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機會和教會的弟兄姊妹一起學習聖經羅馬書第一章。保羅在這封書信里引經據典，闡明了上帝已經在祂兒子基督耶穌里完成了福音。這福音可以使人因信而稱義，徹底改變人在上帝面前的身份與地位，赦免人所犯的一切罪過，使人與上帝重新建立牢不可破的親密關係。同時，重點講了外邦人的罪與救贖。保羅是猶太人，當然首先希望猶太人得救。因此，他嚴厲指斥猶太人在上帝面前所犯的罪，並呼籲他們悔改，歸向上帝。他每到一處，首先是到猶太人的會堂講道。但是當猶太人拒絕福音後，他把目光轉向了外邦人，因此他被稱為“外邦人的使徒”。

一說到“罪”，人們便會很敏感，馬上會想到殺人、放火、搶劫、偷竊、詐騙這些犯“法”的事。這些當然都是罪。但是，嚴格說來，這是由人裡面的“罪性”外在化的“罪行”。罪性是隱藏在人內心的，眼睛看不到，而由罪性產生的罪惡行為則顯而易見，並對社會造成破壞，對他人造成傷害。

聖經中講的“罪”，在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中的含義都是“未中鵠”，“偏離了目標”，就是射箭沒有射中靶心，偏離了；也就是說，罪是指人沒有完全達到神的道德標準，虧缺了上帝的榮耀。因為上帝是完美無瑕，全然聖潔的。當人不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或違背上帝任意而為時，便身陷罪中。亞當、夏娃偷吃“禁果”，違背了上帝的意志，是“虧欠了上帝的榮耀”，帶給他們的是靈里的死亡和墮落。罪由一人進入了世界，並遺傳給後代子孫，因此，人類的內在天性都具有因叛逆而帶來的罪性，而罪性則成為人類一切墮落、災難、痛苦和死亡的根源。因此，人一生下來，在上帝面前就是一個“罪人”。大衛在詩篇51：5中承認：“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

聖經新約對罪的定義更為嚴格，“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雅四17）在這種意義上，應該做的不去做，便是犯罪。該行善的不去行，便是虧欠，就是罪；該指斥罪惡而不去做，也是罪。這些都是消極犯罪。另一種犯罪的表現是積極犯罪，“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約壹三4）人用言行直接對抗神的誡命，就是“積極犯罪”，比如不顧許多確據、故意不信神，褻瀆神，行一切的惡和不義，或者為虎作倀，包庇罪惡，為惡做幫凶。保羅指出，“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滿心是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毒恨……。”（羅一28-31）

這裡羅列的這些“罪”在任何一本中國傳統儒家經典中都難以找到。有人比較了東西方文化的異同，認為，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道德為代表的“罪過文化”，而東方文化則是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羞恥文化”。“羞恥文化”是和面子、尊嚴有關係的。社會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曾從民族文化差異角度進行解釋。她在《菊花與刀》一書中把德國和日本在悔罪問題上的差別歸結為基督教“罪過文化”和儒家“羞恥文化 ”的區別。她認為,“一個社會灌輸絕對的道德標準並依靠個人良心(來運作)，便是罪過文化。”但是,“在用羞恥作為懲罰手段的社會中，人們會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懊惱,但並無罪過感。”懊惱和罪過感不同，懊惱無須通過懺悔和救贖來緩解。對於一個只有羞恥感而無罪過感的人來說，“只要他所做的壞事‘不為人知’，他就不必為此煩惱。就他而言，懺悔只不過是自找麻煩。”幹了壞事儘量掩藏，只要不被人發覺就萬事大吉，全然不受良心責備。

中國的儒家文化強調“人性善”，由此發展出來了一種社會道德原則叫做“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在“人皆有惻隱之心”的條件下推論出來的行為準則，就是對陷入苦難的弱者的一種同情之心。但是，這種原則推廣開去，也可能會產生相當的負面作用，就是對罪惡的無原則寬容，甚至會發展到漠視罪惡，為罪惡辯解的地步。

前一段，唐駿造假門事件的曝光，引起了關於誠信和成功的強烈爭論，正反兩方面意見都有。唐駿是所謂的成功人士，“打工皇帝”、“年輕人楷模”，曾在日、美留學，任微軟中國區總經理，盛大總裁，然後是新華都集團CEO，自稱在新華都報酬10億元。在他的簡歷上寫着他曾獲得“加州理工大學的博士學位”，但是，打假專家方舟子調查後卻發現，加州理工大學畢業生名單上根本沒有這個人，後來才發現，他得到的是一個叫做西太平洋大學的野雞大學的博士學位，這種學位只要花錢就能買一個。令人驚訝的是，許多人竟為唐駿辯護，認為，“英雄不問出處”、“唐駿已經證明自己的成功”。批評者則認為誠信是成功的基礎，唐駿應向公眾和投資者道歉，以維繫社會基本的道德準繩。但是，直到現在，唐駿也沒有道歉，因為，社會沒有給他施加道歉的壓力。

隨後，有人寫了一篇文章，談到美國的一個著名的造假門事件，主角叫勞拉-卡拉漢(Laura Callahan)。卡拉漢女士也是花錢買了假文憑，出事前是美國國土安全部的高級主管，年薪是美元六位數。其履歷表顯示，她獲得計算機專業的學士、碩士學位和信息技術博士學位，都來自漢密爾頓大學(Hamilton University)。後來才發現，這是一個賣文憑的野雞大學。聯邦政府很重視，隨即進行調查。2003年7月至2004年2月，長達半年多。政府責任辦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於2004年5月11日完成了調查報告。題為“文憑作坊”(DIPLOMA MILLS)，副標題是：聯邦雇員獲得了從文憑作坊和其他未經認證的學校的學位，有些還用了政府的錢。聯邦政府有463個公務員曾“上過”這三所學校。其中，美國國防部最多，有257人，事發後全部被迫辭職。

中美兩國對兩個相似的作假事件最後的處理結果全然不同，反映了兩個社會基本道德觀念和標準的不同。在一個社會中，無論是誰，作假都是不能容忍的，一經發現，都將受到嚴厲懲罰。而在另一個社會中，作假是可以被容忍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被鼓勵的，因為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作假在這種社會中是有助於個人和商業上的成功的。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形形色色的“假”--假文憑、假唱、假牛奶、假藥、假處女、假乳房、假老婆等等，在中國會如此猖獗，屢禁不止。雖然很多有識之士也希望通過這次揭露唐駿造假，使“中國社會能多一點誠信”。可是，效果不彰。有人認為，唐駿造假和有些人的造假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是小巫見大巫。目前中國假的東西太多了，上行下效，人們已經習以為常了。同時，也由於假的東西太多，無形中養成了人們的一種多疑症，不敢隨便相信人和事物。最近，一些幼兒因為食用聖元優博奶粉引起性早熟再次引起消費者對乳品業的信任危機。家長們懷疑，女嬰性早熟可能和聖元奶粉有直接關係，懷疑乳業新國標是否有效，人們擔心聖元可能會成為下一個三鹿，剛“緩過勁來”的中國乳業有可能再次遭到滅頂之災。雖然衛生部很快便宣布調查結果：湖北嬰幼兒性早熟與聖元奶粉無關，但是，人們的疑慮恐怕一時難以消除。

雖然有人非常討厭別人對中國文化說三道四，但是我還是要不揣冒昧地說一說。中國社會目前出現的誠信問題其實和中國文化的缺陷有着某種聯繫。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絕對正義觀，缺乏絕對的道德標準。中國文化強調人性善，《三字經》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就是說，人本來都是好人，人變壞是後天因素造成的，和人自身沒有關係。但是，性善論顯然不能解釋人後天的犯罪墮落傾向。如果人本來都是好人，人為什麼會變壞呢？有人歸結為後天社會環境因素。那麼社會是什麼？社會難道不是由一個個的人組成的嗎？如果那一個個人本來有着為善的本性，怎麼一個好人會受好人的影響而變壞呢？這說不通。所以，歸根結底，與其說社會環境迫使人說謊、欺詐，變得不“真誠”，還不如說人性本身就有這種基因，在環境誘導之下便會發作。這樣，就防止了人敷衍塞責。再則，中國文化講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按照這種觀點推論，我知道自己不誠實，會說謊騙人，假如條件許可，我也可能貪污受賄，謀取不義之財，那麼，我也就會自然而然地同情理解別人欺騙、貪污、謀不義之財的行為。大家要相互理解，得饒人處且饒人。更有甚者，孔子教導人們，要“子為父隱，父為子隱”，這個“父”的外延可以擴大至一切利益相關者，結果必然導致無原則的寬容主義，於是，大家一起墮落，導致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腐敗盛行，法制不昌，正義不舉。

所謂的正義一定要有一個絕對的根基，否則，就無法評判社會中人的行為的好壞，人自己難以協商出來一個絕對的標準，人所信奉的科學無法產生這樣的標準。當上帝缺席的時候，絕對真理就不存在了，罪的絕對性也就不存在的，罪成了一個相對的變化的東西。康德曾問，在嚴格受着由科學所提供的自然法則限制的世界上，人的自由、尊嚴和價值在哪裡？原來由上帝保證的東西，科學理性能夠提供嗎？當上帝被迫遜位，而理性卻不能登基的時候，人類就將面臨虛無主義的威脅。尼采就說，“我們越是培植起理性，也就越多地培植起虛無主義，我們也就越難以成為社會的忠誠一員。”完全依靠人類的理性只能導致道德相對主義。所以，在現實生活中，常見到這樣的不平，某某貪官貪污了兩千萬就被槍斃了，另一個貪官貪污了五千萬隻判了個死緩。人們便會為前一個貪官鳴不平，而前一個貪官也覺得不公平，只怨自己倒霉。這便是將罪相對化的結果，若罪是相對的，那麼只有重罪才應受懲罰。輕罪非罪、小罪非罪論的意識，導致國人罪惡意識差，自義性強的現象。

我也相信神一直祝福中國人，中華民族曾經是一個智慧、勤勞、勇敢的民族，因為他們敬畏神。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談到，我們的祖先從遠古時代開始就敬拜上帝，因此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夏、商、周遺址包括三星堆出土的最珍貴的文物都是祭祀上帝的器皿，《詩經》中的“頌”就是頌讚上帝的詩篇。聖經箴言9章10節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我們中華民族先民的智慧首先來自對神的敬畏。我們的祖先就是借着神所造之物，即所謂的普遍啟示，認識到了神的大能的作為，因此，對神心存敬畏。中國官方的祭天活動儀式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

可是，不知從何時開始，中國人真正的上帝信仰逐漸衰落，中國人漸漸背離了上帝。到了近代，我們的同胞一次次拒絕福音，甚至迫害神的福音使者，殺害神的僕人、使女，連同他們的孩子。我們的同胞高喊着“人定勝天”的狂妄口號，要高山低頭，叫黃河開道，一次次地從狂妄走向謬妄，從苦難走向苦難。我們曾經違背神所定的自然規律幹了無數的荒唐事，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我們土法上馬， 大煉鋼鐵，圍湖造田，砍伐森林，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結果就是今天越來越嚴重的沙漠化，氣候異常，年復一年沒完沒了的旱災和洪澇、泥石流災害；還有，就是越來越複雜緊張的人際關係。

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雖然神很祝福中國，但這決不能成為我們驕傲自大，進一步悖逆上帝的理由。事實上，我們中國人在上帝面前是有虧欠的，我們吃的苦頭也已經夠多了，因此，我們需要耶穌基督的救恩。羅馬書第一章1:16講到神救恩的次序：“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這大能對我們中國人也同樣有效。我們祈求上帝，祝福我們的祖國，把我們的同胞從罪惡過犯中拯救出來，同蒙這福音的好處。願神眷顧、賜豐盛的恩典給我們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