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产电影看得少，不是不想看，而是少有机会。最近得便，连续看了几部好片，很过瘾，2006年出品的《三峡好人》（Still Life） 就是其中之一。该片曾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以及第３４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颁发的“最佳外语片”奖。

影片的背景是三峡工程的移民拆迁以及这场世纪工程对老百姓生活造成的冲击。影片揭示了在国家强力意志下底层人民毫无选择、被迫离开家园的辛酸和无奈。为了这项举世无双的浩大工程，一百多万人必须离开祖居之地，流落他乡，他们的家园、大量的历史文物将藏身水底。奉节，这个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古城，将彻底消失。对此，他们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一百多万所谓的 “水库移民”应该叫做“环境难民”。虽然官方各种宣传媒体一再把他们的精神世界拔高，称他们为富有牺牲精神的英雄，但是谁都知道其真实性究竟会有多大。中国人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想到要背井离乡。

故事发生在四川，可是主人公却是山西人。故事是从一个叫韩山明的山西煤矿工人到四川奉节寻找妻女开始的。十六年前三明花了三千块钱买来一个被拐卖的四川女人做老婆，两人生下一个女儿，可是好景不长，公安把被拐卖的三明老婆解救出来，遣返回了四川。十六年后，三明拿着老婆临走时给他留下的地址来到四川寻找她，希望破镜重圆，更希望看到自己的女儿，却得知老婆的家已经被大水淹没，老婆也被她哥哥抵押给一个船老板抵债，女儿出外打工。韩山明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他十六年未见的前妻。二人在长江边相会，旧情萌发，决定复婚。 　　

影片的另一条线索是女护士沈红从太原来到奉节，寻找她两年未归的丈夫，却发现在当地发迹的丈夫已经移情别恋。他们在三峡大坝前踩着笨拙的舞步跳完了婚姻的最后一曲，黯然分手。社会在变，人也在变，情感也在变，一切都在变动不居。

全剧分烟、酒、茶、糖四大部分，以此为题，展开剧情。影片叙事手法简单朴实，注重细节的真实，没有渲染也无煽情，但却又饱含寓意。影片起名叫《三峡好人》，而英语名字却是“Still Life”，即“静物”，和影片中疯狂嘈杂的拆迁场面对比，似乎文不对题，但我认为也许这正是影片的寓意。大水没处，一切将归于死寂。

贾樟柯被称为最有天赋的第六代导演，后现代主义的实践者，擅长纪录片式的冷酷的白描手法，描写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可是这部影片对老百姓的抗争只是点到为止，当地方官员派人在老百姓房子上刷上记号“拆”的时候，只听到几声抱怨而已，并没有看到聚众闹事，暴力抗争，甚至自焚抗议的事。在贾樟柯的镜头下，像韩三明这样的底层小人物被人欺诈或是粗暴对待的时候，都表现得低眉顺眼，逆来顺受，但对于自己所认定的目标，属于自己的权利，却认死理，坚决不肯动摇。很像《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一定要讨个“说法”不可。虽然公安机关在解救韩三平老婆时就把女儿判给了他老婆，但是他却认定女儿就是自己的，自己有权利见到她。这样的认死理往往会诉诸于坚定的行动。这也是地方干部头疼的“刁民”上访络绎不绝的原因。最近听说，全国各地政府正在展开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为了腾出土地变卖，增加财政收入，地方各级政府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拆村并居运动，无数村庄正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无数农民正在“被上楼”。权力又在肆虐，农村再一次成为疯狂掠夺的对象。可以想象，如果权力的贪婪无法制止，“刁民”将越来越多，终有一天将集中爆发。

故事结尾的时候，那些一直奉节搞拆迁的工人们打起铺盖，离开家园，要跟随三平前往陕西去开辟新的生活。和拆迁工每天五十元工资相比，到井下挖煤每天能挣两百元，虽然有生命危险，但是值得一搏。最后的镜头是远处两栋废弃的大楼间有人在独走钢丝。这是影片最深的寓意，社会在急剧变化，但是需要保持稳定平衡。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kgSMUvhTL8/

由这部电影，我想到了国家意志和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

前中国总理李鹏写过一本《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在前言中他谈到，之所以给这本书起名《众志绘宏图》，是因为“三峡工程所取得的成就，靠的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长江三峡工程划定的最高水位线是175米。在此之下，有一百多万老百姓的土地、房屋被淹没，他们被迫服从国家意志，为所谓的“大我”而牺牲了“小我”，拖家带口、扶老携幼，背上先人的遗骨，含泪悲愤地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

那么，“三峡工程”究竟是如何体现人民的意志的呢？我们从整个论证、决策的过程，并没有看到什么人民的意志，看到的只是政治家的意志，当然也包括一些“专家”的意志，有中国专家，也有外国专家，但是独独没有见到人民的意志，特别是库区移民的意志。有人会说，三峡大坝建设、库区移民是经过了全国人大的讨论表决通过的。可人大这块漂亮的“橡皮图章”何时真正代表过人民的意志呢？因此，更准确地说，三峡工程是一项政治家主导的体现国家意志的工程，是“工程师治国”的典型结果。

三年前房地产开发商打算在离我们家一里地远的一个公园边上修建一个公寓群，我所住的这个小区的管理中心很早就给周围的每家居民寄了一封信，没有任何宣传动员的言辞，只是解释了房地产开发商的意向，并把召开居民听证会的时间列出来，请大家到时参加会议，发表看法，投票表决。如果周围居民一致坚决反对，这项拟议中的工程可能就不得不搁浅，这是公民意志的体现。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如何，体现的是社会制度的差异。在民主社会，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公民以契约方式集体出让权利，赋予国家以权力。而国家的建立则以服务于公民为目的。民主社会就是让公民起来自己做主，限制、控制国家权力对公民的肆意侵害，使国家意志成为公民意志的表达，从而最大限度保障与实现公民的利益和幸福。

而在专制社会，国家(具体表现为政府) 往往反仆为主，以侵害公民利益而自肥，以至于强大到一种程度，完全控制了公民的生活。国家要求公民为国家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幸福。专制国家往往片面强调国家的暴力工具性质，总是服务于一部分人，而压制、侵害另一部分人。因此，这样的国家意志并不体现公民意志，最多只体现了社会中一小部分人的意志。

绵延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民本主义，它是建立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论基础上的。这种民本主义一方面重视国民的利益，把民众看作是支撑国家的基石，但同时也认为，民众是愚昧无知的，目光短浅的，尤其是当国家的大目标和民众的小目标不一致的时候，民众往往成为实现国家意志的障碍，甚至成为社会稳定的破坏力量，最终也损害了民众自己的利益。因此，国家统治者必须将民众的个人追求的目标统一纳入到国家追求的大目标之下，或者起码在理论上作如此解释。

三峡移民体现的正是这种国家意志。岳非丘所著的《 三峡工程百万移民的历史启示：安民为天》就记载了在这种国家意志推行规程中发生的一幕幕真挚、悲怆、催人泪下的瞬间。“在轮船起锚、汽笛长鸣的那一瞬间，船甲板上挤满了人群，先是沉默，不转眼地盯着渐渐远去的码头，眼泪流满每个人的脸庞，不知是谁终于控制不住哭出了声，忽然间哭声响成一片……喇叭里传来播音员甜美的声音：‘正是由于你们的无私奉献，三峡工程才有了一个又一个惊世的创举，全县人民感谢你们。乡情割不断，亲情永不分；道一声珍重，祝你们平安！’”只是这种“无私奉献”是被强迫的，不情愿的“奉献”。

“移民老杨家的祖坟在175米水位线以上。三峡二期蓄水，他家的一部分土地已被江水淹没，三间住房和一间猪圈屋已全部拆除，住了三代人的屋宅只剩下一堆残砖剩瓦。临走前，老杨砍了一根竹子，用竹篾编成三间正屋和一间猪圈屋的框架，然后用白纸糊成自家房屋的样式。他把一家4口人带到祖坟前，放上供品，点燃香烛，跪在坟前哭诉：“爹爹啊，你留下的房子要淹了，土地也要淹了，可修三峡是为了国家发财（展），国家发了财，大家才发财啊；你的儿孙一家人都搬迁得好远好远啊，清明节、腊月间，再也不能给你上香磕头了，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能来看望你了……”老杨哭诉着，点燃了“纸糊的房子”，他的老伴、儿子和女儿在他身后齐刷刷地跪下，望着吱吱燃烧着的火苗，一家人肝肠寸断，泪水如决堤的海……”

政府官员向老百姓宣传的都是“没有国哪有家”，“国家发了财，大家才发财”。可是，国家发了财，富裕了，老百姓的生活为什么越过越艰难了呢？什么时候能改成，老百姓发了财，国家才发财呢？

政府官员如何看待、对待这些移民呢？时任四川省省长的肖秧在一次移民干部会上怒吼说：“我警告你们！就是把一百万头猪赶走也要出事，何况还是搬迁一百万人！”当然，在肖秧眼中，这一百万人要是像猪一样就比较好办了，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可能比猪聪明一些，因而可能比猪更难缠，因为他们有脑袋，会思想。一些乡干部对此深有感触地说：“移民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但不是人做的工作。不是人做的工作还得做好，不然就里外不是人，上下不是人！”在拆迁场地，有“横蛮人” 把小孩放在挖掘机前阻挡，有人举着刀和斧头大吵大闹，有人往移民干部脸上吐唾沫，可见矛盾有多么尖锐。

几千年前，老子就曾提出 “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大国如同煎炒小鱼儿一样，动作要轻，也要小，不应该用强力的“国家意志”的铲子去任意搅动“人民意志”。当然，老子提倡“无为而治”并不是要求国家什么事都不作，而是反对把国家意志凌驾于人民意志之上而恣意妄为。

“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大国也不像造机器、修桥梁。但过去几十年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又一个“工程”的试验场，老百姓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中国政坛一直是“工程师的摇篮”清华大学出产的“清华帮”的一统天下。过去二十年的政治局常委中，出身于清华大学的就有姚依林、宋平、胡启立、朱基、李岚清，而十六届九个政治局常委中，更有胡锦涛、吴邦国、黄菊、吴官正四人毕业于清华大学。这种情况与台湾官场形成了强烈对照。台湾没有“工程师治国”的传统。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和成功大学这三所岛内最著名的理工科院校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工程技术人才，但出自这些学校的政客却很少。工程师治国的特点就是精确计算，讲求效率，但是容易“见物不见人”，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物为本”，重数字争指标，缺乏人文关怀精神。这是这么多年“GDP主义”盛行，社会不公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出身理工科的人未必就缺乏人文关怀精”，温家宝总理就是一个例子。 显然，在社会矛盾重重的当今中国，非常需要这种人文关怀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