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人曾经信仰“上帝”，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认为，中国古文献中的“上帝”和基督教《圣经》中的上帝没有任何关系，所谓上帝， 只能是基督教的上帝，而中国人对“上帝”或者“天”的崇拜是出自于对自然力量，比如风雨雷电的敬畏；也有人说中国人对天的崇拜是源自祖先崇拜。 我并不想把中西文化作庸俗的比附，但也不想忽略文明之间明显的共同性。我认为，过分强调某种文化的独特性对这种文化的发展并没有任何好处。虽然不同 民族的文化千差万别，但是仍然存在某种共同之处。尤其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灵性和道德观存在惊人的一致性。哲学家康德墓志铭上镌刻有几句话，“有两种事 物，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已的惊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仰望星空人就会发现自己的渺小和有限，而人内心的道德法则也叫做“良心”，这是全人类共通的。《圣经》更清楚地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 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 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中国人从古到今从来都不是无神论者。中国历史上的确出现过“有神论”和“无神论”之争，比如南北朝时期范缜作《神灭论》，引起“有神”“无神”大论 战。但是，此“神”非彼“神 ”，中国人争论“有神”“无神”并非争论有无上帝的意思，而是争论人的精神和肉体是否分离，人死之后有无知觉与意识，即人死后灵魂是否死去的问题。这里的 “神 ”相当于灵魂，而非上帝，范缜说：“或问：‘子云神灭，何以知其灭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而上帝 是否存在，中国人向来是不怎么争论的。 对比一下中国上古文献与《圣经》中的“上帝”的异同，将会更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发现，中国人所敬畏的“上帝”、“天”和西方人敬畏的“上帝”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上古文献中的“上帝”后来逐渐演化成了“天”，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信仰就是“天帝”信仰。汉代的经学家马融、郑玄、颜师古等学者在《十三经注疏》中有这样的解释：
上帝者，天之别名；
昊天上帝，谓天皇大帝；
文祖，天也，天为文、万物之祖；
上帝者，天也；天，亦帝也。
可见，在古代中国人眼中，“上帝”和“天”只是不同叫法而已，都是对至高神,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的称呼。
基督徒称呼上帝为“天父”（heavenly father），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人也同样称天为“父”。《易-说卦》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呼母。” 《尚书-泰誓上》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
在华夏先祖的观念里，上帝不仅是万物之祖，而且对于世俗政权的兴替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尚书尧典》记载说，当尧把帝位蝉让给舜时，舜立即把这件重大 事件报告上帝，以表明继位的合法性。《尚书》中记载舜“肆类於上帝"，即向上帝献祭。同样，改朝换代也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不得妄动。商汤要起来造夏朝的反，却把责任推给上帝，“非台小子敢称乱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这叫做替天行道。《尚书-梓材》有这样的记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就是说，是上帝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 的先王治理。上古君王都敬畏上帝，顺天命而行。但是末代君王总是荒淫无道，于是上帝就把他们的王位交给有德行的人。《尚书·汤诰》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
《圣经》中的上帝的属性和作为包括：“爱、公义、审判者、创造者”，那么，中国古籍中的上帝的属性如何？
在中国人眼中，上帝也是至大、至高的神，是世界的主宰，人类的依靠。
《诗经》--上帝是皇，皇矣上帝∶上帝是最伟大的、至高者： 上帝是依∶上帝是人的依靠； 上帝是祗∶上帝是人类敬畏的神灵。
上帝是创造者，包括创造人类自身：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诗大雅蒸民篇）； “天生蒸民，其命匪諶。”（詩大雅蕩篇）
上帝掌握着人间的吉凶祸福： 《尚书》--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
上帝爱世人： 神之弔矣，遗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诗小雅天保篇）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莫。（诗大雅皇矣篇）
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尚书召诰）
基于对上帝的认识，中国古人敬畏上帝，因此对祭祀和祷告极为重视。孔子在《中庸》中解释说：“郊社之礼, 所以事上帝也"。《诗经-大雅-周颂》曰：“我将我享, 维羊维牛, 维天其佑之,.......我其夙夜, 畏天之威。” 意思是：“我将牛羊献上，祈求上天保佑,....我昼夜不懈, 敬畏上天威严。”
古代中国人常常在山上或在祭坛上向上帝献上祷告。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得孔子”，因此才给他起名叫丘，字仲尼。孔子自己也 是一个认真祷告的人。孔子病了，他的弟子子路问，是否可以为他祷告，孔子说，他自己已经祷告了很久了：“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丘之祷久矣。”。他们祷告的对象无疑是“天”。中国古籍对古人祷告的方式、用语记载不多，但是，民间的信仰实践显示，中国人一直相信“天人感应”，“心诚则灵”。他们认为，天与 人是相通的，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老百姓家中供奉的牌位也一直是“天地君亲师”，“天”总是放在第一位的。
帝王向上帝的祈祷则有专门的格式。《大明会典》 中记载了很多祈祷文。例如: “于昔洪荒之初兮，混蒙，五行未运兮，两曜未明，其中挺立兮，有无容声，神皇出禦兮，始判浊清，立天立地人兮，群物生生。” 意思同《圣经-创世纪》一章很相似。翻译成现代汉语如下： “起初，天地未创造之前，到处是混沌不明，天空没有金木水火土等星的运作，也没有太阳月亮出现。这时候，整个世界一片死寂，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任何有形 的东西。然而，一旦神皇 (上帝) 出来统管，就开始有了黑暗和光明的分别。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使万物世世代代不断地延续下去。”
由此可见，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也是中国人所信奉的上帝。如果存在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那么中国古人一定也接受了这种普遍启示，窃以为，这丝毫不足为怪。
但是，中国人显然从未接受过上帝的特殊启示。中国上古时期的上帝，从未像《圣经》中的上帝那样与人立约，对人间的事物提出具体的规定，或者提出具体 的生活方式的要求和道德的戒律。因此，上帝始终存在于中国人观念世界里，至高、超然。西周的统治者主张以内在的道德修养来获得上帝的支持，就是通过道德至上性获得神圣性。儒家进一步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行的修养努力而达到神圣。其结果是人们崇拜上帝的观念 逐渐淡化，上帝变成了一个不可预测的天命，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则变成更加抽象的“理”。
从中国人的信仰历程来看，越往上溯，对于真神的信仰越真诚。在老子时代，这种对独一神的崇拜就已经淡漠了，因此，老子感叹，“大道隐没了！”就是对上天的信仰失落了。从汉朝以后，信仰更加混乱，陷入多神崇拜。中国人能否重新回到独一真神信仰，我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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