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百年校庆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央政治局九巨头中有六人出席，胡锦涛、吴邦国、习近平等清华校友莅临庆典，前排就座，而作为主人的清华校长顾秉林等人则敬陪末座。庆祝大会共有八千多人参加，会场佈置得跟全国“两会”极为相似，大幅标语则书写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步伐，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阵势够排场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可是俺就是觉得不对劲儿，不正常。这是校庆？还是党中央在开大会？也许有关方面想把这次庆典搞成一个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步伐的造势大会。可是，这么个弄法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吗？

这个问题俺思考了一段时间了，也发过几句牢骚。前年就读到文章说，钱学森临终前曾发表过一通谈话，大意是指责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相信这回钱老说的是大实话。可是他还是欲语还休，没有把话说透。

钱老重点讲了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发现，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

其实钱老的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新鲜的，有点独立思想的人都应该能看得出来。问题出在哪里呢？钱老归咎于“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这我不大同意，我觉得大学缺乏创新能力和封建思想没有多大关系，当然，“封建思想”的特点就是独裁专制，因此，他的话的含义也不难理解。说明白点儿，对大学的思想控制和行政干预是造成大学独立精神和创新意识萎缩的最主要原因。

今天的中国大学最缺乏什么？师资吗？学生吗？经费吗？校舍吗？这些好像都不是太大问题了。应该说，和以前相比，中国大学办学条件已经大大改善了。很多大学大量引进并培养了高层次的师资，政府也制定了这个“工程”，那个“计划”，投入了大量经费改善办学条件，大学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学生是公认的全世界最聪明最勤奋的学生。钱越花越多，条件越来越好，可是中国大学却越办越差，不见什么起色。为什么？归根结底一句话，中国大学缺乏自由思想的环境和具有独立人格的学者。

大学要有创新精神才能自立于世界大学之林，而创新精神的培养则需要自由的环境，需要有独立人格的学者群体。而这些却是当代中国最缺乏的。在一个思想压抑、处处有关卡、禁区的环境中，不可能迸发出探索创新的思想火花。思想控制和行政干预使得大学失去了作为学术组织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知识分子也失去了心无旁骛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独立品格。独立性是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财产，失去了独立性，知识分子就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大学沦为政治的工具，其学术生命必然枯萎，其命运必然颠沛流离。中国大学受政治左右，无法做到思想独立，学术自由，更难以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

在一篇《影响现代大学制度的外部因素分析及改革建议》文章中，有人竟这样解释大学与政治的关系，“大学与政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大学须受政权性质、政治体制等的制约，同时又通过发挥大学的政治功能服务于政治”。“现代大学对社会政治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受教育者进行政治教育，传播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培养专门的政治人才和法律人才；扩大受教育机会，促进高等教育平等，促进社会政治的民主。”呜呼！中国特色啊！大学服务于政治是中国大学的定位，也是它的悲剧。以政治统治学术，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政治教育在中国当代教育中所占比重之大，凡经历过那种教育的无不深恶痛绝。有一个学生这样说：“小学学社会，中学学政治，大一上思修，大二考马哲，大三修 毛概，快毕业了又来了个世界经济与政治…这可怕的政治洗脑…我有点吃不消，可是我发现所有跟我一样的有为青年貌似都没被洗成功...我只想说，还我们一个干净的大学校园和安静的大学生活吧！” 一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大三学生给该校校长写信，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信中说，“大学教育者尤其不能和政治有联系，有了政治的束缚，如何提倡学术自由？大学应独立于政治的影响，如果一个大学不能摆脱政治的影响，便永远成不了一流大学。如果做了官，就不能做教育者；做了教育者，便不能做官。1945年，抗战胜利后，北大校长蒋梦麟因为做了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按照当时《大学组织法》，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转而由胡适先生担当，当时的校长是如此的伟大！汪泓校长，请为我们工程大做点什么吧！”连我们的本科生都看出来了，政治的束缚只能窒息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

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无不坚持其独立性，决不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干扰，方能数百年仍然巍然屹立。考察世界顶尖大学，它们的办学理念无不集中表现为，坚持求是崇真的办学宗旨，追求卓越的办学目标，以教学和科研为主要职能，以普遍学问为基础的学科设置，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这是它们成功的先决条件和体制保证。

先以牛津大学为例。这所建于1168年的学校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大学之一。曾在牛津大学生活了20多年的著名神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年）在他1852年出版的《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总结了牛津大学历经600多年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教育理念。这就是，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a studium generale，or school of universal learning），大学的目的是培养绅士（gentleman），大学教育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牛津大学在坚持这种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更明确了自己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使命：“牛津大学的目标是在教学和科研的每一个领域都达到和保持卓越，保持和发展作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地位，通过科研成果和毕业生的技能而造福于国际社会、国家和地方。”迄今为止，牛津大学共培养了4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30位首相。目前在牛津任教的教师队伍中，仍有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93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38位不列颠学院的院士和4位皇家工程学院院士。

创立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也是以求真为第一要务，校徽上用拉丁文写着VERITAS字样，意即“真理”；校训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1869年出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化学家艾略特（Charles W.Eliot），重视大学的学术研究，提倡大学在教学基础上承担起科学研究的职能，实行选课制，发展研究生教育，从此奠定了哈佛大学的研究型大学地位。艾略特把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精神引入哈佛，从此形成了哈佛大学的学术自由传统。艾略特认为，大学是世界上最容不得独裁者的地方，学术自由应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也是一所大学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哈佛大学一直坚持大学独立于政治的传统，曾拒绝授予里根总统荣誉博士学位。

中国现代大学起点也相当高，一开始便以欧美名校为楷模，发展很快。比如燕京大学就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奇迹，它只用了短短十年时间，便从不名一文的末流学校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虽然它只存在了短短三十三年，但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已经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燕大为中国各个领域培养了大批顶级人才，五十二名两院院士毕业于这所大学。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司徒雷登亲自定的，“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是由圣经中的两句话融合而成的，一句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另一句是“人子来，本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燕大的最高理想是为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单纯为某个政治势力或某个政府服务。这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先决条件，也应该是中国大学追求的方向。

创立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北大进行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他的大学理念与实践对以后的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实用哲学大师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大学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为了争取学术自由，冲破大学自治所受到的外部限制，蔡元培在十年的北大校长任内曾经有过八次请辞，由此可见，在中国国立大学要摆脱政治干预有多么艰难。

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主要体现在：一，完全人格，诸育和谐。他认为：“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二，教育独立，大学自治。他认为：“教育事业当全面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汲取了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传统。他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之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四，昌明学术，倚重研究。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说：“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智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五，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总的来看，大学办学理念会受到一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宗教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虽然一开始就是以英美精英教育为楷模，提倡求真和自由主义传统，但是也受到了中国现实的深刻影响，使得这种教育理念逐渐扭曲。首先，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自晚清洋务教育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比较强调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形成了比较浓厚的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传统；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自由主义的教育精神渐为国家主义和集权主义所排斥。自由主义的教育精神被逐出大学殿堂对中国教育的戕害甚为严重。即使在民族危机重重，动荡不居的20世纪二三十年里，北大、清华、燕大等一批现代大学仍然造就了大批人才，从中出现了中外知名的科学家、文学家，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大学的摧残、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几乎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沦亡。

上个世纪末，中国教育部门曾立下誓言，要尽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然而十几年过去了，重金打造的北大、清华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依然停留在 200多名，其他学校更在300名开外。以至于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不得不承认，国内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很大，原本预定“北大在2018年、清华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日程表应该现实地推迟。钱投进去不少，人才也引进了不少？为什么不见效果？

答案非常明显，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教育理念和教育环境。行政权力对大学的控制，对学术研究的干预使中国大学完全背离了“学术自由，学校自治”的基本理念，难以产出像样的成果。国内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差距并不是缺少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和一流的教学和科研设备，而是缺乏产生一流师资和一流学生的软环境。只有一流的环境才能吸引并产生一流的师资；相反，在处处有禁区、有限制、唯权力是从的环境中，即使是一流的师资也会逐渐变成二流、三流。

为着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我希望教育部门能够尽快给大学松绑，逐渐恢复“学术自由，学校自治”的大学传统，努力营造一个宽松、和谐、有利于创新的软环境。如此，中国高校就有希望，不仅可以产生一流的学术大师，而且能够晋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到那时，海归就是多余的了。我衷心地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