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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是怎么闹腾起来的? 2010-07-23 22:21:38

这万维真邪乎,这一阵子怎么大家突然一窝蜂地对大跃进和大饥荒感起兴趣来了?有人说国内对此没有放开研究,那是不对的,其实多年来也发了不少颇有深度的反 思文章,笔者也读了好几篇。说大跃进饿死四千万农民也许真的不准确,没准儿也是受到了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影响,咱不得而知,也没法深究,也许将来某一天就会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到底有没有饿死人?有没有人相食的现象?饿死的人数是几千万、几百万,还是区区几十万,还是一个人都没有饿死?不过,等到那一天需要一定的耐心。

“大跃进”怎么闹腾起来的?

说起来,这和1957年老毛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关系。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确比较严峻,因此,毛泽东等人产生了一种很大的危机感,下决心采取非常规措施,快速达到富民强国的目标。

1957 年11 月, 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 15 年后, 苏联可以超过美国。这话刺激了毛泽东,使他感到了压力。于是也找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赶超目标,说: 15 年后, 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认为, 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把全国发动进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 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 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冒”一点。

毛泽东从莫斯科回来后,多次说,“我们这个国家,吹起牛皮来,了不起: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炎黄子孙,等等,但就是钢赶不上比利时,粮食亩产量很低,识字的人只那么一点点,因此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一些人,比如美国的杜勒斯等,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于是,毛提出了中国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又明确提出了“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时间越缩越短。

这还不够,毛还是等不及,又改主意了。1958 年6 月22 日, 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赶超英国, 不是十五年, 也不是七年, 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毛以为, 工业“以钢为纲”,钢铁产量是赶超英国的主要标志。8 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1958 年钢产量要比1957 年翻一番,达到1070 万吨,1959 年达到2700 万-3000 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成立人民公社。于是, 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开。

毛泽东等人认为,只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干劲,有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威信和坚强领导,中国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宣称中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 代。因此,中央把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任务的时间,由原定的十二年提前到五至八年,最后定在五年之内。1958 年6 月华东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了“在三年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2000 斤是完全可能的”就连一向低产的西北区也提出1962 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3000 斤的目标。

大跃进的“辉煌成果”

河北徐水县在“大跃进”的过程中, 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 万斤、小麦12 万斤、皮棉5000 斤等高产“卫星”。毛泽东在1958 年8 月4 日到徐水县视察时, 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亲自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 毛泽东听后大加赞许。从此, 徐水县这个名字响遍全国, 一时间成为“大跃进”的“明星县”, 是当时风靡全国的“共产主义试点县”。据统计, 1958 年3 月至10 月30 日, 先后有40 多个国家、930 多名外国人和3000 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前来参观。随后,张国忠向前来考察的刘少奇说,小麦12 万斤,光种一亩小麦就要用种子七百到一千斤,受到了刘少奇的质疑。

看看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的报道吧,多么振奋人心啊!《小麦低产区树起红旗,郓城县宜路乡出现了3540 斤高产纪录》(1958 年6 月17 日二版),《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1958 年9 月5 日一版)。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的上报早稻亩产达到了36900 多斤、花生亩产达到1 万多斤时,1958 年8 月13 日《人民日报》以《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为题,欢呼:“这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事迹来”。河 南西平县小麦亩产7320 斤、四川郫县、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分别高达82525 斤和130434 斤的卫星也是通过《人民日报》的报道而家喻户晓的。1958 年7 月23 日《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季的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宣布,我国小麦总产量已经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 ”。“一切以农业产量只能以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

一些地方领导人为响应中央号召,更是提出一年建成社会主义,五年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河北徐水县委机关报《徐水报》向党和全国人民展示了雄心壮 志:徐水县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1963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河南省在南宁会议上提出要在当年麦收前全省实现水利化,年底全省城乡消灭文盲。

1958 年《人民日报》报道“第一颗甘薯大卫星——浏阳一亩田产了五十六万多斤”。报道说,这颗卫星是从1.03 亩石子黄泥土地发射出来的,90 个人共挖了3 天才挖完。为了证明报道的真实性,特别说到,县常委、县长亲往验收,参加验收的还有某公社第一书记及农业局干部十余人。

公社社员突然一个个成了农业专家。山西洪赵县委还向中央写了一个“就实论虚”的报告,提出,小麦亩产究竟可以达到多少?他们引用社员的话说“我们可 以改良小麦的习性,比如使他们和谷子嫁接,让每个麦穗有八寸到一尺长,每穗结籽500 粒,每亩如果是250 万株,还可以产到89000 斤,再如果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或麦粒象石榴那样大,产量就无法计量”。中央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希望运用这一方法总结各项作物的经验。嘿嘿!太有才了!钱学森 不是还撰文证明过这不是不可能的吗?你看看照片上那位姑娘,她不是坐在密密的水稻上的吗!那还能有假?

结果怎么样,就不再罗嗦了。至于大跃进时期炼出了多少中看不中用的铁疙瘩,那是另一个问题了,这里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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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枫苑梦客 留言时间:2010-07-25 15:43:19
Liny,

遵嘱将把那段文字单独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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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枫苑梦客 留言时间:2010-07-25 15:42:02
峨嵋峰,

谢谢!让我们为我们的民族祈祷吧。一个对上帝失去了敬畏之心的民族,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呢?中国历代封建皇帝还定期祭天,当发生天灾人祸时,帝王们都要反省自己: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上天会发怒?然后,沐浴斋戒,拜祭天地,甚至向天下发出罪己诏,公开对自身的过错和失败进行反省忏悔,向上天,向所有百姓承诺一定会改正错误,并要求天下人务必要劝谏、监督自己,以此来获得上天的原谅,免得上天降罪、百姓受苦。而一个失去了对上天敬畏之心的独裁者,他为什么要忏悔?他对谁忏悔?死掉几千万生命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不得不做了一生唯一的一次所谓的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如此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很难让人相信他的检讨是诚恳的。而事实上,他坚持错误,从他对林彪吹捧自己的肯定和随后发动的大报复行动,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他曾对毛远新说过:“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已诏。”明显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皇帝位置上,但却不愿承担一个皇帝的责任和义务。

愿上帝怜悯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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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y 留言时间:2010-07-25 09:26:58
支持作者的观点。建议作者把回答香椿树的那段文字另成一篇文章单独发布出来,以飨读者。

大跃进的来龙去脉是狠清楚的,它是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和政治上个人独裁专断的产物,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是有识之士的共识。可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毛派为了继续维护毛泽东一切正确、永远正确的神圣地位,不惜颠倒黑白、篡改历史,他们指鹿为马,倒打一耙,硬是把大跃进和由此造成的打饥荒的责任一股脑推给实际上是给毛泽东擦屁股的刘邓身上,而把大跃进-大饥荒的始作俑者毛泽东美化为纠左反胡夸的英雄。天下还有比这更荒唐和无耻的事么?香椿树和那个lesson就是一直不遗余力地搬运乌有之乡的垃圾到万维论坛忽悠读者最卖力的人。可是他们的市场不大,因为不仅绝大多数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不会受骗,就是80后90后的人,绝大多数也都有识别能力,毕竟现在有互联网,毛共垄断话语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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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峨嵋峰 留言时间:2010-07-25 03:26:13
一个远离神的民族,至今还才瞎折腾。你们看看圣经吧,看看上帝是怎样管教他的选民 - 以色列。

因为立场不同,相互利己证据,多是会有偏薄。要反思一下我们民族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人的灾难。

以西结书 5章 剃发预表百姓遭灾

1 “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 2 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 3 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 4 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 5 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 6 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 7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 8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 9 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着行。 10 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施行审判,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方”原文作“风”)。” 11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 12 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方”原文作“风”),并要拔刀追赶他们。 13 “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忿怒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 14 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 15 “这样,我必以怒气和忿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16 那时,我要将灭人使人饥荒的恶箭,就是射去灭人的,射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所倚靠的粮食; 17 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叫你丧子;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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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吾丁 留言时间:2010-07-24 18:51:38
“大跃进本身并没有错,超出正常范围就错了。”

----哈哈,说这种风凉话谁不会啊,这样的漂亮话有什么意义?

我把您这两句话合并成一句,“超出正常范围的大跃进就是错的”,对吧?
实际上大跃进已经超出正常范围了,所以大跃进就错了。

推论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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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xplsz 留言时间:2010-07-24 18:47:53
刘少奇先生是个斗争派,总想挑战毛泽东,只可惜技不如人,功亏一篑,愿赌服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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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枫苑梦客 留言时间:2010-07-24 17:04:08
香椿树,lesson,

资料我还有,但是,没必要再多说什么,我对谁第一个提出反对“五风”,谁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真是一点都不感兴趣,那不能说明老毛不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和大饥荒的第一责任人。我一点都不想替刘少奇辩护,我没有那个责任和义务。我看到的只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因为执政者瞎折腾而使老百姓遭受的深重苦难。。。。而反思这场人为造成的苦难需要良知和勇气。一味地替谎言寻找说辞,对事实加以掩盖失去的是做人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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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esson 留言时间:2010-07-24 16:50:45
博主骗术不高明。 移花接木已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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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椿树 留言时间:2010-07-24 16:13:58
你总在回避一个问题,第一个提出反对“五风”的是谁?第一个压缩空气的是谁? 如果你不是故意造谣,看看第二次郑州会议资料,尽管被人阉割了, 还是能看到刘少奇带领的手下到底是什么东西。 刘少奇完全是用白区对付国民党的办法对付毛泽东,你说钢产量估计15年能赶上英国,刘少奇就三年赶上英国,毛泽东制定的400/500/800为粮食产量目标,刘少奇就解放思想亩产万斤。毛泽东刚刚离开徐水,刘少奇后脚就去鼓励作假, 完全是厚黑学中的补锅法。

刘少奇从建国之前就反对公有制,反对合作化,更反对人民公社。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公有制条件下无法形成官商学狼狈犬联合贪污,无法让权力变成金钱,通过生殖器传递给下一代。 辩论不过毛泽东才采用这种下三烂手法。59年的时候就前台鼓吹跃进,后边偷偷鼓励包产到户, 完全是一个两面派手法。

59年刚接手国家主席就迫不及待地分田到户。你知道安徽省饿死人是怎么饿死的? 公社骤然解散大部分农民没有大牲畜没有农具,分散的农户无法抵御天灾才造成面积减产。

你不是要资料吗, 真替你准备点。
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

黄岭峻
一、跃进前及跃进初(1958年8月以前)
乙、毛泽东同期的言论和中央的决议

A
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3、64页)

B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吴冷西:《忆毛主席》):

1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  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的说一年实现的,有的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 “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 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 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70、72页)

D
毛泽东说:我们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些时间,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英国(中国确实在钢铁产量上,用十五年的时间,在七十年代初超过了英国。见薄一波的书)(刘少奇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年三年就行。明年后年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刘少奇讲:我国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 E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民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刘少奇说: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净种地,作工的净作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兵学商。) F
毛泽东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社会性的服务组织,过去已经有了。(即在旧社会的中国、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有了,不是什么新鲜事……。)(刘少奇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是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萌芽。)
——————————————————————————————

刘少奇的有关言行及相应报道
A
1958 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笔者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刘少奇在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B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笔者注)。“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C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D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176页)

E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

F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G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

H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 ‘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



二、在大跃进中、后期(1958年9月以后)的言论比较
甲、 刘少奇的言行和当时的报道
A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 17日《人民日报》)青年一代不懂什么叫“共产风”,不知道什么叫“穷队和富队拉平”,“搞平均主义”,“刮共产风”等等,看了刘少奇在河北徐水县搞的“共产主义公社试点”的经验情况,看了李先念的简要介绍,就略知一二了。

B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副主席在9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人民日报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 ---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
---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
---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
---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
---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

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少奇同志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按:在这之前,刘少奇把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放在第一条,说它是“共产主义萌芽,现在放在第二条,把它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了。---笔者注)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按:这条很要紧,现在报纸上只登一句话作提纲,到19日,少奇同志视察江苏时就具体阐述了。---笔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

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要比较稳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人民日报》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报导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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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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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

刘少奇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锁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乙、 毛泽东同志同期的言论和中央的决议
A
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 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指刘少奇,下同)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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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58年10月对田家英、吴冷西说: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毛泽东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骡,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毛主席还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吴冷西:《忆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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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和吴冷西调查刘少奇去过的七里营等地回来后的实情报告后,发表评论说: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集体住宿”即刘少奇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就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的办法,这就是刘少奇鼓吹的主意---笔者注)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95---103页)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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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按:毛泽东的意见非但不听,就连写上中央《决议》的话也敢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实权在毛之上---笔者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吴冷西:《忆毛主席》 108-1 13 页)

E
毛泽东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力纠“五风”

第一节 郑州会议 1958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以后,从9月开始,毛泽东相继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觉在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受刘少奇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和他在河北、河南等地鼓吹“穷过渡”等讲话的影响,出现了一大堆混乱思想。有许多人急于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实行全民所有制,主张消灭商品经济等等。针对这种情况,他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着重研究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话,带头提出了一些纠正“五风”的意见:

一、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也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原则界限。对于澄清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积极作用的。(毛泽东以上讲话内容,见他4日和10日讲话稿)

二、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少奇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1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的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他说: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泽东 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三、实事求是,不许说慌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毛泽东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四、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中,反复倡导读马列的书,力求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以统一思想和行动,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两个文件,一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二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当时中央领导层许多人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五风”错误开了一次头。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 ① 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 ② 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办。毛泽东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一条线划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它问题以此类推。尽管毛泽东辛辛苦苦力纠“五风”,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进行耐心的沟通,然而他们在意么?没有。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  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 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共产风”、“高指标风”,他们照旧鼓吹,有增无减。

第二节 武昌会议 为继续纠正“五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关于纠正“五风”的意见,有以下要点:

一、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刘少奇),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二、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在21日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他说这一句,在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个办法就比较可靠了。显然,毛泽东是要集思广益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认真研究如何办好人民公社。

三、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 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明年 3000 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 1959年钢产量为 2700-3000 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他还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压缩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仍然偏高。但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四、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要求经济事业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他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毛泽东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五、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六、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还有用,不能破除,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 11月23日)。

第三节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五风”错误的认识成果。

一、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接着《决议》还分析了那样做的危害性。《决议》中的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泽东修改时加进去的,是专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刘少奇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而进行的批评。为使读者研究,现将毛泽东在《决议》中加进去的文字转录如下:“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少的距离:就是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1958年12月人民日报有关刘少奇的“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论调,请参阅本论著前面的有关文章)

二、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决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的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这是我们以决议的形式,对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的明确肯定。

三、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把握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压缩空气”,降低生产指标,但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规定的粮、棉、钢、煤等四大指标仍然偏高。如钢的产量由 2700---3000 万吨降为 1800 万吨左右,仍没有足够的能量抵抗刘的热情并降到应该的合乎实际的数字。全会期间,毛泽东于12月1日,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对继续纠正“五风”提出了以下意见:---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毛泽东指出:“本来是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但是后头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广到全国去了。我的意见就是说,我对这个口号有怀疑,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我曾经是有怀疑的,在4月武昌10个省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可以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把这个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时间拖长一点,无疑是当机会主义,这样的机会主义我很愿当,当了有味道。” ---指出围绕人民公社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这个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争论时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我看,大概可能有几十万干部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性急了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作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太急了没有好处。” ---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在我们国家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说:“现在要搞一个空气压缩机,把空气压缩一下,我们脑子里的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要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我看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毛泽东指出:“巩固和垮台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他说,我倒是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垮台、崩溃、分裂,剩下一些游击队。他强调: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管着,就是说,我们这些倒霉,尽管怎么样,总是暂时的,就整个说,是局部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没有了。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的不好。那种挫折、那种分裂、那种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就人民公社问题说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巩固,力求它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准备。他进而引发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论述,反映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认识和郑重态度。毛泽东这番话是在三十多年前说的,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失败,仍然具有震耳发聩的指导作用。

第四节 第二次郑州会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 “共产风”的问题。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的批评和纠正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少奇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核发,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公社基本一致---笔者注)

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的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 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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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反“五风”,毛泽东向省、地、县、社、队致公开信(《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必然的认识。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地,不胜光荣之至。

三、遇到困难后(1960年以后)的言论比较

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毛泽东同志同期的言论
“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薄一波)
“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薄一波)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四、在七千人大会上
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在大跃进期间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就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來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

2月6日下午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问题,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周恩來讲了国內经济问题,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來的问题承担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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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韫栋砳 留言时间:2010-07-24 15:38:38
<P>大跃进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郭道晖的文章《<A href="http://blog.creaders.net/Yundongle2010/user_blog_diary.php?did=66059" target=_blank><FONT style="BACKGROUND-COLOR: #ffed43" size=4>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FONT></A>》对此有叙述。下面两段取自郭道晖的文章。</P>
<P>‘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少奇还组织人写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BR> <BR>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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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枫苑梦客 留言时间:2010-07-24 15:24:48
信济,谢谢评论。当然应该把大跃进这场人为灾难放进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来看。这恐怕首先来自于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而唤起的忧患意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战略也给毛泽东带来了压力。大跃进运动是一场空想社会主义运动,而追求幸福美满的理想社会是人的天性。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东方的新村主义一直强烈地影响着中国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这种“大同理想”也一直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因此,共产党取得并稳固了政权以后,急于进行理想社会的试验是很自然的。可惜,试验失败的苦难是由广大人民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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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枫苑梦客 留言时间:2010-07-24 15:22:38
秋的思念,

有句古话说,“上有好焉,下必趋焉”,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东观汉记-马廖传》云:“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用匹帛。”拿来形容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政治是再合适不过了。本来可以追究责任,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该下台就下台,以警诫他人,吸取教训,避免发生同样的灾难,可是一句“全党的责任”就糊弄过去了,到底达到了什么效果?干部队伍中一直盛行至今的说谎,浮夸,虚报、瞒报难道和大跃进没有关系?中国的统计数字向来为人怀疑,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当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正是因为他没有及时承担责任而导致了更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国防大学研究员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分析认为:毛泽东“当然知道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重要,……但是他认为坚持他自以为正确的意见更重要,……在坚持组织原则和坚持他的意见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他放弃了组织原则,认为组织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长期的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长期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有责任指导党。……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中央集体常常无条件地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此,虽然在浮夸风盛行之时,许多领导人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大跃进’时,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也没有说话”可见,由于民主制度的破坏,当毛泽东违背经济规律提出大跃进、高指标,致使浮夸成风时,已无法用领导集体的力量来纠正其错误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成功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难道茫茫大地,数亿苍生就该任由一个人拿来当试验品?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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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济 留言时间:2010-07-24 13:35:44
为什么到了现在两派观点还总是要彻底否认对方有一定道理?说一点文革的好,右派就要跳;说一点文革不好,左派又不开心。这恐怕就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尚中庸、唯功利是图以救亡的遗风所致。现在这还是置身事外的讨论,就可见当初毛刘身在局中决策的艰难了。不能理解那种艰难,就是讨论了也是白讨论。
真诚的希望大家能摆脱没有必要的情绪化心态,就事论事、放眼长远的来讨论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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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m 留言时间:2010-07-24 08:48:16
你两个人都很极端。。。这两个人都有责任。。。当然无论好事坏事,第一把手责任最大,但总的来说,是全党的责任,把责任推给一个人,居心叵测。。。作者后面好像是京夫子的。。。偏颇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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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枫苑梦客 留言时间:2010-07-24 05:22:58
谢谢香椿树补充的毛泽东讲话。在你看来,老毛一贯正确,大跃进饿死人不仅没有责任,而且领导有方。饿死人都是因为刘少奇、邓小平这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死有余辜,大跃进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是不是你的意思?但是,你不要随便找些老毛的讲话排列在一起做说辞,那样缺乏说服力。下面引用一些研究结果,如果你觉得有问题,请提出来具体反驳意见。

1958年5月间开始的大跃进, 是从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开始的。从1955 年开始,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自己的构想, 认为经济建设必须加快, 认为反对“现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很有必要。把原定1967 年实现的指标改为1962年实现。工农业的高指标, 导致了基本建设投资的一再增加, 致使生产和基本建设秩序混乱, 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紧张的局面。周恩来总理十分着急, 于是他同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一起, 决心在经济工作中开展反冒进。

1956 年6 月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刘少奇等人修改的《要反对保守主义, 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反冒进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冒进的势头基本上得到了遏制, 保证了1956 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然后, 周恩来等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 继续贯彻了反冒进的思想。在1956 年9 月党的八大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中, 强调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对于反冒进, 毛泽东一开始就不是十分赞成的, 但他采取了相当克制和保留的态度。1957 年九、十月后, 波匈事件平息,社会主义阵营暂时得以巩固。与此同时,反右派斗争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这个时候起, 毛泽东决心反“ 反冒进”了。

在1957 年9-10 月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 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 年到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修正草案) , 并于10 月25 日公布, 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

1957 年11 月下旬, 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 连续召开会议, 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

在1957 年12 月底至次年初的杭州会议、1958 年1 月的南宁会议、3 月的成都会议和5 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毛泽东多次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批评。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不得不一再违心地做检讨。通过这些会议的发动, 加上宣传媒体的推波助澜,“大跃进”的浪潮很快席卷全国。刘少奇在1958 年3 月的成都会议上也作出了自我批评。

1958 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创议而提出的“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 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 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

全国范围内迅速到来的“大跃进”局面, 使刘少奇的思想产生了急剧的变化。正如他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所说的: 1958年上半年的形势, 使我们“ 感到惊喜和振奋”。在这样的心态下, 刘少奇对“大跃进”初期的发展趋势, 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信心。

80 年代, 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时曾经说过:“ 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 我们不发热? 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 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 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 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1958 年4 月11 日, 刘少奇在接见东德新任驻华大使汪戴尔时说:“ 由于各方面工作的大跃进, 过去拟定的计划指标太低了, 需要大大地修改。我们提出了十五年后赶上英国的口号, 按目前情况看来,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时间, 估计十年就可以赶上了。我们没有公开宣传, 但是心里是作了那样的打算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各方面工作都需大跃进。”

1958 年6 月14 日, 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 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 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 这样, 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7 月14 日到18 日, 刘少奇对山东进行了视察。在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时, 刘少奇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 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 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刘少奇在参观了寿张县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 万斤的玉米, 3 万至5 万斤的谷子,30 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 斤籽棉的丰产后, 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 他们没敢想的, 你们做到了, 这是个革
命。”

9 月19 日至28 日, 刘少奇又视察了江苏城乡。他连续行程数千里, 还同社员一起参加深翻地的劳动。刘少奇在听到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说试验田可亩产稻谷1 万斤后说:“1 万斤还能再多吗? 你们这里条件好, 再搞一搞深翻, 还能多打些。”

刘少奇的视察, 激发了劳动群众的干劲和热情。山东一家面粉厂职工写信给刘少奇, 保证在生产面粉的同时, 年底炼铁2500 吨, 钢胚9500 吨。宏伟社决定将原计划亩产籽棉1.5 万斤提高到2 万斤。这就像玩戏法一样,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由于“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 加上从1959 年起, 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 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刘少奇开始反思这场运动, 并提出了纠正的措施。

1958 年2 月到11 月, 刘少奇多次外出视察, 累计长达120 多天。在视察中, 他为一些不讲科学、不顾客观条件的做法和弄虚作假、浮夸风感到不安。

1958 年9 月, 刘少奇到河北徐水县视察。当张国忠汇报说今年有的地方一亩小麦播撒种子七百到一千斤时, 他产生了怀疑。刘少奇对张国忠说:“一千斤种子就是一千五百万棵苗, 这恐怕草也长不起来吧。”“我建议你们算一算账, 算一算一亩高产作物用多少人力、肥料、畜力、水等成本费, 收多少粮食; 种十亩( 普通作物) 用多少成本费, 收多少粮食, 看哪个合得来。”

10 月中旬到11 月中旬, 刘少奇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视察。随着调查的深入, 看到全国各地虚报产量的现象愈来愈严重, 报纸宣传也不加核实地加以报道, 他更加忧虑了。11 月5 日, 刘少奇在宁波视察时对当地负责人说:“ 现在许多地方的产量都要打折扣, 报纸登的不符合实际, 不能全怪报纸, 是你们地委县委自己报的。问题是干部作风问题, 要反对说假话, 要反对这种虚报浮夸的作风, 要踏实一点。”

从1958 年开始, 由于“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盛行, 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首先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57 年到1960 年,重工业增长2.3 倍, 农业却下降22.8%。其次是农业遭到严重破坏。以粮食为例, 1957 年我国粮食产量3901 亿斤, 1958 年4000 亿斤,1959 年下降到3400 亿斤, 1960 年又下降到2870 亿斤, 1961 年则又减少到2710 亿斤。由于粮食大幅减产, 城乡人民平均粮食供应量减少, 一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据1960 年的正式统计, 当年全国总人口比1959 年减少一千万。

面对如此惨痛的事实, 刘少奇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1958 年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 年7 月庐山会议前期, 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 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着手纠正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问题。刘少奇在参与领导纠正错误工作的同时, 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并试图从理论上寻找答案。

在1959 年夏的庐山会议上, 刘少奇提出“ 成绩讲够, 缺点讲透”的意见, 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在一次小组会上,刘少奇提出了三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第一, 从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看,“ 左”和右这两个方面, 哪一个是主要倾向? 第二, 1958 年北戴河会议之后的三个月里, 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 第三, 当时把钢产量落实到1300 万吨, 算不算右倾机会主义?希望大家展开讨论。刘少奇提出的这三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实际上已触及到了党内在思想认识上的敏感点。7 月23 日后, 毛泽东对彭德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使会议气氛骤变, 会议从“ 纠左”转为“反右”。会议没有按照预定的方针进行下去, 这一纠正错误的积极尝试也被迫中断。

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经济建设再一次陷入了一味强调“ 大干快上”的误区。1959 年底, 刘少奇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若干经验总结》里指出:“1958 年大跃进之后, 1959 年计划应该订低一点, 留有余地, 较为主动。但在年初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实际的。当时对于六亿多人民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之后到底有多大的力量, 还没有摸到底, 在北戴河会议时, 在人民群众中唤起了伟大的生产潜力, 我们大家都感到惊奇和兴奋, 似乎一切都是顺利的, 对于1959 年生产3000 万吨钢的计划是接受了。这就埋伏了被动。”

1960 年1 月1 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中提出:“ 我们不但对于一九六○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 充满了信心, 而且对于整个六十年代的继续跃进, 也充满了信心。”1960 年1 月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 1960 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 年更好。会议过高地规定1960 年度钢产量为1840 万吨, 粮食产量为6000 亿斤, 并脱离实际地提出今后八年中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的设想。这就使高指标、浮夸风、“ 共产风”在全国蔓延开来, 比例本已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刘少奇出席了一月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 对中央的决策没有表示异议。

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的蔓延, 给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从1960 年上半年开始, 工业发展呈现全面下滑的势头, 农村形势更加严重。由于1959 年虚报粮食产量和高征购的结果, 许多地方把农民应该留的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购走了, 各地粮食供应普遍紧张, 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日益突出。从1960 年上半年开始, 全国各地都进入了经济严重困难时期。

1960 年6 月,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 讨论了国内的经济问题。会议期间举行了部分省部领导座谈会, 刘少奇在会上要求全党正视问题的严重性, 坚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他强调指出:“今后还要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但要着重了解事情情况, 着重实事求是。”

1961 年3 月, 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 毛泽东再次强调调查研究问题。会议结束后, 刘少奇决定自己到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掌握第一手资料。4 月1 日至5 月15 日, 刘少奇率领调查组在湖南湘潭、长沙、宁乡等地视察工作和蹲点调查, 历时44 天。回湖南调查前, 刘少奇特地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 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 直接到老乡家, 睡门板, 铺禾草, 既不扰民, 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 想住就住, 想走就走, 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介绍, 刘少奇决定去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 了解实际情况, 天华大队是一个全省闻名的先进单位, 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树立起来的“红旗大队”。在刘少奇来之前, 中央曾经派出了一个调查组, 在这里搞了近两个月的调查, 得出的结论是: 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 并向中央写了报告。

然而刘少奇调查的结果, 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由于“左”的错误的深刻影响,天华大队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 粮食连年减产, 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虚报浮夸。由于大队书记彭梅秀等人施加压力, 也迫于“红旗大队”荣誉的压力, 天华大队的干部群众不敢反映实际情况, 因而使中央调查组得出了一个与事实不相符合的结论。

4 月13 日,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干部座谈会议上指出, 不要怕不办食堂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 不要人民公社了, 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 怎么有利于群众的方便。在办与不办食堂问题上, 刘少奇认为一定要自愿, 自愿就办, 不自愿就不办, 办得好就办, 办不好就散。他还指出, 不加入食堂的, 也不是反社会主义; 反人民公社,也不是不光荣, 不要对他们歧视, 生活单干还是社会主义。经过进一步调查研究,刘少奇对农村办食堂有了新的认识。

4 月17 日,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总支委会议上指出: 1958 年10 月1 日一声喊, 食堂就办起来, 那是大错误, 应该吸取教训。他还说:“ 食堂没有优越性, 不节省劳动力, 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 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 已经浪费了几年了, 不能再浪费下去。”不久, 天华大队的食堂就陆续停办了。

5 月1 日, 刘少奇在长沙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人谈话。他说:《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三年来, 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 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 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 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刘少奇说: 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 放“卫星”,《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 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 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 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

5 月2日, 刘少奇又来到自己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进一步进行调查。5 月5 日晚上, 刘少奇约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李桂生聊家常。李桂生直言不讳地说:“叫我看, 去年粮食减产, 干旱是有一点影响, 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 主要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 是‘五风’刮得这样! ”5 月7 日下午, 刘少奇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他问乡亲们:“乡亲们说说看, 社员的生活比1957 年是好了还是差了呢? 不是好, 是更差了吧? 更苦了? 生活更困难? 生产比以前是降低了! 是这样, 就承认这个现实。”几个乡亲说:“生产是降低了, 生活差了。”

5 月8 日, 刘少奇来到赵家冲, 看望自己的大姐刘绍德。刘绍德的女儿鲁新秀告诉刘少奇说:“ 舅舅, 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 这两个月就死了11 人, 我父亲就是因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刘少奇心情沉重地说:“唉! 我很对大家不起,中央对大家不起, 我们工作中有错误啊!再也不能这么搞下去了。”

5 月15 日, 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 天的湖南调查, 离开长沙回北京。他带着一个多月来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 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同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 并准备对国民经济的现状进行调整和恢复。刘少奇这次回家乡调查, 得到了很多的第一手材料。他觉得, 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是到了非下决心、下大力气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在中央领导人中,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直接工作在国民经济第一线, 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在党内, 刘少奇是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 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的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的结论。

1961 年5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刘少奇严肃地说:“如果不是严重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减产? 为什么要后退? 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回过头来考虑考虑, 总结经验, 我看是到时候了, 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5 月24 日, 刘少奇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全党都不敢触及的问题———反“左”。他说:“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已反了几年。郑州会议以后, 在农村实际上是反‘左’的, 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 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 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 大家可以考虑。”5月31 日,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他说:“在大多数地方, 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 有很多的缺点错误, 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

在党内会议上,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站出来明确地提出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是造成困难形势的主要原因。刘少奇的讲话, 在高层领导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毛泽东在会上说:“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 就一定要受惩罚, 我们就是受惩罚, 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土地瘦了, 人瘦了, 牲畜也瘦了,‘三瘦’不是惩罚是什么?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 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 年, 现在要总结经验。”

1962 年1 月11 日至2 月7 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共七千多人, 史称“ 七千人大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由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主报告。刘少奇考虑这个报告时, 抱定宗旨, 要根据自己在湖南农村调查摸到的真实情况, 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决心不回避矛盾, 不回避大家关心的问题, 以此真正实现全党思想的统一。

报告是刘少奇主持一个工作班子在会前起草的, 这个报告稿发给与会人员征求意见后, 毛泽东认为“ 代表中央的报告已印发, 不必在会上发了”, 他要少奇“ 口头敞开讲讲, 可以加深大家的理解”。刘少奇又连夜写了个口头讲话提纲, 全面估价了1958 年大跃进以来的形势, 实事求是谈到了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刘少奇在列举当前存在的困难之后,分析了造成困难的原因。他在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两个“ 三七开”的观点, 即: 一是成绩缺点三七开, 七分成绩, 三分缺点和错误, 二是困难三七开,“ 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他指出: 全国总起来讲, 缺点和成绩的关系, 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 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 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有三个指头, 成绩还有七个指头, 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 农民说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你不承认, 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 成绩不是主要的。

薄一波曾指出:“在七千人大会上, 少奇同志充分实践了他在《修养》中倡导的共产党员襟怀坦荡、实事求是的优秀品质。”据参与报告起草班子的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后来回忆:“接着他就讲, 湖南老百姓讲困难的原因是‘ 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人祸’就是我们自己犯错误。后来我们写稿子都没有写, 没有把这个‘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写进去。但是少奇同志在即席讲话当中又讲了。少奇同志就是这样, 讲话非常的尖锐, 听的人要出一身冷汗, 很严格的一个人。”

针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 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认违背了客观规律, 认为“ 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认识到“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 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 对于我们来说, 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同时, 毛泽东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在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 如果讲到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 现在别人说我, 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在七千人大会上, 毛泽东又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 直接的归我负责, 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 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 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但另一方面, 毛泽东认为困难并不大, 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在庐山会议上, 他说:“总路线有问题, 大跃进有问题, 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 据我看, 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

七千人大会后, 毛泽东去南方视察,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 通力合作, 在一系列会议上, 加大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力度和范围。

为了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2 月下旬, 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即西楼会议) 。会议讨论了1962 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刘少奇在会上指出, 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处在一个非常的时期, 要解决财政经济困难, 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当发现1962 年财政预算中存在三十多亿元的赤字时, 刘少奇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 即七千人大会) 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 有问题不愿揭, 怕说漆黑一团! 还它个本来面目, 怕什么? 说漆黑一团, 可以让人悲观, 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同时, 刘少奇还说:“怕什么丑呢? 今天不揭, 明天还要揭; 你自己不揭, 别人要揭; 活人不揭, 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刘少奇在会上提出, 当前国民经济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 即非常时期, 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刘少奇还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 人民受了这么多苦, 要为他们分忧啊! ”西楼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由陈云出任组长, 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这些措施, 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1962 年5 月7 日至11 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通称“ 五月会议”) , 再次强调并力求解决对国民经济形势的估计不足的问题。这一次会议是一次继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后的又一次统一思想、统一步骤、调整经济的会议, 比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更进了一步。刘少奇宣布了会议的议程, 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困难到底有多大? 是不是有这样大的困难? 我们现在是把困难讲过头了, 还是讲得不够, 还是讲得差不多了?

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在这次会议上, 刘少奇说了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 左’了那么多年, 让我们‘右’一下吧! ”在刘少奇主持下, 会议讨论通过《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 下决心对国民经济作大刀阔斧的调整。“五月会议”之后, 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全面铺开, 并且很快见效。当年底, 经济形势开始复苏, 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6.2%, 刹住了3 年连续下跌的势头。财政收支平衡, 略有节余, 消灭了连续4 年的赤字。

七千人大会后, 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察。一些地方负责人说,形势去年比前年好, 今年又比去年好。这让毛泽东的情绪很好。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 毛泽东很不满意。1962 年夏,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当面批评了刘少奇:“你急什么? 压不住阵脚了? 为什么不顶住? ”“西楼说得一片黑暗, 你急什么? ”“三面红旗也否了, 地也分了, 你顶不住? 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 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 历史要写上你我的, 人相食, 要上书的!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 从中南到西南, 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 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 今年比去年好, 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 讲光明不合法了。”

1963 年9 月, 中共中央举行了工作会议, 讨论1964 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发展问题。会议决定: 自1963 年起, 再用3 年的时间, 继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调整工作, 从恢复时期逐步走向了一个发展时期, 调整重点也发生变化: 从大规模缩减、大幅度后退转向加强薄弱部门和薄弱环节, 贯彻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同时开始了一系列的国民经济改革的试点。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 从1963 年起, 国民经济开始明显好转, 到1965 年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工作。1965 年底, 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庄严宣告:“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 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 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然后嘛,就是文化大革命。香椿树,请你补充点资料吧。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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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椿树 留言时间:2010-07-24 03:02:35
够不上文人头衔也会玩这种时间错位移花接木,补过50年时间你们这些人同你们的父辈一样没有长进。问题是现在是信息爆炸时代,上一悲人使用的欺骗手法不灵光了。 帮你补充点资料吧。 大跃进本身并没有错,超出正常范围就错了。刘少奇等官僚目标是搞垮集体化,所以故意浮夸共产这样瞎折腾,目的是回头搞承包, 然后分田,私有,这个目的刘少奇没有实现, 也就是含冤而死, 直到小平继承遗志,终于让富士康回到中国,让工人无奈跳楼,让男人下煤窑,女人站街洗脚。

1.“—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2.“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对调查中发现“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的浮夸风现象的批评)

3.“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对 “共产风”现象的批评)

4.“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1958年11月)

5.“经济学家很‘左’,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标准各不一样。有和尚标准,恩格斯要吃油、吃肉……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指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教授参观徐水大学,一看一月发五元,每天吃不到两合前门牌,你叫优越性?……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1958年11月对“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批评)

6.“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与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没有。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完全正确(第十三页)。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同上)

7.“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

8. “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为此需减少劳动时间,六小时至五小时劳动,再是要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多面手。“自由就业”,我不大懂。学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开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没饭吃。三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四要提高工资,至少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增加工资的办法是增加货币工资,特别需要的是降低物价。” (1958年毛泽东谈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之三)

9.“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10.“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同上)

11. 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的《党内通信》)

12. 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同上)

13. 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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