只是把中國的文化圈分割了。台灣、香港以及其他海外華人社會依然使用着正體字。長年以來，進口簡體字的書在台灣是非法的(現已解禁)，這種限制的動機是政治性的。但如今，簡體字令人反感的原因主要是審美上的，對於受過傳統教育的中國人來說，寫簡體字就像是“walking thru Kwik-mart 2 by sumthing”(譯註：意為”去Kwik-mart超市買東西”，此處英文全是極不正規的簡寫，用來諷刺簡體字的粗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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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周有光有關那個關鍵時刻，1950年毛澤東號召建立字母系統的事。讓我意外的是，老人似乎覺得這問題十分理所當然。

“當然，黨在1940年代就已經在使用拉丁化的的字母了，”他說：“他們想要有所改變是很自然的。但一旦他們掌了權，他們就更小心，他們有太多其他的事情要照顧，那是改革被耽誤的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毛澤東1949年第一次到蘇聯訪問；那時，毛澤東視斯大林為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的領袖，他解釋中國正在經歷文字改革，並詢求斯大林的意見。斯大林告訴他：“你們是一個大國，你們應該要有自己的中文書寫形式，不應該只用拉丁字母系統。”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想要一個全國統一的字母系統的原因。”

我問起韓戰是不是在其中也扮演了某種角色，他搖了搖他的光頭。喊出陳夢家的名字時，老人笑了。

“我很喜歡他，”周有光說：“不過呢，老實說，他的反對對這些沒有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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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讓我震憾的是當我認識到，陳夢家為漢字辯護，如此勇敢，也讓他付出了如此慘痛的代價，而這種代價對他來說，卻又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為斯大林早已經拯救了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