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机会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学习圣经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在这封书信里引经据典，阐明了上帝已经在祂儿子基督耶稣里完成了福音。这福音可以使人因信而称义，彻底改变人在上帝面前的身份与地位，赦免人所犯的一切罪过，使人与上帝重新建立牢不可破的亲密关系。同时，重点讲了外邦人的罪与救赎。保罗是犹太人，当然首先希望犹太人得救。因此，他严厉指斥犹太人在上帝面前所犯的罪，并呼吁他们悔改，归向上帝。他每到一处，首先是到犹太人的会堂讲道。但是当犹太人拒绝福音后，他把目光转向了外邦人，因此他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

一说到“罪”，人们便会很敏感，马上会想到杀人、放火、抢劫、偷窃、诈骗这些犯“法”的事。这些当然都是罪。但是，严格说来，这是由人里面的“罪性”外在化的“罪行”。罪性是隐藏在人内心的，眼睛看不到，而由罪性产生的罪恶行为则显而易见，并对社会造成破坏，对他人造成伤害。

圣经中讲的“罪”，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的含义都是“未中鹄”，“偏离了目标”，就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偏离了；也就是说，罪是指人没有完全达到神的道德标准，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是完美无瑕，全然圣洁的。当人不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或违背上帝任意而为时，便身陷罪中。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带给他们的是灵里的死亡和堕落。罪由一人进入了世界，并遗传给后代子孙，因此，人类的内在天性都具有因叛逆而带来的罪性，而罪性则成为人类一切堕落、灾难、痛苦和死亡的根源。因此，人一生下来，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罪人”。大卫在诗篇51：5中承认：“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圣经新约对罪的定义更为严格，“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四17）在这种意义上，应该做的不去做，便是犯罪。该行善的不去行，便是亏欠，就是罪；该指斥罪恶而不去做，也是罪。这些都是消极犯罪。另一种犯罪的表现是积极犯罪，“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壹三4）人用言行直接对抗神的诫命，就是“积极犯罪”，比如不顾许多确据、故意不信神，亵渎神，行一切的恶和不义，或者为虎作伥，包庇罪恶，为恶做帮凶。保罗指出，“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罗一28-31）

这里罗列的这些“罪”在任何一本中国传统儒家经典中都难以找到。有人比较了东西方文化的异同，认为，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道德为代表的“罪过文化”，而东方文化则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羞耻文化”。“羞耻文化”是和面子、尊严有关系的。社会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曾从民族文化差异角度进行解释。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把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差别归结为基督教“罪过文化”和儒家“羞耻文化 ”的区别。她认为,“一个社会灌输绝对的道德标准并依靠个人良心(来运作)，便是罪过文化。”但是,“在用羞耻作为惩罚手段的社会中，人们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恼,但并无罪过感。”懊恼和罪过感不同，懊恼无须通过忏悔和救赎来缓解。对于一个只有羞耻感而无罪过感的人来说，“只要他所做的坏事‘不为人知’，他就不必为此烦恼。就他而言，忏悔只不过是自找麻烦。”干了坏事尽量掩藏，只要不被人发觉就万事大吉，全然不受良心责备。

中国的儒家文化强调“人性善”，由此发展出来了一种社会道德原则叫做“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在“人皆有恻隐之心”的条件下推论出来的行为准则，就是对陷入苦难的弱者的一种同情之心。但是，这种原则推广开去，也可能会产生相当的负面作用，就是对罪恶的无原则宽容，甚至会发展到漠视罪恶，为罪恶辩解的地步。

前一段，唐骏造假门事件的曝光，引起了关于诚信和成功的强烈争论，正反两方面意见都有。唐骏是所谓的成功人士，“打工皇帝”、“年轻人楷模”，曾在日、美留学，任微软中国区总经理，盛大总裁，然后是新华都集团CEO，自称在新华都报酬10亿元。在他的简历上写着他曾获得“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打假专家方舟子调查后却发现，加州理工大学毕业生名单上根本没有这个人，后来才发现，他得到的是一个叫做西太平洋大学的野鸡大学的博士学位，这种学位只要花钱就能买一个。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人竟为唐骏辩护，认为，“英雄不问出处”、“唐骏已经证明自己的成功”。批评者则认为诚信是成功的基础，唐骏应向公众和投资者道歉，以维系社会基本的道德准绳。但是，直到现在，唐骏也没有道歉，因为，社会没有给他施加道歉的压力。

随后，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谈到美国的一个著名的造假门事件，主角叫劳拉-卡拉汉(Laura Callahan)。卡拉汉女士也是花钱买了假文凭，出事前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高级主管，年薪是美元六位数。其履历表显示，她获得计算机专业的学士、硕士学位和信息技术博士学位，都来自汉密尔顿大学(Hamilton University)。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卖文凭的野鸡大学。联邦政府很重视，随即进行调查。2003年7月至2004年2月，长达半年多。政府责任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于2004年5月11日完成了调查报告。题为“文凭作坊”(DIPLOMA MILLS)，副标题是：联邦雇员获得了从文凭作坊和其他未经认证的学校的学位，有些还用了政府的钱。联邦政府有463个公务员曾“上过”这三所学校。其中，美国国防部最多，有257人，事发后全部被迫辞职。

中美两国对两个相似的作假事件最后的处理结果全然不同，反映了两个社会基本道德观念和标准的不同。在一个社会中，无论是谁，作假都是不能容忍的，一经发现，都将受到严厉惩罚。而在另一个社会中，作假是可以被容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鼓励的，因为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作假在这种社会中是有助于个人和商业上的成功的。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形形色色的“假”--假文凭、假唱、假牛奶、假药、假处女、假乳房、假老婆等等，在中国会如此猖獗，屡禁不止。虽然很多有识之士也希望通过这次揭露唐骏造假，使“中国社会能多一点诚信”。可是，效果不彰。有人认为，唐骏造假和有些人的造假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是小巫见大巫。目前中国假的东西太多了，上行下效，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同时，也由于假的东西太多，无形中养成了人们的一种多疑症，不敢随便相信人和事物。最近，一些幼儿因为食用圣元优博奶粉引起性早熟再次引起消费者对乳品业的信任危机。家长们怀疑，女婴性早熟可能和圣元奶粉有直接关系，怀疑乳业新国标是否有效，人们担心圣元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三鹿，刚“缓过劲来”的中国乳业有可能再次遭到灭顶之灾。虽然卫生部很快便宣布调查结果：湖北婴幼儿性早熟与圣元奶粉无关，但是，人们的疑虑恐怕一时难以消除。

虽然有人非常讨厌别人对中国文化说三道四，但是我还是要不揣冒昧地说一说。中国社会目前出现的诚信问题其实和中国文化的缺陷有着某种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绝对正义观，缺乏绝对的道德标准。中国文化强调人性善，《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就是说，人本来都是好人，人变坏是后天因素造成的，和人自身没有关系。但是，性善论显然不能解释人后天的犯罪堕落倾向。如果人本来都是好人，人为什么会变坏呢？有人归结为后天社会环境因素。那么社会是什么？社会难道不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的吗？如果那一个个人本来有着为善的本性，怎么一个好人会受好人的影响而变坏呢？这说不通。所以，归根结底，与其说社会环境迫使人说谎、欺诈，变得不“真诚”，还不如说人性本身就有这种基因，在环境诱导之下便会发作。这样，就防止了人敷衍塞责。再则，中国文化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照这种观点推论，我知道自己不诚实，会说谎骗人，假如条件许可，我也可能贪污受贿，谋取不义之财，那么，我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同情理解别人欺骗、贪污、谋不义之财的行为。大家要相互理解，得饶人处且饶人。更有甚者，孔子教导人们，要“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这个“父”的外延可以扩大至一切利益相关者，结果必然导致无原则的宽容主义，于是，大家一起堕落，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腐败盛行，法制不昌，正义不举。

所谓的正义一定要有一个绝对的根基，否则，就无法评判社会中人的行为的好坏，人自己难以协商出来一个绝对的标准，人所信奉的科学无法产生这样的标准。当上帝缺席的时候，绝对真理就不存在了，罪的绝对性也就不存在的，罪成了一个相对的变化的东西。康德曾问，在严格受着由科学所提供的自然法则限制的世界上，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在哪里？原来由上帝保证的东西，科学理性能够提供吗？当上帝被迫逊位，而理性却不能登基的时候，人类就将面临虚无主义的威胁。尼采就说，“我们越是培植起理性，也就越多地培植起虚无主义，我们也就越难以成为社会的忠诚一员。”完全依靠人类的理性只能导致道德相对主义。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常见到这样的不平，某某贪官贪污了两千万就被枪毙了，另一个贪官贪污了五千万只判了个死缓。人们便会为前一个贪官鸣不平，而前一个贪官也觉得不公平，只怨自己倒霉。这便是将罪相对化的结果，若罪是相对的，那么只有重罪才应受惩罚。轻罪非罪、小罪非罪论的意识，导致国人罪恶意识差，自义性强的现象。

我也相信神一直祝福中国人，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智慧、勤劳、勇敢的民族，因为他们敬畏神。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我们的祖先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敬拜上帝，因此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夏、商、周遗址包括三星堆出土的最珍贵的文物都是祭祀上帝的器皿，《诗经》中的“颂”就是颂赞上帝的诗篇。圣经箴言9章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中华民族先民的智慧首先来自对神的敬畏。我们的祖先就是借着神所造之物，即所谓的普遍启示，认识到了神的大能的作为，因此，对神心存敬畏。中国官方的祭天活动仪式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

可是，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人真正的上帝信仰逐渐衰落，中国人渐渐背离了上帝。到了近代，我们的同胞一次次拒绝福音，甚至迫害神的福音使者，杀害神的仆人、使女，连同他们的孩子。我们的同胞高喊着“人定胜天”的狂妄口号，要高山低头，叫黄河开道，一次次地从狂妄走向谬妄，从苦难走向苦难。我们曾经违背神所定的自然规律干了无数的荒唐事，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土法上马， 大炼钢铁，围湖造田，砍伐森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结果就是今天越来越严重的沙漠化，气候异常，年复一年没完没了的旱灾和洪涝、泥石流灾害；还有，就是越来越复杂紧张的人际关系。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神很祝福中国，但这决不能成为我们骄傲自大，进一步悖逆上帝的理由。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在上帝面前是有亏欠的，我们吃的苦头也已经够多了，因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罗马书第一章1:16讲到神救恩的次序：“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大能对我们中国人也同样有效。我们祈求上帝，祝福我们的祖国，把我们的同胞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同蒙这福音的好处。愿神眷顾、赐丰盛的恩典给我们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