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911十周年即将到来，纪念和反思的文章纷纷出笼。2011年8月7日出版的《高等教育纪事评论》集中发表了几篇文章，讨论911后美国人的心理变化，美国人对“死亡”的恐惧、逃避和超越。其中一篇作者是斯基德莫尔学院心理学教授谢尔顿-所罗门，文章题目就是“死亡”(Death)。谢尔顿曾和汤姆皮赞斯基和杰夫格林伯格合著《911之后的恐怖心理》一书。

谢尔顿教授的文章只是从一个侧面描写分析了美国人在911后的心理变化，并没有深挖灾难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这篇文章引起了热烈反响，但反对者居多。有人批评作者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自称关心民族，却对美国人民充满了蔑视，美国人并不需要更多的人告诉他们做错了什么。有人讽刺谢尔顿小题大做，故弄玄虚，不把放大镜聚焦在有意义的问题上，反而聚焦在一只小蚂蚁上，烧著了蚂蚁，然后用一周时间来炒作“这场突然的、意外的，危险的蚂蚁著火事件。”

其实911发生后有人就试图探讨这场灾难发生的深层原因，亨廷顿的学生Fareed Zakaria提出的一个简单问题便是：“他们为什么恨我们？”（Why do they hate us?）可是，大多数美国精英选择了回避，并不愿意真正思考，也不愿意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多数美国人坚信911后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是正义之举，有人扬言，“如果我们伟大的祖国遭受意想不到的恐怖，那么现在我们对他们发出的强烈而正义的警告就是，我们有权让我们的敌人以千倍以上的代价来偿还。”因此，在他们看来，轰炸、引渡、酷刑、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扶持傀儡政权都是正当的。即使美国要为此付上沉重代价也在所不惜。

但是，还是有人认同谢尔顿教授对911 之后美国人惊弓之鸟心理的分析。他们认为，美国人追求快乐，惧怕死亡。在“死亡”这个问题上，美国人的确呈现出了一种矛盾心理。例如，当美国人在他们的“否定死亡”文化中渴血的时候，他们不是走上战场，奋勇杀敌，而是沉溺于充斥著暴力和死亡的娱乐电子游戏，寻求心理满足。销售收入证明，这种形式的电子游戏成了美国最流行的娱乐形式。虽然这种形式的死亡是虚假的、人造的，骗人的，但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当一个大腹便便的美国人坐在自己肥大的屁股上“kick ass”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用沉溺于虚幻的胜利来摆脱令人恐惧的真实世界带来的烦恼，表现的是人们对无法控制这个世界的无奈的沮丧情绪。美国人就是在这种“舒适的麻木状态中…浑浑噩噩地”地听任命运的摆布，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日益感到无能为力。 当美国人在电视里看到华盛顿政客们在债务上问题上争吵不休，一筹莫展，美国人的自信心也降到了低谷。美国给人一种外强中干的感觉。

那么，美国文化是一种“否认死亡”的文化吗？恐怕并不完全是。美国人并不否认死亡，他们知道自己终究是要死的。美国人的问题是只想活在当下，及时行乐。我把谢尔顿稍作翻译，放在下面，供批评参考。

死亡
所罗门-谢尔顿

2001年9月11日纯粹是一个被死亡笼罩的日子。

虽然人类和任何一种生命体一样，都有着自我保护的生物本能，但是人类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具有抽象思维能力，我们能够思索过去，筹划未来，能把幻想转化为现实。我们也是唯一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能随时以难以预料或无法控制的原因而丧生。这种宿命使人对死亡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恐惧，因此人们试图通过文化的创造来控制死亡：人为现实所创造的信仰都是否认死亡的，无不以为我们是一个有意义的宇宙的宝贵成员，因此理应不朽。

911把集体编织的美国文化织锦捅开了一个大洞，剥去了我们身上抵御恐怖的盾牌，把我们赤裸裸地推进死亡的噩梦之中。套用詹姆斯乔伊斯的话，我们至今还没有从这场噩梦中醒来。在那个美丽而诡异的日子，魂飞魄散的美国人目睹了世界贸易中心倒塌、五角大楼起火、以及宾夕法尼亚州飞机坠毁。数千生命在痛苦和恐惧中骤然消失。除了生命的毁灭以外，标志著美国经济实力的双塔，象征著美国军事霸权的五角大楼，瞬间便被摧毁或破坏。从那以后，飞机撞入大楼的画面，从熊熊燃烧的大楼上纵身跃下的身影，以及从瓦砾中侥幸逃生的蓬头垢面的幸存者，都在一遍又一遍地提醒着我们自己，人是脆弱的，人是必死的。

美国人最初表现出了非凡的同情心和高效率。警察和消防队员不知疲倦地日夜工作。成千上万的公民个人也加入其中。血液库和食物库库存充溢。在公众集会上，我们哀悼遇难者，安慰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并重申我们作为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我们相信，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然而，挥之不去的对死亡的恐惧也激起了愤怒、仇恨、及复仇的要求。萧伯纳曾写道，“当死亡天使吹响号角的时候，文明的掩饰便从人们的脑海中被吹走了，就像一股风把男人的礼帽吹进泥土一样。”

在911发生之后的日子里，前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也心怀同样的仇恨，当提到恐怖分子以及那些帮助他们的人时，他说：“我们必须杀死这些人，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参与，他们也必须受到打击。”枪支的销售猛增，布什总统的受欢迎程度也急升，因为他宣布了“圣战”，要“摧毁恶棍的巢穴”，并发誓，“无论死活”，一定要抓住本拉登。 2004年我参加了一个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的实验表明，当美国人忧虑自己的死亡或担心发生类似911的事件时，他们对布什总统、伊拉克战争、以及对伊朗和朝鲜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攻击的支持度都在大幅上升。

9月11日在心理上成了死亡的代名词。有死亡含义的弥漫著911气息的词语，比如“死亡小组”，“杀戮工作”，“死亡税”等成为政治话语的一个普遍特征。远方发生的造成真正破坏和死亡的海啸和地震虽然令人感到遗憾，但这些不幸与身边存在的对否认死亡的文化信仰的威胁相比，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出于对死亡的忧虑，美国人寻求心理庇护。借用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说法，是在寻求一种“琐碎的镇静。”我们沉溺于赌博，滥用毒品，酗酒，在爱国热情刺激下疯狂购物，带著非理性的冲动疯狂投资，没完没了地看电视。 911造成的创伤使生活变得如此痛苦和艰难，以至于我们常常要花无数个小时观看别人是怎样为我们而生活的。我们关心的是，谁将成为“幸存者” (Survivor) 真人秀节目中下一个被踢出小岛的失败者？在真人秀节目“冒险极限” （Fear Factor）中，谁喝的牦牛尿最多；谁又将成为最新的美国偶像？在奥兹家庭秀（Osbournes）或泽西海岸(Jersey Shore)的节目中，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还是来看看别人是怎么整理他们的房子、衣服，怎么打扮他们身体的吧。

而当军事和情报人员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潭，肩负的任务或者完成，或者失败时，我们从我们军队出奇制胜的“高手”身上找到了安慰。故事总是在兰博和虎胆龙威的英雄壮举中完美地结束; 在电视连续剧《反恐24小时》中，联邦特工杰克鲍尔每个星期都在拆除炸弹，制止病毒扩散和粉碎暗杀企图。本拉登的死真有点不是时候，因此许多美国人仍然叫嚷著要求在YouTube上公布执行任务时的录像。

2001 年 9 月 11 日，无论从现实意义上还是从象征意义上都是一个死亡的日子，它扭曲了我们的生死概念。近十年来，我们左右摇摆，踌躇莫决，时而充满复仇的欲望，决心杀死我们的敌人 （现实中和想象的），以恢复对我们文化的信心；时而满足于“舒适的麻木状态”，傻愣愣地醉心于电视、 超大号快餐和脸书（ Facebook）。
我们在否认死亡方面做得太多，而在肯定生命方便做得不够。现在是重新校正我们集体心理定向仪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接受并实践舍伍德 • 安德森墓碑上的格言：“生，而不是死，才是伟大的冒险。”