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万维网上掀起了一股反思文革的热潮，许多观点都很新颖、独到，让人受益匪浅，另一些观点则因对现实强烈不满而带有一定的怀旧色彩。由此我想起了因为反对汉字拉丁化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受到冲击，不惜以生命抗争的陈梦家先生的遭遇，相信对反思那段历史会有所帮助。

在大学上文字学课时，曾经听老师介绍过陈梦家的文字学研究成果，后来才得知，此人曾经是闻一多先生的得意门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含恨自杀了。于是，出于好奇，就找来一些资料来看。国内对他的研究不多，但是，已经陆续有一些介绍文章发表了。通过陈梦家的个人遭遇，可以加深对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和那场“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的理解。肯定文革或者否定文革，最好从一些典型案例着手。我认为，陈梦家的遭遇就是这样一个案例。

陈梦家（1911-1966）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曾任教青岛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等。十六岁开始写诗，1931年到二十岁时出版《梦家诗集》而出名。

陈梦家才华横溢，风流潇洒，是考古学界公认的美男子，其夫人赵萝蕤是燕京大学有名的校花。有人评价他“自视甚高，且口无遮拦，恣意讥评时弊，品题人物”。这种性情，在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吃亏是免不了的。1957年，他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不赞成废除繁体字，实行简化字，遂被打成“右派”。

文化大革命爆发，陈梦家多次被批斗，遭受百般羞辱。除了原来的“罪行”外，又多了一条罪证，就是讲课时曾攻击他的恩师，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据说他被剃成阴阳头，长时间跪在院里的烈日下，有人往他头上吐痰。

1966年8月24日，北京红卫兵暴行开始进入最血腥的阶段。当晚，陈梦家在被批斗后，来到一位朋友家中，愤然道：“我不能再让别人当猴子耍了”。同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被折磨的人们凄厉的惨叫回荡在夜空。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屍体。

不愿再受羞辱的陈梦家于8月24日夜写下遗书，吞下大量安眠药片自杀。但由于药量不足，没有死成。十天以后的9月3日，陈梦家再次自杀，自缢身亡，年仅五十五岁。

陈梦家，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一个专心治学的学者，只因发表了与当局不同的学术观点，就遭此厄运。这是一个悲剧，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一个文化人的悲剧

下面这篇文章摘录自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的　"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 的中文版《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卢秋莹译，台湾久周文化出版。记不清楚资料来自何处（很可能来自网络），本人对文中的语法措辞作了一些修改，以便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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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观了王国维的墓碑。墓碑有三公尺高，周围围绕着一圈松树。碑文是用老国民党的方式写成的：民国十八年，即１９２９年，王国维因对末代皇朝崩溃感到绝望而投湖自杀后两年。当时他的一位友人写了这篇纪念文：

　　凡一种文化价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
　　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愈甚。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图录》

我向荆志淳问到这本书，他说，是一位叫陈梦家的甲骨文学者研究写成的。

“他在美国待了很长的时间，”荆志淳解释道：“他的妻子在芝加哥大学念美国文学，不过他们后来回到了中国。陈梦家也是位很优秀的诗人。”

我问陈梦家现在住安阳还是北京，荆志淳说：“他死了，他在文革时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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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说，陈梦家在１９４０年代共产党得势之前，搜集了那本关於“美国帝国主义份子”的书的资料。那时他跟妻子住在美国。她出自一个西化的家庭，父亲是位基督教神学家。

“那是后来他们惹上麻烦的原因之一”他说：“她们家对外国的东西很熟……”

“陈梦家第一次自杀时被救了。在那之后，考古研究所派我和几位年轻的考古学家来看着他。我们住在他家，责任是不让他再自杀。但是，我们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跟着他，我们试过了，但那是不可能的。那只大约维持了一个星期。” “有一天，我们看到陈梦家走出屋外，经过窗沿。”老杨做了一个悄悄走的姿势，好像跟着一个想像的人走出视野外。“几分钟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我们急忙跑出去，但太迟了。他上吊了。”
老杨坐下，“那是个悲惨的损失，”他说：“他是个杰出的学者。”

老杨解释，陈梦家的妻子当时不在家，红卫兵在对街的北大把她给抓了。文革之后，她重回北大，教授英国文学。老杨说，她在几年之前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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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一个问题，那本青铜在美国的书，”我说：“为什么没有署陈梦家的名？”

“1957年，陈梦家批评了一些领导的想法，”老杨说：“他被贴上右派份子的标签。右派分子是不准出书的。但是那本书很重要，所以他们还是出版了，但不用他的名字。当然，大家都知道那本书是谁写的。”

老杨打开相册翻到一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中年的陈梦家。照片说明他是1911年─清朝最后一年出生。照片中的陈梦家有着一对酒窝和明亮的眼睛，蓬松的黑发。他穿着传统的高领上衣，是照片上所有人当中笑得最开怀的一位。

“他很英俊！” 我说。老杨笑出声，但是这一次没有露出银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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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问到陈梦家的政治问题，老赵先生说，在1950年代，毛泽东开始实施简体字，他希望将来把它们整个改成字母的系统，陈梦家写文章批评那个提议。

“他认为汉字不应该改变，”老赵先生解释道：“从此他被挂上右派，在那时遭受到很多批评，当然到了文革时期更糟。”

我问他为什么自杀。

“他是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老赵先生说：“他是个很有自尊心的人，他无法忍受那样的侮辱。你知道吗？他试图自杀了三次，被我姐姐救了两次。第三次，她在睡觉，她太累了。一直到他死了，才发现他。”

一直在旁边安静听的黄哲这时摇摇头。“你无法了解那种压力，”她说：“他们强迫你在众人面前跪下认错。他们指控你一些根本无中生有的事，说你要杀谁，有坏念头，什么理由都有。我们都熬过来了。但我们没有人像陈梦家那么惨，他太有名了，又被打成了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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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洛克斐勒基金会提供陈梦家、赵萝蕤这对夫妇联合的人类研究奖学金，让他们到美国从事研究。

赵萝蕤研读文学的时候，陈梦家到处收集青铜器。在混乱的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很多古物被运出中国，但它们很少被仔细研究过。陈梦家希望能结合中西方对青铜的研究，写一本跟这个主题有关且内容正确的书。除了洛克斐勒奖学金，他还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

除了美国之外，陈梦家还到过多伦多、巴黎、伦敦和牛津。1947年，……，那一年，陈梦家完成了书的初稿--八百五十座青铜器的照片和解说。回到中国之前，他将手稿与照片寄到哈佛大学；接下来的编辑工作将靠邮件进行。哈佛的东方艺术史教授华尔纳写了一封信给陈梦家：“唯有一个勇敢的人才能面对亚洲当前这种困难--政治上和财政上无不如此，我很佩服你选在这个时候回国的勇气。”

赵萝蕤继续留在芝加哥完成博士学位。1948年末，当她终于跨越太平洋飞回祖国时，中国的内战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当时北京相关区域已经分割，有些地区被共产党控制，有些仍在国民党手里。陈梦家的住所是已沦入共产党手中的地区。

“我托人带信给梦家，告诉他我已平安抵京，哪天开城门，哪天就来接我回家。三周后城门开了，北京已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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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韩战爆发，中美之间的联系随之中断。在剑桥、哈佛大学的教授等着陈梦家寄来的资料，以完成那本青铜器的书；而在北京，等待着政治局势缓和下来的同时，陈梦家忙于研究甲骨文。1956年，他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不过，那部书成了他悲剧的先兆：两年之内，书被中共查禁。在美国，陈梦家的青铜器一书也胎死腹中。

书虽然不见天日，但用陈梦家带回来的笔记，考古研究所还是印出了该协会的版本。那个版本编得很马虎，错误随处可见，照片又被搁置在哈佛。为了适应形势，中文版还附了一篇批判陈梦家的引言，书名下也没有他的名字。这跟洛克斐勒所赞助的其他研究成果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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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博物馆的四楼，我找到在那里永久展览、原本属於陈梦家的明代家具。……展览的说明中，半个字也没有提到陈梦家的生平，只说：

　　本室家具原由陈梦家先生和夫人所收藏

马承源说：“陈梦家来过博物馆几次，他有股文人气，但讲话很坦白。他总是直接说出他的真实意见，结果，那给他带来了麻烦。他认为汉字很美，他反对1950年代推动的改革。我听说，他在北京的一些会议中公开表示反对。那很危险，因为是政府在背后推动文字改革。换句话说，他的言论不只反对文字改革，他是在反政府。老实说，我也不喜欢那个构想，但我什么也没说；那些都是发生在北京的事，跟我无关。”

老馆员告诉我，他最后一次见到陈梦家是在1963年。”那个时候，他已经惹上了政治麻烦，”他说：“我去北京，到他家去看家具。那么多美丽的东西，我特别注意到一件，那张刻着‘寿’字的黄色檀木椅。我们在他家吃晚饭，他送我一本他的新书《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图录》。你要知道，那个书名不是陈梦家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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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史上，汉字书写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历三千多年基本结构不曾改变过的表意文字。汉字本身的永恒性也非常惊人。即使到了现在，当一个中国人写下的“目”、“雨”或“牛”，和商代文字几乎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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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部分的历史中，官方的文字一直是文言文。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时，文言文被标准化，自此以后，它一直只以书面的形式存在。人们用文言文写作，但日常用语则不同。长期以来，随着口语的发展、帝国领土的扩张、新地区和新语言的加入，用文言文书写的传统保持不变。明朝人说的话和汉朝人不同─他们之间隔了十多个世纪，但他们都是用文言文来书写。福建人的方言和北京人不一样，但如果他们都识字的话，他们就都可以看懂对方写的字。文言文超越了空间与时间，将人们联系起来。

在欧洲，几世纪以来，拉丁文都是受教育的人们所使用的书写语言，但他们一直都有一定的工具，可以把它转换成各地方言：字母使欧洲语言学在这点上显得比较容易。中国是有一些方言文字，但十方有限。方言文字不大可能在表意文字系统中得到发展，不能像字母一样，在不同的语言和方言中自如的转换。

但汉字有其他的好处，它为帝国的统一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要素，这种统一从另一角度来看，是一种族群和语言的混合。文字创造了卓越的历史连贯性：无止尽的叙述抚平了历代的混乱。汉字(正体字)本身十分美丽，书法成为一种基本的中国艺术。比起西方文字，中国字的重要性要大得多。

这个对自己的文字有强烈认同的文化，识字的动机很强。到十七世纪时，中国人已经有了稳固的商业媒体，识字能力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涵盖范围，也比欧洲的许多地区要广得多。外国游客就曾注意到，即使在农村地区也很容易找到书籍─往往是一些教农民如何拟简单合约的参考书。匹兹堡大学的历史学家罗斯其(Evelyn S. Rawski)针对十八和十九世纪中国男性的基本读写能力进行过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男性的识字比例是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五，跟工业化前的日本和英国男性相较起来差不多，罗斯其的研究说明：虽然中国的工业化不像那些国家那么迅速，但差距的原因不是在读写能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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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人来说，汉字的书写系统却似乎亟需改革。一位十六世纪耶稣会教士将学习写汉字描述为“半受难性的”经历。因此，耶稣会教士成为最早鼓吹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几个世纪过去了，随着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开始认为字母化对大众有益；当然，对外国人和他们的教堂也有帮助。十九世纪时，鸦片战争后签署的条约允许更多的外国人在中国传教，基督徒们以地方方言印《圣经》。按字母顺序编排文字成为传教工作的关键。到了十九世纪末，外国和中国信徒为所有主要的地方方言，都编制出字母的系统。

于此同时，中国的知识份子们正经历他们自己的文化信仰危机。被外国人反复击败后，他们开始对一切传统的东西产生质疑，包括珍贵的文字典籍。当学者们发现甲骨时，许多中国人正在考虑废除所有的汉字。1910年代，钱玄同，一位杰出的语言家，建议中国将口语与书写全转换成世界语(Esperanto)。

但是多数人提出的解决之道并不那么激进。有些知识分子建议采用同样的汉字，但是把文言文变为白话文。这个提议在1910年代晚期得到了支持，具体表现为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这项运动呼吁中国进行政治和教育各层面的革新与现代化。

最后，改革者们成功地废除了传统文言文的书写。学校、政府机构、书籍和报纸开始使用北京地区的方言─即普通话的书写系统。这与在欧洲所发生的不同，在欧洲，拉丁语被多个国家语言所取代：法语、义大利语、西班牙语以及其他语言。在中国，主要因为没有字母，改用普通话并没有牺牲书写上的一致性。而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仍然学习文言文写作。

改革者们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大多数南方人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第二种语言来写字；例如，一个温州人要识字，他首先必须学习普通话。这跟一个说英语的人被迫用荷兰语来读写的情况是一样的。在中国南部，有一个例外：香港作家创造出了一套用汉字来书写他们的粤语方言系统。即使这样，传统的汉字与粤语的发音严重不符，以至於香港的系统需要超过一千的额外符号，其中许多都是特别为这个系统而制造出来的。其他中国方言并没有开发出这样的系统，所以还是无法被写下来，要让汉字能被使用于各地方言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若用字母，则会容易得多。外国传教士已经用他们的方言版《圣经》证明了这一点。全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呼吁按照字母顺序来排序，他们认为汉字是识字和民主共同的障碍。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提倡转用拉丁字母。他写道(用汉字写下的，他一生都用汉字写作)：“如果我们要继续生活，就不能再使用汉字……我明白汉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但我们可以选择牺牲遗产或牺牲自己：选哪一个呢？”

1930年，住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创造出了一套使用拉丁字母的中文系统。文字改革成为共产党员的主要工作之一。1936年，随着改革的呼声日盛，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斯诺，中文字母化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说：“这是迟早的事，我们相信，如果要创造一个人民大众可以充分参与的社会文化，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汉字。”共产党人把汉字描述为横亘在群众和新文化之间的“长城”。他们甚至将文字归罪为造成鸦片战争时期国家衰落的原因，声称汉字“助长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

在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华北地区，字母化的字体於1941年被赋予了合法的地位，合约和政府文件可以用拉丁字母，也可以使用汉字来书写。共产党控制全国之后，文字改革也跟着发生。1950年，一位叫德范克(John DeFrancis)的美国语言学者出版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预言汉字的末日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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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范克谈到自己的那个预言时，显得还是有点苦涩。我在这位学者的家中采访他时，每当我们触及这个话题，他都显得很不安。他错了，但他认为自己没错─在他心里，他明白中国“应该”早就要放弃汉字，而且在共产党掌权之后就“应该”马上那样做的。无法预料的事情总是令人沮丧，而有时这种会让你想起来心痛的记忆，会持续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德范克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在1933年首次来到中国。他原本是打算去寻找商业机会的，但是当他到达北京后一切都变了。“我从第一天开始，就失去了对美国商界的所有兴趣，”他告诉我：“我们当时在一家餐馆吃饭，用餐结束时，一个美国商人拿出一张钞票要给中国服务生小费，他把它撕成两半，扔到了服务生的脚下，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中国的贫穷困扰着这位年轻人，他相信这个国家亟需改革。像那个时期的许多外国人一样，他认为国民党的腐败无可救药。他学习中文，并在北京与另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学者乔治．甘乃迪(George A. Kennedy)成为朋友。洛克菲勒基金会颁给甘乃迪一笔奖金，让他在耶鲁建立一个中文科目，他用奖金在上海买了一套中文的印刷机字模。甘乃迪计划把这些字模运到纽哈芬，组装起来，帮美国学生印中文课本。他请德范克帮忙。

几乎每个学中文的外国人在学汉字上都有一致的感受--“半受难性的”，德范克的经历特别深刻。经过长年在木支架上搜寻中文字模的金属细小碎片后，他成了一个汉字改革的热情倡导者(他的同事乔治．甘乃迪成了耶鲁的中文罗马系统的主要设计者)。１９５０年，预言过汉字的死亡后，德范克待在美国，急切想听到改革的消息。那年夏天，毛泽东终于下达了一个命令：

“文字系统必须加以改革，应该以世界语言通用的语音为走向，应该施行全国式的改革，应该以现存的汉字为基础，精心制作出一套字母系统。”（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这个指示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德范克和其他学者们原以为共产党会直接采用拉丁字体，但１９５０年的命令将这项运动导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毛泽东要的是一个自己的中文字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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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指令象征着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之后，中国的语言学家们花了多年时间，试图创造出一套截然不同的中文字母系统，而同时他们也失去了进行其他改革的动力。德范克认为，这是一次错失的机会，而这也正是他感到愤怒的原因。好几次，他告诉我，因为文字改革的失败所带来的苦涩，他四十九年都没有回过中国。

毛泽东这道命令的动机，正如他的许多决定一样，至今仍然是个谜。有一次，我在电话中跟德范克谈到这个时期，他认为，可能是韩战或美中关系的某些因素影响了毛泽东，使他采取跟拉丁文字对立的立场。德范克鼓励我去拜访那些参加过这个案子的现存中国语言学家，尤其要去见九十多岁的周有光。在1982年，当德范克最终不情愿地回到中国时，他问过周有光1950年的那个关键运动。

“他说，他知道毛泽东为什么会做出那个决定，但是他不能说。”德范克在电话上告诉我。但是他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加上周的高龄，可能会让周愿意较开放地谈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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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也是在1950年代建立了自己的字母系统。但是，他们的工程要严肃得多，它是由国家主席亲自指挥，而且动用了全国上下的语言学家，创造出了两千多份不同的中文字母系统提案。其中一些使用拉丁字母，另一些则使用古代斯拉夫字母，为数不少的提案还包括了日语的字音表。有些字母系统用了阿拉伯语，尹斌庸就记得有一个字母系统用的是数字。另一个提案结合了拉丁字母和中文部首，在这个符号体系中，中文的“法”被写成：“三ｆａ”。语言学家在拉丁字母系统上修修补补。………

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将所有建议方案减到最后的六种方案。其中一个用的是古斯拉夫字母，另一个则用拉丁字母。剩下四种都是全新的“中文”字母系统，它们都是以汉字的形状为基础。但一年以后，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决定中文字母系统没有实用性。他们认可了拉丁字母系统---也就是现在知道的拼音---用在早期的教育和其他的特殊目的上，但拼音并没有得到法律地位。与此同时，他们决定采用简体汉字，减少汉字原来的笔划。

文字改革委员会将这次的文字简化形容为“改革初期”。他们仍旧希望提出一套字母系统，但毛泽东好像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这些提议。同时，人民共和国与后期相比算是乐观的建国时期即将结束。1957年四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知识份子应邀各抒己见，无论他们的观点是否具有批判性。这个运动获得热烈的反应：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公开地对各种议题进行评论。文字改革变成了心怀不满的知识份子们论战的目标之一，大众出版品中出现了大量的评论：

“汉字是团结人民的工具……人民继续团结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汉字把我们维系在一起。”

“拉丁字母不是我们民族的产物……如果我们把汉字拉丁化，我们会跟世界抢拉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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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百花齐放”运动时，陈梦家才在文字改革的论战中活跃起来。
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他写到：“我们之所以在三千多年以后还在使用这些汉字，一定有其客观原因。”在《人民日报》上他还写到：“现今似乎有一种新的教条主义：一些人视领袖的话为金科玉律，却忽视了现实。” 陈梦家指责人们暗地里打报告抨击他人的政治错误。他评论说，许多官员对他们所管理的领域，不具备必需的知识。他建议中国共产党能够多一点幽默感。他评论说：“我非常不喜欢教条，而且我的文章很少引用马列主义的言词。”在一份公开发表的演讲中他声称：

“时值今日的百花运动，我想，这是坦诚探讨汉字未来的最好时机。我将毫无保留地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我们已经使用汉字三千多年了，而这些汉字并没有任何不好……过去，洋鬼子说我们的汉语不好，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明的学者们再也不会这么说了……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议。我愿意惹这样的麻烦，是因为我想有所贡献……我预料这些汉字我们还会用很多年，我们对待它们应该就好像它们有生命一样。它们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他是对的。中国人在后来的许多年中继续使用的汉字，但他错以为是处在一个能够自由说话的年代。只不过五个星期，毛泽东就终止了“百花运动”，很快的，取而代之的便是“反右运动”。1957年底，至少三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他们之中许多人或者因罪入狱，或者被送去劳动改造，曾发表过陈梦家主张的那份报纸，在此时正刊登着怒气冲冲的头条：

　　批判陈梦家
　　打倒右派分子陈梦家的荒谬理论
　　继续追打右派：批判陈梦家和关西

有篇文章宣称：“右派份子陈梦家是一根有毒的草……永远不能让他扎根。”另一篇文章则将他形容成心怀“险恶阴谋”的“牛鬼蛇神”：“为什么所有时代的反革命都憎恨简体字？难道他们真的想返古吗？”一些人写道：“陈梦家认识了一小撮西方资本主义汉学家，就把他们当成了宝贝。”那是１９５７年的事……此后，陈梦家变得默默无闻。人民政府将这位甲骨文学者派往河南省，让他在这个商文化的摇篮里接受改造。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他被禁止在国内发表任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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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的兄弟中，还在世的只剩一位。不知道为什么，老赵先生从未提起他有这位亲人，但上海博物馆的老馆员告诉我，陈梦家还有个弟弟住在北京。他的名字是陈梦熊─陈梦家五兄弟的中间名字都一样：梦。

梦熊说，1957年他哥哥公开捍卫正体中文后，就被打成右派份子，党送他到河南去接受劳改。

梦熊说：“他在那里待了两、三年，我不太确定他在那里做什么工作，不过我知道他还是找到办法从事考古研究。那些年我自己也很忙，负责的事很多，那也是为什么党没有给我戴帽子。你知道戴帽子是什么意思吗？一旦你戴上右派的帽子，你就没法做事。还好我的工作有必要，他们才没给我戴上帽子。”

他继续说：“我不记得梦家什么时候回来的。但他们一直到1963年才把那顶帽子摘掉。那些年我们不是很常见面。在那之前，他一直很外向，很活跃，但自从回来之后，他变得沉默寡言了。”

“梦家自从右派平反后，每天都在写东西，”老人说：“他不停写有关甲骨文和考古的东西，他对其他的什么都不在乎。他死后留下许多资料，很多都还没有发表过。”

他说，那些年赵罗蕤也是不停地写作。但是到了1966年夏天，他们再也无从躲避。梦家的个人背景使他自然成为目标：他在美国待过多年，他收集古董，而且还支持保护正体中文。

“那年八月，红卫兵开始了反旧文化的运动，”梦熊追忆着：“我也被斗，我的大儿子那时大约九岁，我要他到梦家那儿去，跟他说要小心，梦家有那么多古画和古董。我跟他说，要把它们丢了或者藏起来。我儿子回来说，一切都没事。”

“那天晚上是梦家第一次自杀。他吞了安眠药，但是没死。他们送他去医院。第二天听到消息后，我赶去他家，他的门上被贴了批判的大字报，进门后我才知道，那四合院已被红卫兵占领了，他们把那个地方当成像个村庄总部。他们马上把我抓住。他们说：‘很好！自投罗网’。”

“梦家的爱人也在场，他们要她和我坐在四合院的椅子上。他们第一件事是把我们的头发剃光一半。那时候，那叫阴阳头，是那时常见的一种处罚。然后，他们抽出皮带，开始鞭打我们。刚开始他们用这里─”

“梦家在医院里待了一阵子，但他们因为他的背景把他赶出去。我后来没有再回他家去，那根本不可能。一个星期后，他就自杀了。他们家有个女佣，我想，就是她发现他的。当我知道这事件之后，我也无法到他家去，我自己都在被批斗当中，更不用说举行什么葬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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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苦笑一声。他说：“那是段悲惨的时光，很多人死掉。很多有名的学者和艺术家失去心智。现在中国年轻一辈没有人听说过陈梦家，没有人知道他的诗或是他的学术研究。他死了快四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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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是陈梦家的研究助理。”

“1957年之后，他被打成右派─他们给他扣上那样的帽子。那些年他很辛苦。而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成右派的人麻烦更多，那是他自杀的原因。”

“那时候，我在另一研究机构工作，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我相信他是在1966年夏天自杀的，但是我一直到那年冬天才听说。知道的时候我很难过，他是一位很好的学者。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把他的东西、笔记还有书都照顾得很好。”

“那是个恐怖的年代，如果不了解这个事实，那你很难了解发生的那些事。”他说：“文化大革命发生时，如果人们批判你，你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有错。我那时也被批判，我也相信人家所说的。每个人都是那样，那是社会心理学的一种。那么多敌人─似乎所有人都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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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报纸中，我搜集了许多对陈梦家的批评，并把它们拿给王君先生看，问他是不是记得这些文章的作者。他翻了翻，指出一些显然是笔名。然后，他认出两个人：一个南京的音韵学家、一个福建的语言学家，两个学者都已经死去多年了。

王君说：“你不需要为这些批评担心，人们在那些日子里说的话和写的文字，都是不算数的。他们没有自由，如果共产党想要批判谁，所有人都会跟着批。那些年我也被批判过，在百花运动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些评论，后来我的研究所专门开会来批判我。即使是不认识我的人也不得不批两句。那些批我批得最凶的人，我都不记得了。我并不恨他们，所以，你也不必计较是谁写了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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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周有光，1955年进入决赛那四个特别的中文字母系统后来怎么了？他对它们的记忆有些模糊─老人回忆说，一位叫丁西林的物理学家设计出一套字母。但很显然，有关那些字母系统的所有记录都被销毁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像那样的东西很容易丢掉不见。”他说。

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指责毛泽东，有些人指责江青与四人帮。但从更长远的视野来看，这是中国长久对其传统理想破灭的高潮。

在将近半个多世纪中，中国人把他们的文化一块块敲下，试图把造成“倒退”的因素拿掉。文革期间，这个过程变得那么激烈，甚至到了完全自我毁灭的地步：人们憎恨中国人的一切，但同时也憎恨外国人的一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至少保护了中国的一种传统：汉字。从大跃进以来，社会动乱阻滞了文字改革运动前进的脚步。当毛泽东去世时，中国人对激烈的文化变革失去了胃口。他们从危机变成意识型态又变成虚无主义─而后，他们走向另一极端，在实用主义和邓小平的政治口号下找到了归宿。要务实和现实，实事求是。

如今，除了活在国家语言学会宿舍里的老人之外，在中国几乎没有人在谈文字的字母系统化。即使这些学者们谈起来都带着感伤。周有光告诉我，中国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字，就算会，也至少要再过一个世纪。如同其他语言学家，他视汉字简化为一种失败的经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汉字简化提高了文化教育的普及率，因为文字系统的根本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如果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汉字简化只是把中国的文化圈分割了。台湾、香港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社会依然使用着正体字。长年以来，进口简体字的书在台湾是非法的(现已解禁)，这种限制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但如今，简体字令人反感的原因主要是审美上的，对于受过传统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写简体字就像是“walking thru Kwik-mart 2 by sumthing”(译注：意为”去Kwik-mart超市买东西”，此处英文全是极不正规的简写，用来讽刺简体字的粗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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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周有光有关那个关键时刻，1950年毛泽东号召建立字母系统的事。让我意外的是，老人似乎觉得这问题十分理所当然。

“当然，党在1940年代就已经在使用拉丁化的的字母了，”他说：“他们想要有所改变是很自然的。但一旦他们掌了权，他们就更小心，他们有太多其他的事情要照顾，那是改革被耽误的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1949年第一次到苏联访问；那时，毛泽东视斯大林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领袖，他解释中国正在经历文字改革，并询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告诉他：“你们是一个大国，你们应该要有自己的中文书写形式，不应该只用拉丁字母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想要一个全国统一的字母系统的原因。”

我问起韩战是不是在其中也扮演了某种角色，他摇了摇他的光头。喊出陈梦家的名字时，老人笑了。

“我很喜欢他，”周有光说：“不过呢，老实说，他的反对对这些没有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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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震憾的是当我认识到，陈梦家为汉字辩护，如此勇敢，也让他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对他来说，却又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斯大林早已经拯救了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