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普爾調降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引發全球恐慌，星期一，紐約股市三大股指全線大幅下挫，歐洲、亞太股市全受拖累，“黑色星期一”噩夢重現。 在嚴重的危機面前，美國人在反思，問題究竟出在哪裡？是經濟危機還是政治危機？是信用危機還是信仰危機？還是兼而有之？最近，美國德克薩斯州州長佩里在一次集會上，帶領3萬民眾祈求上帝幫助解決美國國內目前面臨的諸多問題。佩里在他的祈禱詞中說：“聖父，我們的心為美國而破裂。我們意見不統一。我們 在市場上看到恐慌。我們在政府大廳內看到憤怒。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已經忘記誰創造了我們、保護我們、賜福我們。”他呼籲基督教徒們向上帝尋求解救美國國內問題的答案。 有些國人對此冷嘲熱諷，幸災樂禍，也有些“明白人”似乎看出了問題的根源所在，把矛頭對準美國的民主政治制度，認為美國的經濟困境是由於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功能失調造成的。有評論說，華盛頓並不是掉進了經濟泥坑，而是摔進了政治陷阱。言下之意不外乎，民主制度弊病叢生，還是中國的專制體制管用，美國應該效法。最起碼，不應該再對中國的社會制度說三道四了。 佩里在他的祈禱詞中，尖銳地指出，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已經走偏了方向，美國人已經忘記自己的創造者、保護者和賜福者。他們心中沒有上帝，人人任意而為。其根源無疑是伴隨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而興起的世俗主義浪潮。 從19世紀末開始，在現代化潮流衝擊下，歐洲出現了神學多元化、神權淡化、宗教生活民主化、宗教信仰道德和價值觀念現代化等世俗化潮流。美國自然也受到了這股潮流的波及。約翰懷特黑德在《偷竊美國》一書中，就認為，屬世人文主義者已經“偷竊”了美國。但也有人不認同“偷竊”說，比如加里諾斯就認為， 屬世人文主義者並沒有偷竊美國，實際上美國是被送到這些人手中的。誰送出去的？當然是美國不負責任的基督徒們。 一般認為，所謂世俗化就是宗教儀禮與規範在社會和個人生活中的淡化和退隱。現代社會學理論認為，世俗化是現代化的一個顯著特徵。有人認為，在宗教與 科學之間的鬥爭中，科學已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並自然地把持了世俗化世界的話語權。這種世俗化浪潮興起於歐洲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時期。在近代歐洲，反基督 思想、唯物論和進化論，幾乎成了民眾意識和思想界的主流，成為一種時髦和進步的象徵。這股世俗化浪潮在歐洲經過長期發展，終於在19世紀末登陸美國，在隨 後的幾十年裡，逐漸把以新教倫理為立國基礎的美國社會改造為追求享樂主義的世俗世界。 世俗主義思想與基督教思想幾乎是完全對立的。世俗主義者不信上帝，不信聖經是上帝的啟示，他們鼓吹“自由、快樂、不受約束”。這股潮流很快為其發源地法國帶來了嚴重傷害。 世俗人文主義的缺陷在於對人性的敗壞缺乏深刻的認識。他們接受了盧梭對人性的樂觀看法，以為只要通過適當教育，人便能為己為人做出最佳的抉擇。啟蒙運動的推手以為打倒宗教後，人民便可以安居樂業，從此天下太平；但令他們始料未及的是，傳統的權威一旦被推翻，隨之而來的卻是可怕的無政府狀態，人性的黑暗面暴露無遺。法國大革命的殘暴恐怖令世人震驚。在大革命後的恐怖統治期間，許多無辜者不經審訊便被送上斷頭台。革命者只是一味地宣泄仇恨，不擇手段地血腥報復。法國革命證明了啟蒙運動思想家理論的荒謬。事實證明，人類離開上帝，一點兒也不理性，更不公平。受法國革命影響而產生的革命運動，包括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無不以血腥恐怖統治和殘暴屠殺為其特徵。 美國的立國先賢們基於聖經對人性的透徹洞察，認識到，人若不受約束，民主只能引起混亂。因此他們不希望建立一個“各人任意而行”的民主國，而是“一個上帝治理下的國家”（One nation under God）。 美國的精英教育家是美國世俗化的始作俑者。十九世紀末，為了培養下一 代的教育家，美國人紛紛把青年才俊送往歐洲留學。正是這些學子把歐洲盛行的世俗人文主義、懷疑主義等帶回美國。這些人回美國後，被授予大學校長、教育學院院長，以及聯邦和州政府教育部門的重要職位，因此引導美國走上世俗化的道路。到二十世紀，世俗主義者甚至充斥了神學院和基督教大學的教學職位。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美國基督徒一步步從公眾生活中撤退。曾在早期反對蓄奴制度鬥爭中義無反顧的美國基督徒逐漸放棄了要做“這個世界的光和鹽”（馬太福音 5：13）的責任，逐漸產生只專注自己小圈子的“抱團心態”。他們一般相互之間聯繫密切，一起讀經、禱告，欣賞他們自己圈內人創作的作品和音樂；他們遠離政治，教會甚至明確規定，不涉及世俗政治，也不在教會中談論政治議題。他們嚴格劃分“屬靈”和“屬世”界限，抱着“舉世皆濁我獨清”的心態，一任世界潮流泥沙俱下。由於基督教大學教職已被人文主義者占據，因此篤信聖經的基要派便在二十世紀初紛紛建立自己的神學院、聖經學院和基督教大學，可是這些學院和大學都不屑於設立教育學院、法律學院和政治系以及大眾傳播系等科系，因為當時的基督徒認為這些是世俗行業，因此不願涉足。結果，一個世紀後，這些行業全數落在無神論者手中。時至今日，“屬世”的人在學術、政府、傳媒和科學研究領域占據了全面統治地位，人文主義取得了絕對話語權，而基督徒和其他有信仰的人則被貶為“二等公民”。 基督徒面對越來越“墮落”的世界，並沒有主動採取行動，而是選擇了逃避。他們更加封閉自己， “抱團心態”越加強化。而那些反對基督教信仰的人得勢不讓人，堅決把基督徒堵在教堂里，他們說：“基督徒們可以呆在教會中禱告和唱詩，把現實中的問題留給我們。”於是，基督教的影響在美國社會逐漸被全面清除，宗教活動不僅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當初由教會創辦的學校，收歸國有後，被禁止懸掛十誡。在美國的許多學校，學生們可以自由地組成興趣小組，研究文學、哲學、政治，提倡各種權利，包括同性戀權利，但卻不能隨便聚在一起禱告、崇拜或查經。在許多學校的畢業典禮上，發言者可以自由闡述各種各樣古怪的想法，但往往被禁止談論有關信仰的話題。在有些學校，老師可以在萬聖節使用令人恐怖的妖魔鬼怪等超自然符號，但卻不能在聖誕節使用基督教的符號。聖誕節被改稱為“冬假”，復活節假是“春假”。學生們學的是進化論，而神創論的證據卻被禁止討論。美國人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 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同居、未婚生子、墮胎、離婚，同性戀被普遍認同、接受，並獲得合法化。 紐約大學心理學教授保羅威茲在一項 “公立學校教科書中的宗教和傳統價值” 研究中發現，教科書的作者們“對任何活躍的當代基督教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尤其是對嚴肅、堅定的新教主義。結果就是“明顯的宗教審查”，很像維多利亞時代對性的審查。甚至反映美國建國真實歷史的影片也受到審查。比如，美國公立學校被禁止放映一部關於詹姆士城移民的電影，因為電影描寫了新移民豎立的十字架。可是確鑿的歷史事實是，在詹姆士城，早期移民確實豎起了十字架；普利茅斯的移民的確為他們得到的祝福向上帝獻上了感恩，因此成為感恩節的起源；托馬斯 傑弗遜確實在《獨立宣言》中清楚地提到了上帝；早期國會確實要求過總統宣布禱告日和感恩日；在早期美國移民的生活中和美國的建立過程中，宗教確實起到過非常重要的作用。 基督徒遠離政治並非美國傳統，否則美國這個國家就難以建立。據考證，《獨立宣言》的簽署者之一威瑟斯龐本身就是牧師、總統的老師、以及大陸會議成 員。制憲會議的大部分代表都自稱是基督徒，許多還受過神學訓練，其中至少有一位是有許可的傳道人。各州批准憲法大會的代表中至少有44位是被按立的牧師。 基督徒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在聖經中，上帝的子民從來沒有從“現實”世界中退縮，而選擇在高牆之內獨善其身。他們當中，或為君王、王后、宰相、大臣，直接從政，或為先知、祭司，評論、干預時政。耶穌基督更是如此，否則他也不會被自己同胞出賣，被羅馬人釘上十字架。 美國並不是以基督教治國，而是以法律治國，而法律和道德不能分離，幾乎每一項法律都是以道德法則為基礎的。比如，在何種情況下殺人是犯罪，墮胎、通姦是否犯罪，都必須首先做出道德上的判斷。基督徒對維護和重建社會的道德基調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華盛頓在他的告別演說中說，“理智和經驗都告訴我們， 沒有宗教的原則，國家的道德就不可能建立。”美國國父們認識到，自由不能存在於不道德的社會中，否則這個國家要麼從內部開始崩潰，要麼被外部勢力所征服。 如果美國還想繼續保持自由的社會，基督徒就必須負起責任，樹立榜樣，把順服上帝和上帝的自然法或啟示法的道德元素注入這個社會。基督徒必須做世界的光和鹽。因為“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箴言14:34)。 美國這個國家立國的基本原則是以聖經為基礎的，雖然經過世俗化浪潮侵襲，但美國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個基督教信仰濃厚的國家，還有一批為美國守望的虔誠的基督徒，他們應該能夠成為美國道德重建和國家振興的中堅力量。美國是否沒落，難以救藥？仍須拭目以待。引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一個習慣於以道德和倫理相對主義來思考的社會，需要有認同絕對原則的人發出聲音。一個相信人類理智和經驗是獲得真理之唯一途徑的國家，需要聽聽那些讀上帝特殊啟示——即聖經的人的意見。一個建立在上升式的進化進程、 人類的良善和人類的無限潛能上的思想體系，需要接受那些對上帝、人類和人類的罪持聖經觀點的人的挑戰。” （《美國憲法的基督教背景——開國先父的信仰和選擇》，約翰•艾茲莫爾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