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911十周年即將到來，紀念和反思的文章紛紛出籠。2011年8月7日出版的《高等教育紀事評論》集中發表了幾篇文章，討論911後美國人的心理變化，美國人對“死亡”的恐懼、逃避和超越。其中一篇作者是斯基德莫爾學院心理學教授謝爾頓-所羅門，文章題目就是“死亡”(Death)。謝爾頓曾和湯姆皮贊斯基和傑夫格林伯格合著《911之後的恐怖心理》一書。 謝爾頓教授的文章只是從一個側面描寫分析了美國人在911後的心理變化，並沒有深挖災難發生的深層次原因。這篇文章引起了熱烈反響，但反對者居多。有人批評作者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自稱關心民族，卻對美國人民充滿了蔑視，美國人並不需要更多的人告訴他們做錯了什麼。有人諷刺謝爾頓小題大做，故弄玄虛，不把放大鏡聚焦在有意義的問題上，反而聚焦在一隻小螞蟻上，燒著了螞蟻，然後用一周時間來炒作“這場突然的、意外的，危險的螞蟻著火事件。” 其實911發生後有人就試圖探討這場災難發生的深層原因，亨廷頓的學生Fareed Zakaria提出的一個簡單問題便是：“他們為什麼恨我們？”（Why do they hate us?）可是，大多數美國精英選擇了迴避，並不願意真正思考，也不願意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多數美國人堅信911後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是正義之舉，有人揚言，“如果我們偉大的祖國遭受意想不到的恐怖，那麼現在我們對他們發出的強烈而正義的警告就是，我們有權讓我們的敵人以千倍以上的代價來償還。”因此，在他們看來，轟炸、引渡、酷刑、在國外建立軍事基地、扶持傀儡政權都是正當的。即使美國要為此付上沉重代價也在所不惜。 但是，還是有人認同謝爾頓教授對911 之後美國人驚弓之鳥心理的分析。他們認為，美國人追求快樂，懼怕死亡。在“死亡”這個問題上，美國人的確呈現出了一種矛盾心理。例如，當美國人在他們的“否定死亡”文化中渴血的時候，他們不是走上戰場，奮勇殺敵，而是沉溺於充斥著暴力和死亡的娛樂電子遊戲，尋求心理滿足。銷售收入證明，這種形式的電子遊戲成了美國最流行的娛樂形式。雖然這種形式的死亡是虛假的、人造的，騙人的，但卻具有明顯的象徵意義。當一個大腹便便的美國人坐在自己肥大的屁股上“kick ass”的時候，他實際上是在用沉溺於虛幻的勝利來擺脫令人恐懼的真實世界帶來的煩惱，表現的是人們對無法控制這個世界的無奈的沮喪情緒。美國人就是在這種“舒適的麻木狀態中…渾渾噩噩地”地聽任命運的擺布，因為他們在生活中日益感到無能為力。 當美國人在電視裡看到華盛頓政客們在債務上問題上爭吵不休，一籌莫展，美國人的自信心也降到了低谷。美國給人一種外強中乾的感覺。 那麼，美國文化是一種“否認死亡”的文化嗎？恐怕並不完全是。美國人並不否認死亡，他們知道自己終究是要死的。美國人的問題是只想活在當下，及時行樂。我把謝爾頓稍作翻譯，放在下面，供批評參考。
死亡
所羅門-謝爾頓 2001年9月11日純粹是一個被死亡籠罩的日子。 雖然人類和任何一種生命體一樣，都有着自我保護的生物本能，但是人類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具有抽象思維能力，我們能夠思索過去，籌劃未來，能把幻想轉化為現實。我們也是唯一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可能隨時以難以預料或無法控制的原因而喪生。這種宿命使人對死亡產生了難以抑制的恐懼，因此人們試圖通過文化的創造來控制死亡：人為現實所創造的信仰都是否認死亡的，無不以為我們是一個有意義的宇宙的寶貴成員，因此理應不朽。 911把集體編織的美國文化織錦捅開了一個大洞，剝去了我們身上抵禦恐怖的盾牌，把我們赤裸裸地推進死亡的噩夢之中。套用詹姆斯喬伊斯的話，我們至今還沒有從這場噩夢中醒來。在那個美麗而詭異的日子，魂飛魄散的美國人目睹了世界貿易中心倒塌、五角大樓起火、以及賓夕法尼亞州飛機墜毀。數千生命在痛苦和恐懼中驟然消失。除了生命的毀滅以外，標誌著美國經濟實力的雙塔，象徵著美國軍事霸權的五角大樓，瞬間便被摧毀或破壞。從那以後，飛機撞入大樓的畫面，從熊熊燃燒的大樓上縱身躍下的身影，以及從瓦礫中僥倖逃生的蓬頭垢面的倖存者，都在一遍又一遍地提醒着我們自己，人是脆弱的，人是必死的。 美國人最初表現出了非凡的同情心和高效率。警察和消防隊員不知疲倦地日夜工作。成千上萬的公民個人也加入其中。血液庫和食物庫庫存充溢。在公眾集會上，我們哀悼遇難者，安慰我們的家人和朋友，並重申我們作為美國人的身份認同，我們相信，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然而，揮之不去的對死亡的恐懼也激起了憤怒、仇恨、及復仇的要求。蕭伯納曾寫道，“當死亡天使吹響號角的時候，文明的掩飾便從人們的腦海中被吹走了，就像一股風把男人的禮帽吹進泥土一樣。” 在911發生之後的日子裡，前國務卿勞倫斯伊格爾伯格也心懷同樣的仇恨，當提到恐怖分子以及那些幫助他們的人時，他說：“我們必須殺死這些人，即使他們沒有直接參與，他們也必須受到打擊。”槍支的銷售猛增，布什總統的受歡迎程度也急升，因為他宣布了“聖戰”，要“摧毀惡棍的巢穴”，並發誓，“無論死活”，一定要抓住本拉登。 2004年我參加了一個研究小組，這個小組的實驗表明，當美國人憂慮自己的死亡或擔心發生類似911的事件時，他們對布什總統、伊拉克戰爭、以及對伊朗和朝鮮實施先發制人的核攻擊的支持度都在大幅上升。 9月11日在心理上成了死亡的代名詞。有死亡含義的瀰漫著911氣息的詞語，比如“死亡小組”，“殺戮工作”，“死亡稅”等成為政治話語的一個普遍特徵。遠方發生的造成真正破壞和死亡的海嘯和地震雖然令人感到遺憾，但這些不幸與身邊存在的對否認死亡的文化信仰的威脅相比，似乎是無關緊要的。 出於對死亡的憂慮，美國人尋求心理庇護。借用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的說法，是在尋求一種“瑣碎的鎮靜。”我們沉溺於賭博，濫用毒品，酗酒，在愛國熱情刺激下瘋狂購物，帶著非理性的衝動瘋狂投資，沒完沒了地看電視。 911造成的創傷使生活變得如此痛苦和艱難，以至於我們常常要花無數個小時觀看別人是怎樣為我們而生活的。我們關心的是，誰將成為“倖存者” (Survivor) 真人秀節目中下一個被踢出小島的失敗者？在真人秀節目“冒險極限” （Fear Factor）中，誰喝的氂牛尿最多；誰又將成為最新的美國偶像？在奧茲家庭秀（Osbournes）或澤西海岸(Jersey Shore)的節目中，接下來還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們還是來看看別人是怎麼整理他們的房子、衣服，怎麼打扮他們身體的吧。 而當軍事和情報人員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潭，肩負的任務或者完成，或者失敗時，我們從我們軍隊出奇制勝的“高手”身上找到了安慰。故事總是在蘭博和虎膽龍威的英雄壯舉中完美地結束; 在電視連續劇《反恐24小時》中，聯邦特工傑克鮑爾每個星期都在拆除炸彈，制止病毒擴散和粉碎暗殺企圖。本拉登的死真有點不是時候，因此許多美國人仍然叫嚷著要求在YouTube上公布執行任務時的錄像。 2001 年 9 月 11 日，無論從現實意義上還是從象徵意義上都是一個死亡的日子，它扭曲了我們的生死概念。近十年來，我們左右搖擺，躊躇莫決，時而充滿復仇的欲望，決心殺死我們的敵人 （現實中和想象的），以恢復對我們文化的信心；時而滿足於“舒適的麻木狀態”，傻愣愣地醉心於電視、 超大號快餐和臉書（ Facebook）。
我們在否認死亡方面做得太多，而在肯定生命方便做得不夠。現在是重新校正我們集體心理定向儀的時候了：我們應該接受並實踐舍伍德 • 安德森墓碑上的格言：“生，而不是死，才是偉大的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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